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主观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儒经译文为中心

□ ［日本］井川义次

从欧洲的理性时代，到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再到德国观念论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哲学经由“四书五经”等儒家文献的翻译流入西方，并从侧面对西方世界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年以来这已经渐渐被大家所熟知。

回顾当时情况的话，首先要谈的就是作为耶稣会创始者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Хavier，1506—1552）。他奉教廷之命向东方传教，亲赴日本，把日本当作他向东方传教的重要基地之一。考察到儒学思想在日本和周边其他亚洲国家广为流传，他把这一情况报告回了欧洲。如此，儒学便开始逐渐被西方知晓。

作为最早向中国传教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认为，中国的儒学是与基督宗教有亲缘性的，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利玛窦的同僚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作为首位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译者，也受到了大家的瞩目。遗憾的是，他的译作并未出版，只留下了遗稿。①Thierry Meynard, Roberto Villasante, La filosofía moral de Confucio por Мichele Ruggieri SJ: La primeratraducción de las obras de Confucio al españolen 1590. Madrid: Mensajero-Sal Terrae, 2018.不过罗明坚的译文并未被人遗忘，他的《大学》译文之后被德国的斯比塞尔（Gottlieb Spizel，1639—1691）发现，并被介绍到他的《中国文史评析》②Gottlieb Spizel, De re li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 Lugd. Bat.: Ex Оfficina Petri Hackii, 1660.里。

之后，同样是耶稣会会士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在他的《中国上古史》③Martino 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res a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хtrema Asia, sive magno Sinarumim periogestas compleхa. Apud Joannem Blaeu: Apud Joannem Blaeu, 1659.中表示，中国历史的悠久不亚于欧洲历史，他不仅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概述，对“四书五经”等中国哲学的内容也做了详细的论述。斯比塞尔多次引用《中国上古史》的论述。

然而，正式把中国哲学广泛地介绍给西方的著作是《中国哲学家孔子》④Prosper Intorcetta, Philippe Couplet, et al.,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aris: Daniel Horthemels, 1687.。它是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等耶稣会会士共同完成的。此书的内容包含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正式拉丁文翻译，以及“四书”中丰富的中国历史和哲学信息。并且，柏应理在翻译“四书”之际，还引用了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四书直解》，强调人的理性和各种美德是能与基督宗教相容的。

西方正式出版的“四书”全译本，应该是卫方济（François Noёl，1651—1729）的《中华帝国六经》①François Noёl,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х. Pragae: Per Joachimum Joannem Kamenicky, 1711.。本书除了“四书”，还收录了明代用于初等教育的《小学》和《孝经》。此外，卫方济为了力求客观，不仅借鉴了张居正的注解，还广泛地参考了朱熹的《四书集注》等宋明理学的文献。

法国大革命后，以客观文献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汉学（Sinologie）终于诞生。汉学研究者在主张客观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在变革时代中的价值观。其中一位即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他为了能够客观、多视角地来翻译主张性善论、民本主义和革命说的《孟子》，不仅充分利用汉文的各种注解、耶稣会士的拉丁文翻译，甚至还利用到了清朝的满文版翻译。下文将就他的君主观进行概述。②Stanislas Julien, ed., tr., Мeng Tseu vel Мencium. Paris: Dondey-Dupré, 1824.

