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价值、风险及其化解
时间：2023-01-30 12:50:06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翟中杰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以2016—2017年间AlphaGo战胜人类多位顶尖围棋手为重要标志，人工智能发展迎来第三次浪潮，人类社会开始向智能化时代迈进。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社会治理领域，而是强势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智能算法作为一种新型权力，正在重塑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方式，进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要素、全流程形成复杂影响。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2]。因此，相较于其他群体而言，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青年群体的特殊身心状况，他们相较于其他群体更乐于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更易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由此可见，在人工智能条件下做好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更具紧迫性，必须对人工智能嵌入相关工作之后所带来的重大意义与主要风险进行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而系统的风险化解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蕴含着巨大潜力，在正确运用的前提下，能够对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从而带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时代化、精准化、高效化。
(一)推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时代化
人工智能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正在塑造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3]因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嵌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是顺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它有助于在人工智能时代掌握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意识形态工作者通过在实践中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尽早把握人工智能的运行规律，充分挖掘和利用其智能化思维、智能化技术、智能化环境的内在优势为“我”服务，而且能够充分认识它所蕴含的风险与挑战，从而趋利避害地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形成面向“新时代青年”的意识形态工作模式。相较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青年人，身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青年人在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特征。其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大量思想观念通过网络传递。在此条件下，伴随着数据挖掘、推荐算法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网络空间的广泛应用，青年一代的信息传播与接收过程日趋智能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同样应走向智能化。唯有如此，意识形态工作才能真正抓住新时代青年的实际需求而展开。
(二)推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精准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精准化。他创造性地提出“思想舆论领域存在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4]，“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5]等重要论断，为意识形态工作精准施策指明方向。由此可见，精准化是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追求的重要目标，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精准性的跨越式提升。
其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意识形态信息采集、分析、决策过程的精准化。传统意识形态工作主要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获取信息，并依靠抽样获得的局部信息开展数据分析与决策。在此条件下，决策的科学性受到样本容量、样本采集方法与技巧等因素制约，意识形态工作的精准性往往停留在宏观层面，通常难以对微观层面每一个体的思想动态信息进行精准分析。与之相对应，大数据技术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互联网和各类传感器，致力于采集指定对象的全量数据，而非样本数据。这就“突破了传统调研方法的困境性和调研数据的片面性”[6]，使得意识形态工作中“主观推测”的成分大大降低，“客观判断”的成分显著提升。其二，智能推荐算法的合理利用有助于主导意识形态信息精准化传播。当前，智能推荐算法主要运用于网络信息传播过程。它通过采集和分析特定网民网络行为的大数据信息，判断和预测其信息消费偏好，进而将符合该偏好的信息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推荐给网民。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而言，可以充分借助智能推荐算法，对每一位青年网民的信息消费偏好进行精准画像，进而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意识形态信息推送方案，真正做到因人施策。
(三)推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高效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且深入激烈，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这就要求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开展，而人工智能恰恰能够在工作效率层面发挥强大推动作用。
