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的官场想象——论王跃文的官场小说

刘旭东

多维视角下的官场想象——论王跃文的官场小说

刘旭东

（宜春学院文传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王跃文是当代中国标志性的官场小说作家，《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等已经成为此类文学的经典之作。与其他作家单一性地书写官场不同，王跃文从三个维度对政治生态、官员人格及官场伦理进行文学想象，即：基于官本位传统对政治生态的展览性呈现；
基于民本主义意识对理想人格的纠结性建构；
基于知识分子立场对官场伦理的批判性揭示。这呈现了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深刻和价值。

王跃文；
官本位；
民本主义；
知识分子立场

王跃文是当代中国官场小说标志性的作家。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刻画官场百态早已有之，按王跃文的说法，“《史记》就是伟大的官场小说”，更别说清末民初的《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直陈官场弊端的“谴责小说”。进入现代以来，无论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钱钟书的《围城》、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震云的《单位》《官人》，还是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绝对权力》、阎真的《沧浪之水》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官场人生进行了书写。但真正具有现象意义，真正让“官场小说”成为具有社会关注度的小说种类的作家当属王跃文，正如著名批评家谢有顺所说:“在当代，把人持续放在官场这一视域里来观察、检验，并以此来照见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人性万象者，王跃文是先行者，也是其中写得最好的一个。”[1]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为何受到如此关注？他的观察视角与其他写作者有着怎样的不同？他给官场小说提供了何种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从官本位传统、民本主义和知识分子立场三个维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远的“官本位”传统，无论是儒家传统中的“学而优则仕”，还是民间深入人心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官场既是知识分子体现自身价值的平台，也是老百姓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无价值之处。王跃文自己也认为：“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即权力的崇拜与窥视。”[2]

《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初到梅次地区任地委副书记，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高前上门拜访，一方面对朱怀镜的仕途艳羡不已，另一方面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强调自己是总会计师，“其实是想让人家知道，他好歹也是副处级干部了。”而朱怀镜在尽力做出对老同学亲切以待的姿态的同时，内心已经不大看得起这位刻意强调自己身份的知识分子了[3]5。换句话说，如果高前纯粹叙同窗之谊，朱怀镜自会以诚相待；
但当高前强调自己的副处级身份，意味着二人已经代入了官场序列的角色感，尊卑自然已经区分开来。在王跃文看来，即便现代社会的分工细化已经足以让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发挥各自所长，但无论他们在个人专业领域取得如何的成就，终究还有把官场的衡量标尺。正是基于这种全民的官本位意识，王跃文的官场小说首先吸引读者的便是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官场世相。

王跃文在《梅次故事》一书开头写道：“这年头，谁不相信谣言才是傻瓜。很多真实的故事，都从谣言开篇。谣言总是不幸应验，这很让梅次地区的百姓长见识。”[3]1谣言也好，故事也罢，谣言是官场的谣言，故事也是官场的故事，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开头其实不乏深意：一者，在中国，人人关注官场；
二者，这种关注多是一种听故事的心态。因而，当王跃文以一种近乎工笔画的写实姿态推出其首部长篇官场小说《国画》时，立马一纸畅销，人们既能从中印证关于官场的固有观念，也能修补对当代官场的常识缺失。换句话说，王跃文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对官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冷静客观的书写，极大满足了读者对官场持续不退的热情和窥探欲。

那王跃文是如何来书写当代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他写《国画》时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只写官场的八小时之外。在他看来，所谓八小时之内的开会、批文件既过于刻板，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官场，“我认为反映官场文化与人性，主要是官场八小时之外”[4]。这句话深谙中国官场奥秘，言外之意在于，官员的业绩、评价、升迁并不主要依赖于八小时之内的所谓工作时间，而是八小时之外的人际交往和权力运作。因此，在《国画》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主人公朱怀镜的工作状态，即便描写人代会这样的重要政治生活都主要集中于外围的书写。朱怀镜原本只是荆州市（小说中为省级市）政府办公厅一名不起眼的副处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副市长皮德求，通过努力终于挤进了皮副市长的圈子。随着皮副市长升职为市长，朱怀镜也官运亨通，几年就做到了手握重权的财政厅副厅长，他的家庭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依附者的生存境遇也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王跃文在叙述朱怀镜与皮市长的关系如何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的工作，所涉均是打牌、吃饭、算命、考察、家庭聚会等官场八小时之外的生活。换句话说，表面上看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朱怀镜，其实呈现的主体是以皮市长为核心的政治生态圈。所谓官场，就是由这类大大小小的生态圈组成。在《国画》中，皮市长正是政治生态圈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有严厅长、朱怀镜、柳秘书长、方明远、袁小奇、宋达清诸人。这些人均因皮市长的权重一时而混得风生水起。随着皮市长受到大儿子携款潜逃的影响退居政协主席，这个政治生态圈也一夜之间瓦解：有的职位没变，但在自己部门被架空；
有的逐步淡出官场，放弃了升迁之念；
有的则改换门庭、另投他人，混进新的生态圈。进一步说，王跃文想呈现的是，所谓政治生态圈的核心其实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个人身上的权力。或者说，某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政治圈子的核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魅力的大小，而是由权力所形成的虚拟光环。围绕着重要的权力人物，政治生态圈会自然形成，然后衍生各个大大小小的物种。随着权力人物的失势，生态圈自然瓦解，而依附其上的物种则很快就会寻找新的圈子依附，否则只能自生自灭。

