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29日晚，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等到周恩来交卸军校政治部主任后的临时住所看望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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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晓明
1926年4月29日晚，黄埔第1期毕业生胡宗南、宣铁吾、蒋超雄到周恩来交卸政治部主任后的临时住所，看望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这时来看我，我心里十分高兴。”告别周恩来后，在返回的路上，胡宗南对宣铁吾、蒋超雄说:“周主任是一个非常人物，我深为校长可惜。”
胡宗南作为黄埔1期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被人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
作为一名军人，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被称为“民国时期的一个身份与角色多重的人物”。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将其三段经历汇集成篇，以飨读者。
胡宗南身处国民党官场多年，深知要巩固权力与地位，除了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还需要培养一批绝对忠于自己的军政干部，形成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军事派系。作为黄埔1期生的胡宗南，从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发，对在自己辖区内创办或接管各类军事学校与训练班十分重视。早在1931年，他就在开封办过“第一师军官训练班”；
1934年在天水办过“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
1936年在长沙办过“第一军军官暑期训练班”；
1937年在徐州办过“第一军军官短训班”等。此后，他在兰州办过“西北干部训练团”。
/ 胡宗南。
这些培训学校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与培训出了为数可观的各种军政人才。毕业生不断被补充到胡宗南各部、其他部队中以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中，客观上充实了中国抗战的总体力量，同时也扩大了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势力与影响。抗战期间，胡宗南驻节西安。1938年3月29日，由胡宗南呈请蒋介石批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正式成立于陕西凤翔。5月，第七分校移至西安南部四十里的王曲镇，因此又被称作西安分校或王曲分校，校址设在王曲青龙岭。据说胡宗南听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于是把青龙岭改名为“兴隆岭”，又把青龙山麓的皇甫村改名为“黄埔村”。
第七分校校长由蒋介石亲任，胡宗南为校务委员会主任。自1938年初创校到1945年抗战结束，蒋介石曾4次到第七分校视察、检阅，亲自主持纪念周和毕业典礼。胡宗南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尤其重视招收浙江籍学生），还以遏制中共力量为借口，截留前往延安的青年强行编入第七分校，甚至以轮训为名，将杂牌部队的官兵纳入学校，以便“逐步改造与吞食非嫡系部队”。胡宗南对第七分校的教育十分重视，几乎全程参与到对学生的教育工作中。该校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借鉴黄埔军校的经验，学生除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和专业技能训练外，还要接受政治教育。
胡宗南把第七分校的各期学生按照黄埔军校毕业班的序列，编为第15期至第19期，说他们都是“黄埔大家庭成员”，视他们为自己的“门生”。在胡宗南的努力下，第七分校共招收了5期学生，培养了3.8万余毕业生，“其规模超过成都中央军校本部”。此外，胡宗南还创办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把“因体力不合格不能进入七分校的青年学生”招入该团，培养成文职政工干部。后来更把陕、甘、豫的地方干部招收进来，加以培训。战干四团经常受训的学生与干部达两三千人。与此同时，胡宗南又开办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抽调河南、绥远、察哈尔、甘肃、宁夏等地部队的中下级军官参加。这些数量庞大的毕业生与受训人员毕业后，大多数被胡宗南留下并编入自己的部队里充任干部。1939年以前，胡宗南部的用人标准是“黄陆浙一”（即黄埔军校出身、陆大深造、浙江籍或有在第1师从过军的），在编入上述毕业生与受训人员后，变为“黄陆浙一七四游”（即加上在第七军分校、战干四团、西北游干班等毕业或受训的）。