首先，人工智能加快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响应速度。人工智能的介入意味着大量结构化较强、重复性较高的工作开始由机器(如计算机、传感器)代替人力来展开，而无论是计算机还是传感器，其功能范围内的工作速度是人类远远无法比拟的。因此，在人工智能擅长的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智能信息推荐等领域，能够大大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响应速度，甚至能够实现实时动态响应。其次，人工智能降低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综合成本。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入地嵌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过程，大量工作开始交由机器完成。这将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人力成本显著降低；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员精减与工作强度下降，相应的经费和物资消耗也将得到有效控制。可见，人工智能有助于推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实现“瘦身”与“强体”，使之以更加精干强健的姿态更好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最后，人工智能助力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长效运行。人工智能介入后，意识形态工作逐步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快速响应，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将被提前感知、快速处置，突发事件的“突发性”逐步减弱，意识形态工作态势将有望更加平稳。传统的突击式、运动式工作手段将逐步被更为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模式取代。
人工智能既为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只有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充分考量，才能有效发挥这一革命性技术对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
(一)主导权削弱风险
主导权问题是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首要问题。人工智能的合理利用有助于强化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但与此同时，如果对人工智能过度依赖则极易产生主导权削弱风险。具体而言，随着人工智能介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愈加深入，原本属于人的大量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分担。人的工作量缩减的同时也意味着工作空间受到挤占，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排挤效应将开始显现。一方面，人工智能会逐步将大量意识形态工作转为“自动”模式，使得人类在越来越多领域“无需介入”；
另一方面，部分传统工作方式与智能化手段相比已不再适应时代需求，进一步凸显人类意识形态工作者“无力介入”。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人可能对人工智能产生过度依赖心理，即不加选择地将更多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处理，不加甄别地信任人工智能所采集的数据。一旦产生此类甘当“甩手掌柜”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将面临巨大的削弱风险。事实上，人工智能仍然是由人设计研发与运营的，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信任与依赖，实际上就是将青年意识态形工作的主动权让渡给人工智能设计研发与运营人员，而他们从自身工作出发，更多从技术、市场、企业利益等视角思考问题。长此以往，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所坚持的正确方向将难以得到保障。
(二)干预扩大化风险
在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既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防范主动权受到削弱，同时，也要牢牢守住工作边界，防范工作范围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由于技术手段等因素制约，虽然面临工作效率无法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却极少需要考虑工作范围扩大化问题。但在人工智能介入后，这一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已经成为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需要高度重视的潜在风险。所谓干预扩大化，即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超出其既定边界，相关工作延伸到非意识形态领域，从而对工作对象(特定青年)的生活形成过度干预的现象。例如，部分意识形态工作者在通过大数据掌握特定青年的个人信息后，开始对其私人生活进行深度干涉，或者将这些个人信息泄露到非意识形态工作领域，或者以过高频率对工作对象展开教育引导等。总体而言，引发干预扩大化风险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可以使意识形态工作者以极少精力获得关于工作对象的海量数据信息，这些信息中不仅包括工作对象在公共场所的活动信息，而且可能包含大量个人隐私信息，这就为意识形态工作者扩大干预提供了信息基础。二是智能推荐算法的运用同样可以使意识形态工作者以极少精力实现信息的自动化推送，这就为意识形态信息的过度推送埋下隐患。
(三)信息茧房风险
一般认为，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较早提出“信息茧房”这一概念，他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提出: 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信息茧房”[7]8中。应当说，信息茧房概念并非针对人工智能而提出，但随着智能算法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应用，信息茧房形成的风险显著增加。人工智能嵌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智能算法推荐信息的基本逻辑之一是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工作对象(特定青年)在网络平台中阅读(或观看、聆听)的网络内容，据此确定每一青年个体的信息消费偏好，并向其推送符合其信息消费偏好的信息。这一算法逻辑虽然可以大幅度提升信息与青年个体的匹配度，但其核心在于满足青年人的信息偏好。因此，无论特定青年的信息偏好是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智能推荐算法都会为其“编织”一个与其偏好相符合的信息茧房，而且借助大数据技术，智能推荐算法能够搜集大量信息，从不同侧面佐证特定个体的观点，从而使这个“编织”的信息茧房更加牢固，使个体更加坚信自身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对于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而言，信息茧房的危害显而易见，它“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8]，是阻碍主流意识形态传递给所有青年的“过滤器”。一方面，对于尚未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而言，智能推荐算法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不仅阻碍主流意识形态流入，而且会强化其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青年而言，信息茧房易导致其视野窄化，使其不能从全局层面认识和分析问题，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流于表面。正如桑斯坦所言：“如果政治组织的成员——或国家领导人——生活在茧房里，他们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7]8
