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冒险小说(1898—1911)篇目整理、发现及刊行情况

郑晓岚

随着晚清外国文学译介高潮的掀起，西方小说类别观念也传入中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较早涉及这种观念，将小说细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等文类，并对每类小说作了界定〔1〕。此后《新小说》上刊载的小说都一律标上文类标示。有了文类标示，小说题材或主要内容一目了然，能够有效吸引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各家‘新小说’报刊群起模仿，且一并影响小说书局。在前者的征稿启事与后者的销售广告中，无不标明小说类别”〔2〕。文类标示成为晚清小说出版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冒险小说”作为文类标示第一次出现在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冒险小说：如《鲁敏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1〕据此可知，《鲁滨逊漂流记》(1)该作品为英国作家笛福的名作，在晚清有多个中译本，如沈祖芬翻译的《绝岛漂流记》(1898)、《大陆报》版的《鲁滨孙漂流记》(1902)、林纾和曾宗巩合译的《鲁滨孙飘流记》(1905)、从龛翻译的《绝岛英雄》(1906)。目前学界通行的译法为《鲁滨逊漂流记》，下文如无特殊说明，均以现通译名指称。是冒险小说中的翘楚者，冒险小说旨在激发国民的冒险精神。这期创刊号刊登了南野浣白子述译的《二勇少年》，这是晚清第一篇被明确标示为“冒险小说”的作品。1905年，小说林社对冒险小说的题材加以厘定：“冒险小说(伟大国民，冒险精神，鲁敏孙欤？假朴顿欤？雁行鼎足)。”〔3〕1908年，晚清著名小说评论人燕南尚生在评论《水浒传》时写道：“一切人于一切事，勇往直前，绝无畏首畏尾气象，则冒险小说也”〔4〕。综上，晚清冒险小说旨在以勇往直前、英勇无畏的冒险精神形塑伟大国民，以文学话语参与国民精神建构，为救亡启蒙、强国保种服务。

冒险小说(adventure fiction或adventure novel)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或曰探险小说、历险小说。美国评论家堂·德阿玛莎(Don D’Ammassa)在《冒险小说百科知识全书》(EncyclopediaofAdventureFiction)中指出：“adventure”一词在古法语中的意思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含有“危险、莽撞、勇敢”等语义要素，将“冒险小说”定义为：“冒险是指发生在主人公日常生活之外的一系列事件，通常伴有危险和身体行动。冒险故事通常进展很快，节奏至少与故事中的人物塑造、背景及其他元素一样重要。”(2)D’Ammassa， Don. Adventure Novel and Imperial Romanc. 刊于Encyclopedia of Adventure Fic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s， 2009：vii-viii.引文为笔者所译。本文采取“冒险小说”一说，论述范围包含“探险小说”或“历险小说”，论述对象包含晚清冒险小说译作和创作。

