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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博朋克:资本主义的未来?——基于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悖论的批判性考察

    时间:2023-01-24 10:25:05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天一资源网手机站

    岑朝阳

    (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发展的湍流奔腾向前,以其为技术基础的数字资本主义自21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同时,2020年游戏《赛博朋克2077》(Cyberpunk 2077)的兴起则标识着反乌托邦式赛博朋克文化的复归,这给予了我们重新审视赛博世界的契机。人们不禁发问:赛博朋克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本质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与赛博朋克的关系是什么?赛博朋克将会是资本主义的归宿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赛博朋克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基于发生学角度分析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的过程论关联,从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嵌性悖论视角展开,揭示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域,从逻辑基点与价值立场的角度分析赛博朋克世界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为建构超越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社会主义”提供现实向度上的启示。对此,笔者的主张是: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至其顶峰的世界,赛博朋克式的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至其顶峰的资本主义表现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未来。

    从构词看,“赛博朋克”(Cyberpunk)一词来源于“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朋克”(Punk),最初来源于Bruce Bethke出版于1983年的同名小说《赛博朋克》。其后,“赛博朋克”被用于表达技术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对人类潜在威胁的隐忧。[1]近年来,随着影视技术、游戏开发技术的发展进步,“赛博朋克”文学作品纷纷经改编后被搬上荧幕①代表作有:《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攻壳特工队》(Ghost in the Shell,2017)等,但赛博朋克电影外延较为宽泛,并非所有作品都改编自赛博朋克小说,如《黑客帝国》系列(The Matrix,1999)、《终结者》系列(The Terminator,1984)也被认为是典型的赛博朋克电影。,逐渐形成了特殊的赛博朋克文化。托生于赛博朋克文化的赛博朋克世界有其基本特征:一是注重描绘在人工智能、仿生电子、拟向世界等数字技术高度发展时代的人类生活;
    二是政府、国家概念被淡化,科技公司成为社会主导力量;
    三是人成为了“控制论有机体”[2]。

    传统资本主义调节机制已无法缓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也无法明确地回答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无法全面地解释或调和数字资本主义的赛博朋克化社会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笔者的预设是,赛博朋克化的世界就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至其顶峰的世界,是种种问题已初露端倪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可见未来,其将人的意志作为数据流存在的同时将人的肉身化存在拆解为各个部分作为商品,是极端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

    1.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的实存意蕴

    第一,数字资本的自我增殖属性是产生根源。基于数字技术而建构起来并利用数据谋求资本增殖的活动就是数字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的根源,数据、技术与资本支配着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而在三者中占主导地位的又是数字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数字资本与一般数据、虚体的并行发展与社会渗透,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运行逻辑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的逻辑起点,现代数字技术成为赋予数字资本指数型膨胀的中介工具,现代人对于技术的依赖以及文化发展需要则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萌发的现实土壤。正是由于数字资本主义企业凭借数据技术所有权与使用权将实体资本向数字资本转换,并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可以支配市场的资本样态,才使得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由实体资本增殖逻辑向着纯粹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过渡,并最终完成转换。

    第二,包括人工智能、数字算法、仿生电子与拟向世界等在内的数字技术是技术基础。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数字技术,二是数据,基于数字技术而建构起来并利用数据谋求资本增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支撑数字资本主义的“第五代管理”、政治重组以及技术统治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三个系统组成了数字世界进一步革命的物质基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恰好满足了工业资本主义跟踪、监视信息的需求,从其内生向度上加速了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发展,而生产与劳动等经济行为也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冲击下发生相应解构,并重构为数字资本再生产活动。

    第三,资本主义依然是其本质。数字资本主义是新型帝国主义,是文化经济接纳无数人扭曲欲望的妥协形式,国家仅是其中一个环节。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以流量社会为主要特征,由资本占有元数码,对于虚拟空间中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与虚拟商品掌握所有权,进而利用自身霸权将现实世界转变为每个人都置身其中且无法逃脱的虚拟世界,从价值实现、雇佣劳动、生产资料所有制等三方面产生影响,将生产即时化、日常生活商品化和“商品空间”资本化,最终形成攫取财富循环的过程。