胡宗南借助办第七分校、培训班培植自己的势力、扩充嫡系部队的做法遭到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强烈反感。如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把胡宗南办第七分校比作“袁世凯小站练兵”，讥讽七分校和胡宗南是“乱七（七分校）八糟，糊（胡）里糊（胡）涂”，并提出“七分校人数过多”，“需要削减一半”。见胡宗南不肯就范，白崇禧亲自带了一批考核官到七分校进行“甄别考试”，一次就淘汰了2000多名学生，并当场下令遣散他们。白崇禧走后，被遣散的学生集结游行示威，还冲进了七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胡宗南连忙派人把学生们拦在路上，对他们说：“你们不靠白崇禧吃饭，胡先生这里有铁饭碗！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发给你们，由七分校发毕业证书给你们，保证都有工作!”不久，这批被淘汰的学生得到了第七分校的毕业证书，被胡宗南安置到其嫡系部队工作。
1943年初，胡宗南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所辖部队合计超过15个军，总兵力达三四十万人。蒋介石认为“宗南专在西北训练而未使用者达5年之久，预备其在最后做反攻之用，故中外人士皆以此军为生力最坚强之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4月，日军向毗邻陕西的河南第一战区中国军队发起猛攻。当日军向豫西进攻时，军委会电令胡宗南迅速派兵开出潼关，增援豫西。胡宗南火速率部进入豫西，又亲到华阴，设立前敌指挥所，命部队在灵宝、虢略镇地区布防，集结与构筑防御工事，不久，他又亲自到灵宝、虢略镇一线视察阵地,部署迎敌。
1944年5月中旬，日军发起猛攻，胡宗南派李延年赴第一线指挥，并从后方调派增援部队至前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胡宗南研究后，认为“潼关重于阌乡，阌乡重于灵宝”，主张守潼关必先守阌乡，而守阌乡则必须着重守卫灵宝的南翼。但蒋介石考虑到：“陕州为灵宝的屏障，灵宝则为潼关的门户。陕州失陷，灵宝不保；
灵宝丢失，潼关暴露。”于是命令胡宗南等从灵宝地区发动反攻，以夺回陕州等军事要塞。
胡宗南、李延年奉命率部激战两日，未能克敌，退回灵宝地区。日军却跟踪而至，企图在灵宝地区和胡宗南的第八战区主力部队决战。6月5日，日军集中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掩护步兵向灵宝发起攻势。胡宗南、李延年指挥所部利用灵宝地区复杂的地形，部署了三道防线迎敌。敌我双方均派出空军参战。7日到8日，日军集中兵力猛攻，胡宗南率部拼死抵抗，并在阵地前部署了大批地雷，又及时派出援兵增援前线。日军虽然攻占了灵宝城与虢略镇，但伤亡惨重，深感和中国守军作战，“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和时间也难以奏效”。
6月10日，日军改变战术，企图用坦克集群作战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胡宗南秘密调集第七分校的一批学员，在盟军教官的率领下，携带11具反坦克火箭筒，在洛阳至潼关公路北侧的塬上设置了伏击阵地，准备居高临下迎击敌人。10日晚，日军坦克沿着公路向西蜂拥而来。七分校的学员们架起11具火箭筒，在敌人坦克进入有效射程后突然开火，一次发射全部命中目标。日军坦克虽遭打击，但根本没想到中国军队会拥有如此先进的武器。后续的坦克还盲目地向前冲。学员们再次发射，又击毁了敌人的几辆坦克。敌人这才发现情况不妙，立即准备逃跑，被学员们穷追猛打，又击毁了几辆。被击毁的20多辆敌人坦克“横七竖八地趴在公路上熊熊燃烧……火光映红了黎明前的夜空”。
激战至13日，日军死伤惨重，其“地兵团”司令木村也被地雷炸死，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只得从灵宝地区回窜洛阳一线。胡宗南、李延年乘势指挥各军发起反攻，于13日收复阌乡，14日收复函谷关，15日收复灵宝城，16日收复虢略镇，至17日“基本恢复战前态势”。胡宗南在对参战各部按表现进行奖惩后，命令部队在灵宝、虢略镇重筑防线,豫西和潼关的紧张局势得到缓解。日军不久再次企图攻入关中，却面对灵宝、函谷关地区险要的中国军队防线毫无办法。1945年，日本企图从上庸、商洛武关等地突袭西进，又被中国守军击败。
1944年7月4日，胡宗南飞抵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豫西战役情况。蒋介石严厉指责了胡宗南未能全歼豫西日军以及较多撤换部队军官、用人不当等在指挥上的错误，并说：“这次灵宝作战，将我军弱点暴露无遗，侥幸得很，日军未进，如果日军西进，潼关必失，西安必失，关中失守，重庆动摇，中国有灭亡之虑矣！”又说了一句：“你看现在大家谁还看重你！”此话让胡宗南听得“汗流浃背”。
虽然如此，胡宗南仍坚持认为自己指挥所部在灵宝战场反败为胜，使“敌寇对潼关之威胁已告解除”是有功的；
而错误仅在于“预备队使用不当，如能加上两个师必获大胜。至于用人……全国优秀分子多在西北，故军队自团长以上皆甚优秀”。更向蒋介石介绍说：“我全陕民众不加责备，而反慰劳劝勉。”不久，蒋介石把胡宗南调到第一战区，接受陈诚的约束和管辖。
