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早藏文报刊的涉藏报道及其框架呈现①——以英军第二次侵藏报道为例

韩 鸿

《拉达克新闻报》是目前已知史上首份藏文报刊,由德国传教士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于1904年1月在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的列城传教点创办,1907年5月停刊,共发行41期。该报为月刊4开小报,以拉达克地区藏语西部方言书写。负责该报印刷发行的德国新教摩拉维亚教会自1855年以来就活跃在拉合尔、拉达克等地区。《拉达克新闻报》虽是教会报纸,但扩大读者群的动机使其刊载较多世俗化内容,可视作一份名副其实的新闻报。该报内容包括各地消息、故事和谚语,以及非常设栏目“书信”和“圣言”,其中新闻内容占总版面的一半以上。报道面也较广,以拉达克及毗邻地区为主,涉及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土耳其、美国等国家。其新闻报道初期以新闻消息、通讯、特写为主,后期信息量逐渐增加。印刷方面,首期便印刷150份,但由于印刷能力、当地交通和发行问题,此后印量逐月下降,最少时仅为60份。该报以零售为主,采编人员基本为教会成员,包括弗兰克自己、欧内斯特·肖(Ernest Shawe)、弗里德里希·彼得(Friedrich Peter)以及当地皈依基督教的藏族人。该报主要在拉达克及其周边地区发行,其中有20份寄送到东喜马拉雅地区的大吉岭。①在克什米尔地区拉胡尔传教长达50年的老摩拉维亚传教士奥古斯丁·威廉海德(1825—1907)于1898年搬到大吉岭,与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合作修订《西藏新约》并编撰藏英字典,建立了摩拉维亚教会与大吉岭之间的稳定联系。参见Bray,“A History of the Moravian Church in India,”in The Himalayan Mission:Moravian Church Centenary,Leh,Ladakh,India,1885—1985,Moravian Church,ed.(Leh:Moravian Church,1985),pp.27-75。据说部分期刊发行到西藏。由于《拉达克新闻报》以西藏作为其最终发行目的地,因此中国西藏的消息始终是其报道的主要内容。

《拉达克新闻报》创办之初,恰逢英军第二次侵藏,因此从第一期开始直到1904年11月第11期,涉藏消息一直占据该报的头版头条,相关报道达39条。如果加上后期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行踪、九世班禅访印以及跨境贸易等内容,相关报道达到了50条左右。从办报动机、报道框架等方面的内容分析来看,该报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另一方面也承担了较为明确的布道和政治使命,对后来喜马拉雅地区的《拉达克信使报》《吉郎新闻报》《西藏镜报》等藏文报刊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重要的地方信息大众传播工具,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不可避免地裹挟进20世纪寇松所谓“大博弈”时代大潮中,成为反映该地区政治风云变幻的一面镜子。

在报刊研究中,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往往是窥测媒体立场态度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框架构成了行动者观察世界的视角、思维推理的前提、剪裁现实素材的模式以及传播行动中组织话语单元的核心思想②Gitlin,1980；
Gamson,1988；
Jamson＆Modigliani,1989.。恩特曼认为,框架意味着“选择可感知的某些方面并使之在传播文本中更突显,以突出问题特定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处理意见”③Entman,R.M.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Communication,vol.43,1993,pp.51-58.。在英军第二次侵藏的报道中,《拉达克新闻报》给我们描绘了怎样一幅战争图景,并试图为藏族读者构建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图式呢?下面我们以《拉达克新闻报》的内容分析为基础,基于媒介考古学的视野,关注其对英军侵藏报道的整体安排、关注重心、报道框架、基本立场、读者反馈。同时立足于报道主题、内容等中观层面,从具体而微观的新闻实践反映该报宏观的既有认知倾向与价值取向,并通过其与同时代其他报刊的比较,辨析该报在英军第二次侵藏报道中的立场和框架差异,从而解读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拉达克新闻报》在内容编排上以国家或地区为区隔,没有单独的新闻标题。在“藏地”标题下,往往列有多条报道。从相关报道数量来看,除了39条关于英军第二次侵藏报道的条目外,还有九世班禅访印5条,十三世达赖喇嘛行踪报道6条,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贸易10条,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13条,斯文赫定探险报道2条。本文根据报道内容和主题将涉藏报道进行拆分,并以单条新闻报道作为分析单元,进行内容分析和归类,然后逐篇阅读,确立与侵藏报道相关的新闻与评论信息,判断其所属框架类别的具体类型。

1903年12月,英国外交使团在荣赫鹏率领下由锡金进入西藏岗巴,在要求谈判边界与通商问题被拒后,返回印度后增兵。1903年11月6日,英国政府批准英印武装通过春丕河谷前往江孜,侵藏序幕由此拉开。英军侵藏从1903年12月12日开始,到1904年9月23日撤离拉萨,一共280余天。《拉达克新闻报》创刊时,正值英军向西藏开拔。作为历史上第一份以喜马拉雅地区藏族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拉达克新闻报》完整报道了英军第二次侵藏的全过程,包括英军进占春丕、驻军帕里、曲米雄谷大屠杀、进攻则青寺和乃宁寺、江孜宗堡之战、卡若之战、帕拉庄园之战、进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荣赫鹏与西藏地方政府和驻藏大臣谈判、《拉萨条约》签订、英军撤退等。

《拉达克新闻报》前11期中以地域为标题的新闻计30条,其中仅标注藏地的就有11条,超过新闻总条目的1/3。在这11条中,根据不同的报道主题和内容,又可细分为41条,各条目按期分列如下:

