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政企村+N”模式——基于广东K村工业园个案调查

李俊良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民族研究所，广东 广州510180)

现代西方多民族国家整合模式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单一文化模式、多元文化模式及多重多元文化模式，各个国家依据不同历史文化差异有相应的民族国家治理模式[1]。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模式有别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依据我国历史文化背景与基本国情，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3]。

广东珠三角地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近年来，为缓解用工紧张问题，珠三角企业出现了大量招聘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季节工”(1)每年8至10月分批到珠三角务工，工作到次年3至4月分批回家务农。现象。珠三角一些劳务派遣公司对接国内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通过劳务派遣方式为珠三角用工短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支撑。面对辖区内少数民族务工人口的不断增加，珠三角民族工作部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线，从民族工作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所谓的“政企村+N”工作模式。通过开展各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为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与当地群众的相互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笔者以广东W市S区Q镇K村工业园个案为样本，通过深入调查，从企业、社区民族融合的多维视角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虽然不同地域、不同空间、不同人群的民族团结与融合之道各不相同，但笔者认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纲”，深入剖析民族工作的“政企村+N”模式有利于揭示少数民族跨区域流动与当地社会融合的互动经验，有利于提炼出一种跨地域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模式，能为其他地区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田野点概况

K工业园位于广东省W市S区西部，面积约192.82亩，园区内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家电制造企业为主。K工业园紧邻Q镇K村，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2020年常住村民约5000人。K工业园周边居住非W市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约8000人，多来自于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甘肃等地(2)数据来源于W市S区Q镇K村村民委员会。。据2020年统计，K工业园所在S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约2万多人，其中户籍人口有2400多人，包含30个少数民族；
暂住人口有约17000多人，包含37个少数民族(3)数据来源于W市S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与W市其他区相比，S区少数民族人口不算多，但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多聚居在工厂务工，每个工厂人数不等，其中以S区Q镇K村B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最为典型。B公司聘请的少数民族员工大约2000多人，并且这几年使用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为此，S区委统战部民宗局联合Q镇委镇政府、Q镇K村委会以及广东B电气有限公司Q分公司等单位在K村委会片区开展S区民族团结进步“政企村+N”创建示范片区计划。

(二)政府层面

政府层面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主体包括：S区民族宗教部门、街镇政府以及相关业务的主管部门等。透过凝聚政府层面的各方力量，巩固和推动Q镇K村片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稳步发展。

一是搭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多元主体平台。S区统战部民宗局联合当地的Q镇政府牵头成立“政企村”民族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辖区内民族工作的组织领导，努力形成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司其职、社会组织协同、基层群众参与的民族工作新格局。联席会议的议事内容包括定期研判辖区内民族工作形势，对民族工作进行政策性指导和综合协调，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和情况交流了解，妥善处置民族领域的突发事件和矛盾纠纷，协调指导辖区内企业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等。

二是构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长效机制。S区委统战部民宗局联合Q镇委镇政府、Q镇K村委会以及广东B电气有限公司Q分公司等单位在K村委会片区举办S区民族团结进步“政企村+N”创建工作基地。S区委统战部民宗局、Q镇K村委会、Q镇K村工业园区的广东B电气有限公司Q分公司、广东F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广东G集团有限公司五方签订《K村“政企村”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片区公益文化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将致力在3至5年内，立足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按年度携手打造若干个常态化的主题活动与公益文化项目，推动K村委会片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长期持续发展。

三是把党的建设与民族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民族工作的开展重视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S区委统战部、民宗部门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将民族团结工作放在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地位。民族工作形成了区委统战部民宗局领导，各镇、村相关部门和企业相互协调开展的工作实践模式。在近几年的工作中，将党员活动嵌入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的多个维度公益文化项目。

(三)企业层面

首先，分阶段分批次吸纳少数民族员工，配备相应的生产生活设施。为使少数民族员工能够适应工厂工作环境，企业采用分阶段分批次吸纳少数民族员工的方法。以K村工业园区B公司为例，吸纳少数民族员工一般都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先试用50名员工约半年时间，企业根据这些少数民族员工的工作态度、生活作风、品行道德等进行评判，然后才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再试用约200人，并开始配套固定的清真饭堂，试用200人后企业觉得也很好，企业再开始探讨怎么管理使用好这些员工，并且对劳务公司派遣的少数民族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和考试。第三阶段，企业的用工规模扩大到500至700人，工厂开设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员工的吃住配套设施，并逐步开始与政府、村居建立“政企村”的三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合作机制。第四阶段，企业的用工规模扩大到约2000人，企业开始对长期服务的少数民族员工有意识进行培养，部分少数民族员工进入企业的核心工作岗位，部分还成长为企业管理人员。这一过程企业都是分阶段分批次进行的，一方面可以考验这些西部来的少数民族员工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对不同文化背景员工吸纳能力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透过这种分阶段分批次吸纳少数民族员工的方式逐步完善和配备相应的生产生活设施，为企业的发展和企业内各民族的融合提供物质保障。

