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发展逻辑与根源

张晓明,王 豪

(西华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近年来,共同富裕日益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之一,其背后涉及的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所遇到的经济不平等的现实难题,另一方面是经济不平等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哲学和社会正义等领域关注的重要理论。经济不平等是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绕开的现实困境,在不同时期的众多思想家都对此有过重要论述,其中具备现实性和原则高度的代表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他们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不平等现象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分析,揭示了导致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性质和影响等,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唯物史观视角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不平等问题从根上来说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是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当社会发展中的经济不平等比较严重时,往往引发重大的社会矛盾,如果统治阶层不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势必会引起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而这些理论在当今依然会以各种现实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他们关于经济不平等的论述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穿透力,对于当今的世界以及中国来说依然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阶段,即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阶段,黑格尔站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基础上,就意识到了经济不平等是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难题,直接指出,“尽管财富过剩,但是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1]279。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黑格尔考察了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并从概念原则的高度,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概要而言,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一切需要,并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市场经济靠自己就可以成全社会。与之相反,黑格尔首先洞见到了市民社会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同时具有自身无法解决的非伦理性质,即经济不平等衍生出的“贱民”和殖民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对此,黑格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市民社会必须在国家的统摄和引领下才能得以持存,国家是市民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现实机制。换言之,在《法哲学原理》当中,黑格尔以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质为核心线索,论述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具体而言,市民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形成市民社会的结构;其次是市民社会中导致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最后是市民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发展趋势。

首先,如果要了解导致市民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根源,那么必然要清楚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结构,因为这是导致经济不平等的起点条件。关于市民社会的产生形成和内部结构,黑格尔从历史形成的角度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化的产物,“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1]224。现代世界指的是,16世纪以来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由在古代社会中不具备落地的现实机制,因而只有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才能找到相应的安放机制。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市民社会的诞生意味着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落地的机制,那么经济不平等也就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存在的根据,因为自由就必然承认差距,所以经济不平等自然而然就拥有了落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接着是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黑格尔特别强调其中的“需要的体系”[1]232,即个体为了满足自己的特殊利益,可以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来达成。在这里,黑格尔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普遍性和伦理性质,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需要的体系”实际上是作为手段和方式存在的,而它们存在的目的是成就市民社会当中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市民社会当中的主体之所以要进行交换,最初的目的是满足自己,而不是他人。为了实现个人的特殊目的,市民社会当中出现了维护个体利益的现实机制,这就导致了市民社会中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拉大。

其次,黑格尔进一步分析了市民社会中导致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分享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1]240在这里,市民社会当中的经济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是生来就是如此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具体而言,市民社会从诞生之初就承认其主体间的差异,也就是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所有拥有的资本和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充分展开后,其结果是财富分配的差异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换言之,市场经济不仅接受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自然的差异,而且通过市场经济扩大了这种差异,使自然的差异变为人为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财富方面不平等的不断深化。

那市民社会是如何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差别放大成为贫富的差距呢?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当中给出了两个原因,即个体主观需要的无限性和财产所有权的私人占有。关于个体需要的无限性,黑格尔明确指出:“社会状况趋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无穷尽的殊多化和细致化,这一过程是没有质的界限的,这就产生了奢侈。在同一过程中,依赖性和贫困也无限增长。”[1]237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中市场主体的需要是通过分工体系和商品交换来获得满足的。但是,这种需要在自然状态下可能是有底线的,在经过分工体系后被市民社会无限放大了,变成了没有界限和尺度的主观需求,这就导致了奢侈的产生,同时也伴随着贫困的增长,这就是导致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关于财产所有权的私人占有,黑格尔间接指出,“贫困跟它进行无限抵抗的物质有关,即跟成为自由意志所有物的那特殊种类的外部手段有关。”[1]237显然,自由意志所有物指的是财产的私人占有,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黑格尔在这里较为含蓄地表达了私有财产是导致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私有财产和经济不平等是内在关联的。市民社会当中的主体以私有财产作为中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占有和获得财产,这就势必会让富人想方设法通过合法的方式来夺取他人的劳动产品,进而就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产生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论述所有权这一部分时,特别指出了平等和占有之间的关系。“平等只能是抽象的人本身的平等,正因如此,占有是这种不平等的基地,是属于抽象的人的平等之外的。”[1]66黑格尔在这里所强调的平等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即法律上人格的平等,而占有则是指财产的分配。从平等角度去指认财产的分配,平等指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财产的占有权利,但是财产占有的多少是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它和平等之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办法从法律的角度来保证财产的平均分配。这样做既缺乏现实客观性,又不符合社会现实状况,历史也证明了但凡想要平均分配财产,最后的结局都是以失败告终。

