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研究综述

邓清禹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200433)

在2014 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顺应信息化大趋势，建设信息化政工、大数据政工，切实为政治工作注入时代元素，为生命线加载“数据链”[1]。在大数据时代，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大数据政工，新时代军队政治工作要提升信息化法制化科学化水平，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要求。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2]。广大政治干部作为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必须强化数据素养，抓住大数据时代带来的重大机遇。

大数据时代的政治工作活动将产生海量数据，如何挖掘和运用这些珍贵的数据资源，并以此辅助科学决策来助力政治工作提质增效，是当前对广大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一大挑战。军队政治干部的数据素养，是指大数据背景下军队政治干部在组织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合理有效地获取、分析、管理、利用的能力修养，是大数据时代由信息素养衍生出的一种新的素养，是军队政治干部数据意识、数据思维、数据知识、数据技能、数据道德的综合反映。适应大数据时代政治工作的数据素养是当前政治干部综合素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我军政治干部的数据素养问题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开展针对政治干部群体的数据素养研究是非常紧迫且必要的。

2.1 国外研究情况

由于欧美等主要国家军队没有与我军对等的“政治干部”(political cadre)或“政治军官”(political officer)概念，其“政治性工作”(political work)与我军的政治工作也存在一定差异，为尽量避免局限性，作者在研究国外相关文献时并不限制在以上几个概念范畴内。

2.1.1 国外文献计量分析

截至2022 年3 月23 日，在基于中国知网外文文献总库的检索结果中，主题词包含“data literacy”的文献共有410篇，且大多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高等教育”“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领域。由于军事领域有其特殊性，并受中国知网收录外文文献的范围制约，在此文献库中并未检索到军事学科的国外文献。单从发文量来看，国外文献每年发表数量自2013 年以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由此可见数据素养正在逐渐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如图1所示(2021年发文量截至检索时少于前一年，可能是由于电子文献库收录文献在时间上存在一定滞后)。

图1 2013年以来国外数据素养研究趋势分析

2.1.2 国外研究现状

数据素养的相关研究始于美国，且不论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是培养实践的进行，美国都起步最早且发展程度最高。在美国的大学中，文科、商科长期以来都是热门学科，而大学生普遍对“科学技术与医学”(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STM)类专业缺乏兴趣，美国政府认为这种“重文轻理”的现象会影响其综合竞争力。正是出于这种担忧，美国政府自2007 年就开始着手在高校中加强有关数据素养的研究和培养实践[3]。

在理论研究层面，较早开展现代意义上数据素养研究的是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UCF)教育学院的学者冈特(Glenda A.Gunter)等人。早在2007 年冈特就在论文中阐明了数据素养的重要性，他从教育学的角度提出应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并规划了提升数据素养的具体对策和发展路径[4]。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PU) 的学者卡尔森(Jacob R.Carlson)等人的研究从技术角度出发，指出数据素养包括通过适合的手段获取所需要的数据、解读数据含义从而得出结论，并从明确数据素养教育需求入手制定了一套“数据信息素养计划”，这可以为学生进入数字研究环境打下良好的数据素养基础，该团队在此后的多年一直致力于数据素养的相关研究[5]。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 信息研究学院的华裔学者秦健(Jian Qin)等人的研究则从科研角度出发，强调数据素养是一种解读、运用和管理数据的能力[6]。

在培养实践层面，美国教育界起步最早，这一点在高等教育领域体现尤为明显。2007 年至2009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资助了秦健负责的“科学数据素养项目”研究，该项目用于提升学生在数字科研环境下的数据素养[7]。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起了“大数据研究与发展项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其中一系列教育创新举措都是为了培养在校学生的数据素养[8]。2016年，美国政府正式发布了《联邦大数据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Federal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首次将“改善大数据教育和培训的国家格局”列为国家战略，其核心就是提升国民的数据素养[9]。时至今日，英美的不少大学中都开展了旨在提升学生数据素养的培养实践活动，如表1列举。