其次，为所有员工提供岗前培训和业务考试，通过宣传教育使大家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员工的风俗习惯。企业在培训员工时，首先不是培训职业技能，而是培训所有员工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从普通员工到生产车间的班组长，从工厂保安到饭堂后勤，以及人力资源主任经理和主管都要参加培训。培训内容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生活禁忌和沟通的技巧方法等。企业基层的管理人员还要参加考试，考不过就要不断补考，直至考过为止。

再次，在车间工作的各民族员工统一实行嵌入式混合用工。企业在用工之初，曾经试行过少数民族员工单独一个车间，但这只是企业在试用期的特殊安排。对所有员工进行了相关培训和业务考试之后，大家已经对少数民族员工的风俗习惯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少数民族员工与汉族员工实行嵌入式的就业与工作方式，车间混合用工。这更方便少数民族员工与汉族员工之间的沟通，而且为企业所有员工相互合作以更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创造了条件。

最后，透过政企村三方合作，为少数民族员工开展生动活泼的业余活动。特别是在星期天等非工作日，企业与村委会、居委会一起组织开展一些少数民族职工的业余活动，比如篮球赛、乒乓球赛、羽毛球赛等。少数民族员工自发组织的篮球队还可以跟汉族职工的篮球队进行混编，分别组成不同的队伍开展文娱比赛活动，有助于增进大家相互了解、加深认识，使得各民族员工在工作中相互融合、彼此尊重。

(四)村(居)层面

首先，建立群众协商议事小组定期收集听取少数民族群众意见。为回应群众诉求，协调矛盾问题，开展微信服务。通过微信平台等信息手段收集少数民族职工、群众问题与需求，链接政府、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相关资源，恒常收集并不定期将相关的链接资源转达相关部门，解决少数民族职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组织志愿者培训团建活动。引导少数民族群众、职工加入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者培训团建，提升团队凝聚力。再次，在村居层面组织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宣讲、演练等各种方式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与少数民族职工相关的交通安全教育、卫生健康教育等知识。组织开展“同心同气”主题活动。最后，结合民族传统手工、书画、歌舞等特色文化，在村、企业开展红色课堂和节日主题活动。例如，利用国庆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假日在辖区里开展主题活动并邀请少数民族员工参加，通过节日主题活动增进各民族对彼此的了解。综上所述，村委会层面的活动基本做到了全年每月全覆盖。

(五)N

N是一个变量，也就是在民族团结创建过程中尽量做到主体更多元更有创新性，并且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为辖区内的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多主体参与的融入服务。第一，深入挖掘热爱公益事业的少数民族群众加入志愿服务队。引导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村居治理，开展志愿者培训团建，提升团队凝聚力。通过本地党员带领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村居志愿服务，促进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第二，引导社会经济和慈善资源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建设。例如，积极与香港绿地湾区公司等社会热心企业沟通，开展以“民族团结、共同进步”为精神核心的多元化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创转化工程，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既能深入人心、覆盖基层，更能开花结果、长效常新。第三，结合多方资源，利用村居、企业挂钩联谊单位资源，开展主题活动。通过开展茶话会、分享会、季度生日会、趣味运动会、沙龙、联谊等活动，提升少数民族职工的归属感，同时邀请本地群众职工共同参与，增进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第四，拓展户外活动，锻造民族友谊。如为促进全区少数民族建立团结友爱的情谊，举办“税海扬帆促融合 中华民族一家亲”——S区首届少数民族“一家亲”趣味运动会，共36个不同的单位和组织的14个民族200多名民族代表参加，运动健儿们在竞技中争取竞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促进各民族在友好竞技中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中华民族“一家亲”意识。第五，合力联动搭建平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联合区教育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文化中心，组织举办“携手奔小康 最美民族情”——W市S区首届民族传统才艺展示比赛，活动吸引超过200支队伍报名参加。联合区教育局、区文明办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系列活动之首届少儿绘画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向全区小学、幼儿园征集关于展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崭新面貌的绘画作品，引发了社会全方位创作参赛热潮。

“政企村+N”工作模式开展时间不长，其在实施过程中流动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当地的效果，即在现实中这一模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与效果怎样，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正与改进。为此，调研组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和调查。