《拉达克新闻报》各期英军侵藏报道条目及内容

期名 条目 时间 内容培州热4月25日(images/BZ_181_957_488_1213_537.png25/04) 南不丹廷布穷彭参观英军,劝藏军放弃抵抗。第4期 3无冬季寒冷,部分英军士兵受冻死伤。玛恰月某日(images/BZ_181_994_631_1185_677.png)英军牦牛被藏人抢走,英国人十分愤怒。现在(images/BZ_181_1004_710_1063_745.png)英军修路,武器装备运输便捷。第5期 3玛恰月4月30日(images/BZ_181_999_782_1189_823.png30/4) 藏兵增援部队到达。喇嘛诵经修法,贻误战机。埃车4月1日(images/BZ_181_950_857_1165_898.png01/04) 两军互不相让,藏军大败。英军救助伤员。奥日月27日(images/BZ_181_992_931_1159_971.png27) 白居寺僧人参军,英军给予惩罚。第6期 3无不丹信使规劝藏人和谈,藏人高傲回绝。上月初三(images/BZ_181_920_1069_1195_1116.png3) 英军进攻卡若城堡,藏军死伤200人。俊月(images/BZ_181_976_1146_1090_1181.png)英军从左右两侧轰击宗堡。打死近200藏兵。俊月4日(images/BZ_181_962_1228_1151_1275.png4) 藏军集结向英军冲击。英军十分欣喜,打死打伤百余名藏兵。俊月29日(images/BZ_181_962_1335_1152_1381.png第7期 6 29) 藏兵打伤3名英兵。英军集中300名士兵进攻,藏兵后撤。俊月20日(images/BZ_181_962_1423_1152_1470.png20) 藏兵欲抢劫英军军需物资,被英军击退。俊月14日(images/BZ_181_962_1512_1152_1558.png14) 英军攻破藏军3道工事,军官奥科尼手臂受伤。37名藏兵被俘押往大吉岭。无藏军和英军发生战斗。英军缴获藏军2门大炮。藏军伤兵英勇无畏引英军嘲笑。俊月(images/BZ_181_923_1709_1143_1756.png)英军驻扎江孜,5名士兵饮泉水中毒。俊月25日(images/BZ_181_962_1784_1152_1831.png25) 则青寺喇嘛念咒和放咒无效,英军大胜藏兵。第8期 4俊月初三(images/BZ_181_962_1878_1152_1925.png3) 拉萨两大喇嘛与英军会谈,奥科诺尔担任翻译工作。英方坚持进军拉萨。俊月7日(images/BZ_181_962_1972_1152_2019.png7) 江孜空无一人,藏人逃往拉萨。阿干得月18日(images/BZ_181_983_2046_1205_2095.png18) 达赖喇嘛派信使称闭关修行期间,不见英军。阿干得月3日(images/BZ_181_983_2122_1206_2170.png3) 英军抵拉萨,清朝驻藏大臣拜见,进行和平谈判。阿干得月4日(4) 荣赫鹏会见清朝驻藏大臣。第9期 5images/BZ_181_983_2196_1206_2245.png无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在距拉萨两天路程的一寺院驻锡。无英军4人乘坐小木船过雅鲁藏布江,小船翻沉,4人遇难。无达赖喇嘛与德尔智前往蒙古。西藏地方政府不愿和谈,驻藏大臣和班禅喇嘛与英国人走得很近。无一位喇嘛用宝剑刺杀英军士兵。僧人被禁寺中不许出行。第10期 5无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国人谈判,军费由拉萨赔偿。无英军驻扎拉萨,寺院财物未受损害。拉萨人与英军友好相处。无班禅喇嘛接任教权。藏地开放通商口岸。英军军费由西藏地方政府分三次赔偿。无第11期 2班禅喇嘛要求英军勿损坏拉萨寺院和供物,不为难民众。无英军从拉萨河撤离,安抵江孜,不久将撤回。

(一)责任归因框架

传播学者认为“责任归因”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媒体呈现“客观事实”的一种框架手段。在臧国仁的框架分析理念中,归因被视为对新闻事件发生前后的原因推导；
责任归因框架不仅关注事件本身,更试图探析事件背后的原因,包括深层次的法律责任、责任原因追究等。这也是新闻深度报道的基本逻辑和必要构成。新闻生产者有怎样的归因判断,就会呈现出怎样的报道框架,进而影响受众对该事件的归因认知。特别是在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归因中,由于战争的性质涉及正义与非正义、道义与责任,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重要问题上如何进行责任归因报道尤为关键。

《拉达克新闻报》虽然对导致战争发生的直接归因不多,但是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其责任归因偏向。从第一期开始,该报就一再报道在英军侵略西藏过程中尼泊尔、不丹均给予的帮助,而“藏人均希望得到来自尼泊尔的援助,但结果都落空了”。如此以藏人“失道寡助”、英军“得道多助”的报道方式来突显英军侵藏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玛恰月某日，当不丹人为英军雇来牦牛时，这些牦牛被藏人抢走了。看到这种卑劣的行为，英国人十分愤怒。过去英国人对这类事情做了忍让，现在再也不能忍让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抢夺我们的武器，眼下必须往印度去信，要求派大军来才行。(1954年第4期)

这段报道中,强调藏人“抢走”了不丹人为英军雇来的牦牛,突显英国人对藏人“卑劣”行为的“愤怒”。强调英国人对“这类事情”的一再“忍让”,鉴于“长此以往,他们就会抢夺我们的武器”,所以才不得不“要求派大军来”。这种对藏人强盗行为的渲染,成为英国人“派大军来”的重要理由,藏人的“恶行”成为英军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和向拉萨进军的直接诱因。

再看1904年第6期报道:

江孜地区有一座大寺庙(指白居寺——引者注)，奥日月27日，英国军队发现这座大寺院中，空无一人。英国人问当地百姓，这座寺院的僧人去哪里了?民众回答:这些僧人都到军队当兵去了。英国人听后，非常愤怒，说:“僧人应该做法事，不应参与军队事务。”因此对于这种违(佛)法行为，英国人决定给予这座寺庙沉重的赋税惩罚。(1904年第6期)

英军在入侵西藏过程中烧杀抢掠,藏族人民自发保卫家园,连僧人也被迫拿起武器自卫。而英国人居然“非常愤怒”,不仅不对自己的非法入侵行为进行反思和自省,反而大言不惭地怪罪寺庙“僧人应该做法事,不应参与军队事务”。一个保家卫国的正义之举居然“有违佛法”,而英国人道貌岸然地“主持公道”:“给予这座寺庙沉重的赋税惩罚。”对于这种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和霸道行径,《拉达克新闻报》并没有认为有何不妥。

为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城下之盟,寇松政府和荣赫鹏侵略军不断采取各种手段威逼利诱使藏军就范。1904年第6期《拉达克新闻报》记载了不丹信使“一再规劝藏人进行和谈,但是藏人非常高傲,拒绝进行和谈”。同年第8期又报道:

俊月初三，从拉萨来了两位大喇嘛，低头向英国人说:“现在不打仗了，按你们英国人的意愿办。”……英方称:“你们藏人过去也讲过许多要和谈的话，但之后都成了××一样的谎言，对你们藏人过去的承诺，我们英国人不会再相信。不进抵拉萨我军是不会撤退的。”

认为藏人“言而无信”,指责藏人的和谈是“谎言”,入侵者“不会再相信”被入侵者的“承诺”。这种无端指责继续让藏人为英军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进占拉萨背锅。观点寓于叙事之中,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倒打一耙,可以说是《拉达克新闻报》进行责任归因的基本逻辑。

(二)“文明与野蛮”框架

在西方殖民地国家,殖民地官方媒体往往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优越的殖民心态,在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中体现出对殖民地本土宗教、传统文化、民族习俗的贬抑。《拉达克新闻报》中经常暴露出较为明显的“文明与野蛮”框架,对英军机枪、大炮等先进武器以及电报等现代文明大加夸赞,例如:

(英国军官)让廷布穷彭(疑为不丹国王旺曲的俗名——引者注)观看英国军营里的武器装备。士兵们往一门大炮里装填火药和枪弹，对着一座山岩开了一炮。接着又往炮筒中装填火药和枪弹，让廷布穷彭动手开了一炮。之后，又让他参观了一挺可以一次装一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看到这些，他非常惊奇。(1904年第4期)

(不丹)人主亲眼看到英国的武器装备和大炮之后，恭敬地向英国人磕头致礼。(1904年第6期)

一方面是对英军武器和战力的炫耀,另一方面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藏人原始落后的武器,以及藏人的英勇抗争报以不屑和藐视:

晋瓦热，4月23日，英军进抵帕里驻扎。这时，自藏地拉萨来了两位代本，专程前来会见英国大军官。两位代本说:“倘若英国大军撤离藏地返回，我们必定答应英国此前所提出的任何要求；
如若从这里启程向拉萨方向前进，那么英军大部队将被炮火全部消灭干净。”实际上，藏兵部队只有三门大炮，英国人对这三门大炮发出高声的讥笑。(1904年第3期)

该报对英军利用先进武器屠杀藏军的行径颇为夸赞。

战斗中，藏兵虽然开了炮，但是没有击中英军。英军开炮，却击中藏兵，炸死炸伤了很多人。(1904年第7期)

从战况来看，藏兵每打死一个英军士兵都花两个小时，那么打死6个英军士兵需要花12个小时。再说藏兵开了那么多炮，却一个人也没有打死，藏军的炮弹究竟飞到哪里去了，连那些喇嘛们也不一定知道。(1904年第8期)

报道中还有大量描述英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势如破竹,藏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的报道。

(俊月4日)藏军集结了大股部队向英军营地冲击。英军见此情景，十分欣喜。因为藏兵隐藏在工事里，英军看不清楚，现在藏兵都在野外，目标很明显了。待藏兵走到近处，英军的枪炮一齐开火，打死打伤百余名藏兵，其余的藏兵返身逃了回去。此战英军则只受伤一人。(1904年第7期)

有个藏兵伤员双脚都被打断了，英军问他时，藏兵说:“待伤口愈合以后，我将重返部队，不让(你们)一个人跑掉。”引起了英军一阵讥笑。(1904年第7期)

上述报道中,看见藏军集结冲锋,英国人不仅不害怕,反而还“十分欣喜”,因为现代化武器赋予了他们睥睨一切的自信。一边是打死打伤百余名藏兵,另一边“英军则只受伤一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血肉之躯的对抗产生了极大的战果悬殊。而当一位双脚都被打断的勇敢藏兵发誓“不让(你们)一个人跑掉”时,其勇气与无畏却“引起了英军一阵讥笑”。这种刻意丑化贬低藏人的背后,《拉达克新闻报》得意扬扬的嘴脸呼之欲出。

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修辞中,对野蛮人发动战争,是文明的特权。本来野蛮的侵略战争往往在修辞中演变成文明征服野蛮、体现着历史不可阻挡的进步意志。《拉达克新闻报》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了中国西藏“野蛮东方性特征”。藏族人不懂得科学,技术落后,因此必然遭受居高临下的讥笑和嘲讽。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拉达克新闻报》新闻报道框架的核心。

(三)对策建议框架

对策建议框架是针对报道的主题或提出的问题,由媒体或所采访的相关人士针对所报道事件给出的“对策建议”。对策建议既可以以编者按或评论的方式直接表达,也可以借他人之口间接转达,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媒体自身态度。在《拉达克新闻报》中,这两种方式都有体现。在其1904年第1期的头条报道中就写道:

尼泊尔派人前往拉萨，如此规劝藏人:“以尼泊尔人之见解，对英国人不应如此对待，英国人真心是尼泊尔人的挚友，倘若你们藏人愿与尼泊尔人继续友好交往，就劝你们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让英国商人入境，如此能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其实，尼泊尔人允许英国人入境，与之进行贸易，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截至今日，他们并未篡夺尼泊尔的政权，一切依然如故。假如你们藏人也允许英国人入境，必定带来好处，英国人不会对你们藏人的政权构成威胁。”

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尼泊尔实际上充当的是帮助英国人的角色,不仅给英军提供了大量牦牛,招募大量廓尔喀青年充当炮灰,而且还积极主动劝降,瓦解藏军斗志。《拉达克新闻报》开篇就对此进行了重点报道,借此也彰显自己的立场,“让英国商人入境,如此能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并且现身说法,认为英国人“并未篡夺尼泊尔的政权,一切依然如故”,此举旨在打消藏人疑虑。借他人之口称这次入侵不仅不会对藏人的政权构成威胁,而且“必定带来好处”,也借此表达了传教士们对于西藏打开封闭大门的愿望。

1904年英军侵藏时,英国还积极在不丹活动,对国王旺曲进行拉拢收买。旺曲也投桃报李,借调停之机刺探藏兵消息为英帝服务。《拉达克新闻报》两次借不丹使者之口对藏人“晓以利害”。一次是驻帕拉期间:

人主(穷彭)到了藏军营地，他跟藏军的军官们讲:“跟英国人打仗非常困难。”一再强调“你们不应该和英国人打仗，你们放开去拉萨的道路，你们决不会失去自己的土地，你们会依然如故”。(1904年第4期)

