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的危害及规避措施探索
时间：2023-01-23 08:35:11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顾姗姗，李 静
“道德绑架”的危害及规避措施探索
顾姗姗，李 静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目前，从“道德绑架”的研究现状看，主要存在着人们对“道德绑架”的认知不清、网络中更易进行“道德绑架”以及部分人会向“道德绑架”行为屈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对“强势群体”存在偏见心理、受舆论影响产生的从众心理和盲目宣泄心理。因此，要从厘清美德与义务的关系、加强媒体的把关和引导作用以及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等方面规避“道德绑架”的危害。
道德绑架；
危害；
规避措施
伴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公众的整体道德素质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一部分问题亟待解决，“道德绑架”就是其中之一。“道德绑架”一般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按照其认定的道德标准（有时是社会公认的标准），通过舆论压力干涉他人道德行为选择的一种现象。“道德绑架”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依靠“善”意制造舆论，进而“胁迫”他人按自己意愿行事。如何消减“道德绑架”危害，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以“道德”为名，进行“绑架”的事件被人们所熟知，“道德绑架”这个名词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对“道德绑架”的概念认知不清，针对什么是“道德绑架”这一问题，有被调查者不能明确“道德绑架”的含义，甚至认为“道德绑架”是一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行为准则，一种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在网络虚拟环境中，存在更多的“道德绑架”现象，主要原因是网络相比现实这个“熟人社会”有其独有的特点，虚拟性和自由性、传播速度快速、信息来源不易追踪，使得人们更容易匿名并且随意发表见解，缺乏深思熟虑。因而网络中更易出现“道德绑架”现象。部分公众会屈服于“道德绑架”，在提到面对“道德绑架”该如何做的时候，数据显示，近一半的被调查者立场模糊或者表示会被迫接受，在“道德绑架”事件中，人们通常会考虑到自己的道德名誉、社会地位等因素，不堪舆论所带来的压力，最终接受“道德绑架”。
（一）“道德绑架”产生的原因
1. 对“强势群体”存在偏见心理
“道德绑架”者一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因其处在社会弱势地位，通常习惯在需要帮助时，向处在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在自己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甚至误认为这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现阶段，经济落后地区和发达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仍未完全解决，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在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各方面都比“弱势群体”享有更多的机遇和更完善的政策。面对这种情况，“弱势群体”会本能地做出“道德绑架”的行为选择，他们片面认为是社会制度不公平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因而认为“强势群体”对自己提供帮助理所应当。当“强势群体”没有提供援助时，他们就会利用舆论表达自己的不满，对其进行“道德绑架”。
2. 受舆论影响产生从众心理
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会随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舆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一个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持相同观点时，就容易引发从众心理。人们面对不合乎自己观念的行为，极易受主流思想的引导，形成“一边倒”的态势，此时，个人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旦整个群体不能明辨是非，对社会将带来极大的危害。勒庞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被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而群体的行为有时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1]简单来说，一个群体中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否定，是十分简单的，而整个群体的行为有时也是错误的。在现实社会中，各种媒体在对某个事件进行报道之前，通常会进行提前加工，并对与自己和大众立场相符的观点进行重点报道，而将对立观点简单带过。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大社会公众对主流舆论思想的顺从，而持有不同观点的少数人则会惧怕自己因意见不同而遭到孤立，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当“道德绑架”事件发生时，即便存在部分群体不认可甚至厌恶这种行为，但由于主流舆论认为强迫别人伸出援手是合理的，他们最终也会默认这种行为。
3. 盲目宣泄心理
当前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工作压力，即便在校学生也面临着学业、就业压力，人们普遍存在一定的负面情绪；
此外，人们追求言论自由，自我感较强。网络的普及给人们带来了更好的宣泄窗口，在网络上，他们可以尽情地宣泄负能量，轻的是吐槽，严重的则是谩骂。当他们认为某种行为没有遵循他们内心的道德规范时，便会对当事者进行道德上的谴责，随意发泄自己内心的负能量，用这种方式来满足内心的虚荣感。如果在他们的言语刺激下，当事者施予了援手，他们就会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有所功劳。这种错觉让“道德绑架”者对这种行为更为乐此不疲，在网络中甚至现实生活中随意评论，发泄自己的不满，因此“道德绑架”现象屡禁不止。
（二）“道德绑架”的危害
1. 混淆了公民义务和美德的边界
“道德绑架”通常以“善”为出发点，要求公民让渡自己的权利。“道德绑架”行为的实施者往往认为只要意图是好的，其行为必然是正确的。在这种认知里，他们混淆了义务和美德的界限，义务和美德最根本的区分就在于义务是强制履行的，而美德是自愿奉行的。人们没有理由和权利要求他人履行不在他们义务范围内的事情，尽管很多事情我们迫切希望别人去做，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并不属于他们义务范畴内的事情。现实生活中，有些行为是公众应该履行的，比如，赡养父母这一行为，对抛弃自己父母、对父母不管不问的行为应该给予谴责，甚至可以诉诸法律。但有些行为是发扬了优秀美德，比如，在公交上给无座老人让座的行为，让座应该给予表扬，不让也不该遭到谴责。但“道德绑架”却把美德变成了义务，对不让座的行为进行公然谴责，似乎是“我弱我有理”，将他人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2. 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是相对应的，但“道德绑架”者在进行“道德绑架”时使用了两种标准，一方面，不允许别人自由选择，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另一方面，认为自己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有权利指责他人的行为。“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从而使得他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从自由选择权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在按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行动的同时，也要允许他人按他人的意志决定他人的行动。在“道德绑架”这类事件里，“道德绑架”者利用舆论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侵犯了他人的自由选择权，剥夺了他人的道德自由。从个人隐私权这个角度来说，当某人卷进“道德绑架”事件时，其个人隐私往往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当事人隐私暴露的可能，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道德绑架”事件通过社会舆论的发酵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3. 增加了被绑架者的畏惧情绪
