一“素”千彩：儒道“素”之哲学内涵与异域阐释
时间：2023-01-29 11:20:03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齐梦湲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开端，其文本内容丰富多彩，精深幽微。在先秦儒、道两家相关的文本翻译和解读中，一词多义且表意模糊的“仁”“道”等词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一些在不同语境有特定含义的词，如“素”，其寓意亦彰显儒、道两家中心思想，沟通哲学与美学观念，然而其翻译未能彻底澄清其哲学内涵。《论语·八佾》中，孔子用“绘事后素”明仁遵礼，致中和之美[1]；
而《道德经·十九章》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证天地无为，大巧若拙之道[2]。儒道之“素”是否一致，其异域阐释是否相同，一直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据知网材料显示，中国学术界关于儒、道两家“素”之哲学内涵阐释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如，杨硕鹏在《宿州学院学报》发表的《从“绘事后素”看文人画的美学思想》[3]，马悦、陈星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的《历代“绘事后素”注释新解》[4]等。而对于“素”的翻译与异域阐释，至今研究成果近乎于零。本文从“绘事后素”与“见素抱朴”之“素”在儒、道两家中不同的阐释出发，分析多位译者关于“素”的异域阐释，探讨其对儒、道两家核心观点与美学观念的参悟与传递，并结合后世儒、道合流过程中“素”字的意义变迁，浅析儒、道合流的美学观及其对后世注疏、译本的影响。这将在先秦思想哲学内涵阐释与翻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等领域具有一定价值，在当前讲好中国故事的倡议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细观儒家之“素”，在不同文本之中，其意义有微小区别，在翻译中，就可能放大，以致异域阐释差之千里。
（一）儒家“素”之哲学内涵
昔《诗经·卫风·硕人》云：“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5]，以赞庄姜之美。后《论语·八佾》中，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1]于子夏之问，解诗义为先。《毛诗正义》郑玄笺注曰：“此章说庄姜容貌之美，所宜亲幸。”[5]，即对新婚女子美貌的描绘。孔颖达注“巧笑倩兮”曰：“以言巧笑之状”[5]，巧笑为动态之美；
《毛诗正义》曰：“盼，白黑分”[5]，即指眼珠与眼白黑白分明，故眼白之白能衬得眼珠的乌黑光亮，眼波流转。而“素以为绚兮”一句不见于今本《诗经》，仅见于《论语》，向作逸诗，王先谖《三家诗义集疏》以为《鲁诗》有此一句[6]。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解“素”为：安之若素之素，指素习，其原文为：“‘素’，以喻其人之娴于仪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益彰显，是谓‘绚’也。”[7]因此“素”与“绚”对应眼之白与黑，诗人借绘画中“素”对“绚”的映衬比喻眼白对瞳孔的映衬。因此强调的是“素”对美的映衬作用或功能性。需要注意的是，此例提出“素”的目的不仅在于“素”本身的意义，更在于强调“素”与“绚”对比中暗含的哲学概念对比，因此，译者不但需要对“素”的表面含义做出解释，更需要进入深层，强调“素”的第一性，以提示后文。
（二）儒家“素”之异域阐释及恰适性
关于“素以为绚”中“素”的翻译，辜鸿铭使用的是“simple and plain”[8]，刘殿爵[9]和Waley[10]没有翻译，只是提及“plain silk”是画布的材质，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对“素”在儒学视角下的本质进行定义。而穆勒的“without accessories”[11]，Lyall[12]和Slingerland（森舸澜）[13]的“unadorned”都有“未修饰”之意，但仍未体现“素”对于“绚”的映衬作用。在这些译者中，Eno 使用的“the plain ground bring out the color”[14]和安乐哲“the unadorned enhance the color”[15]少见地完整表达出衬托的意思。
孔子的“绘事后素”承接子夏的“素以为绚”，但其意义有微妙的不同，对比的不是“素”和“绚”何为衬托的一方，而是“素”和“绘”的前后关系，后世有两解，即“先绘后素”与“先素后绘”。这主要是根据绘画的两种不同方式来讨论的。第一种，郑玄云曰：“凡画绘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也。”[16]与之相反，朱熹则谓“绘事后素”是“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17]。在此段中，孔子默认子夏关于“礼后乎”的提问，相当于默认“绘”与“素”靠后的一词能够类比“礼”。因此，想要探究“礼”在孔子心中的定义与作用，需要先明白“素”和“绘”何者在先，才能理解“礼”对应的是“绘”还是“素”。
在“绘事后素”众多译本中，辜鸿铭使用“ornamentation and color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compared with the ground work”[8]强调“素”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及“素”与“绘”的先后顺序；