(一)调查样本与访谈基本情况

调查透过深度观察和访谈，在企业和社区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进行。问卷依据文化适应的相关理论进行设计，问卷问题的设计包含基本情况、语言、交往、教育、生产生活等六大部分，内容涵盖文化与心理适应的各方面共40个问题。访谈共抽取12位与谈者，有政、企、村方面的相关负责人，还有6位社区和企业的少数民族员工，他们分别在企业的不同岗位工作，包含管理层、基层员工和后勤保障人员，其中女性2位，男性4位。

本研究有效调查问卷共53份，男性24份，女性22份，空白7份。年龄分布：19岁及以下5人，20～25岁5人，26～30岁10人，31～35岁6人，36～40岁9人，41～45岁7人，46～50岁8人，51～55岁2人，空白1人。民族成分：侗族2人，仡佬族1人，哈尼族1人，回族18人，毛南族1人，苗族4人，畲族1人，土家族2人，瑶族2人，彝族2人，壮族19人。文化程度：从未进过学校读书1人，小学9人，初中但未毕业10人，初中毕业20人，高中(中专)但未毕业4人，高中(中专)已毕业5人，大专以上3人，空白1人。婚姻状况：已婚(含离婚后再婚)36人，未婚/单身(含已离婚)14人，空白3人。

(二)理论分析框架

西方学界对族群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时，经常会用文化适应理论解释所谓的“非主流族群”如何在“主流族群”的包围下开展文化适应问题[4]，并在应用此种分类的时候设想出两种结果：一是当两者的态度和文化适应策略一致时，族群关系和谐有秩序；
二是相反情况下，族群关系趋于区隔、边缘化甚至冲突[5]。所以，族群间的文化需要相互认同、相互接触，作为政府的文化整合策略和政策需要得以贯彻落实，才会产生对个体与社会更有利的心理和社会结果，族群关系才会趋向和谐[6]。

我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的历史文化与西方有较大差异，但上述的分析架构有助于对S区K村工业园所在企业、社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企村+N”模式进行客观的分析。依据调查样本，并从文化接触、文化适应策略、文化认同、文化整合政策四方面，分别围绕语言、交往、教育、生产生活等多个维度来分析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文化适应与交往交流交融情况。

(三)对融入问题的分析

1.语言沟通障碍影响文化接触。首先，语言影响接触。文化相互接触交流需要以语言为基础，没有语言的交流，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无从谈起。在日常生活中，39.62%的少数民族务工群众与家人和老乡用普通话交流，58.49%不用普通话交流。73.58%的人认为其家人在广东生活能够用普通话和其他人无障碍沟通，但也有20.75%的人认为沟通存在障碍。据调查，绝大部分年轻的少数民族群众都能够熟练使用普通话，但是年龄大于40岁的特别是学历较低的女性使用普通话有障碍。此外，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少数民族学习粤语的意愿强烈。沟通渠道少会影响接触。少数民族务工群众与工厂社区周边居民沟通渠道少，接触频率低。调查问及“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及微信朋友圈中，其他民族的人数有多少”，其中“一个都没有”的回答占5.66%，“1-5个”的占32.08%。“愿意主动与周边社区(村)里的人聊天、交朋友”的占79.25%，另外20.75%的人认为“无所谓、不愿意、不敢”。工厂社区内的少数民族务工群众对融入身边环境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但是语言成为文化接触的一个重要障碍。

2.经济社会差距影响文化适应策略。根据文化适应理论，非主流群体跟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策略相一致，族群关系才会趋于和谐稳定。即少数民族务工群体与当地各族群众需要有行动相一致的文化适应策略，具体表现为各民族有相互交往交流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行动。

主观意愿方面，流动的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来西北民族地区，西北地区的经济与沿海地区有较大差距，很多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因为经济差距容易产生失落感和自卑感，这种思想大大影响了他们对当地群众的文化适应策略。根据访谈获知，企业初入职的基层“季节工”，时薪约15～26元，工厂每月保底260小时，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拿的平均工资与当地居民的平均工资有一定差距。客观行动方面，调查发现大部分人少数民族务工群体省吃俭用，除了基本开销以外，钱都储存下来。外出谋生挣来的钱也主要用在“供子女上学”和“赡养老人”，其中“供子女上学”是最近几年挣到的钱花的最多的地方。挣来的钱都省起来了，自然用于外出交往的花销就很少。这些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的客观行动，在工厂与社区中采取较为封闭的文化适应策略，导致文化融合受到阻碍。