关于西方社会接受儒家信息的情况，笔者自1992年以来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公布于众③井川义次：《イントルチェッタ『中国の哲学者孔子』に関する一考察》（《关于殷铎泽〈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一个考察》），《中国文化論叢》第一二号，1992年；
井川义次：《ロンゴバルディとイントルチェッタ—中国哲学解釈をめぐる二つの道》（《龙华民与殷铎泽：围绕中国哲学诠释的两途径》），《哲学・思想論叢》第一一号，1993年；
井川义次：《張居正の『中庸』解釈—「鬼神」を中心に》（《张居正的〈中庸〉解释：以‘鬼神’为中心》），《筑波哲学》第五号，1994年；
井川义次：《十七世紀イエズス会士の〈易〉解釈—〈中国の哲学者孔子〉の“謙”卦をめぐる有神論性の主張》（《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对〈易〉的解释：〈中国哲学家孔子〉中“谦”卦的有神论主张》），《日本中国学会報》第48集，1996年，汉语译文收录在《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丛书主编方旭东，本卷主编曹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井川义次：《ヨーロッパ人による“孝”の解釈》（《欧洲人对“孝”的解释》），载《漢意とは何か—大久保隆郎教授退官紀念論集》，東方書店，2001年；
井川义次：《ヨーロッパ人による〈孟子〉の初訳について—ノエル〈中華帝国の六古典〉における儒教解釈》 （《关于欧洲人初译〈孟子〉：卫方济所著〈中华帝国六经〉中的儒教诠释》），《人間科学》第10号，2002年；
井川义次：《ノエル訳〈大学〉における性理学の解釈—“大学章句序”と“補伝”を中心に》（《卫方济所译〈大学〉对性理学的解释：以“大学章句序”和“补传”为中心》），《人間科学》第11号，2003年；
井川义次：《理性と天命—ノエル訳〈中庸〉と朱子〈中庸章句〉》（《性理与天命：卫方济所译〈中庸〉与朱子〈中庸章句〉》），《人間科学》第12号，2003年；
井川义次：《ヨーロッパ人による初めての中国初等教育に関する情報の紹介—朱子編〈小学〉とノエルの翻訳》（《关于欧洲人初涉中国初等教育的情况介绍：朱子编〈小学〉与卫方济的翻译》），《人間科学》第13号，2004年；
井川义次：《十八世紀ヨーロッパ人による「孝」の理解—ノエル訳『孝経』を巡って》（《十八世纪欧洲人对“孝”的理解：关于卫方济所译〈孝经〉》），《琉大アジア研究》第6号，2007年；
井川义次：《宋学の西遷—近代啓蒙への道》（《宋学的西迁：通向近代启蒙之途》），人文書院，2009年第1版，2010年改订版，2017年第3版；
井川义次：《鬼神とアウラ》（《鬼神与灵气Aura》），《中国文化》第69号，第53—65页；
井川义次：《若きライプニッツと朱子の邂逅：シュピツェル〈中国文芸論〉をめぐって》（《青年莱布尼茨与朱子的邂逅：围绕斯比塞尔的〈中国文史评析〉》），载堀池信夫編《知のユーラシア》（《知的欧亚大陆》），明治書院，2011年；
井川义次：《プロスペロ・イントルチェッタ『中国の政治・道徳学』—『中庸』における朱子性理説情報のライプニッツへの流入》，载《ホモコントリビューエンス研究》，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2011年；
井川义次：《青年康德与中国哲学：以比尔芬格尔（Bilfinger）的中国哲学观为背景》，载《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7—614页。，可资参考。

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作为在欧洲对中国史提供大纲性概述的作品，对倡导基于儒家伦理而治天下的代表人物——舜进行了论述。

舜之前在位的圣王尧，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跳过了自己的儿子，而是希望自己的王位由一位有贤德的人来继任，于是他找到了舜。对此，《中国上古史》是这样介绍的：“舜的父亲瞽叟是个傻子，继母是个好说闲话的恶妇，而他的弟弟狂妄自大。但即使是这样，舜从来都是顺从谦卑，尽一切努力去与他们和睦相处，最终通过德的感化使他们与舜达成和解，维持了他的家庭。而且，舜并不仅仅满足于使人向善，自身也每天努力改善自我，使自己达到德的顶峰。”并且“舜……无论在地方指导农业，还是在王宫统治帝国的生涯当中，从未停止把他人的德当成自己的义务。”书中强调舜是一个日常努力修炼自己德行的人物，把像舜这样的典范称为“中国哲学（Sinensium philosophia）”的萌芽。①Martini, op. cit., pp. 42-43.