除辜外的其他译者，基本上都支持“先素后绘”，即认为颜色纹饰是在背景上添加的，比如Eno 的“painting follows after plain silk”[14]，Lyall 的“coloring，said the master，is second to the plain ground”[12]，Muller 的“a painting is done on plain white paper”[11]；
Waley 的“the painting comes after the plain ground work”[10]和刘殿爵的“the colours are put in after the white”[9]。这些译本间细微的区别是，对于“素”的定义是否有叠加“white”的含义。突出“white”这个特点的译者，其目的应该是采用另一个“素”的古义来解释，郑玄注《礼记·杂记》曰：“素，生帛也”[18]，“然则，生帛曰素，对涑缯曰练而言，以其色白也”[19]。《礼记·玉藻》以白为“正色”，正色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被广泛运用于礼教制度之中，以颜色区分礼节与身份的尊贵[18]。当“素”表示为“白颜色”时，其具有“正色”的礼制涵义，这应该能够解释子夏在后续的思考中，为什么将绘画中的“绘事后素”与“礼”联系起来。虽然这些译者提及“white”，但由于缺乏细致注释与文化背景缺失的原因，读者也许仍然较难理解子夏的逻辑。此外，在原意上有所添加的译者是森舸澜的“The application of colors comes only after a suitable unadorned background is present”[13]，强调“素”是“绘”的必要条件。因此，通过这些译本的联系与解释，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支持朱熹所解释的“先素后绘”，“绘”对应“素”，并强调“素”的重要性与第一性。与孔子相同，译者们也没有给出“素”对应的概念，因此参考孔子的主要思想与朱熹的解释，必须先有忠信的品德，或先达到仁义，才能够学礼。
“绘事后素”除了对比“素”和“绘”在绘画顺序上的前后关系，更重要在于其通过隐喻对比“礼”和“仁”的主次关系。“礼”和“忠信的品德”的关系在译文里的另一个体现是“礼后乎”对应的修饰词是否区分上下义。Waley，Enos，森舸澜，安乐哲与刘殿爵都将“后”译为“come afterward”；
而Muller，Lyall 与辜鸿铭则译为“secondary”，前者只强调动作的先后，而后者强调主次性。本文认为，“礼”与“绚”阐发于“素”，又被其所映衬，两者间的关系应当是有层级的，忠信的品德是遵礼的前提，而礼制是施行仁义的手段，因此，在译本中体现这种主次关系是有必要的。
在子夏体悟“绘事后素”的深层涵义为“礼后乎”后，后世经学家们往往将“绘事后素”置于人与礼的关系中进行阐发。如孟子对人性本质的“性善论”探讨和“良知”论，将“礼”的“合理性”归根至天命，是对“人与礼”二者关系的深入阐述，也是儒家哲学关于“人的本质”讨论的扩充。当孟子思想中的“充实谓之美”对人的本质进行“人格美”的道德灌注时，理雅各、陈荣捷与穆勒的译本对于这个概念翻译非常统一，认为“素”也就越加接近道德化的“goodness”。从中性的“white and plain”到抽象与褒义的“goodness”，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对“绘事后素”分析为：“忠信由於质美，圣贤论行，固以忠信忠恕为重，然如其质而见之行事……则圣人始足以当之。”[7]可见对“忠信“与“美质”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对孟子所提出“仁义礼智信”与儒家“礼质”内涵的补充，也是对“素”在儒家仁义观中心思想下的道德和美学阐释。
道家之“素”与儒家之“素”的哲学内涵不尽相同，在翻译语境中，情形却相似，不同语境下的“素”在异域阐释中生发出不同译文，有些意义相去甚远。
（一）道家“素”之哲学内涵与阐释
对于“素”的语义，道家有不一样的阐释。《道德经》第十九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2]在这个选段中，素”原义是未染色的生丝；
“朴”为未加工的原木，引申为“本性”。据王弼所注：“圣智，才之善也；
仁义，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故曰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2]因此，“素”与“朴”类似，是放弃束缚人们的巧智、仁义、巧利后的结果，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三项治国措施。
（二）道家“素”之异域阐释及恰适性
道德经的译本使用主要两种不同方法来翻译，一种是把“素”与“朴”归类为抽象思想或行事准则如Muller 的“See the origin and keep the non-differentiated state.Lessen selfishness and decrease desire.”[20]。
另一种是总结出具体的方法论比如理雅各的“simple views，and courses plain and true Would selfish ends and many lusts eschew”[21]，陈荣捷的“Therefore let people hold on to these:Manifest plainness，Embrace simplicity，Reduce selfishness，Have few desires”[22]。区别是理雅各在提出“simplicity/plainness”之外，还强调“true”这个概念。然而，“真”的概念很少在中国先秦哲学中被阐述或讨论，理雅各在翻译过程中也许是受到基督教教义对于本真之心追求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素”与“朴”对“本性”的翻译只有在辜正坤的翻译“being simple in nature and mind”[23]中有出现，认为“素”代表人性的“返璞归真”，即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从而悟道。这正是道家“素”区分与儒家的“素”的重要之处，儒家的“素”是道德化的“美质”，而道家的“素”是“自然本质”，道法自然，理解“素”，也就能够理解“道”。“素”引发人们回归大道的诉求与愿望，故老子言“见素抱朴”，并且在道家的政治主张上诉诸“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由此“抱朴守拙”，放弃技巧，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也即顺自然，循无为之道。