在这种政治生态圈中，除了特定的类似主奴的人身依附关系，王跃文还着重书写了其中种种的潜规则。王跃文曾把《国画》称为“孤愤之书”和“忧患之书”，但读者的反应却明显出乎他的意料：“我听不少年轻朋友说，他们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建议他们读《国画》。我闻之暗觉悲凉。”[5]239在王跃文看来，自己寄寓于文字中的忧患与批判被读者误读，或者根本没有人关注，原本应该作为青年初入职场（尤其是官场）的劝谕之书却变成他们手中的“公务员宝典”。究竟是作者的苦心孤诣不被理解，还是一千个读者眼中原本就应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王跃文对官场潜规则书写的细腻与逼真，才使其作品具备了“公务员宝典”的性质。《国画》中，朱怀镜刚调入市政府办公厅，由于其头发不易打理，有次开了个玩笑，说“自己头发总是乱糟糟的，烦死人了，真是满头烦恼丝啊！”这话不小心传到秘书长谷正清那里，从此谷秘书长就在心里给他记了一笔：办公厅的事是有多让你不满意啊，还满头烦恼丝。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朱怀镜设计的人际管理系统，把官场的人际关系数字化：官场生态圈的核心被称为A1，其余顺延为A2、A3、B1、B2、B3等等，然后根据每个人在这个管理系统中的地位确定跟其交往的次数与分量。而且按小说的叙述，这个管理系统在朱怀镜的政治生涯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这也难怪《国画》会被年轻人捧为“公务员宝典”。

虽然王跃文创作的初衷并非对政治生态的展览性呈现，甚至其小说的结尾也往往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寓意了对官本位意识的深层批判，但因其故事主人公官场命运的跌宕起伏、官场政治生态书写的细腻入微，这在客观层面吸引了读者的猎奇性阅读。此后网络文学中的官场书写基本延续的正是这一维度，而把王跃文官场小说中批判性的维度有意无意过滤掉了。

《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的早期经典中就已经被提出。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唐代魏徵给唐太宗的谏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再到清唐甄的强调“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
朝廷，民尊之；
官职，民养之”，民本主义始终作为中国文化的要义被传承下来。王跃文在进行官场小说写作尤其是建构官员理想人格时，民本主义始终作为一种核心意识参与其中。

应该说，在《国画》和《梅次故事》两部长篇小说中，王跃文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以对官场生态的描摹来获得读者上，两本小说共同的主人公朱怀镜所承担的角色是作为各种官场世相的聚焦。即便朱怀镜的官场沉浮也许能给细心的读者某种人生的警示，但这都不是小说主要呈现的意义网络。也正因为此，王跃文还没有试图去建构他心目中的理想官员人格。朱怀镜显然不是：无论是他把下级官员的贿赂存入希望工程捐款账户，还是拒绝把高速公路工程作为人情送给市委书记王莽之的儿子，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大多数方面，他跟其他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官员形象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搞面子工程，送礼跑官，交往情人，接受企业家为其装修住房等等，都不是一个理想官员的所为。从《朝夕之间》开始，王跃文有意在其小说中建构他理想中的官员人格。小说的前半部是以秘书关隐达的半限制性视角来建构地委书记陶凡的主体形象，后半部是通过读者的全知视角来呈现县委书记关隐达的主体形象。陶凡与关隐达，在小说中既是领导与秘书的关系，也是翁婿关系，而最关键的是，两人是作为呼应性的人物出现。首先，他们在个人品行上都无可指责，既无经济问题，也没作风问题，这在官场小说中是非常少见的。一方面在老百姓的意识中，似乎贪与色已经成为官员的通病，另一方面为主人公设计两三个情人角色会使小说更具商业价值。这在王跃文此前的《国画》和《梅次故事》中都不能免俗。其次，小说还对两人的从政能力（尤其是关隐达）进行了渲染。事实上作者已经不得不放弃在《国画》中树立的“只写官场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的宗旨，他花大量笔墨叙述了关隐达在工作上的具体情形，而这种叙述主要想呈现一个清廉、能干、务实的官员形象。无论是招商引资、修路搭桥，还是驻乡蹲点、扶贫济困，都是王跃文以往小说中很少涉及的。尤其是关隐达的两场选举成为全书的重头戏。在黎南县县长的选举中和西州市市长的选举中，他都不是组织意图中的人，但最终被人民代表选了上去。这种书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对这一类政治生活的好奇心理，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关隐达深得众望的良好形象。或者这恰恰印证了王跃文的民本意识在关隐达身上的体现。