“道德绑架”通常是利用人们对社会舆论的畏惧进行胁迫的，因此人们通常会向那些看起来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强者寻求帮助，一方面，这样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同情，另一方面，强者们通常更害怕自己形象或名誉受损，更易被“道德绑架”。“道德绑架”者正是利用强者对自身道德形象或名誉受损的恐惧，迫使其选择牺牲自己的利益。从这一意义上说，“道德绑架”和一般意义上的绑架一样，都是利用人的某种畏惧或恐惧心理而达到控制当事人行为并使其牺牲自身利益的目的。当有人拒绝提供帮助时，甚至有人为了伸张“正义”，跟踪当事人或在网上进行“人肉”搜索，毫无底线地曝光当事人的家庭住址、单位地址、孩子的学校等等。也存在不良记者为了挖掘事件中热点资讯一大早就堵在当事人家门口，致使当事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还有更过分地在当事人家的门上乱涂乱画，往当事人身上乱扔垃圾等等。这些举动严重影响到了当事者的身心健康，给当事人内心带来了极大的恐惧感。
（一）厘清美德与义务的关系
“道德绑架”现象的滋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民混淆了美德与义务的范畴。道德观念的模糊、歧义与泛化，是产生道德冲突和激烈舆论的根本原因。因此，厘清美德与道德义务的范畴，摆正一个良好的道德心态是十分重要的。可以看出，出现“道德绑架”现象的事件几乎均与美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向他人寻求帮助、要求他人让座、要求他人捐款等行为均属于美德范畴内的行为。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对“正义”和“仁慈”进行了比较，这两类在一定意义上即本文所指的义务和美德。“正义”是一种人们应该或者必须去做的，是可以强制人们去履行的，而“仁慈”总是不受束缚的，也是不能被强迫的[2]。美国学者富勒也指出道德存在“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这两种层次之分，“无私”“仁爱”等美德就属于“愿望的道德”，“义务的道德”则是最低层次的道德，是必须要履行的[3]。因而，美德和义务有着不同的要求及标准，厘清美德与义务的概念，是我们规避“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要加深对美德与义务的概念划分，我们可以请求他人给予帮助，但没有权利要求他人这样做；
要赞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义举义士，同时也不能因他人不施义举而加以谴责。
（二）加强媒体的把关和引导作用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种网络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也成为“道德绑架”滋生的核心路径。人们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中，不愿花时间在海量的信息中辨别真伪。各种自媒体的兴起，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取碎片化信息的可能，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都以提供短小而有趣的视频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人们更倾向于依赖媒体的把关、引导作用，从而快速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因而，媒体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报道事件要客观真实，切勿抓住“有看点”之处变相夸大，博取关注，更不要引导舆论，对事件进行随意评论，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为社会公众提供真实的新闻资讯。网络媒体也要担负起自己的监管责任，对通过平台传播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核，杜绝“道德绑架”事件的传播，防止事件再次发酵。面对各色各样的事件，社会公众也要独立思考，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切勿人云亦云，要具备自己的判断力。人们长期生活在碎片化的社会里，思维变得单一，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存在局限性，易随波逐流，失去自己的思考。在信息传播更加快速的社会中，人们更应该学会明辨是非，通过深入思考，做主动的思想者。
（三）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弥补漏洞
“道德绑架”事件多是以胁迫行善的方式进行，这在某一角度凸显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漏洞，存在社会制度未能覆盖的领域。例如，公交车被迫让座事件，逼有钱人捐款救治贫困老人等事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公民获得及时救助，能够相应减少“道德绑架”现象。此外，还应加强法律法规，从法律角度消减“道德绑架”现象。对于公交车被迫让座这一事件来说，在道德层面上体现了道德败坏，从法律角度来看，涉及到了故意伤害、侮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对社会中“道德绑架”的行为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杜绝假借道德之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保障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另外，也要加大普法力度，在公民生活中定期举办相关法律宣传会，促使公民知法守法，在内心划清道德和法律的分界线。
“道德绑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尤其在网络社会的助推下，其危害程度日益趋显。要理性看待社会事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从多方面入手、综合治理，就能够消减此类现象，促进社会道德的健康成长。
[1]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24.
[2] 斯密. 道德情操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85.
[3] 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8.
10.15916/j.issn1674-327x.2022.04.004
D64
A
1674-327X (2022)04-0010-03
2022-01-16
顾姗姗(1996-)，女，山东临沂人，硕士生。
李静(1964-)，女(满族)，辽宁锦州人，教授。
(责任编辑：叶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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