第二次是英军进攻江孜,驻扎帕拉庄园期间,又向保卫江孜的藏军劝降:

这位人主向藏人们说:“你们藏人与英国人战斗，但英国是不可能被打败的，最好进行和谈。”……并要他们向拉萨方面写信详细报告此事。(1904年第6期)

《拉达克新闻报》通过报道尼泊尔、不丹劝和及其观点来形成社会舆论和普遍共识,这些“对策建议”无非就是英国立场,自然也是报纸立场。该报不失时机称赞不丹人主“与英国人成了好朋友”,再次强调了英军“得道多助”的形象。此外,在同时期其他重要事件如日俄战争的报道中,《拉达克新闻报》还不忘点评和教训藏人与汉人。

日本人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他们是亚洲或整个世界上最聪慧的人。至今为止，汉地人、印度人、藏人都自觉拒绝学习外国的智慧，而日本人则奋发学习外国的智慧。所以，从智慧上看，几乎与外国人一样。目前，日本人是英国人最亲近的友人。(1904年第2期)

因为日英结盟,同时期的《拉达克新闻报》对日本人赞赏有加,基本上站在英国政府立场上支持日本,把他们誉为“亚洲人或整个世界上最聪慧的人”,以此反衬“汉地人、印度人、藏人都自觉拒绝学习外国的智慧”。这里所谓“外国的智慧”,无疑指的是英国人的“智慧”。该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又进行了这样一番评价:

日本人从英国人手里获得了优质的枪炮等武器，借此，日本人打败了俄罗斯人。与此一样，假若汉地人也能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优质的枪炮，听从英国人的教导，就不必存在恐惧心理了。(1906年第3期)

由此可见,向英国人学习,“听从英国人的教导”,这才是摩拉维亚传教士的心里话,而拉达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族人,最好的选择自然就是向英国人学习,以获得“外国的智慧”,如此就会战胜恐惧、无知和落后了。类似的对策建议,无疑也是基于殖民主义者思维及其宗教劝服立场,以凸显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优势。

(四)议题选择框架

坦卡德(Tankard,J.)认为新闻框架是一种经过选择之后的呈现,通过选择、强调、排除、细节化等方式提供事件的语境并解释事件本身。①Tankard,J.W.,Jr.,et al,“Media Frames: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ugust,Boston.1991,p.5.由于仅有4个版面,除了“故事”和“布道”栏目,《拉达克新闻报》不可能对英军第二次侵藏进行全景式报道,而是有所取舍,在其对特定事件报道的“选择、强调、排除、细节化”中,我们可以窥见创办人弗兰克的关注重心和选择兴趣。比如曲米雄谷大屠杀事件,该报是这样报道的:

埃车4月1日，藏军对英军的大军官说:现在你们必须撤军；
其他的权利我们可以共同使用。英军军官说:我们绝不撤退。藏军便组织大股藏兵前去与英军战斗，经过一场战斗之后，藏军大败。不一会儿，藏军死伤了300多人，200多人被英军俘虏，押往英军军营里。其余的藏军士兵往山上逃跑，一些藏军伤兵留在战场上。英军对这些受伤的人产生了怜悯之心，在那里撑起了一顶大帐篷，建立医院，让藏兵的伤员在那里接受治疗。在战斗中，英军士兵中除了有九个士兵中箭受伤之外，没有一个战士死亡。(1904年第5期)

对于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拉达克新闻报》并没有具体报道细节和过程,只用轻描淡写的一句“经过一场战斗之后,藏军大败”一笔带过。吊诡的是,编辑弗兰克把一场导致600多人死亡的大屠杀过程略去不讲,却把更多笔墨放在英军“仁慈”和“宽厚”上,描写“英军对这些受伤的人产生了怜悯之心,在那里撑起了一顶大帐篷,建立医院,让藏兵的伤员在那里接受治疗”。类似的描写是在江孜之战中也有出现。不去凸显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对藏族军民造成的伤害,不去客观报道侵略军的烧杀抢掠,倒是一而再地强调“英军产生了怜悯之心”,在《拉达克新闻报》的笔下,荣赫鹏率领的英国侵略军不仅是“威武之师”,更是摇身一变成为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师”,已经完全站在这场战争的道德制高点上。

在学者查尔斯·艾伦的报道中,有一段曲米雄谷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藏军丁本泽仁·旺楚(Tseten Wangchuk)的回忆:“当射击停止时,英国军队进入营地检查死者和伤员。他们用刺刀捅我,但我保持沉默,屏住呼吸。后来我被刺刀刺伤的地方出现了疼痛……尽管害怕,我还是和死者一起躺着,直到天黑,然后,在晚上我跑向古鲁。”①C.Allen,Duel in the Snows:The true story of the Younghusband Mission to Lhasa.London:John Murray,2004,p.120.将这段材料与《拉达克新闻报》中的报道两相比较,这张报纸在取舍中彰显了什么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这种选择性报道中,《拉达克新闻报》的另一重要特征还体现在刻意凸显藏人的“愚昧”和“迷信”。

玛恰月4月30日，驻扎在拉萨北面的藏兵增援部队900人抵达了。藏兵们说，咱们今天可以开战了。但此时，藏兵中的几位喇嘛和咒师提出在开战之前，为了让英国人打败仗，必须诵经修法以事佛。说着便进行了近四五个小时的敬事活动。夜幕已经降临，藏兵们的斗志已经减弱，都说现在不适宜出战了。这样，僧侣们的敬事活动没有奏效。(1904年第5期)

在另一段有关则青寺战斗的描写中,对于喇嘛做法念咒的记载也较为细致:

俊月25日，在则青寺战斗中，一位喇嘛跟藏兵说:“你们都坐在房子里面，我是念咒的，是有法力的人，英军的子弹打不中我，即便击中，也打不进身体里。”他跑到寺庙外面，来回走动念诵咒语。结果喇嘛被英军子弹击中，哭着返身跑到房子里面去了。这次战斗中死了很多藏兵。藏兵们向大喇嘛们禀报此事，说现在念咒和放咒已经没有丝毫作用了。大喇嘛回答:“现在被英军的子弹打中也没关系。从今天起的第五天之后，死者将会全部复生。”这就鼓舞了藏兵们的士气。(1904年第8期)