但是这种塑造依然存在问题，换句话说，王跃文的内心是纠结的：他既希望把陶凡和关隐达塑造成近乎完美的现代官员形象，有道德操守，有执政能力，有民本意识；
但另一方面又深知，这样的官员在小说所呈现的政治生态中是很难得到升迁的，所以官声颇好的陶凡在地委书记的位置上戛然而止，而因岳父退休屡屡得不到提拔的关隐达，为了能够稳住自己在黎南县的地位，也“阴暗”了一回，向市委书记告了县委书记的密，作为回报从而获得了县委书记一职。他最后不得不自嘲：“再正派的人，你要在官场有所作为，想真正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也先得好好地保住自己的位置。”[6]也就是说，王跃文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塑造的理想官员人格在他所呈现的官场生态中很难获得成功，那又谈何理想？

也许正是这种左右为难的纠结心态，他暂停了对现实官场理想人格的进一步探讨，而是把眼光拉回到古代，在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中塑造了康熙朝的一代官场“完人”陈廷敬。这位官场“完人”，在人生际遇未到的时候学会了一个“等”字，在官场根基未稳时又学到了一个“忍”字，在两派势力相互倾轧的夹缝中，他做到了一个“稳”字，面对内阁的集体腐败，他不得不做出了一个“狠”字，而在人生的巅峰时期，他终于选择了“隐”字，成为当时少有的能够全身而退的高级官员。在满朝自私自利的官员中，陈廷敬能一心为民；
在索额图与明珠的党争中，他能洁身自好；
在眼看康熙朝要被党争和腐败毁于一旦，他挺身而出，用计策把各派势力逐个击破。用王跃文自己的话说：“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
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
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
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5]242相比历史上的其他名臣，要么有能者未必清廉，如张居正，要么清廉者未必能干，如海瑞，小说中所表现的陈廷敬的确是理想的官员人格类型。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王跃文回到历史的叙述，多少带有以古鉴今的意味。但其中的悖论依然存在，如果把陈廷敬放置在王跃文所书写的《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等故事语境中，他是不是还能洁身自好并且游刃有余？我们不得而知。但王跃文把目光转向古代官场的选择多少带点无可奈何之意。

从《国画》《梅次故事》到《朝夕之间》和《苍黄》，王跃文几部当代官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在人格操守上各有高下，但有一个共同点却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在骨子里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因追求官场升迁而丧失个体人格，如朱怀镜；
有的自始至终秉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准则，如陶凡、关隐达；
有的则在官场规则与道德良心之间左右难决，最终陷自己于尴尬境地，如李济运。王跃文正是通过呈现知识分子在官场起伏的图景来揭示和批判以权力为导向的官场伦理。

阿克顿认为：“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7]王跃文的作品里，在以权力为导向的当代官场伦理中，人与人之间无法存在正常交往的平等关系，普通人之间存在的伦理关系一到权力场中就被异化。《国画》中，皮市长的倒台让朱怀镜很是失落了一阵。而到了《梅次故事》，他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接近了市委书记王莽之。当他第一次在王莽之办公会单独会面的时候，王莽之拍了拍他的膝盖，“朱怀镜只觉得有团温热而圆润的东西，从膝盖往上滚向胸口，几乎是一种恋爱的感觉。”王跃文继续写道：“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孩子，在王莽之身上体会到了一种慈父般的温暖。他心头一热，却又暗自感到一种不能与人言说的难堪。”[3]319既有“恋爱的感觉”，又有“慈父般的温暖”，这近乎宗教般的感受真是当代官场书写中极为精彩的一笔，王跃文传神地抓住了主人公身处官场伦理中的心理状态：原本上下级只是工作中的一种分工不同而已，但朱怀镜的心中，基于平等的同事关系被想象为父子关系，无非是因为王莽之身上的权力能为其带来仕途上的帮助。