作为晚清文学译介大潮中“颇受注目的一类”〔5〕，晚清冒险小说迄今尚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足够重视。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专题论述了晚清冒险小说，对晚清冒险小说进行了界定，揭示晚清接受冒险小说的基础在于航海和科技，认为这类小说呈现的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6〕；
胡从经、傅林统对冒险小说做了综合论述(3)见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97-103页，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
傅林统《漫谈冒险小说(上)》，刊于《研习资讯》1994年第3期70-72页；
《漫谈冒险小说(下)》，刊于《研习资讯》1994年第4期66-69页。；
邹振环、郝岚、李欧梵、关诗珮、潘红等学者对林译哈葛德的冒险小说展开研究(4)见邹振环《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林译哈葛德小说的一个分析》，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41-46页；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郝岚《林纾对哈葛德冒险小说与神怪小说的解读》，刊于《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72-77页；
《从〈长生术〉到〈三千年艳尸记〉——H.R.哈葛德小说She的中译及其最初的冷遇》，刊于《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70-73页。〔美〕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林纾与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刊于《东岳论丛》2013年第10期48-68页。〔新〕关诗佩《哈葛德少男文学与林纾少年文学：殖民主义与晚清中国国族观念的建立》，收入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第一辑)》138-16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Uganda Sze Puri Kwan. Rejuvenating 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Sir Henry Rider Haggard’s Juvenile Literature by Lin Shu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刊于Translation Studies2013年第1期33-47页。潘红《哈葛德小说在中国：历史吊诡和话语意义》，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3期98-109页；
《林译〈迦茵小传〉人物称谓和身份建构的广义修辞学解读》，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56-61页；
《跨越疆界的求索：〈时务报〉和哈葛德小说She》，刊于《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139-147页。；
李今、崔文东、姚达兑、王双腾等学者研究的是《鲁滨逊漂流记》的晚清诸译本(5)见李今《晚清语境中汉译鲁滨孙的文化改写与抵抗——鲁滨孙汉译系列研究之一》，刊于《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99-109页；
《晚清语境中的鲁滨孙汉译——〈大陆报〉本〈鲁滨孙飘流记〉的革命化改写》，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1-14页；
《从“冒险”鲁滨孙到“中庸”鲁滨孙——林纾译介〈鲁滨孙飘流记〉的文化改写与融通》，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119-137页；
LI Jin and Sean Macdonald. Three Late Qing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Robinson Crusoe”：
Shen Zufen， “Dalu bao” and Lin Shu，刊于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2016年第38期79-106页。崔文东《晚清Robinson Crusoe中译本考略》，刊于《清末小说から》2010年第98期19-25页；
《家与国的抉择：晚清Robinson Crusoe诸译本中的伦理困境》，收入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第一辑)》202-22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义与利的交锋：晚清〈鲁滨孙飘流记〉诸译本对经济个人主义的翻译与批评》，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52-64页。姚达兑《新教伦理与感时忧国：晚清〈鲁滨孙〉自西徂东》，刊于《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19-23页。王双腾《林译〈鲁滨孙飘流记〉的道德化阐释——兼论晚清海洋小说发展困局》，刊于《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102-109页。；
王志松、潘艳慧和彭燕、王彬、王今等学者研究了《十五小豪

杰》(6)见王志松《析〈十五小豪杰〉的“豪杰译”：兼论章回白话小说体与晚清翻译小说的连载问题》，刊于《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66-75页；
潘艳慧、彭燕《梁启超译述话语之关键词研究：“新民”、“豪杰”与“少年”》，刊于《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189-194页；
王彬《科幻探险中的家国梦——论梁启超〈十五小豪杰〉翻译中的伦理建构》，刊于《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40-43页；
王今《笳稚兰的跨文化之旅——论罗普译〈十五小豪杰〉中的“新女性”建构》，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3期70-77页。；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颜健富则研究了晚清冒险小说《狮子血》的创作(7)见颜健富《杂混、猎奇与翻转——论何迥〈狮子血〉“支那哥伦波”的形塑》，刊于《清华中文学报》2013年第10期57-116页。。综上，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晚清冒险小说译本的个案研究比较深入，却疏于对晚清冒险小说篇目的整理、发现及刊行情况等的研究。

为了打破这种比较单一的研究格局，构筑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促进学科生态的良性发展(8)见谭学纯《本期话题：学科形象与学科生态》，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40页。，有必要述评晚清冒险小说的具体篇目及刊行情况。为此，笔者主要根据日本汉学家樽本照雄(Tarumoto Teruo)《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9)见〔日〕樽本照雄《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贺伟译，齐鲁书社2002年版。和华东师范大学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10)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结合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近代报刊资源全库”等机构或数据库的资料，重点整理了晚清冒险小说译作和创作篇目，力图挖掘这些篇目的原著者及国别、刊行时间、刊行机构、刊行动机等相关信息，尽可能还原晚清冒险小说的整体面貌，并为学界提供更为详实的研究资料。