表1 英美部分高校数据素养培养实践开展情况[6]

2.2 国内研究情况

2.2.1 国内文献计量分析

截至2022 年3 月23 日，在基于中国知网中文文献总库的检索结果中，主题词包含“数据素养”的文献共有1657篇，其中大多分布在“图书情报和数字图书馆”“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领域，有4 篇为涉及军人群体的文献，仅有1篇研究对象为政工干部。在基于军队内网(军事综合信息网)的军事科学院军事科研信息服务门户、国防大学数字图书馆、空军指挥学院数字图书馆等3家电子文献库的检索结果中，主题词包含“数据素养”且主题为“军事”学科的文献有3篇，仅有1篇是面向政治干部进行的研究，且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一致。与外文文献类似，国内文献发表数量自2013 年以来也基本呈现逐年稳步递增的趋势，可见数据素养研究在国内学界的热度也是逐年上升的，如图2所示(2021年中文文献的发文量也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

图2 2013年以来国内数据素养研究趋势分析

2.2.2 国内研究现状

在理论研究层面，国内的起步整体上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013年，“大数据”的概念在国内开始兴起，该年度被不少媒体认为是中国的“大数据元年”，在当时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缪其浩就提出了数据素养的概念，他认为数据素养能够帮助从业者理解本行业本专业的数据问题和意义，并能够与数据专家对话使数据产生价值，最终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提高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和及时性[3]。广州大学图书馆的何涛阐述了数据素养的概念并揭示了它和信息素养的关系，认为数据素养是对科学数据有效地进行获取、分析和创新利用的能力，可以认为是信息素养的子集[10]。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张静波从科研生命周期的角度阐述了数据素养的概念，认为数据素养包括科研人员在对科学数据的采集、组织、处理、分析、共享过程中应具备的能力，以及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遵守的道德与行为规范[8]。当前，国内学界有关数据素养的理论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开以上3 种较早的主流观点，在国内学者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表2列举。

表2 国内数据素养相关研究观点展示

在培养实践层面，相较于美英等国家已经具有了比较完备的院校和国民数据素养培养体系而言，国内的数据素养培养实践尚处于提出对策和规划设计阶段，其开展范围也大多集中在高校、图书馆等科研密集型单位，并有少数是提升公民数据素养的对策研究。比如，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教学部的付超从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图书馆、企业和公民个人等6个层次提出了提升全民数据素养的具体策略[17]。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的淦苏美提出了重视数据意识培养形成数据思维方式、强化专业数据技能训练提高数据应用能力、加强数据伦理教育提升数据素养水平等3 个针对高校大学生的数据素养提升途径[18]。

2.2.3 军内研究现状

在军队内部，对于政治干部群体的数据素养研究还很少，类似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信息素养方面，而数据素养作为信息素养在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针对其展开的专门研究显然还不够，相关的培养实践也只是初具雏形。

在理论研究层面，当前军内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图书馆的王瑞认为，军队政治干部应自觉跟上时代步伐，强化数据意识，并善于发现数据、解读数据、运用数据，增强数据素养，努力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科学发展[15]。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的谈志兴针对军队政治干部的数据工作能力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政治干部应当不断提升对政治工作信息数据的获取、分析、运用能力，从而及时准确地为政治工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19]。信息工程大学的杨良谋等人在军事训练领域对官兵数据素养进行了研究，认为官兵应当不断增强数据敏感度，善于发现、利用实践中产生的数据，并通过强化数据采集、处理和运用等3种能力，逐步提升官兵的数据素养[20]。在其余文献中，有关数据素养的内容基本都见诸研究探讨军队大数据政工的学术文章中，方向大多集中在数据思维、数据意识、数据理念等数据素养的各具体方面。