    2.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的外在面相

    第一,数字威权主义倾向。数字资本主义是基于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技术的监控式资本主义,它绝不满足于生存在一般经济领域——数字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侵入在其影响下已经相对虚弱的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动用政治力量,借助于强权而获取更广阔的市场、创造更多的需求,该机制类似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敞视监狱”[3],监狱式的管控机制成为了常态。这一特点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至顶峰的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中显得尤为明显。从结果性质上看,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新兴数字技术影响下产生的新型威权社会样态。

    第二,生产过程数字化。曼纽尔·卡斯特在信息革命发展而引起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强调了国家中交往社会的网络化带来的超越时空的“网络社会”概念[4],以此说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某种程度上脱离现实的“自主性”。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存在物及主体必将被数字化,该生产过程的彻底数字化也将造成“失活的能动性”。

    第三,劳动者深度迷惘。处于传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与闲暇之间边缘域的个体劳动者在数字资本主义影响下看似自发的消费欲望,应当被视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特殊奴役方式,一部分受到网络等数字平台影响的群体已经丧失了自我辨识、自我判断的能力,他们迷失在消费主义的数字失乐园之中,自认为是自由的,但却深陷于数字资本主义掌控者的既定逻辑范畴之中。高度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并非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而是致力于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及其运行机制,实现对劳动者个体的监控与管理,进而对社会运行整体过程进行全方位数据采集,为其自身发展攫取数字资源,其本质是基于依附的剥夺。从文化逻辑角度看,劳动者个人在数字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参与型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原子型个人制造的数据就成为了数字企业的所有物,也成为了数字资本增殖的手段和资源。

    3.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架构

    第一,社会运行逻辑。从超越媒介本体论的视角来看,现代信息技术重构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和社会地域、社会阶层、种族以及性别之间的网状关系,对于既往的社会权力结构发起了多维度挑战,而数字资本主义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其中,帝国式霸权主义及其内部层级结构也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从社会表征方面看,以商品霸权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形态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已经上升为具有全景意识的社会景观式霸权。如“监视—工业联合体”(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5]也正是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层面数字资本主义极端发展,从而衍生出国家机器与垄断数据企业结合所创生的畸形实体,这所体现的是超越一般国家机器的监视—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建立并产生于这种氛围下的社会文化也必然会是压抑而恐慌的社会文化。

    第二,企业运作模式。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经济”的表象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披上了一层迷惑人心的外衣,使人误认为通过所谓的知识与信息技术可以消除大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就是人们纵容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初原因。从客观上看,它推进了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形成与融合,但数字资本主义使得垄断数字工业操纵数字资本进一步获得了超越其本身所属领域的垄断权力。数字资本主义的企业运行并不局限于经济活动本身,而对人们的消费、就业、生产和投资都产生了影响。

    1.数字平台名义共享与数字企业垄断趋向之间的内在悖论

    其一是数字平台的共享性。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数字化平台推动了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灵活性、自由度,同时掌握基础硬件设备的数字劳动者个人均可进入平台。从其现实性上看,数字平台的建设与开放提升了数字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平等权利,赋予了数字劳动者一部分的生产自主权与选择劳动时间、地点的权利,并采取了动态平衡机制以匹配适合劳动者的等量生产要素;
    对于作为数字产品消费者的普通用户来说,数字平台的建设从客观上提升了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与以往同等的经济条件相比提升了自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满足感与获得感。同时,托生于高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及数字信息技术,数字平台提供给人们的是以往未曾接触过的先进科技、交互式信息共享与沉浸式的娱乐体验,这些技术的确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正向积极因素。

    其二是数字企业的垄断趋向。从直观范畴上看,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应当由数字技术在社会系统运行机制的领域、范围与深度进行界定。在数字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初期,数字技术凭借人的工具理性而占有局部社会系统,其参与社会运行的程度较低,影响范围相对较小。随着数字资本攫取社会财富程度的不断加深,数字企业的经济、政治参与诉求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向其敞开大门,数字企业凭借数字技术将数字平台嵌入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使得数字资本主义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与作用范围日益加深。在这一时期,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机器或许会因为数字资本主义工业助其提升社会监控能力而欢欣鼓舞。然而,在此时数字企业所控制的数字资本主义机器将悄无声息地逐渐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将原本属于少部分人的统治权力向更少数量的数字资本家本身转移,并以此压抑劳动者的价值理性而掌握控制权。因此,宣扬“共享”的数字平台与趋向垄断的数字企业之间存在着内生矛盾。