1943年，胡宗南按照蒋介石密令，秘密调集部队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于7月9日发起偷袭延安的军事行动。胡宗南的作战部署被中共地下党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汇荃）及时报告了中共党组织。7月4日,朱德公开致电胡宗南，当面揭穿了蒋介石、胡宗南的阴谋，并正告胡宗南：“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胡宗南大吃一惊，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产党口实，损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产党”为由，报请蒋介石取消了偷袭计划。
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重庆回延安途经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到中共中央“就近向胡宗南提出交涉”的来电后，当即约见胡宗南。
胡宗南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7月10日下午，胡宗南特别设宴为周恩来接风洗尘。周恩来来到胡宗南官邸后，胡宗南对周恩来“执弟子礼”。当周恩来谈到挑起军事冲突对团结抗战有害无利时，胡宗南当即表示：双方军事摩擦纯系误会。
不久宴会开始。参加宴会的是黄埔6期以上的将级军官30人及夫人，他们事先得到的任务是：不谈政治，频频敬酒，“将周恩来灌醉”。
周恩来落座后，黄埔军校4期生王超凡见状，起身致欢迎辞，提出“在座的黄埔同学敬周先生三杯酒”，而第一杯，要“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周恩来举杯在手，站立起来笑着说：“王主任提到了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了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我作为共产党员，愿意为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吧？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周恩来看似轻松的回答，让胡宗南和在场的人都不知所措。周恩来手捧酒杯，举目四望，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还是免了吧。”说毕，他放下手中酒杯。胡宗南说：“今天我们只叙旧谊，不谈政治。”
在座的几位黄埔出身的将领起身来到周恩来身边，排成一队，每人手中都举着一杯酒。领头的一位对周恩来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弟子，今天荣幸在西安见到老师，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老师不会拒绝吧？”
周恩来回答说：“胡副长官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你这位将军刚才说我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我这个政治部主任能不谈政治吗？”说着转向胡宗南问道：“请问胡副长官，我这杯酒该不该喝？”胡宗南一听，打圆场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要他们喝，算是罚酒。”几位将领只好一个个干了自己的杯中酒。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对认识的同学亲切寒暄，对不认识的同学一一询问他们的姓名、是黄埔几期的及现任职务。
宴会即将结束时，周恩来举杯起身，先对胡宗南和在场诸位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接着说：“昨天到西安时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发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经将河防大军正在向西调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言。我听了很高兴，大家听了也都会很高兴。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借胡副长官的酒，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祖国建设成自由、独立、幸福的世界强国！同意的，请干杯！”说完举杯一饮而尽，胡宗南和在座诸人也跟着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后，胡宗南派熊向晖送周恩来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周恩来向熊向晖询问了胡宗南及其部队的详细情况，部署了下一步的任务。临别之际，周恩来紧紧握住熊向晖的手说：“胜利后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