在培养实践层面，目前军队领域还处于建议与探讨阶段，尚未开展成体系的数据素养教育培养活动，但也有军内学者从建言献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原防空兵学院的闫强认为，应当从树立数据政工理念、提高数据政工能力、强化数据政工责任、营造数据政工环境几个角度强化政工干部的数据政工理念[25]。原防空兵学院的韩树栋等人从加强教育引导深化思想认识、加强基础建设提供技术人才保障、加强日常工作规范促进数据素养提升等3 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官兵数据素养的对策[22]。

2.3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数据素养相关研究虽然具备一定文献数量，但与美英等国家相比，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存在不小差距。一方面，当前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将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理论观点进行借鉴，相比于美英已经具备的比较完善的数据素养教育体系而言，我国的数据素养研究尚在起步和摸索之中。另一方面，国内数据素养相关研究的对象比较有限，其中大多为科研工作者、高校教师或大学生群体，而国外在研究对象上比较宽泛，涵盖了全体国民和各行业人员。此外，作者通过上述几个电子文献库检索主题词“数据素养”，并将主题限定为“军事”时，发现文献存量极少，进一步模糊检索与“(军队)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干部”“(军队)政工干部”，相关文献就更加寥寥无几，这就表明军队开展相关研究更加匮乏。在现有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有关数据素养的内容也仅仅是在信息素养的框架下片面论述数据思维理念、工作能力等方面，缺乏对数据素养比较全面的阐释和综述。因此，发展和完善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基础理论和培养实践，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研读和分析相关文献，作者对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内涵、与信息素养的关系、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升途径等4个方面的观点进行以下总结述评。

2.3.1 关于数据素养的内涵

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关乎数据的素养，是通过平日长期的培养学习而获得的对于数据工作的修养或能力。关于数据素养的具体定义，时至今日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23]。早在2004 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席尔德(Milo Shield)在《信息素养、统计素养和数据素养》一文中首次提到“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的概念[24]。而数据素养较早被明确定义是在2007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文森(Elizabeth Stephenson)等人将其定义为发现、评价和适当并有效运用信息(包含数据资源)的能力[25]。2013年以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国内的异军突起和蓬勃发展，其相关研究也开始丰富。缪其浩在2013 年年初就提出，进入大数据时代普通大众必须具备起码的数据素养[26]，并将数据素养定义成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个人理解本行业本专业的数据问题和意义[3]。除以上几种国内外较早的数据素养定义，以及前文所提及的孟祥保、张进良、张艳梅、沈婷婷等国内学者从图书情报学或教育学的视角对数据素养进行的定义以外，还有其他几种广泛被认可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素养定义，如表3所示。

表3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素养定义列举

在军内相关研究中，王瑞在2017 年首次提出了政工干部应当强化数据素养的观点，但研究仅限于分析现状以及时代对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要求，对于数据素养为何并没有做过多阐述[15]。谈志兴则在2020 年首次对军队政治干部数据工作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政治干部的数据工作就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方法、工具获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出数据背后的潜在规律及价值、为政治工作决策提供科学严谨的客观依据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将政治干部数据工作的能力要求和提升的方法途径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19]，其中也包含了知识、观念、态度、思维等维度的内容，作者认为可以广义地将其理解为数据素养，该文章为开展针对军队政治干部的数据素养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观点参考。但不论数据素养的具体定义如何，在其内容和构成上，大多数学者的认知是比较相似的，其中上海大学图书馆的郝媛玲把数据素养归纳为数据态度、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技能和数据伦理等5 个方面的基本要素[4]，这是众多研究中比较全面的观点，也为开展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借鉴。

2.3.2 关于信息(化)素养与数据素养的关系

信息素养与数据素养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从相交走向融合的过程。当大数据时代到来，信息素养概念也在随着信息数据量的激增而与时俱进。2011年，著名的信息素养标准之一——英国国立和大学图书馆协会(The Society of College,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SCONUL)七项信息素养支柱模型(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正式将数据处理技能作为信息素养的一部分[29]。2013年，在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Research Libraries,ACRL)开展的一项关于是否要将数据素养纳入信息素养的调查中，有95%的受访者表示赞同[30]。两个概念之间关系发展过程大体上如图3所示。