    2.数字经济自由主义与数字资本排斥竞争之间的内在悖论

    第一,数字企业是自由主义与开放市场的拥趸者。数字资本主义企业从支配—反抗逻辑、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人机交互技术的角度对传统资本主义及初期数字资本主义进行了超越,具体表现可以被概括为积累模式、劳动控制、产销合一及社会控制等四个方面。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自由主义市场的拥趸者,将数字资本引入社会整体运行过程之中,将数字资本循环的整体过程通过为其所控制的自由主义制度框架填充至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因而处于“数字鸿沟”场域内的数字劳动者不可避免地被劳动异化,劳动主体的创造力也被商品化。数字资本主义世界在拓展其影响领域与掠夺社会财富方面拥有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人们不再反思数字技术的构成性基础和最终的延展视域界限,而只是关心先进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数字资本主义企业所主导的劳动资料信息化则将相对过剩人口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进一步提升,社会发生着“数字型异化”,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治理与空间治理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数字企业排斥竞争,力图动用各类排他性工具进行“数字圈地”。数字企业出于自身数字资本增殖、排斥异己数字资本的需要,并非一以贯之地支持自由主义消费市场。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将人的意志作为数据流存在的同时将人的肉身化存在拆解为各个部分作为商品极端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它的产生、发展受到奴隶制、父权制、女权观以及种族主义影响,将本来并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融入了生产范畴内,通过生产数字化等方式创造出剩余价值,这使得人的物化与异化达到顶峰,创生出了贯穿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当代奴隶制,并演化出了当代兼具剥削性与排他性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此时,虽然数字劳动者们看似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即马克思所说的“双重自由”),但实质上数字劳动者们还是陷入数字资本主义“沉默的经济关系”的无形之网,无法逃避,更无法挣脱。赛博朋克世界运行的本质逻辑,其实还是被极端强化后的消费主义,只不过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其作为“人”部分或全部的一个特殊侧面,也是“人”在社会历史层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3.数字空间公共性质与数字公民唯我主义之间的内在悖论

    第一,数字空间的公共性质。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至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其生产日益向着供给侧发展。从空间场域上看,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关系、资本积累等运行环境,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数字空间,数字空间的公共性成为了数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与处身情境。数字资本主义企业首先控制掌握数据的产生与演变机制,利用新兴技术构建新型数字化劳动关系,通过左右国家权力等途径追求自身为实现资本积累而掌握数据权力的欲望,这便是数字资本主义有别并超越于其他已知资本主义发展形式之处。它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虚拟化为一段向前发展的数据连续流,其依靠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自我增殖性循环而接续交融,与其说数字空间是处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交界处的构成边缘域,不如说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直观现实世界。数字空间象征着由于人们集体无意识的自欺而让渡出的共同性欲望。这类欲望汇集而难以弥散,成为了数字空间的公共属性,而空间本身则沦为公共前意识的具象化与他者化,成为了自我束缚的数据监牢。

    第二,数字公民的唯我主义特征。个人在数字资本主义整体构境与集体主义视角下的意识形态被无限放大,导致被虚拟空间的集体无意识利维坦所左右以至于愈发极端化。数字资本主义中生活个人将愈发成为暴躁、愤懑且固守唯我主义的躁动个体。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推动下,社会整体环境内人与人之间物象性的关系必将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自我意识的“幽灵”。人们心甘情愿地将自身悬置于现实而又虚幻的数据之流中,在肉体与精神分野界限的消弭共相中漠然旁观着自我的双重异化——唯我主义的数字公民们无法拒绝原初自我的数字化,彻底成为相关项与附属品。