(一)樽本照雄和陈大康收录的篇目

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下文简称《目录》)于2002年增订出版，是目前关于清末民初小说最为详尽的目录。为了统计晚清冒险小说的具体篇目，笔者以1911年为节点，通读并统计了《目录》中被标示为“冒险小说”“探险小说”或文类标示中包含“冒险”二字的小说篇目，发现晚清冒险小说类的作品共33篇(下文简称“樽版”)，分别标示为“冒险小说”(28篇)、“探险小说”(3篇)、“短篇冒险小说”(1篇)、“冒险白话小说”(1篇)，其中译作28篇，创作5篇。

关于晚清冒险小说篇目，目前仅陈大康在《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一文中进行过专门统计。他根据108种报刊，47家书局、报社等刊行的作品，统计了具有标示的晚清小说共1075篇，其中标示为“冒险小说”的作品有21篇(其中20篇为译作)，译作数量远超创作。此外，他统计了冒险小说类的作品28篇(下文简称“陈文”)，共有6种标示：“冒险小说”(21篇)、“冒险白话小说”(1篇)、“探险小说”(2篇)、“探奇小说”(1篇)、“女子探奇小说”(1篇)、“航海小说”(2篇)〔7〕。

陈大康的六卷本巨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下文简称《编年史》)史料丰富翔实，较为详细地记录了1840—1911年间作品出版和再版情况；
其附录《近代翻译小说内容一览表》和《近代小说著译者及其作品一览表》记载了包括冒险小说在内的近代翻译小说的译者、译作及其内容，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笔者统计了该书中1898—1911年间所有被标示为“冒险小说”“探险小说”或文类标示中包含“冒险”二字的小说篇目，以及报刊广告中或晚清时人论述中出现的冒险小说篇目，发现晚清冒险小说类的作品共59篇(下文简称“陈版”)，分别标示为“冒险小说”(48篇)、“探险小说”(9篇)、“短篇冒险小说”(1篇)、“艳情义侠冒险小说”(1篇)。

表1 樽版、陈文和陈版的篇目

樽本照雄和陈大康收入的篇目数据见表1：

鉴于“陈文”未提供具体篇目，数量又比“陈版”少了一倍多(11)“陈文”发表于2004年，“陈版”则出版于2013年。随着国内外学界对晚清小说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发现，“陈版”提供的晚清冒险小说篇目数量随之大幅增加。，下文仅对比分析“樽版”和“陈版”。

(二)细读文献发现应删减的篇目数据

为了核查表1中的篇目数据，笔者继续查阅晚清小说研究资料或篇目编撰著作，发现《二勇少年》并非晚清译介的第一部冒险小说，第一部应为沈祖芬1898年译述的《绝岛漂流记》(12)鉴于晚清第一篇冒险小说的译述时间为1898年，本文统计晚清冒险小说篇目以此年为起始年份。，第二部为1901年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这两部作品的译介虽早于“冒险小说”文类标示出现的晚清前，却是公认的冒险小说。《绝岛漂流记》是《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一个中译本，《十五小豪杰》是冒险小说的典范，正如美国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家韩南所说，“像《十五小豪杰》这样冒险题材的小说，是20世纪早期翻译最多的几种类型之一”〔8〕，故这两部作品理应列入晚清冒险小说篇目之列。据此可知，“樽版”和“陈版”中大陆版《鲁滨孙漂流记》和林纾、曾宗巩翻译的《鲁滨孙飘流记》与《绝岛漂流记》为同一部作品的不同中译本，故不予重复计入。此外，《青年镜》为《二勇少年》改订后的单行本之名，虽增添了回目并稍加润色，但仍为同一部作品，也不应重复计入。综上，“樽版”和“陈版”各删减3篇后，实际篇数分别为30篇、56篇。