由“素”与“朴”推导向“拙”的不但有道家的治世思想，也有其审美观念。“拙”，幼稚，粗疏，与“巧”相对。关于“拙”的定义，老子最早在道德经第四十五章中就论述“拙”与“巧”的辩证关系：“大巧若拙”。陈荣捷和穆勒、Waley 都使用“clumsy”相关的翻译，并用“seem like”修饰，而理雅各使用的是“Thy greatest art still stupid seem”[21]。然而，这些译者普遍关注的是“笨拙”等字面意思，而没有关注道家对于自然、疏放、天真、不加矫饰的审美追求：“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2]。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体现为一种既“无为”，也“无我”的艺术之境。大多数译者如陈荣捷等将其直接翻译为“Great music sounds faint.Great form has no shape”[22]；
但理雅各使用诗意的语言来翻译：“Loud is its sound，but never word it said;A semblance great，the shadow of a shade.”[21]。虽然与原意有所偏离，但这向观众传达“无声”“无形”本来是虚空，谈不上“大音”“大象”的这一本质。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应是大音若无声，大象若无形。至美的乐音，至美的形象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反倒给人以无音、无形的感觉。因此，道家典籍中若遇“素”，应先判断。
有关“素”的美学理解，除在“素以为绚兮”中表现为对庄姜美貌的映衬外，根据方玉润断《卫风·硕人》为“卫人颂庄姜美而能贤”[24]，此“美”或“绚”也应当指向道德化的美。但从各译本中，除理雅各的“lady fair”[25]有少许“of good morality”的含义，其他译本并没有翻译出这一层审美含义。此段是典型的“述而不作”，除强调仁义作为“素”，孔子也没有否定礼作为“绚”的重要性。《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1]在将礼教结合与社会规范时，孔子同样强调中和之美。这一点虽然大多译者没有翻译出来，但鉴于其他部分有更明显的翻译，并不会特别影响读者理解，如果叙述过多，反而可能会使读者混淆“仁”的第一性与“礼”的重要性。
儒家美学思想强调礼制指导下的“和合之美”，张弛有度；
道家美学思想强调“虚实相生”，无而胜有。简而言之，儒家的“素”建立在道德化的“有”上，是礼制的基础；
道家的“素”建立在自然化的“无”上，是悟道的基础，两者差距还是较大的。然而“朴”成为美学范畴，魏晋以“无”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的“贵无”思想的发展以及唐宋的儒道合流，“素”与其相关词汇在各家中的美学含义逐步同化、完善。宋人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26]，即绚烂之美最后都会汇归于素淡之美当中。其中，“素”为“简”、为“无”；
“绚”为“繁”、为“有”，由繁化简（变素以为绚，素就是绚），“素”与“绚”关系的统一，恰如关于“美”的论述，如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27]“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7]；
亦如儒家中强调文质彬彬，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28]。儒家对素的阐释和道家对自然的辩证法融合，成为中国美学的基础。
近年来，多学科的发展也为“素”字的理解及翻译提供新视野。如邵碧瑛结合历年出土的东周漆画、帛画证明“绘事后素”确乎如郑玄所言，是“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因此朱熹的“先素后绘”可能会被“先绘后素”的论点取代[29]。本文第一部分采用朱熹的释义解释“素”在儒家学说中的意义的考量主要是依托于多个译本均从此思路入手，而朱熹在儒学研究中的成就，也可推见译者背景与时代影响，对于古典哲学类型的典籍翻译，译者惯常参考的译注也有可能影响到翻译的结果。本文认为，先秦哲学博大精深，其翻译更是对中华灿烂文明的解读、传承与交互，因此译者不应仅仅停留在翻译出字面意思，更需顾及其隐喻含义、哲学内涵乃至美学意蕴，对于模糊或有争议性的选段，也应不止步于“译介”，应当为典籍的研究与校勘贡献进一步的力量。
通过结合不同译本分析“素”在“绘事后素”与“见素抱朴”中体现的儒、道两家核心思想与美学思想，我们认为翻译既能够提升对某些模糊概念的理解，也会受到译者文化背景、参考注疏等影响，从而无法翻译得恰好处。“素”关于人本质的解释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也是哲学与美学交融的过程，从单纯的道德化与自然化定义，到后期儒道美学思想发展中，“素”“绚”的在两家思想融合下的和合统一，可见“素”在中国古典哲学译介中的重要地位。将这个词的词义翻译到位，更是增加儒、道两家异域阐释多元性、提升外国读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径，可谓一“素”以观万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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