以上的这些信息，在斯比塞尔的《中国文史评析》中也有收录。在此书中，“中国人的所有美德中，对父母的敬爱与顺从（Pietas seu Оbedienta erga Parentes，孝）是首位的，令人惊讶的是至今人们也依然顺从地遵守着。就如之前的论述一样，中国人将‘孝’与自然本性的规定（praecepta naturalia）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是在‘孝’的名义下，理解对众人的爱的，并从这种理解出发去定义心中之德（virtus cordis），爱的准则（regula amoris），而且把它尊称为为了‘幸福去爱的理法和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仇敌也被扩充到他们爱的对象范围内。”由此，本书结论道，中国极力推崇孝，“中国历史是这种孝德的极好例子”。正是因为舜对父母的尊敬，进而对家人的爱，最终让他“取得了中华帝国”。

另外，近代西方哲学的代表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20岁左右就读过《中国文史评析》，后来与斯比塞尔和《中国上古史》的作者卫匡国也有文字上的往来，可见他对中国哲学一定是知晓的。而且，我们在《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史评析》中，不仅可以找到与莱布尼茨的哲学概念、普遍符号：汉字、“充足理由律”以及“前定和谐”这些理论非常相似的儒教原理：理，还可以看到《易经》的阴阳二进制（binarium）和单子（monade）等单词。根据这些线索继续深究的话，相信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有望在未来可以得到彻底阐明。②请参看井川义次：《青年莱布尼茨与朱子的邂逅：围绕斯比塞尔的〈中国文史评析〉》；
井川义次：《西洋近代哲学の形成と中国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的形成与中国哲学》），载堀池信夫編《知のユーラシア1》（《知的欧亚大陆1》），明治書院，2013年。

《中国哲学家孔子》中也对圣王的代表人物的言论进行了翻译和考察。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路易十四（Louis ХIV，1638—1715）的支持，并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

这本书是最早介绍“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的印刷出版物。笔者推测，此书中所论及的君主观，其实是有被当时推行王权神授与绝对王政的欧洲所注意到的。因为，在一个王权被神权所支配的世界中，与基督宗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东方世界的君权依据，是不可能不被提及的。

以下是《论语·尧曰》里的一段话：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关于尧对舜的禅让，此书译为“哦舜啊，……希望天下困苦的百姓，通过你的善政永远可以从天上得到本来规定的幸福。”③参看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Ed. Thierry Meynard.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Nova ser.; v. 6.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1, pp. 147-148.从这一则译文的观点可以看出，百姓经由善政所获得的福利，是上天赐予的。

之后，舜也同样将此话转达给禹，书中对此情景描述道：“独自一人管理帝国五十年成功之后，舜将其帝位交给了继任者禹，并用同样的话进行了最后的教训。” 那时，舜有子，但还是效仿先帝（尧），不理其子，授位于把大洪水成功排放入大海，拥有卓越智慧和伟大功绩的大禹。此描述表达了功绩是王权的基础这一主旨。

围绕商朝（殷）的成汤王，书中也谈到君主有无德行是很关键的。

他绝对知道，上天赐予他的王朝一个帝国，不是因为对殷王朝的情感和喜爱，而是因为他的德行。此后，王朝的征服者和维持者们，都为他们已获得的和平和上天赐予的幸福而祈福，整个皇宫也为所有的人祈福。上天仁慈地守护着百姓，就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灾难的发生往往是因为人类的犯罪而引起的，上天为了以示警告会给予他们一定的惩罚。

这里描述道，夏桀王的无德是他被天罚的原因，而对百姓的宠爱和关怀是成汤王获得君权的根据。相传，成汤王推翻夏桀王的王朝而得天下时，拜天宣誓如下：“全国的百姓，请听我告诫。问人所具备的敬、义、思、信、诚这五德的本性，是从何而来的呢？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天），最初着手创造人类，赋予他的臣民以中庸之道，最规范的自然本性。如果人们能够遵循他们被赐予的本性，那么赋予所有人的相同本性就会一直永存。但人们能否遵行这天道，安然立命，首先就取决于以身作则、正确管理、鼓励百姓遵纪守法的王族，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也就是说，想要人民遵循天赐予的美德，首先君子得修养自身的品德，率先做出表率才行。