    1.以客观视角看待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及影响

    首先,警惕数字资本侵蚀社会运行体制。数字资本主义工业最初在社会运行领域并不要求建基,甚至愿意无偿提供服务,以换取市场占有份额。然而,数字资本主义企业决不会因初期阶段无法盈利而缺憾,一旦掌握并动用数字资本后,数字企业运作方式便发生了改变——将服务接收端的用户个人数字化的现实演绎与服务提供端数字企业数据的滞留——技术基本的趋向进行弥合与趋同,从而实现用户未觉知而企业利尽收的局面,这便是数字资本逻辑本意的显现。

    其次,警惕数字资本干涉国家机器运作。数字资本主义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现象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鲜见,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曾将情报收集业务委托给私人数字企业[6],显然,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然而,数字资本主义企业似乎正在挣脱政府枷锁的约束,建构不受其他主体控制的运行体制。正如迈克·布洛维所说:“我们以生产开始,但必须以政治结束。”[7]以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社交平台账号被封禁为例,作为数字资本主义主要代表的数字服务提供者援引平台规则而未经法律程序便可使特定主体在网络空间与信息领域“失声”的做法,似乎已经表现出超越法理秩序、跨越国家权力界限的数字强权必然。数字资本主义暴露出不受国家机器掌控的数字法西斯主义特性,其发展表面上减轻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程度,但其实质仍然是资本追寻自我增殖的结果,仍然是对人本质的束缚。

    2.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数字中国构建

    一方面,探寻支撑数字中国建设的制度架构。近年来,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时代命题: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正确面对有着极化发展倾向的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在镜鉴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警惕数字资本盲目扩张的自我增殖倾向,从基本国情出发,探寻网络强国建设制度架构与体制机制[8],使得数字资本主义之所长显明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贯穿的人世境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接榫的缘在境遇。[9]

    另一方面,丰富数字中国的内在意涵。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不“背离自身”的前提下发展自身,并在与数字资本主义长处相融通过程中提升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在场释义。面对数字资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调控数据企业社会参与及数字资本逐利天性之间的平衡,而政府是维护人民利益的首要保障: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托我国的大数据平台、数据算法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数字新动能;
    二要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建设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

    3.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重维护人的主体性

    第一,提升人的知识技能。人们并非活在单一维度的世界之中,也生活在自我的世界观之中。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形成充满张力的数字生活空间,在感官的充分满足与某种形式精神解放的同时弱化并降低了人的理性判断力,故提升知识技能,适应数字时代生活是必要的。通过提升自我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技能,促使社会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正向因素如先进数字技术、数据平台建构及管理经验等互相耦合,为信息化时代的数字立柱架梁、夯基筑台。

    第二,注重维护人的主体性。“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0],人的主体自由应当建立在对理性必然的认识基础之上。“只要能够正确运用理性,思想便完全处于自己的权利之下,或得到完全的自由”[11],而“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做必然或受制”[12]。不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性质如何变化,伦理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正义观演进的基本主题[13],其中人的主体性是须臾不可偏离的。

    综上所述,若当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拿不出实效性的改良方案,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很可能就是资本主义的未来。互联网中心主义到来后,由空间重组而产生的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齐泽克的“后政治”概念[14]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只是一种虚妄的幻象,维特根斯坦口中的语言作为人的思想的界限已然为赛博朋克式的数字资本主义湍流冲击,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技术营造的所谓“自由”及其假象掩盖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科技公司通过“数据圈地”推行“数字殖民”以提升算法权力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特点,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反身性”技术集成与资本重组方式。暗藏于数字资本主义未来发展阶段的全球资本主义重组危机有极大可能引发以过度积累为主要表现的潜在结构性风险,人的主体性将岌岌可危。沉溺于技术之潮的科学主义、科学崇拜者——如同毕达哥拉斯对于数字本身的崇拜那样,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表现为现代化的数字主义与技术崇拜,过度虔信与神化数字技术必然导致人与其主体性的决裂。当前,构建符合基本国情的数字中国是破除赛博朋克—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重要途径,其能够在利用数字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遏制数字资本盲目扩张的自我增殖倾向,为数字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提供内在动力与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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