细读文献又发现，“陈版”中的6篇(13)即《波涛魂》《南北极》《无人岛》《环游地球旅行记》《千钧一发》《继侠隐记》。仅在报刊广告中出现，但目前未能查询到具体刊行信息，故不予计入。此外，1907年《香港中国日报》刊行的《黄金藏》与林译《钟乳髑髅》均译自英国小说家哈葛德《所罗门王的宝藏》，故《黄金藏》不予计入。《食人国探险记》与《食人国》经笔者探究很可能为同一部作品(14)《食人国探险记》见大学馆《冒险奇怪文库》第11、12编，出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该作品的中译本为《食人国》。见寿永明、王晓初编《反思与突破：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17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这个出版信息与《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提供的信息基本吻合，不过在该目录中该作品并未被标示为“冒险小说”。，故《食人国探险记》暂时不予计入。由此“陈版”应删减8篇，实际篇数为48篇。

表2 樽版和陈版删减篇目数据

上述删减篇目数据用负号表示，列为表2。

(三)现有篇目数据和本文发现的篇目数据对比

仔细对勘“樽版”和“陈版”中的现有篇目，发现两版共有篇目26篇、各自独有篇目分别为4篇、22篇。综合两版篇目，晚清冒险小说类的作品共52篇，其中译作43篇，创作9篇。

为了核查或补充上述篇目数据，笔者继续查阅《晚清小说戏曲小说篇目》《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晚清小说目录》《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二集》《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三集》(15)见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
王继权、夏生元《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国近代小说目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付建舟、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二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晚清小说目录编撰著作以及《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一书中的附录《晚清日语小说翻译目录(1898—1911)》(16)见李艳丽《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发现《晚清小说目录》第9页提到《新小说》创刊号上除了《二勇少年》，《离魂病》也被标示为“冒险小说”，该作品在《目录》和《编年史》中均被标示为“侦探小说”。《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一书提到：“说部丛书”四集系列初集100种中标示为“冒险小说”的作品共14篇(17)这14篇冒险小说为《小仙源》《金银岛》《斐洲烟水愁城录》《鲁滨孙漂流记》《澳洲历险记》《鲁滨孙漂流续记》《旧金山》《雾中人》《蛮陬奋迹记》《世界一周》《航海少年》《朽木舟》《复国轶闻》《冰天渔乐记》，见付建舟、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1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复国轶闻》在“樽版”和“陈版”中均未出现。再者，根据樱井彦一郎的日译本《世界冒险奇谭》翻译成中文的冒险小说有《二勇少年》《海外天》《绝岛奇谭》《青年镜》《澳洲历险记》《朽木舟》(18)见付建舟、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15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经查证，《绝岛奇谭》实为樱井彦一郎由英文翻译为日文的书名，中译本由日译本转译过来，名为《海外天》(19)见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99页，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即《绝岛奇谭》与《海外天》为同一部作品。

鉴于冒险小说与儿童文学关系密切，笔者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又有了新的发现。《晚清儿童文学钩沉》一书中的“冒险小说的勃兴”专题列举了16篇冒险小说(20)这16篇冒险小说为《二勇少年》《水底渡节》《海外天》《航海少年》《冰山雪海》《世界一周》《荒岛孤童记》《澳洲历险记》《环瀛志险》《蛮荒志异》《蛮陬奋迹记》《航海述奇》《金银岛》《小仙原》《旧金山》《鲁滨孙漂流记》，见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97-103页，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冰山雪海》《荒岛孤童记》和《航海述奇》在“樽版”和“陈版”中均未找到。《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一书中“提倡冒险精神的小说方面”专题提到晚清冒险小说数量“十分可观”，因此单列这类小说，其中包括《冰山雪海》和《荒岛孤童记》(21)见孙建江《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28页，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一书中的“外国冒险小说的翻译”专题也列举了《冰山雪海》《荒岛孤童记》和《航海述奇》(22)见张永健《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32页，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冰山雪海》在《目录》和《编年史》中被标示为“殖民小说”，《荒岛孤童记》和《航海述奇》则没有文类标示。