这一段报道是《拉达克新闻报》有关英军侵藏报道中难得一见较为细致的描写。喇嘛和咒师说“为了让英国人打败仗,必须诵经修法以事佛”,但是结果“敬事活动没有奏效”。喇嘛自恃“我是念咒的,是有法力的人,英军的子弹打不中我”,结果仍然被英军子弹击中,喇嘛所谓的法力证明是自欺欺人。而大喇嘛仍然执迷不悟,认为“被英军的子弹打中也没关系。从今天起的第五天之后,死者将会全部复生”。在版面有限的情况下,把大量篇幅留给念咒、敬事、做法等活动,并验证其荒谬不经毫无价值,实际上是旨在暴露藏人的落后和荒诞,这与该报“谚语”栏目的主旨和操作是一致的。对这一议题的选择性突显,也折射出《拉达克新闻报》潜藏的深层传教动因。

(五)结果框架

在框架分析中,“先前事件”“历史”,与“结果”“影响”属于主要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变项。“先前事件”与“历史”指的均是社会事件发生之前且有直接因果关系者,“结果”与“影响”则是由主要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包括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框架作为作者的一种判断,往往在事实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从而显现出报道者的因果逻辑。《拉达克新闻报》中,对于英军第二次侵藏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出前后一致的英国判断若隐若现地贯穿于报道之中。例如英军侵入拉萨之后,就其对色拉寺的敲诈均略去不讲,反而强调:

英军在拉萨驻扎时，拉萨各寺院的神像、供物都未受到损害。另外，拉萨的俗人们与英国人友好相处。一天，他们和英国军队进行马术表演，英国军人和藏族骑手同场竞技。还有一次将拉萨民众汇聚一处，英国人给到场的11000名藏族人，无论老幼每人一枚藏洋的赏赐。(1904年第10期)

由于历史事件发展的时间线性特征,对结果框架的识别需要更长的分析周期,即基于较长时段的历时性比较来发现事实之间的勾连,进而判别其中隐含的因果联系。我们把时间放到三年之后,可发现该报有这样一篇报道:

据驻藏地江孜的商店老板报道，1904—1906年间，无论人们在哪里碰见都表现出和睦与友好之情。藏人出门旅行，乘车有了马路。从帕里到康马至江孜也有了马路。来自印度方向的商人们在这条道路上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修了房子。商人们对江孜的民众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拉萨的穆斯林商人们多次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周边地区的重要城市。(1907年第1期)

将这段报道与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时的报道相比照,可以窥见该报对侵藏后果颇为赞赏,与之前对英殖民主义者侵藏的认同和支持一脉相承。在英国商务代表处常驻地的江孜,所谓道路畅通无阻、商业欣欣向荣、人与人之间体现出“和睦与友好之情”,一派和平繁荣景象。从结果倒推原因,不难看出其想说明当初英军入侵西藏,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这个结果似乎还印证了尼泊尔说客当初的劝言——“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让英国商人入境,如此能对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的正确性。用结果的“好”来倒推原因的“善”,《拉达克新闻报》的这个结果框架似乎还嵌入了藏文化因果循环的逻辑,其实质无非是自圆其说而已。

《拉达克新闻报》创办于西喜马拉雅地区的边地列城,教会实力有限,缺乏通联队伍。除当地及周边地区外,国际新闻和其他涉藏地区信息都是来自《泰晤士报》《孟加拉人报》等欧洲和印度报刊,因此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均由各报编辑根据自身框架来对信息源进行二次加工。

针对英军第二次侵藏,在英国和印度媒体上曾经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印度学者梅拉(Parshotam Mehra)发现,在印度的英语和印度语报纸中,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存在两种态度,一派赞同英印政府,另一派则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和批评。“他们的报道受到编辑偏好的影响,包括对个别报纸的偏爱,以及对个人和事件的偏见。”①Parshotam Mehra,“In the Eyes of Its Beholders:The Younghusband Expedition(1903—1904)and Contemporary Media”,Modern Asian Studies,Jul.,2005,Vol.39,No.3,pp.725-739.

《泰晤士报》对第二次侵藏进行了全程记录,分别以《西藏远征》《挺进西藏》《英国赴藏使团》为新闻标题发表了140余篇跟踪报道,积极配合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通过报道西藏战事为其提供舆论支持。从内容来看,其报道议题、内容选择、报道倾向、关注重心均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且与侵藏主谋荣赫鹏的论点高度一致。例如在战争责任归因方面,荣赫鹏于1904年4月1日在给父亲的信中宣称,“西藏人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他认为曲米雄谷战斗是“一场纯粹的屠杀——是由西藏将军的愚蠢和幼稚造成的”。在4日第二封信中进一步强调“这都是西藏人自己的错”,认为是“愚蠢的拉萨将军扑向我们的一个兄弟,于是开始了战斗”。①C.Allen,Duel in the Snows:The true story of the Younghusband Mission to Lhasa.London:John Murray,2004,pp.126-127.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论调:“整个事件都是由藏人自己挑起的,因为荣赫鹏上校和准将麦克唐纳以及军队都尽可能地克制和忍耐着。”②The Mission To Tibet.The Times(London,England),Friday,Apr.1,1904.“荣赫鹏上校和他的护卫部队有着最大的忍耐,他们只是在遭到肆意攻击之后才发动进攻。”在对这场大屠杀的态度上,《泰晤士报》认为“虽然这一事件令人遗憾,但现在给藏人的短暂而深刻的教训很可能最终会挽救数百条生命”。③Ibid.

