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真的“一字一寸心”？
时间：2023-01-13 19:55:05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高虹飞
如果出一道题目，要求是“列举几位明代的散文家”，大家会如何作答呢？
我想，绝大多数同学的答案中，都会有“宋濂”。宋濂是浙江金华人，元至大三年出生（1310年），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去世。“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他是“幼时即嗜学”的读书人，也是明太祖朱元璋长子、皇太子朱标的老师，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其《送东阳马生序》等名篇，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宋濂不仅是卓越的散文家，亦是了不起的诗人。宋濂的笔下，一直流淌着优美的诗行。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宋濂在元末、明初的诗歌创作，存在显著不同。
在元末的诗作中，宋濂细致地描摹自身病痛，表达对生命的体悟与思考，如《始衰》云，“人生大化中，飘潇风中花。百年终变灭，感慨欲如何”。我们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宋濂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感慨年华易逝，叹人生苦短，哀生命无常，伤前程坎坷等种种复杂的情绪。类似的还有很多：《病怀》云，“如何未五十，摧塌已不支”；
《答戴学正》云，“昔年发如漆，转盼已半皤……我年逾半百，来日知几何”；
《韩教谕见过山中》云，“死者木已拱，生者知几朝。胡宁不作乐，虚使岁月飘”等。
自元入明，宋濂年岁日高，衰老、疾病对他的困扰也更为强烈。在明初，宋濂官居要职，名动天下，丰富的阅历，亦让宋濂对生命的感悟更深。然而在明初的诗作中，宋濂对生命意识的书写反而变得极少，老之将至的慨叹、衰病侵寻的哀愁，变得难觅踪影。在明初宋濂的诗行中，失去了对痛苦的生命深层的思索，取而代之的是一派积极、明媚的情感跃动，如《和苏编修游东明山诗》云，“数茎白发虽侵镜，百炼丹心不作灰”。
宋濂的元代诗作，还具体、充实地摹写了自己的过往经历，如《韩教谕见过山中》云，“乃携一束书，不惮百里遥。城南依硕师，立雪常满腰”，以冲淡的五言，坦率地诉说自己的曾经。此外，宋濂元代诗作中，饱含丰富、强烈的个人情感，如《答戴学正》云，“为是动中怀，有泪沾衣巾”；
《辛巳春望小龙门山作》云，“醉来一笑天地阔，落日未落云峥嵘”；
《韩教谕见过山中》云，“百年能几见，念此肠内焦”等。烦闷、困惑、欢快、惊喜、抑郁、忧愁……层层感情，倾洒笔端；
种种表情，跃然纸上。
而在明初的诗句中，宋濂的过往经历变得模糊了，如《和郑奉常先生燕集诗韵》云，“探珠赤水欣同调，结屋青萝得所依”。具体描绘、生动细节的缺失，令读者难以从诗句中捕捉宋濂的昔时。元末作品中鲜明的情感，在明初诗句里，也大多被一种心满意足、充满感激的情绪替代，总体呈现出一种平易的温和、收敛的欣喜，如《和苏编修游东明山诗》云，“但知笑齿时频启，何事愁肠日九回”。那些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愤愤不平的心绪，都难以寻觅了。
从元末到明初，宋濂的诗歌创作，在生命意识、人生经历、个人情感三方面内容的表现上，皆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三方面变化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在明初诗歌创作中，宋濂有意识地隐藏了自我。深刻的生命意识、具体的人生经历、细腻的个人情感，都留在宋濂心里，他并未把这些写入诗中。
宋濂在明初诗行中的自我隐藏，是否因其忌惮明太祖，为其明哲保身之道呢？我认为并非如此。据宋濂门人郑楷记载，一次明太祖问宋濂：“昨日饮酒否？座客为谁？馔为何物？”宋濂一一如实作答。明太祖笑着说：“卿饮时，朕令人视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由此可见，对明太祖来说，宋濂的理想状态，是一方面对禁中之事秘而不宣，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日常起居知无不言。因此，若为忌惮明太祖，明哲保身计，宋濂反而应在诗中，详尽描述自己平时生活的细节，而不是以笼统的语言概述。
那么，这种隐藏，是因为明代洪武年间文字狱大行，宋濂有意避忌吗？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许多明太祖文字狱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可能是这个：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有一篇为明太祖歌功颂德的文字，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明太祖看后却勃然大怒，为什么呢？因为“生”与“僧”谐音，再加个“光”，这是在讽刺他做过和尚，“则”又与“贼”谐音。于是，明太祖下令将徐一夔斩首。
像这样绘声绘色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其实，据学界研究，这些文字狱案故事，都出自明代中晚期的野史稗乘，“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前文提到的徐一夔，其实是平安地度过了整个明太祖执政时期，在建文初年去世，享年八十余岁。所以，宋濂避忌文字狱的说法，也于史不合。
既如此，宋濂诗歌中的自我隐藏，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实在于出版。在明初，声名远扬海内外的宋濂，深知自己笔下的诗即将出版，并将为一个规模极大的读者群所共见。他不想让那么多不确定的读者窥见其内心世界、平昔生活，是以在创作之时，选择将其隐藏。
在元末，宋濂写作诗歌时，并不确定自己的作品能否广为流传。而入明以后，宋濂的政治地位日益显赫，其作品的传播范围也不断扩展。
据刘基（即刘伯温）记载，在明初，海内求宋濂诗文者，“项背相望，碑版之镌，照耀乎四方。高丽、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贡京师，皆问（宋濂）安否，且以重价购其《潜溪集》以归，至有重刻以为楷式者”。郑楷亦记，“日本得《潜溪集》，刻板国中。高句丽、安南使者至，购先生文集，不啻拱璧”。洪武十年，宋濂文章选本《宋学士文粹》出版，这部作品同样传至海外，如日本诗僧天隐龙泽即云，“大明诗人，余平生所阅者宋濂《文粹》”。
前文引用的宋濂明初诗作，大都为其致仕后，亦即洪武十年以后所作。也就是说，宋濂在写作之际即清楚地知道，自己笔下的诗歌将刻于书版，且其传播范围不仅遍于国内，更远至高丽、日本、安南等海外国家，为无数完全陌生的读者所共见。而宋濂本人，又是“天朝上国”的第一文臣，他怎么能向海内外的读者，暴露自己的衰老、病痛，倾吐消极、负面的情感，分享个人隐秘、精微的思考呢？
于是，宋濂的明初诗作，便洋溢着积极的情绪，流动着温和的感情。这是宋濂面对庞大、陌生的读者群体给予自己的保护，亦令我们感到分明的疏离与隔膜。出版如同扩音器，适宜高声宣传他人事迹，而不宜浅吟低唱个人心曲。出版亦如舞台，海内外读者则如台下热情观众，在鲜花与掌声、欢呼与目光的纷繁交汇之中，舞台中央的作者，选择戴上了面具。
洪武八年左右，宋濂为黄昶作《送黄伴读东还故里》一诗，诗中有一联：“吟成意莫尽，一字一寸心。”只是出版已无形中影响了宋濂手中的笔，我们于字里行间，其实很难碰触宋濂的真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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