图3 信息素养与数据素养概念关系的发展过程

国内学者对于信息素养和数据素养的区别也有着比较成熟的观点，比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黄如花强调数据素养是大数据时代信息素养的扩展，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数据素养侧重于数据的收集、保存与管理及分析等技能方面，而信息素养一般指度量用户搜集信息和用户反馈为主[28]。此外，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还出现了信息化素养的新概念。与信息素养不同的是，信息化素养更多强调人们对信息化社会、信息化进程、信息化知识与技术等的认识、修养和适应能力[31]。原西安政治学院图书馆的王春生认为军人的信息化素质是军人为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而所应当具备的与军事信息化、信息化战争相关的意识、知识和能力的统称，共分为意识、知识、能力3个层面，包括基本信息素质、军事信息化基本知识、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武器系统使用知识与能力、信息化作战知识与能力等4 个方面[32]。在开展数据素养研究时，可以将关于信息(化)素养的研究成果结合大数据的特点进行拓展和延伸，从而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

2.3.3 关于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现状和存在问题

由于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针对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研究时效性较强，年代过于久远的文献资料其现实意义并不大。在现有能够检索到的文献中反映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情况的内容比较有限，主要是2016 年原西安政治学院的张康等人在思维观念、发展思路、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对政工人才数据素养情况进行简单的陈述[33]。2019年，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图书馆的伦宏等人在论文中提出，我军官兵目前普遍对数据素养重视程度不够，知识基础薄弱，且在培养教育中尚缺乏政策设计和服务支持[34]。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内容虽然比较多，但主要研究对象大多是图书馆员、高校师生、科技工作者等群体，这些特定群体的工作特点、学历背景都与军队政治干部有着明显差异，其参考价值不大。在面向全体公民数据素养的研究中，也缺乏对现状的调查和总结。因此，除了充分利用数量十分有限的文献以外，在研究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时，应当更多地深入部队调研从而获取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3.4 关于数据素养的提升途径

关于数据素养提升途径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2010年，谈志兴在借鉴美国教育界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政工干部信息素养模型的思路，这对于构建一个科学的政治干部数据素养模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35]。伦宏认为，领导机关应当对数据素养培育更加重视，加强与实战的结合，建立长效考评机制，营造浓厚的数据氛围，并在此基础上建好数据素养培育和运用服务平台[34]。王瑞认为，政工干部应当从数据意识、数据的辩证认识能力、数据的综合运用能力3个方面提升综合数据素养[15]。而在对象为全体公民的数据素养研究中，则通常采用一种宏观视角。比如，北京邮电大学的任一姝等人认为公民数据素养的培养应当走政府合作开放、方式内容多样化、对象领域多元化的路子[6]。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金鹏认为公民数据素养的提升路径要靠多部门合作形成统一的框架，同时加强企业和公民个人的自律，此外还应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16]。在数据素养提升途径的研究中，应当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各领域成熟的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对提升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思路对策进行深入探析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素养正日益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素养。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不断进步，广大官兵训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时刻在产生海量数据。军队政治干部只有具备较强的数据素养，才能有效利用数据开展工作并推动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在破解现实难题、履行使命任务上有更大作为。当前，有关军队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的研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内容相对片面。国内其他学科领域中，有关数据素养的研究则大多集中在概念的界定、能力要素模型的构建以及对国外数据素养培养实践项目的总结上，整体上仍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在探讨数据素养的概念及能力要素基础上，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数据素养实践项目并取得一定成效。在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时，应当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参考借鉴，这对于推动我军政治干部数据素养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能为院校科研机构和各级部队下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和培养实践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宝贵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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