在遣词用语方面,《泰晤士报》闭口不提英军武装入侵西藏,凡涉及英国军队之处一律称之为“使团”(mission)或“考察队”(Expedition),英军的军事行动一律称为“考察”。在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方面,《泰晤士报》宣称“寇松爵士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才派出远征军的”④Mr.Douglas Freshfield On Tibet.The Times,Feb 29,1904:10.,并且“真诚地希望此次考察活动……会直接建立起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友好关系,这对双方来说是互利互惠的事情”⑤A Military Correspondent,“The British Mission To Tibet.Attitude Of China.The Times,Jan13,1904:3.。1904年2月27日,《泰晤士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称“英国无意侵犯西藏的合法权利,……将英国的政策视作草率的侵略是对历史的无知,英印政府表现出的克制将严重损害英国作为亚洲列强的声望和利益,英国应摈弃被动的立场,赴藏使团在达不成任何实质性协议的情况下不能离开”。

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文明对野蛮”的框架也是随处可见。1903年12月4日的一篇题为《向西藏进军》的报道,毫不掩饰地将西藏人称为“未开化的、野蛮的部族”。1904年8月27日,《泰晤士报》刊发社论,更是妄称西藏民族是“从来不尊重生命的东方民族”。⑥Our Correspondentwith the Mission to Tibet,The Times,Aug27,1904:7.这与荣赫鹏批评西藏人“狡猾、不道德、过度宗教化、肮脏和懒惰”的观点如出一辙。⑦Francis Younghusband,India and Tibet:AHistory of the Relations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from the Time ofWarrenHastings to 1910；
with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1904(London:John Murray,1910),p.321.在全面梳理《泰晤士报》对英军第二次侵藏报道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英国主流报纸对第二次侵藏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煽动作用,充分暴露了《泰晤士报》充当英国政府喉舌,为英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⑧何兢、韩磊:《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与〈泰晤士报〉涉藏报道探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75—79页。可以说,《泰晤士报》等英国报纸的涉藏报道并没有坚持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相反却与英国政府在西藏的侵略诉求保持高度一致,为侵略行径张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印度主流报刊中存在着另一种批评的声音。1904年3月11日,印度发行量最大(35000份)的报纸加尔各答《希塔瓦迪报》(Hitavadi)哀叹寇松勋爵(Lord Curzon)以“卑劣”(despicable)的方式制造了“毫无根据的谣言”和“虚假和夸大的事件”,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事实。该报进一步向英印政府责问:“未开化的东方人”(即西藏人——引者注)不喜欢“文明的英国人”“自由进入”他们的领土,这难道是“犯罪”吗?⑨Report on Native Newspapers in Bengal,for the week ending 23 July 1904.3月3日加尔各答出版的英文报纸《印度镜报》(Indian Mirror)谈到,西藏人想要的只是“与世隔绝”,“寇松勋爵或其他任何人”有什么权利充当上帝的角色?并责问“山炮、炮弹和弹片是否达到了文明的极限”?①Report on Native Newspapers in Bengal,for the week ending 12 March 1903.针对曲米雄谷大屠杀,印度《论坛报》(Tribune)在5月17日的题为《入侵西藏》的文章中认为,曲米雄谷大屠杀是对人类的“最可怕的暴行”(horrible outrage against humanity)。文章认为“很明显”士兵们“冷血地”(in cold blood)屠杀了那些可怜的人,而那些人对他们“没有任何风险”(without any risk)。②Report on Native Newspapers in Bengal,for the week ending 6 August 1904.5月1日,该报援引(伦敦)《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话说,“它承认”开火“不是军事需要”,而是作为一种“惩罚”而采取的。9月13日的《查鲁·米希尔报》(Charu Mihir)对如此多无辜的西藏人流血表示“不小的遗憾”(no small regret),并说它不能“以任何理由”(on any ground)证明该特派团是正当的。这是一个“和平”的使命吗?它造成了“所有的动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浩劫”。③Report on Native Newspapers in Bengal,for the week ending 19 September 1904.

英军入侵过程中,大肆烧杀抢掠。艾伦在《雪地斗争》一书中羞答答地提到了在江孜附近的则青寺进行“战争规则下的合法掠夺”④Allen,C.2004.Duel in the Snows:The true story of the Younghusband Mission to Lhasa.London:John Murray,p.145.:“由于则青寺曾经进行抵抗,所以被军队视为公平的猎物。”虽然“抢劫行为也受到了印度媒体的批评”⑤Pasang Wangdu,“Notes on Tibetan Sources Concerning the 1903—04 Younghusband Military Expedition to Tibet”.Inner Asia,2012,Vol.14,No.1,SPECIAL ISSUE:The Younghusband‘Mission"to Tibet(2012),pp.99-111.,但是我们在《拉达克新闻报》中却丝毫看不到这方面的痕迹。倒是1904年7月26日的《孟加拉人报》(Bengalee)提到了英国人在江孜掠夺了“成堆的赃物”,并质疑道:“这是寇松勋爵希望给藏民族带来‘启蒙’的方式吗?”⑥Report on Native Newspapers in Bengal,for the week ending 23 July 1904.印度《论坛报》9月8日转载了英国伦敦《晨报》(Morning Leader)的一篇报道,认为对拉萨的洗劫,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都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和愤慨。报道称荣赫鹏显然未能阻止英军的抢劫行为。

从以上比照可见,在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中,作为传教士报刊的《拉达克新闻报》毫不犹豫地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其责任归因框架与荣赫鹏及《泰晤士报》完全一致。该报把战争的责任归罪于西藏地方政府,肯定英军侵藏的正当性,为侵略行为及其后果大唱赞歌；
其文明对野蛮框架则沿袭了19世纪英国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从第二次英军侵藏报道中又看到了这种论调的回响。至于《拉达克新闻报》的对策建议框架,则与《泰晤士报》的观点——“这对双方来说是互利互惠的事情”相一致,显示屈从武力与英国人合作,被纳入英殖民体系的势力范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好选择——这显然是英印政府最乐于看到的结局。随之而来的结果框架,也是这种假设和愿望的合理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达克新闻报》的英军侵藏报道中,其议题选择框架中特别强调藏传佛教僧人的迷信、愚昧,凸显喇嘛和咒师念咒退敌的无知和可笑,最后这些无知的做法被事实证明都是自欺欺人毫无用处,这实质上潜藏了较为明显的传教动机。在《拉达克新闻报》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选择、强调以及排除,一方面拥护英国政府的立场,另一方将侵藏报道纳入自己的宗教传播框架中。

在新闻框架理论看来,传播活动是一种社会行动,作为一个符号生产领域,受到规范该场域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①Hilgartner＆Bosk,1988.。舍夫勒②Scheufele,1999.认为,框架涉及许多社会结构、组织、个人等意识形态变量。记者在构思一个问题时受到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组织过程和约束、利益集团的压力、期刊惯例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的影响。③Scheufele DA.“Agenda setting,priming and framing revisited:Another look at cognit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Mass Communication＆Society 3(2—3),2000,pp.297-316.臧国仁也发现影响媒介框架的因素主要包含政治情境、组织内部的控制机制、新闻常规、消息来源、记者个人框架、历史文化脉络等。④臧国仁、钟蔚文:《框架概念与公共关系策略——有关运用媒介框架的探析》,《广告学研究》1997年第9期,第99—130页。上述观点也可以解释《拉达克新闻报》的行动逻辑及其新闻框架背后的诸多政治、宗教、文化原因。