综上，《离魂病》和《复国轶闻》刊行时明确被标示为“冒险小说”；
《冰山雪海》《荒岛孤童记》和《航海述奇》在现代学者论述中普遍被视为晚清冒险小说，可将这五部作品列入晚清冒险小说篇目。加上前文提到的“樽版”和“陈版”的52篇，以及“冒险小说”文类标示出现于晚清前被译述的《绝岛漂流记》和《十五小豪杰》，1898—1911年间晚清冒险小说类的作品共59篇，包括“冒险小说”(48篇)、“探险小说”(8篇)、“短篇冒险小说”(1篇)、“冒险白话小说”(1篇)、“艳情义侠冒险小说”(1篇)，其中译作50篇，创作9篇，数量上译作远超创作。具体篇目列表为《晚清冒险小说目录(1898—1911)》，置于文末。

本文发现的篇目数据与现有篇目对比见表3。

表3 现有篇目与本文发现的篇目

(一)原著国别

根据《晚清冒险小说目录(1898—1911)》统计原著者及国别情况，具体见表4。

表4 译作的原著者国别及篇数

根据表4，英国作家19位，英国冒险小说共23篇，其中笛福2篇，哈葛德4篇，后者均由林纾及其合作者曾宗巩所译；
日本作家8位，日本冒险小说共9篇，如果加上自日本转译的作品(23)由于经济成本、地理优势，晚清中国与日本交流密切，向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很多有识之士也逃难到日本，因此很多作品转译自日本。，则日本作家10位，共16篇，其中樱井彦一郎6篇。由此可见，在晚清翻译冒险小说中，来自英国的作品数量占绝对优势，而并非如李艳丽所说的“来自日本的作品数量占有绝对优势”(24)李艳丽的论断主要是基于转译自日本的作品而言。见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刊于《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183-192页。。

需要说明的是，统计原著者及国别时，凡是现有资料能够追溯到原著者的，均以原著者为准，否则将转译者列为著者。例如，梁启超的译作《十五小豪杰》译自日译本《十五少年》，而日译本则译自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作品《两年假期》，故统计该作品的著者国别时以法国计入。又如，鲁迅以“之江索子”为笔名翻译的《地底旅行》，刊行于《浙江潮》时标注“英国威男著”，但学界考证后已达成共识，该作品实为凡尔纳之作(25)见杨宪益《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刊于《世界文学》1959年第5期125-129页。，故统计国别时也以法国计入。

(二)译作、创作刊行时间与刊行机构

根据《晚清冒险小说目录(1898—1911)》，统计晚清冒险小说译作、创作的刊行时间及篇数，具体见表5：

表5 译作、创作的刊行时间及篇数

根据表5，晚清冒险小说译介主要集中于1905—1908年间(26)根据李艳丽研究，冒险小说译介主要集中于1903—1907年，与本文统计出来的结果基本吻合。见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刊于《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183-192页。，多达37篇，说明在此期间已形成冒险小说译介热潮。晚清冒险小说创作共9篇，全部创作于1905—1909年间，与译介著作的高潮时间基本吻合，然而比第一篇译作迟了四年，说明晚清时人在阅读、接受冒险小说译作后才开始效仿、创作冒险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冒险小说译介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进程。

晚清小说多以连载形式先见于报刊，若是销路良好或读者反应热烈再出单行本，冒险小说也不例外。统计晚清冒险小说刊行机构，发现刊载于期刊的冒险小说共29篇，主要源自上海《南方报》《绣像小说》等期刊；
由出版机构刊行的冒险小说共30篇，其中27篇出自上海，仅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家就多达18篇，大有一统天下之势，说明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思想启蒙中担负了重要角色(27)见马克锋《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思想启蒙》，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3期131-139页。。

综上，晚清冒险小说总篇目为59篇，译作比创作多41篇；
原著者国别主要为英国，被译介最多的作家为英国的哈葛德；
译者中除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外，就个体译者而言，数量最多的是林纾及其合作者曾宗巩，这也间接说明他们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
译作、创作时间主要集中于1905—1909年间；
刊行机构主要来自上海，尤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