周武王说：“尽管有最优秀的人才帮助，但如果我犯了错误，不讨伐不敬的纣王，也不对下属的霸道和狂妄进行严惩的话，这种失败和疏忽就得我一人来承担。如果我的臣下（许多人）犯了任何错误，这应该也是我一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不严惩暴虐无道的昏君是罪孽深重的。政治上的失策不应该推给下属，应由君主自己来承担责任。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发现，《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译文其实包含了译者自身的明君观。在他们看来，出现在《论语》《书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至高者，即天和上帝，其实是等同于基督宗教理论中的“神”，甚至中国圣王施行善政的根据也可以从“上帝”那里得来。

然而其明君观的背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时的历史背景已经从理性时代进入了启蒙时代。我们可以推测出西方读者其实应该心里也很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接触过基督宗教的，中国的统治者和为政者一直以来是靠美德来稳定国家的。

《孟子》里的主张，对于当时基于王权和神权的欧洲世界，是具有颠覆性含义的。例如里面探讨君主应具备的资格和关于“革命”的言论，很显然是一种对当权者构成威胁的学说。

这里将探讨一下卫方济的《中华帝国六经》在欧洲思潮下，是如何理解并在其翻译中体现孟子的这些思想的。特别是其中谈到的革命说，也就是孟子谈到缺乏资质的为政者最后得到的报应是“被革命”这一篇著名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的译文来考察卫方济的理解。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其译文如下：

齐宣王［虽然想要战争而不是国内的和平统治，某一次突然对另一件事］提出了问题。“有这样的事被流传”，宣王说道，“相传，君主成汤王把被打败的君主桀，发配到南方的流放地巣，桀三年后就惨死在那里。还有，武王用武力伐纣，在牧野之战中把他打败。这是真的吗？”孟子对宣王说：“这样的事确实有在各类书籍和帝王的年代记［《书经》］里有记载。”

“但是桀和纣呢？”宣王回应道，“他们才是真正的君主，而成汤和武王只是他们的家臣而已。如此，他们被自己的家臣威胁杀害，这样的事怎么能被允许呢？”（《中华帝国六经》的《孟子》之梁惠王下篇）

这里齐宣王对触及儒家宣扬的对君主的“忠”，不可违反的道德盲点，进行了严苛的批判。对此，孟子会有怎样的辩解呢。我们继续来看卫方济的译文：

孟子对宣王说：“话说，君主和王侯是被委托，以慈善［仁］和正义［义］的名义来管理帝国和王国的。所以，如果君主并无慈悲心，把所有的慈爱情感［仁］都丢弃的话，可以说他已经玷污了君主的名义，或者可以直接把他称为掠夺者（imperii labes et praedo）［贼］。或如果君主执意把所有公正［义］的法律黑白颠倒的话，便可以称他是君主中的败类，或者是破坏者（imperii exitium et eversor）［残］。也就是，只要是玷污君主的名义的，掠夺者、败类和破坏者［残贼之人］，这类人已经不配被当成君主，而只是被视为一介匹夫（vir privatus）［一夫］。所以，我从来只听说过，作为一介匹夫的纣王注定被处刑，而作为君主的纣王被一个家臣所杀这件事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中华帝国六经》的《孟子》之梁惠王下篇）

卫方济的译文很直接地表达了，失德的君王的资格必须被剥夺，甚至免不了天谴。《孟子》的主张，通过卫方济的译文就这样被介绍到了欧洲。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卫方济也研究过16世纪的神学家、自然法思想家的苏亚雷斯（Francisco Suarez，1548—1617）。他主张人类是平等自由的，君主是由于共同体对他的承认才被赋予统治权，而他的统治必须以共同善为目的。如果君主的统治是合法的情况，一旦有暴君的行为，我们虽然没有杀害暴君的权力，但有进行革命的权力。还有，篡夺者如果不能合法地获得支配权的话，［个人层面不被允许，但在政治方面］是可以被杀害的。因此，卫方济的译文可以说是结合了苏亚雷斯的人民主权说和《孟子》的主张，而且为了进一步把其中的正当性明确化，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特意用比较强硬的语气翻译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和神权后，强调人的理性和本性、重视学术客观性的汉学或者中国学便在欧洲盛行。1814年，法兰西公学院开设了汉文和满文课程。汉学家的代表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和他的弟子儒莲，参考已积累起来的多个耶稣会会士的翻译，致力于超过以往的先行研究，欲将汉学推向更加具有学术客观性的研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儒学，他们不仅参考张居正的注解，还参考了欧洲多个立场的汉文注解来分析。①Tokio Takata,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Вibliothèque vaticane: a posthumous work by Paul Pelliot.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1995.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不仅看汉文文献，连当时中国清王朝的统治者的母语——满文版的儒学经典译文也是他们参考的主要文献。参考多个视角的理解后，他们脱离了原本的基督宗教方式的解释，更准确地将中国哲学的实际内容介绍到了欧洲。