(一)政治依附

在地缘政治研究中,传媒被视作传播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重要工具。20世纪初,藏文报刊已经成为英印政府行动者网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基督教在喜马拉雅地区传道的重要平台。

《拉达克新闻报》虽是一份教会报纸,但是其办报主体拉达克摩拉维亚教会与英印殖民地政府关系密切。正如1839年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在加尔各答所言:“现在谁是英国政府在印度最真诚和最好的朋友?他们是谦卑的十字架传教士!”⑤Alexander Duff(1839),India,and India Missions,John Johnstone Hunter Square,p.34.早期的摩拉维亚传教士被认为“与英国当局关系良好”,艾利奥特(K.R.Elliott)甚至认为,传教士从属于英国当局⑥Elliott,K.R.(2007).BaptistMissions in the British Empire:Jamaica and Serampore in the First Half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Doctoral dissertation,Florida State University),p.154.。另一方面,喜马拉雅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希望借助英国势力打开西藏的大门。19世纪末,各教派在西藏边境建立了一系列传教站,支持英属印度政府开放西藏的努力。⑦Alex Mckay,“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1903—04”,Inner Asia,2012,Vol.14,No.1,SPECIAL ISSUE:The Younghusband"Mission"to Tibet(2012),pp.5-25.第二次侵藏战争期间,传教士安妮·泰勒还专门在春丕山谷的基地帮助护理病人和伤员。⑧Ibid.传教士在多个场合有意表达他们对英属印度政府的亲近感和忠诚,并经常与总督合作开展有益于传教团和帝国的项目。⑨Elliott,K.R.(2007).Baptist Missions in the British Empire:Jamaica and Serampo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Doctoral dissertation,Florida State University),p.150.基于浸信会传教士对英国和帝国统治的忠诚,在印度人们可以把这些传教士“简单地描述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并认为“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与传教士事业的进步是一致的。和平、商业以及国家繁荣和荣誉也随之而来”[10]Ibid.,p.151。。从其政治立场来看,基本上都是站在西方国家和英印政府立场。一位威尔顿主教(Bishop Weldon)甚至称赞西藏流血事件是一种“祝福”(blessing),认为荣赫鹏的入侵将为进藏开展传教工作提供一个“极好的”场所,西藏则不再是“一本高深莫测的书”(a sealed book)。[11]Report on Native Newspapers in Bengal,for the week ending 28 May 1904.基于传教士与英印政府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其报道立场毫不犹豫地往英印政府一边倒也就毫不为奇了。

(二)宗教传道

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纸被称为“沉默的传教士”(silent Missionary)①S.H.hutton在1929年6月22日写给Asboe的信,现藏于摩拉维亚伦敦档案馆。,因为对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基督教会来说,藏文报刊首先是宗教传播的工具,报纸出版实质上是一种传道行为。在《拉达克新闻报》创办人弗兰克看来,如果藏人习惯了看报纸,他们也会习惯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思想。②Bray,John.A Bibliography of Ladakh.With Nawang Tsering Shakspo.Warminster:Aris＆Phillips,1988,p.59.从摩拉维亚教会的总体态度来看,对英军侵藏是大力支持的,因为西藏是其最终的传教目的地。从19世纪末摩拉维亚教会报刊和内部通信来看,其对拉达克地区传教点一直称为“西藏差会”(Tibetan Mission)。因此当军事入侵带来打开向西藏传教大门的可能时,摩拉维亚传教士自然会鼎力支持。在1904年出版的其教会报纸《瓦乔维亚·摩拉维亚人》编者按中这样写道:

在这美好的1904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英国进藏运动。这样一来，排斥异教的最后一座堡垒正在被猛攻，而以神秘的宗教之都——拉萨为中心的佛教世界将为福音打开。没有人会像我们摩拉维亚人(Moravians)有那么多理由感到欣喜。五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片封闭的土地的边界上观望和等待。我们的书籍和药品已经越过边境，但我们的传教士却被严厉地拒之门外。现在，随着英国军队的到来，我们高兴的机会来了，救世主的好消息将传遍整个“世界屋脊”。让摩拉维亚人把西藏传教使命牢记于他们内心，牢记于他们的祷告经文中和他们天赋异禀中，因为“天主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③TheWachovia Moravian,VOL.XIII.Winston-Salem,N.c.,JUNE,1904.Number 136.EDITORIAL NOTES.The Rt,Rev EDWARD RONDTHALER,D.D,Editor.

从这段直接表明摩拉维亚教会立场的社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传教士们毫不掩饰的喜悦之情和迫不及待进入西藏的渴望。在“排斥异教的最后一座堡垒正在被猛攻”过程中,虽然藏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被机枪屠杀、被炮火轰击、寺庙财物被掠夺,但这些却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因为他们“有那么多理由感到欣喜”。如果我们将摩拉维亚教会的这种态度与1904年6月24日《印度镜报》的社论相比,就会感受到这家报纸多么冷血——它提到:当看到“我们的”军队放火并摧毁西藏村庄的“报道”时,请Weldon主教“告诉我们”,这用来烧毁那些劫数难逃的村庄的是否是“启蒙和基督教的火炬”?④Report on Native Newspapers in Bengal,for the week ending 9 July 1904.