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可以看出,他针对性地研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把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指出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市民社会中贱民的产生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1]278黑格尔在这里把经济不平等上升为一个社会高度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经济不平等是现代化过程当中无法绕开的问题,它直接内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这一内在矛盾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进一步展开和呈现出来。但限于时代条件和立场问题,黑格尔只是从理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现实,因而并不能发现进一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更深层次原因,更不用说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此后,马克思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变化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在政治革命的框架下,对黑格尔论市民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理论进行了扬弃,把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转换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进而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理论。具体来说,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多个文献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阐述。第一,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通过对现实生活当中穷人生存状况的关照,发现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当中所指出的伦理国家与现实存在的普鲁士王国之间有着巨大反差,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因而马克思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国家部分。第二,基于正在展开的工业革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当中,把贫困者的主体转移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并直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经济不平等是人为的结果。第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马克思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异化概念,指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是导致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第四,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之中的,资本增殖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导致了少数人的富有和多数人的贫困,这直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爆发的现实前提。同时,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造成了财富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以及贫困集中在多数后发国家和地区,这就使得经济不平等跃出了一国范围,进一步与全球化内在关联。最后,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当中考察了资本和贫困的历史生成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从而指出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制度性原因。

通常来说,对于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马克思主要是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方面去论述的。绝对贫困不是指缺少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失去了自己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力变成了无法转化为物质的主体能力。无产阶级工人只能以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丧失了将劳动转换为现实的持久性,因而无法长期稳定获得工资,自然就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是与资产阶级相比较来说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2]。这种经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所致,其自然因素占了较大比重。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是在社会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前提下所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是人为的原因。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仅仅使得资本致富,而没有让劳动者脱离贫困。“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不会使工人致富,只会使资本致富,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3]267为什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劳动者脱贫,反而让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更加分化,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入手,找出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根源。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是同时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中的,贯穿了整个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概括来说,首先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这是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历史起点。其次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使得资本增殖和工人陷入贫困的制度性条件。最后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以及相对过剩人口等,这些都是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重要推手。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前提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这个分离的过程就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同样也是资本增殖和无产阶级贫困积累的历史起点。马克思把资本的原始积累比喻为神学中的原罪,指出,“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4]291。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的历史形成,即资本的原始积累,以此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历史因素。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最发达的英国为例,深入分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明确指出了从传统社会解体出来的群体,被暴力剥夺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其只有依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马克思直接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是把传统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把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转化的方式是通过血腥立法、商业战争和对外殖民等极其暴力的手段[4]296。而这一过程使得多数人的财富变成少数人的财富,制造出了少数资本家和多数无产者。除此以外,更为严重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社会的诞生。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从它诞生之初就内在于其生产关系的结构中,并且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走向两极分化。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其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制,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压榨,贯穿了雇佣劳动制的前提、过程和结果。一方面,从资本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来看,货币要转化为资本,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就必须在流通领域购买自由劳动力,而购买的价值自然是小于劳动力商品的实际价值。资本不仅占有了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同时也占有了无产阶级进一步创造价值的机会。“资本换进的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和增加财富的活动。”[3]266也就是说,资本从一进入流通领域,就开始了剥削劳动力的进程,资本家之所以购买劳动力,需要的就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这个过程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是资本通过购买劳动力获取剩余价值来使得资本增殖。无产阶级通过出卖劳动力却没有得到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报酬来换取足够的生活物质资料,这就使得资本增殖的同时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困。除此以外,“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3]444由此可见,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之后,不仅直接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两极分化,而且进一步巩固了资本对于劳动的统治关系。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从资本的积累来看,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4]158,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把在上一轮资本周转中获得的剩余价值继续投入到下一轮的资本周转中,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不断积累财富,工人不断积累贫困,社会财富不断分化为两个极端。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合理化是导致其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合理化最重要的表现方式是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合谋,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资本主义能够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主义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5]科学技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是资本增殖的关键要素,是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生产力的首要条件。但是,随着资本对科学技术的绑架,科学技术逐渐成了与劳动相对立的力量和为资本剥削劳动者服务的工具。除此以外,科学技术和机器在生产领域的应用,取代了劳动者所具备的智力、技术和经验等,使其凝聚在不变资本中。这也就意味着,科学技术越进步,资本周转中所需要的可变资本越少,即所需的劳动力会越少。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化,使得劳动者逐渐被排除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直接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的捆绑下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引起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进而导致了众多类型的革命和改革运动此起彼伏。同时,为了应对“滞胀”危机,西方国家纷纷放宽了国家对金融资本和市场经济的管制,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此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更加突出。限于时代的影响,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指出金融资本主义这一形式,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强调了信用的性质,“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572。这句话在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意思:一是信用的发展是促使资本主义从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型的直接原因;二是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生产结构体系,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渡阶段。在马克思时代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既证明了前者的正确性,也将继续验证后者的真理性。