(四)交往异化风险
意识形态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因而，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推动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的充分交流与互动。一般而言，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的交往方式主要分为“面对面”和“非面对面”两大类。面对面交往，即通过面对面的课堂、会议、实践活动等方式与青年进行互动并对其施以影响；
非面对面交往，主要指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而对特定青年施以影响的工作方式。人工智能介入后，两种交往方式都面临异化风险。一方面，非面对面交往的可控性面临挑战。传统大众媒介由于有比较完善的“把关人”制度，信息从大众传媒流向青年的过程及影响是相对可控的。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以及人工智能逐步介入网络信息的自动化采集、分析与传播过程，人工智能的“把关人”作用开始显现，原有的“人类把关人”制度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者利用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向青年传播的具体信息经由人工智能处理后，最终发挥的作用方向与影响力可能与初始意图发生偏离。另一方面，面对面交往亦走向标签化。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者能够获得关于工作对象(特定青年)的更多数据信息，而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为了能够提升分析针对性，通常将数据做标签化处理。例如，对特定高校大学生进出图书馆数据进行分析后，给某些学生设置“爱读书”“不爱读书”等标签。因此，人工智能介入后，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者越是依赖大数据分析结果，越有可能对特定青年形成标签化认识，并基于数据标签开展教育引导。一旦数据标签本身设定错误，或者标签不能随着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极有可能引发相应的数据歧视。
针对上述风险，可以从人工智能的价值引领、合理定位、技术研发、素养培育等方面入手探寻风险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而从中找出破解风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一)坚持党对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工作，其领导权问题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智能算法正在演化为一种具有普遍影响的“准公权力”，且在嵌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会对“人类智能”产生排挤效应，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人工智能条件下牢牢掌握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9]。首先，提升各级党委(党组)对算法权力及其风险的认知。特别是推动各级党组织充分掌握算法权力的内在运行逻辑，以及它对党的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排挤与侵蚀风险，从而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奠定基础。其次，增强党政部门对算法权力的规制力度，综合运用政策、法规、技术、经济等手段，建立对算法权力的良性规制体系，以便在制度层面对算法权力的作用范围、算法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界定。再次，引导各级党委(党组)趋利避害地利用智能算法强化党对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人工智能是引领时代的标志性技术，对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发挥着“双刃剑”效应。因此，对待智能算法决不能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一味否定，而应积极主动地使之“为我所用”。具体而言，应充分发挥其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高精度、高效率、个性化等优势，利用人工智能提升青年意识形态工作成效，从而以积极的成效巩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二)形成针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引领机制
人工智能作为人造物，其基本行为模式从根本上还是由人决定。因此，人工智能对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风险归根结底可以通过调节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的思想与行为而获得破解。具体而言，应当为参与人工智能研发、管理、供应、使用等相关活动的个人与组织建立针对性价值引领机制，引导其自觉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正确的价值准则行事。首先，加强人工智能伦理建设。在学术研究层面，应当继续推动人工智能伦理相关问题研究，在理论上明晰和完善人工智能伦理的基本原则与规范，并尽快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行动指南。例如，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已于2021年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相关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奠定基础。在宣传教育层面，应当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纳入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职业培训体系当中。其次，推动人工智能行业自律组织建设。行业自律组织的建立和完善，能够推动人工智能从业者、企业、相关机构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促使整个行业凝聚内部共识。在此条件下，行业内部能够逐步形成自我完善的内驱力，从而更加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高效地落实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最后，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要真正实现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引领，不仅需要柔性自律机制，也离不开刚性他律机制，既要提出伦理规范，更要划出法律底线。目前，我国已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针对性法律法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新问题新情况将会持续涌现，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必须能够与技术迭代步伐相适应。