3.受教育程度差异影响共同体意识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这需要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同的认知与情感。影响共同体意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与文化差异是两个重要的因素。教育程度方面，很多少数民族群务工人员在原籍地受教育程度不高，74%是初中以下学历，20%是小学以下学历，与本地居民相比教育程度有差异。这影响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能力，即使有共同的共同体历史记忆或者情感，但是这些记忆或者情感尚未通过学校教育被唤醒，因而会对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阻碍。文化方面，K村工业园区内的少数民族“季节工”，绝大多数为西北地区的回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本地居民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不一样。此外，少数民族群众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常常会产生观念上的偏差，如果普通市民对少数民族文化缺少了解，会无意间触犯少数民族禁忌，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这都影响着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4.长效机制缺失影响政策的精准落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缺乏长期计划。“曾经参加过老家当地政府组织的外出务工技能、安全防范知识等培训”的占比为14%，“曾经通过老家当地政府组织和介绍外出谋生”的占比为14%，相关的知识宣传和培训覆盖范围非常有限。此外，很多外出务工少数民族群众不能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只是缓解一时困难，回乡后仍然面临打工、结婚、养家糊口等问题[7]。在异地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再加上文化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些人容易对城市生活、其他族群产生抵触心理。

虽然，近年来对外来少数民族务工人员的政策宣传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仍有可完善的空间。例如，K村工业园工作的少数民族群众去办理暂住证的很少，而暂住证的办理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务工所在地的政策支持。可见，还需要继续增强宣传力度，使少数民族群众得到更多的政策帮扶。

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广东基层地方公共资源供给不足，而权利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往往会触及很多地方利益。以教育问题为例，针对已婚来粤务工少数民族群众未满16岁子女的上学情况，调查发现：“在家，上学”占比是50%，“在我谋生处，上学”占比是43%；
“在家，没上学”的占比是3.12%，“在我谋生处，没上学”的比例是6.25%，子女不上学的主要原因中选择最多的是“其他原因”。可见，由于生存的压力，很多少数民族务工群众的子女教育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务工群众也不太愿意将困难告诉其他人，这种不接触不交流的心理状态容易滋生偏激的不满情绪。地方民族工作部门有的时候只能对部分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出手相助，解决个别群众的问题。

“政企村+N”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东在实践中因地制宜，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并且顺应珠三角的产业要求，将民族工作与生产相结合，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得更细更扎实一个地方范例。但调查发现，K村工业园区内的少数民族群众还存在着部分不适应问题，“政企村+N”模式还需要不断完善。

(一)加强党建引领，增强“政企村+N”模式的工作效能

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能将“政企村+N”模式的工作效能最大化。要落实党建的政治引领,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民族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宣讲起来容易，但是能准确把握“度”，精准实施却很难。部分地方在开展城市民族工作时，过于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或者过于轻视民族工作，这两种思想都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首先，通过党的思想引领，在基层各级领导干部、企业党员、少数民族党员中开展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座谈会，可提高各级党员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认识。其次，通过党的思想引领，依托基层党组织、党员活动中心为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各类丰富多彩文化项目活动，可使民族工作有坚强的堡垒依托。再次，落实党建的组织引领，要在工厂和企业优先发展少数民族党员，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党员在“政企村+N”工作模式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最后，落实现有的统战部门、街镇党委对民族工作联席会议的领导，统战部门对民族工作资源进行合理的调配，特别是物资、经费、人员进行合理的分工，使地方民族工作开展有充足的物质保障。

(二)改进互嵌格局，增加文化接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W市S区K村工业园的个案中，企业已经实现了各民族在生产车间的互嵌模式。但是，在调查中发现这种互嵌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在“政企村+N”模式工作中必须加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居住社区的互嵌。企业的宿舍尽量创造互相嵌入式的居住环境提供给各民族的职工。村居和社区环境需要不断完善，虽然少数民族务工群众和汉族群众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应当构建一个互相嵌入式的居住环境，使各族群众能相互了解，守望相助。其次是网络社区的互嵌。针对少数民族群众在网络中很少有其他民族的好友，须透过多种平台开展各种活动，使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朋友，加朋友圈，在网络空间也能够有互嵌的环境。再次是文化活动的互嵌。结合党员的活动，组织开展社区在职党员与少数民族群众困难户结对子交朋友，不断增进民族感情。以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为目的，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到社区各项工作之中。通过成立社区服务队，定期开展社区讲座，组织主题文艺演出等形式，营造团结互助氛围，不断丰富嵌入式社区的生活。最后是重视语言的相互学习。须加大国家通用语言的培训力度，增加粤语等地方语言的培训课程，使少数民族务工群众能够更好融入广东生活。