儒莲同雷慕沙一样，根据传统说法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而子思的继承者是孟子，并在此观点下翻译了《孟子》。他同雷慕沙的翻译手法一样，尽可能选用能够忠实反映汉文语序的拉丁文，用逐字逐句的直译手法进行翻译。

值得一提的是，儒莲不仅参考了上述的卫方济的译文，比起雷慕沙，他更加广泛地参考了从汉朝到清朝的诸多注解。具体来说，有汉朝赵岐的《孟子注疏》、宋朝朱熹的《四书集注》、明朝胡广等撰写的《四书大全》和蔡清的《四书蒙引》，还有清朝喇沙里等撰写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等等。除了赵岐的《孟子》注解以外，儒莲的解释基本可以说是基于宋代到清代发展起来的宋学，是根据宋明理学来解释的。不但如此，儒莲遵从了雷慕沙开创的先例，将清朝正统解释的满文译本也作为参照资料。

以下是《孟子·离娄下》里，根据对臣民是否尊重来判断统治者地位这一强烈主张的一段话：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对此，儒莲利用拉丁文语法相对自由的语序，对应中文语序，逐字逐句地翻译了这段话：

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君主把臣下视如手足的话，那么臣下会视他为脏器或心脏。如果君主视臣下为犬马的话，那么臣下视君主也仅是一介国民。如果君主视臣下为土或草，那么臣下就会视君主如强盗（praedo）和敌人（hostis）。”

此外，儒莲还试图参照满文的译文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耶稣会传教士们通过翻译儒家经典向欧洲介绍了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具有不一样的君主形象。他们的初衷是通过研究中国价值观和历史观来传播基督宗教，以此来获得欧洲对传教的支持。然而，他们的翻译手法基本是建立在基督宗教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们想将中国哲学的思想观点与基督宗教价值观相对应，但与其相反的中国思想，他们则不予理会，甚至于有彻底贬低的倾向。

另一方面，卫方济引入孟子的革命观等概念，可以想象对当时王权神授和君主专制的欧洲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卫方济可以说是对中国哲学有一定共鸣的，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也是一个攸关生死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革命观等思想不仅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被广泛传播，也被著名的启蒙运动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97—1754）所熟知。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沃尔夫基于对汉学的了解，还曾积极地描述过他理想的中国观。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对于已经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汉学者来说，一味地顺从君权神授、君主专制的君主观和宗教观，已经是过去式了。因此，儒莲毫不犹豫地向近代欧洲介绍了中国哲学，和他从中看到的理想的君主形象，以及应被推翻的暴君形象。

可以看出，中国的君主观曾是欧美国家借鉴的模范。

猜你喜欢 君主孟子译文 Stem cell-based 3D brain organoids for mimicking,investigating,and challenging Alzheimer’s diseases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2022年2期)2022-08-08五张羊皮小天使·六年级语数英综合(2020年10期)2020-12-16当代皇室疯狂英语·新悦读(2020年8期)2020-10-20和谐君主帝喾课外生活·趣知识(2020年3期)2020-05-19“适宜君王的风度”：论《李尔王》中的新旧君主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年1期)2019-11-25磨刀不误砍柴工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9年8期)2019-08-27弟子规小天使·二年级语数英综合(2017年12期)2017-12-05弟子规小天使·二年级语数英综合(2017年3期)2017-04-01译文小学生时代·大嘴英语(2006年1期)2006-06-06 相关关键词： 儒家经典名言诵读《礼记》中的经典名言 清朝历史传统文化儒家 儒家思想的历史影响 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糟粕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