(三)明晰人类主体与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
人工智能嵌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人类工作主体与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模糊是引发多种风险的直接原因。因此，必须明晰二者定位，理顺二者关系，从而为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青年意识形态工作奠定基础。首先，确立人工智能的“特别工作者”地位。在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中，由于人工智能拥有“智能”，且其“智能”正在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而快速提升，人工智能显然已经超出一般工具的范畴。它在意识形态信息的挖掘、分析、智能推荐等方面开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而“正在颠覆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与工具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10]。鉴于此，可以尝试将人工智能定位为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特别工作者”，而不仅仅将其定位于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工具或手段。这一定位，既有利于人类主体进一步认识人工智能的“智能化”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又有利于其充分警惕人工智能的自主性风险，进而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其次，坚持人类主体与人工智能的“主导者—辅助者”关系。无论将人工智能定位为普通工具，还是将其定位为“特别工作者”，人工智能只能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助手而存在。人类主体既要发挥好这一助手的作用，又不能过度依赖和放任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嵌入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全流程必须置于人类主体的严密监控下，从而避免工作主动权被人工智能所消解。
(四)推动针对性人工智能系统的持续开发与迭代
一方面，针对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特征开发专用人工智能系统。当前，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开发成本相对较高，大多应用于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实际上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它们并非针对意识形态工作而开发，而是将商业领域中相对成熟的技术直接移植过来，或者直接利用商业化人工智能信息传播平台(如抖音)开展相关工作，因而难免出现“主导权削弱”等各类风险。鉴于此，必须开发针对性、适配性更高的专用系统，真正将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和逻辑融入人工智能运行逻辑之中，改变当前大量人工智能应用以商业逻辑、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状，“以我为主”地建立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工智能阵地”。另一方面，推动专用人工智能系统的持续发展与迭代。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即智能化水平仍然十分有限，无论是在大数据分析还是在信息的智能推荐方面，其可靠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也是引发青年意识形态工作风险的重要原因，而破解风险恰恰需要继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加大投入,创新机制，组织强大的研发队伍对意识形态工作系统进行持续迭代，及时将最新的技术成果应用于系统之中，使之针对性更强、可靠性更高。
(五)构建人工智能素养培育体系
人工智能素养是人工智能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它“不仅包括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和能力，还包括与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相关的态度和伦理等”[11]。前述四大风险的产生，与意识形态工作者和青年一代人工智能素养普遍欠缺有密切关联。以“信息茧房”风险为例，如果青年一代对人工智能条件下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和负面影响有充分认知，就能够相对容易地采取反制措施，以实现“破茧而出”。因此，对青年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人工智能素养培育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青年一代乐于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优势开展系统化人工智能素养培育。青年是社会的未来，而未来的社会是人工智能社会。人工智能素养必须成为青年一代的基础性素养。鉴于此，高校应当尽快开设系统化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课程；
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开展各类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培训与宣传活动，从而对特定地区、特定领域的青年形成正面影响。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企业应当在产品运行过程中进行相应的提醒与说明，使运用相关产品的青年能够从中获得教育引导。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工作者开展针对性人工智能素养培育。相关部门可以探索建立专项培训体系，专门针对意识形态工作者在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工作(或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开展工作)时应当具备的人工智能意识、思维、知识、技能、伦理等素养进行培训。例如，引导意识形态工作者掌握利用大数据信息开展工作的尺度和底线；
引导其掌握破除“信息茧房”的能力，使之能够帮助陷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茧房”的青年快速破茧。
——致敬殡葬工作者黄河之声(2021年2期)2021-03-29织就“信息茧房”的人，或许就是你自己记者观察·中旬刊(2020年9期)2020-12-07织就“信息茧房”的人，或许就是你自己记者观察(2020年26期)2020-11-17织就信息茧房的人，或许就是你自己科学大观园(2020年17期)2020-09-022019：人工智能商界(2019年12期)2019-01-03人工智能与就业IT经理世界(2018年20期)2018-10-24数读人工智能小康(2017年16期)2017-06-07下一幕，人工智能！南风窗(2016年19期)2016-09-21 相关关键词： 对话式人工智能操作系统 人工智能对话软件 对话节目人工智能 最强大脑人工智能 用人工智能构建游戏世界，Promethe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