金融资本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对金融资本的早期形式——信用进行了分析。在20世纪早期,列宁和希法亭把金融资本发展为分析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概念基础。二战后,在重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上,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金融资本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并带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但是,金融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并拉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全球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并导致了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等问题[6]。借助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研究,以及当今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从私有化、金融化和经济危机三个角度切入,进而对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特征及其根源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私有化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中分析道,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资产阶级恢复其阶级统治的制度工具和形式,恢复的途径是通过剥夺性积累来完成的。也就是把已有的公共性资产进行私有化、商品化和公司化,对公共财产和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从而造成社会财富从多数群众手中转移到少数资产者手中,从多数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少数发达国家[7]。首先,社会财富的私有化不仅使得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加重,经济的发展只有富人能分到好处,而且强化了资本对社会民众的统治。其次,公共服务和公共资产的私有化使得社会底层无法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新自由主义直接公开宣布,那些本属于公共政治领域的服务和项目,应该归属于私人企业,这就是经济和市场的自然规律[8]。如此一来,公共服务的本质特征被改变了,其服务的对象不再是所有民众,而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在新自由主义的游说笼罩下,在多数领域和部门中,公共力量在和私人资本较量的过程中被迫输掉,政府部门为私人企业直接背书,使得私人企业越来越多承包了公共服务,并为此制定了保障私人企业利益的规章制度。因此,多数民众在面对意外的公共事件时基本上是手足无措,政府部门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二)金融化

金融化是指金融的市场、主体、机构和动机等要素在整个经济运行中所占比例和地位日益增长[9]。在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资本日渐脱离实体部门,逐步剥离了为实体产业服务的功能,可以不经过产业资本的循环,通过自身运动就能获取利润。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使资本拥有了新的牟取利润的方式,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部门和劳动者的剥夺空前加重,经济不平等在金融化的作用下,进入了一个更加突出尖锐化的阶段。概而言之,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化建立了新的剥削机制,金融资本对社会和劳动者的剥削程度、范围和方式都更加广泛和深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愈加根深蒂固。

具体来说,首先,从金融资本剥削的范围来看,一方面是金融资本的触角涉及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随着金融资本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渗透,普通民众对于金融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也就意味着金融资本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全方位的垄断。另一方面是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通过操纵汇率利率攫取差额收益,利用分工优势获取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收益。金融资本的掠夺不仅是本国的广大群众,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把经济不平等延展到了全世界的范围。其次,从金融资本的剥削程度来看,金融化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扩张不断提高了对利润的分成比例,间接提高了抽取实体部门的利润,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停滞,以及日益剧烈的竞争等。这就迫使面临众多压力的非金融企业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其主要的解决方案不利于劳动者群体和工薪阶层,例如裁员、削减工资福利和进入金融领域等。根据部分统计数据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实际工资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相比不升反降,企业高管和普通职工的差距也数倍扩大,基尼系数逐年升高。这就充分证明了金融资本的扩张,使得财富向资本家流动,而劳动者的收入实际上在萎缩,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三)金融危机

从经济危机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经济危机是必然的,即使在资本主义转型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成了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当今时代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在金融资本不断金融化和私有化的作用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商品是为了资本增殖,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这必然就会导致生产超过消费的需求,从而出现了过度投资和生产性过剩的问题,进而阻碍了下一轮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资本的增殖受到阻断,从而引发了危机[10]。资本为了规避风险和损失,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了资本掠夺民众财富的绝佳机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借助于鼓励民众借贷消费,以此来应对危机所引发的失业暴增和消费下降的情况。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里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是新自由主义“金融修复”的一种表现[11]。这种做法是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来避免投资者的损失的,这不仅导致了西方国家债台高筑,而且借此机会又让资本收割了民众,从而直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12]。

为了解决危机和生产性过剩问题,资本引入了私有剥夺性积累和金融化投资等方式来进行调控,但这些手段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不仅没有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反而加深了危机。具体来说,当资本主义遇到金融危机时,多数情况下会使用货币宽松和增发货币等解决方案,而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是对工薪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直接剥夺,把危机转移到劳动者身上。除此以外,为了拯救和保持金融资本的信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对资本的补贴。但这些手段的后果一般都会引起失业率的上升,劳动者群体的不满和反抗把危机从金融领域引向了政治和社会领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向整个社会扩张。

综上所述,经济不平等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黑格尔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认为市场分工和人的主观需要是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差异经由市场经济被放大为经济不平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是人为的,导致其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雇佣劳动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这些根源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对劳动者进行统治的方式和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的上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进入了空前阶段。西方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私有化、金融化和金融危机的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为应对生产性积累危机,尝试通过强化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也就是公共服务和产品的私有化、货币宽松政策以及发明所谓的金融衍生品。这不仅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危机,反而由于直接掠夺和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把金融危机演化为政治和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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