(三)“文化松土”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首先碰到的是两大思想障碍,一是中国人的妄自尊大,一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⑤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4页。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传教士称中国人“头脑中充满着各种陈旧的知识、传统的思想和观念等。要使他们接受西教,首先要驱除他们头脑中的这些旧东西,而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传播西学”。从“民智开启”入口,引入现代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然后达到潜移默化的功效,这种“文化松土”工作是基督教在东亚和南亚传教的一般过程。1833年,对德国摩拉维亚教会前往南亚产生直接影响的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Gutzlaff),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曾言其“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与排外的观念”。①《中国丛报》1833年第二卷,第187页。这种办法在摩拉维亚传教士针对喜马拉雅地区藏人的传教过程中同样得到了沿用。

摩拉维亚教会在拉达克地区传教时采用了典型的本土性跨文化传播策略。在地理上,当时这里属于英印殖民地的边地,强势的主流文化仍然是当地的佛教、伊斯兰教杂合性文化,其所遭遇的文化抵抗也是多方面的。这种文化抵抗虽不是以政治权力的方式存在,却体现在更为深层和顽固的宗教信仰、社会融入、经济依附层面。据摩拉维亚教会资料显示,拉达克地区既有村民因为改宗而被社区排斥,也有僧人因为阅读教会文本而遭遇暴力,更有藏人因无法租用寺庙土地而被迫远走他乡。对此,摩拉维亚教会从经济、宗教、文化的层面进行了多种对抗、打压和渗透,藏文报刊则是其进行文化渗透的主力。在传教士看来,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藏文化是一种粗鄙、落后、没落的文化。传教士报人阿斯博认为藏地是“愚昧和迷信盛行的落后地区”,佛教则是“一种严重堕落的形式”,藏传佛教导致了“无意义的生活,萦绕心头的恐惧、宿命论和迷信”。②Adrian Wilsdon,“Walter Asboe and the Moravian Mission to the Western Himalayas”,moravian messenger,October,2014.为显示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他们首先需要对藏传佛教的迷信、狭隘、无知进行打压,这也是藏文报刊中“文明对野蛮”框架和“议题选择框架”构建的直接动因。在他们的英军侵藏报道中,毫无纪律的藏人在战无不胜的西方军队面前一触即溃,原始防御在无坚不摧的西方武器面前形同虚设,落后与先进、愚昧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对比,都足以成为基督教文化优于藏传佛教文化的一项证明。这些报道坚持颂扬西方的理性、科学、现代化技术和西方武器的优越性,反衬藏传佛教文化的落后与愚昧,体现在《拉达克新闻报》的框架选择,就不厌其烦地强化藏人打卦、算命、僧人妄言欺骗等相关内容。米怜在谈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时指出:“知识和科学是宗教的婢女,而且也会成为美德的辅助者。”③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2页。可以说,《拉达克新闻报》中的框架选择,也是“科学辅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框架理论中有三个核心概念:媒介内容、新闻生产和媒介效果,相对应的是媒体框架、受众框架和框架效果。媒体框架固化后,往往会变为受众框架,形成社会规范、塑造社会共识,进而产生框架效果。

当《拉达克新闻报》对英军侵藏进行报道后,藏族读者如何解读这些框架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从传播效果的考察看,“弗兰克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奏效了”,至少,在让藏族人习惯新的阅读方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弗兰克说,他的报纸的第一部分即新闻部分,是他的读者中最受欢迎的。他补充道,如果封面包含关于西藏的新闻,这一点尤其适用。④Walravens,Hartmut,“The First Tibetan Serials”,The Serials Librarian,41:2,2002,pp.29-38.在新闻处理的接收模式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接收者变量”,即受众依据自身知识和经验框架进行解读。这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是指“前理解”或“前结构”,在海德格尔的眼中则是“前有”“前见”和“前把握”,即诠释者理解文本前已有的价值观念、经验、知识、思维方式等。从相关资料来看,在《拉达克新闻报》有关英军侵藏的报道出来后,在藏族读者中的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当该报报道英军取得节节胜利时,弗兰克声称,“我们关于英国战胜藏人的消息对于藏人来说一点也不可信。读者认为,那些被赐予新的神圣护身符的士兵和喇嘛几乎不可能受伤”。长期生长于藏文化环境下的藏族读者,自有来源于自己观念和经验的“含义结构”和“认知基模”,其认知不和谐的冲突导致其对新闻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当几名藏军战俘被带到西姆拉时,在那里工作的一些拉达克和巴尔蒂斯人亲自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藏人的符咒不能成功地对抗欧洲人的武器,我们报道的真实性因此得到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以及对于藏人迷信的打压的效果,弗兰克还是感到满意的。

由于资料所限,一百多年前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族读者是否对《拉达克新闻报》的报道框架有更多的认同,甚至态度改变,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仅凭一些西方思想的灌输和事实报道来诋毁藏传佛教、彻底对藏人洗脑是不现实的。从传道效果来看,接任的传教士沃尔特·阿斯勃(Walter Asboe)称,在80年内,摩拉维亚教会在喜马拉雅地区总共才改宗了146名藏人。在传教14年之内,他本人只改宗了2名藏人。①The Straits Times,January 1 2th,1936,p13.直到今天,摩拉维亚教会在拉达克的3个教堂信众也不过数百人。

在没有经济、政治权力配合的情况下,面对拉达克地区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背景,以及当地人较强的经济依附、群体归属和群体排斥压力,仅靠《拉达克新闻报》进行传播自然收效甚微。但是弗兰克认为《拉达克新闻报》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就人们对我们的文本材料态度的变化而言,这张报纸的发行不可低估。”弗兰克后来总结道:“我早些时候说过,如果可能的话,每期都应该包含西藏的新闻,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关于西藏的新闻应该是好的。”②Walravens,Hartmut,The First Tibetan Serials,The Serials Librarian,41:2,2002,pp.29-38.这实际上反映出藏人并不喜欢关于西藏的“坏新闻”,通过赤裸裸的道德攻击和文化否定,并不能够带来其所期望的传教和改宗效果。正因为当地藏人的系统性抗拒,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为了不刺激当地人的宗教感情,后期逐渐减少了攻击性话语而代之以隐性劝导。例如《拉达克信使报(B)》对编织产业和编制女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试图用资本主义精神来改变藏传佛教乐天安命的思想。《吉朗新闻》《拉达克信使报》开辟的专门讲道的专栏,也逐渐将新闻报道事实与观点分开,客观报道佛事活动或者宗教新闻。在《各地新闻明鉴》中,则进一步把藏传佛教与基督教并置,试图规避民间较为尖锐的宗教冲突,呈现出宗教调和的姿态。

综上,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喜马拉雅地区和中国西藏的觊觎,不仅存在于政治博弈、军事入侵,同时还存在于以报刊为平台的意识形态渗透上。总体上都是以殖民主义者的眼光,为其侵略行径张目、唱赞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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