这种伦理关系全面异化的表现就是在官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国画》中，朱怀镜与乌县县委书记张天奇曾经在县里搭过班子，所以只要是张天奇找他的事，他都全力以赴，比如引见皮市长，帮忙给领导家送保姆，以及代其修改硕士毕业论文等等。等到皮市长一倒台，朱怀镜想找张天奇为自己疏通疏通，张则打起了哈哈。后来他不得不利用手中张天奇的违法证据才逼其就范，帮自己走通门路，终于“东山再起”，到一个地区当握有实权的地委副书记。也许一开始朱怀镜真想以朋友相待，后来才发现官场所谓的朋友是看双方手里有没有可以交换的资源。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朝夕之间》里，关隐达靠选举当上了县长，因为他不是组织意图中的人，上级迟迟没有给他任命县委副书记，进不了常委的县长名存实亡。有一次他无意中获得了县委书记向在远与其他几个官员联名状告地委书记宋秋山违法违纪的信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宋秋山应该算是他和岳父陶凡的“政敌”。但为了在政治上重新翻身，关隐达选择了向宋秋山“告密”。“政敌”成为暂时的“朋友”，作为回报他获得了县委书记一职，但向在远也因害怕而自杀。这件事成为关隐达无法抹去的阴影和人性中的污点。即便正直如关隐达，也在对权力的追逐中迷失自我，扭曲人性。所以说，王跃文反复提醒读者不要把他的作品作为纯粹的官场小说，因为“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人性的异化和挣扎”[2]。

《苍黄》写于2009年，此后王跃文再没有写作官场类型的小说。在这部从构思到出版花了近十年的长篇小说中，作者进一步深入了他对官场伦理的批判。小说卷首引用了《墨子•所染》中的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染缸，在这个染缸中人们因对权力的膜拜和追求导致人格的奴化甚至分裂。书中有两个刘星明，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乡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刘星明因做县长选举的“差配”（差额选举的配角），在巨大的压力和自我幻想中，竟然疯了，以为自己是真正的县长，每天夹个公文包上县政府上班。县委书记刘星明和“疯子”刘星明似乎成为一个官场隐喻，你要么泯灭人格成为官场上的成功者，要么自我分裂成为人们眼中的“疯子”。更有意思的是，小说还叙写了一出“检举”事件：县长明阳、县人大主任李非凡、县政协主席吴德生和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济运联名检举县委书记刘星明贪腐，最终把刘拉下马。但这四人却没有被当作反腐英雄，而是处处被人以异样的眼光对待，好像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连他们自己也觉得不自在。李济运一语道破这种荒诞的官场逻辑：“道理分桌面上的和桌面下的。依桌面上的道理，揭发贪污腐败是义举；
依桌面下的道理，举报同事形同劣迹。”[8]在正常伦理下是正义的事情，在官场伦理中却成为原罪。抑或在官场中根本无所谓是非，而只关利益，如果检举成为常态，那染缸中的官员会人人自危。

王跃文之后，官场小说的创作蔚为大观，尤其在网络文学中，官场小说成为非常主流的一大类型。比如《侯卫东官场笔记》，先是火爆网络，后是线下出版成为畅销书，相比当年王跃文《国画》的受追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些官场小说大多只是继承了王跃文对官场世相的书写，甚至发展成迎合读者想象的欲望书写，如大肆凸显官场政治的钱、性色彩，缺乏王跃文作品中的批判维度和人性反思。当然，这也正好说明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有其他作家所不能及的深刻和价值，也是其作品能够在读者心中持续保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官场文学的兴盛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随着政治生态的日益优化，这一类文学也逐渐式微。那些停留在皮相层面的官场书写终将被遗忘，而超越于官场本身的人性书写才值得读者反复阅读，王跃文的作品正属于后者。

[1] 谢有顺. 文学如何立心[M].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13: 45.

[2] 夏瑜, 王跃文. 我不在意什么标签[N]. 南方周末, 2005-01-20.

[3] 王跃文. 梅次故事[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4] 周新民, 王跃文. 向人性深处开掘——王跃文访谈录[J]. 芳草, 2012（6）.

[5] 王跃文. 二十年小说创作之检讨[M]//幽默的代价.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6] 王跃文. 朝夕之间[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251.

[7] 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42.

[8] 王跃文. 苍黄[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306.

The Imagination of Officialdom in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On Wang Yuewen’s Officialdom Novels

LIU Xu-d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Jiangxi 336000, China）

Wang Yuewen is an iconic writer of officialdom novel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his novels such as The Chinese Painting, The City of Meici and Fleeting Drama have become classics of this genre. Unlike other writers who write linearly about the officialdom, Wang Yuewen’s literary imagination 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political ecology, officials’ personalities and officialdom ethics, namely, the exhibiting display of political ecology based on the officialdom tradition, the tangled construction of ideal personalities based on the people-oriented consciousness, and the critical revelation of official ethics based on the intellectual position, presenting a profundity and value unparalleled by any other writers.

Wang Yuewen; official orientation; people-centeredness; position of intellectuals

I207.42

A

2095-9249（2022）02-0059-05

2021-03-30

2016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ZGW161006）

刘旭东（1979—），男，江西高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校：吴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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