从晚清主流报刊上刊载的冒险译作出版广告、译者或译作的序跋以及晚清时人的评述中，可以发现晚清冒险小说旨在以冒险精神形塑“少年”。

随着西方版权观念的引入，清政府推出的免税政策，大大降低了出版成本，出版业日益繁荣，各种报刊杂志层出不穷，这些现代传媒的出现为冒险小说的译介与出版提供了有利的传播环境。刊行机构在报刊上刊登冒险小说出版广告时，明确表示出版冒险小说的初衷旨在于以冒险小说激励“少年”的冒险精神〔9〕。1905年5月13日，上海《时报》刊载了广益书局“新译冒险小说《青年镜》”的广告：“此书原名《二勇少年》，曾刊登《新小说》中。今由译者重加订正，加以润色，面目为之一新……以供青年之披览”〔10〕。1905年9月19日，上海《中外日报》刊载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又新出各种小说”的广告：“《环瀛志险》：是编亦采译西国冒险家言，皆各人自叙所历之境，摹写逼真，读之几令人不复知世间有艰难事。外人辄哂我国人无冒险精神，则是书也，不当徒以小说目之矣”〔11〕。1906年5月18日上海《时报》刊载的“冒险小说《地底旅行》”广告称：“是书为英国威男原著，发崭新之思想，富冒险之精神，能令读者读之不忍释卷。”〔12〕1906年6月21日上海《新闻报》刊载“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新小说六种出版”广告，提到《澳洲历险记》对“少年”的激励作用，强调“青年励志者，尤必以早观此编为快也”〔13〕。1908年7月12日，上海《时报》刊载“上海商务印书馆新出各种小说”广告，提到冒险小说《冰天渔乐记》时说：“叙少年彼得以习航海事往北美洲历经险难，知识愈出，于冰天雪海中捕鲸猎兽，极困苦中能得至乐，读之令人神往，为青年炼骨丹，端推此种”〔14〕。这类广告介绍作品的故事情节、叙事特点或译介动机，皆在突出作品有助于磨炼“少年”的意志与斗志，反映出刊行机构以文学话语改造国民奴性、为救亡启蒙服务的努力。

此外，不少译者在序跋中明确提到，译介冒险小说旨在激发“少年”的冒险精神。1902年，《绝岛漂流记》译者沈祖芬在自序“译者志”中写道：“在西书中久已脍炙人口，莫不家置一编。法国卢骚谓教科书中，能实施教育者，首推是书……乃就英文译出，用以激励少年”〔15〕。近代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高凤谦在为《绝岛漂流记》撰写的序中也强调：原著作者创作动机旨在“激发其国人冒险进取之志气”，译者译介此书意在“借以药吾国人……以觉吾四万万之众夫”〔16〕。1905年《云中燕》书首“叙言”中写道：“是书述法国少女蝶英大冒险之事，情节离奇，叙事委婉……是书亦足为振起少年精神之一助。”〔17〕这些序言无一不表明冒险小说是通过激励“少年”的精神为救亡启蒙、强国保种服务的，其“在被译介之初，却是与‘保国’、‘保种’与‘自强’、‘新民’这样的严肃目的联系在一起的”〔18〕。

随着冒险小说的翻译、创作与出版，晚清时人也日益关注到冒险小说的社会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伯耀。他撰写了多篇理论性文章，专门论述冒险小说激发冒险精神、增进社会勇敢之慧力等功用。如《探险小说最足为中国现象社会增进勇敢之慧力》一文指出：“探险小说者，其转移现象社会之圣经然”〔19〕，指出冒险小说与社会风气的密切关系；
《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一文强调：“读探险小说，生其冒险有为的感情”〔20〕，指出冒险小说译介符合时势需要，可以振奋国民精神，而冒险小说的引入也必然有助于推动时局的改变；
这个观点在《普及乡闾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一文中再次出现：“演探险小说，足以生人之冒险心”〔21〕。从中可见冒险小说与国民精神培育、社会发展关系密切。

综上，不论是从晚清期刊广告、译者或译作的序跋，抑或晚清时人的评论中，都可以看出晚清冒险小说以冒险精神形塑“少年”、改造国民奴性、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这种动机在晚清首次对冒险小说下的定义中就垫下了基石：“冒险小说：如《鲁敏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1〕