(三)构筑支持网络，发挥多元主体对文化适应策略的正面引导

合理配置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策略的正面引导作用，为民族工作开拓新局面。N可以是民族工作社会化载体。地方民族工作部门可依托第三方组织开展一部分民族工作。如依托民族社团，为少数民族务工群众提供支持网络。此外，还可通过第三方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一些不涉及敏感因素的民族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如民族体育活动、读书会、文化融合项目等，通过各类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为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策略给予正面引导。N可以是民族工作信息化载体。在工厂工作的少数民族务工群众生活比较封闭，一般每个星期只休息一天，通常在周日才有时间。可探索开设网络宣传、网络政策法规宣讲、网络权利保障课程提供给少数民族务工群众收看，提升他们的权利保障意识。N可以是民族工作多元化载体。这里的多元，指的可以是主体的多元，也可以是活动形式方式的多元。民族工作的多元主体可以是政企村，可以是第三方组织，还可以是商会、合法的慈善机构，等等，都可以参与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活动中来。概而言之，N的大小数量可以依据人口、工作量来合理定制。N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和后补力量。

(四)巩固精神基础，强化文化相互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既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也是在精神层面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为此，须从三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强化历史记忆,巩固文化认同的认知与情感。二是文化认同必须是相互的，在K村工业园个案中，企业吸纳少数民族务工人员，首先培训的不是少数民族而是原有的工厂管理层和职工，这种思路非常值得推广，还需引导更多的汉族群众了解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培训学习过程中，企业组织部分汉族员工到少数民族家乡考察学习，组织部分少数民族员工到广东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历史文化景点考察，通过更直观的方式了解对方文化，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巩固文化认同的认知与情感。加强利益保障,奠定文化认同的基础与前提。如果少数民族在城市的自身合法权益不能保障，文化认同也就无从谈起。加强已有的法制教育和援助，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宣传各项流动人口保障政策及其实施的途径和方式，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城市社会。对社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社区居委会、社区警务室等，进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培训。对少数民族来说，需要提高法制意识，理解城市生活的特殊性，避免因个人利益诉求，把民族身份特殊化，防止借少数民族身份激化问题和矛盾。应该走共同发展富裕的道路,增进文化认同的底气与信心。西北地区的经济与沿海地区有较大差距，很多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因为经济差距内心容易产生失落感和自卑感，这种思想大大影响了他们和当地群众的融合。三是应该想方设法给予少数民族群众必要的帮助，搭建各种交流平台，想方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开设更大规模的网络职工培训，管理培训课程，鼓励企业和少数民族员工更多地走到企业的中层管理岗位，增进他们文化认同的底气与信心。

(五)完善制度建设，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机制

确保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快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例如，广东Z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是312万，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是440万，人口增长了约41%。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却非常迅猛。第六次人口普查，Z市少数民族人口是11万，到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是33.7万。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2倍。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远大于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民族工作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所以地方还需要从长远着手增加投入。此外，须完善少数民族流入地和输出地之间的联系机制，现有的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岗前用工培训体系还不完善，岗前用工培训体系规模较少，不能满足珠三角企业日益增长的用工需求，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为少数民族群众异地就业的服务管理工作提供长久保障。

一要立足长远，完善规章实施细则，减少政策落实不精准现象。对于教育、医疗、出租房等涉及少数民族工作领域最频繁的相关规章制度，可以组织力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细则，对实施帮扶少数民族的具体案例汇编成册并用于内部学习交流。加大宣传力度，除了培训少数民族群众，还要加大力度培训民族工作的各级干部。强调在工作中要有民族感情，还要把握度，严格按照政策和法律法规办事。

二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长效机制。在企业和村居“共建”上，须注重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尤其是要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运用保险机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经验。在社区利益的“共享”上，要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社区工作中应该倡导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分享的多元化，促进少数民族移民融入，推动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方面，针对文化误解、文化差异的问题，透过各种手段扭转错误的社会舆论。在公共空间方面，要把握好文化因素，针对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与风俗习惯，适当增加他们的文化活动空间，满足他们的需求。政府部门应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倡导空间分享，引导个人物业、集体物业出租给少数民族。在社区的“共治”上，要形成工作联动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社区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信仰习俗。社区的管理主体要从“单一”过渡到“多元”协同，社区治理走参与治理、协商行政的道路，将“政企村+N”模式中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总之，W市S区K村工业园是珠三角村镇民营经济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企业非常缺劳动力，需要外来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另一方面，企业欠缺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希望能与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合作，为企业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政企村+N”模式切合了这一客观需求。民族工作部门的及时介入，联合基层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展民族工作。这印证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单是民族工作部门份内事，也是所有人的事情，“政企村+N”模式切合了这一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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