传统中国崇尚文治，反对蛮力，自古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小说。晚清中国内外交困，国运岌岌可危，整个社会急需勇武之气。梁启超在思想界大力提倡尚武精神，以振奋衰微之民族；
文学界则强调小说有助于形塑新民，与国族命运休戚相关，小说由此一跃成为表达革命话语的重要载体，被赋予了救亡启蒙、强国保种的重任。晚清有识之士积极响应梁启超的号召，纷纷译介或创作小说，借助小说表达维新变革主张和强种爱国思想。冒险小说宣扬冒险精神，有助于激发国民的勇武气概，因而被大量译介到晚清中国，成为晚清文学译介中的重要一类，并引发晚清时人效仿、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本文主要根据《目录》和《编年史》中被标示为“冒险小说”“探险小说”或文类标示中包含“冒险”二字的作品篇目，结合近现代学者专题论述中提到的晚清冒险小说篇目，对晚清冒险小说篇目及刊行信息进行了统计或分析，勾勒了晚清冒险小说的大致面貌，但也存在一定错漏，这源于《目录》或《编年史》提供的目录文献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更源于晚清小说分类标准不一：根据题材可分为政治小说和冒险小说；
根据体裁可分为短篇小说和章回小说；
根据语体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根据行业可分为军事小说和航海小说〔7〕。不同国家、不同编者或译者，常常会将同一部作品标上不同文类。例如，哈葛德小说在日本被视为幻想小说，在晚清的中国则与凡尔纳小说一起被归为冒险小说〔6〕。日本押川春浪的科幻小说在中国也被视为冒险小说。而且，有些作品兼具科幻、冒险、地理等不同题材，仅仅以一种文类标示容易以偏概全，未必科学，如徐念慈《余之小说观》所强调的，“余于是见有以言情、侦探、冒险名其一小说者矣，有以历史、科学、军事、地理名其一小说矣，及观其内容，窃恐此数者，尚不足以概之也”〔22〕。例如，林译《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原标题为《蒙提祖玛的女儿》(Montezuma’sDaughter)，该作品出版时被标示为“伦理小说”，但“以其故事情节来看，实更接近冒险与言情的混合类型”〔23〕。随着文类标示的细化，如仅言情类小说还可细分为言情小说、哀情小说、写情小说、侠情小说、奇情小说、艳情小说等文类，文类标示点明题材的作用日益淡化，更多的是为了营造市场效应，提高销量，保证收益，所以尽管这些文类标示并十分严格，但在晚清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仍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市场促销手段，有助于提高小说的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更好地服务于救亡启蒙、强国保种的需要。

此外，晚清小说浩瀚庞博，译、著往往混杂不清；
翻译小说又来源庞杂，数量不下1100种，有些冒险小说篇目，比如《编年史》中被标示为“冒险小说”的《波涛魂》《南北极》《无人岛》等作品，仅出现于报刊广告中，迄今未能确认其具体刊行信息。诚如众多晚清小说研究专家所言，晚清小说资料查找与考证是一大难点，但亦是一座宝藏，有待继续深入挖掘。

《晚清冒险小说目录(1898—1911)》(28)为了方便阅读，本目录按照篇目首次刊行时间为序，统计起止时间为1898—1911年。采用阳历纪年，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刊行日期均以作品第一次公开刊行为准，刊行日期若为同一天，则按照书名首字母音序排列；
若刊行时间无法确定，则列于该年或该月之末。“篇名”一栏中带“▲”标记的篇目，均为创作；
“译(述)者”或“著者”一栏中带“*”标记的篇目，均表示目前资料无法考证到“译(述)者”或“著者”信息；
“刊行时间”一栏中带“？”标记的篇目，为“樽版”中原有的标记；
“备注”一栏如果没有额外说明，均表示该篇目刊行时标示为“冒险小说”。

续表 《晚清冒险小说目录(1898—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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