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老年数字鸿沟何以跨越？

刘 奕 李晓娜

在“万物互联”数字时代到来的同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正在大步迈入老龄化的长寿新时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共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13.5%，相比2010年比重大幅度提升。(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已成为21世纪我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为增进民生福祉，《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指出，要通过适老化产品的设计研发与多层次服务体系构建，实现老年服务科技化与人文性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数字时代的到来，毫无疑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全新的环境和条件，数字技术与各类群体的社会行为已是紧密相连。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从衣食住行到国家防疫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数字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数字化不仅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了布局，也在政府与公民之间进行了权力转移，使社会成员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成为公平思想指导下的最终目标。而老年群体因固有观念、身体机能、环境排斥等因素，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数字社会的边缘群体。这条横亘在老年群体与现代信息社会之间的“鸿沟”，与党坚持人民至上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赋予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相违背。数字时代不应抛弃任何一个群体，忽视老年人的实际困难、一蹴而就的数字化发展方式显然是存在偏颇的，应该依托“社会治理领域的政治势能作用机制”，(2)贺东航、高佳红：《政治势能：党的全面领导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分析框架》，《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3)习近平：《把握时代机遇共谋亚太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2018年11月18日， http://www.gov.cn/xinwen/ 2018-11/18/content_5341461.html。因此，探究数字时代老年数字鸿沟生成的多重逻辑并给出有效解决方案，成为当前养老保障领域亟待解决的重点与难点。

老年数字鸿沟作为数字时代的必然产物，导致数字化发展结构不平衡、数字社会不完全，阻碍了技术化社会的进程。如何在数字化变革的同时兼顾老龄保障事业，以技术赋能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已成为政府、社会乃至学术界共同努力攻克的难题。

(一)文献回顾：数字时代的老年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一词，最早出现于1990年托夫勒的《权力的转移》一书。(4)杨一帆、潘君豪：《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老龄科学研究》2019年第10期。1995年，美国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TLA)发布《Falling through the Net: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将种族、经济、性别等作为数字鸿沟的影响变量。(5)Washington,DC.Falling through the Net: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1995.互联网普及率逐步提高，关于数字鸿沟的论述更关注对技术使用能力、社会支持网络的获取和技术质量不平等，数字鸿沟的概念也愈加丰富。如Dewan等认为数字鸿沟存在三个阶段，即数字接入鸿沟、能力鸿沟、产出鸿沟，也称之为“三级数字鸿沟理论”。(6)Dewan,S.Riggins,F.J.,“The Digital Divide: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Assoc. Inform.Systems,2005,6(12),pp.298-337．这改变了传统“拥有或不拥有访问权限的二元问题”的探讨，开始考虑数字化排斥对弱势群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多的变量因素包括年龄变量被纳入研究视野。

数字鸿沟是一个普遍现象，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城乡之间，也存在于不同人群之间，尤其是老年群体。Jimoyiannis等发现，老年群体在信息化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参与程度和准入机会相较于其他年龄组劣势明显。(7)Jimoyiannis A,Gravani M,“Digital literacy in a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 for adults: educator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n teach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Competence, 2010,1(1),pp.40-60.Deursen也指出，老年人作为异质群体，其中的一部分人更有可能被数字化发展边缘化。(8)Deursen V A J A M,Helsper E J,“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internet use and non-use among the elserl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30(2),pp.171-187.黄晨熹则认为，代际差异及老年群体与青年群体之间对于信息技术的接受与使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数字鸿沟的重要表现形式。(9)黄晨熹：《老年数字鸿沟的现状、挑战及对策》，《人民论坛》2020年第29期。这种因年龄而存在的老年数字鸿沟，使得大量老年人无法平等享受数字红利。因此，如何助力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课题。

国内学者对老年数字鸿沟的研究聚焦于“人技隔阂”的影响因素、数字养老环境的优化、养老政策的设计等维度。老年数字鸿沟的形成不是单一主体单一因素的结果。武晓立从需求角度出发，发现老年人因情感需求、生活消费需求、信息需求、社交需求及娱乐需求对互联网使用有极大的热情，但媒介素养的不足却成为老年群体接触新媒体的阻碍因素。(10)武晓立：《跨越“数字鸿沟”:社交媒体时代老年人媒介素养的提升》，《青年记者》2020年第25期。匡亚林也指出，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困难不仅在于技术使用，还包括老年人的心理与生理问题。(11)匡亚林：《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
影响要素、用户画像及政策回应》，《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数字生活的融入又以智能设备、网络宽带等为基础保障，这就导致成本与经济问题、(12)陈文沁：《老龄化社会中的数字鸿沟与数字赋能》，《青年记者》2020年第25期。产品设计的“人群偏好”(13)杨斌、金栋昌：《老年数字鸿沟: 表现形式、动因探寻及弥合路径》，《中州学刊》2021年第12期。等亦成为部分老年人抵触数字化的重要原因。贾玉娇、王丛强调，结构错位的人技互动导致老年人与新技术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关系，亟须辨析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变迁之间的张力，弥合技术与人的断裂关系。(14)贾玉娇、王丛：《结构二重性视角下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释析——从“人技隔阂”到“人技融合”》，《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遵循数字鸿沟的形成逻辑，学者普遍认为构建多元协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尤为重要，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主动、社会联动、家庭支持、老年人参与的“五位一体”新格局，(15)杨菊华、刘轶锋：《数字时代的长寿红利：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可行能力与内生动力》，《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期。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智慧老龄社会(16)林宝：《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的难点与重点》，《人民论坛》2020年第29期。是应对老年数字鸿沟这一复杂问题的最佳路径。其中，政府作为养老保障事业的主导者，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中更应强化养老领域的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双重效应，以政策法规引领数字化养老长效机制的设计与健全。(17)张建新：《信息时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弥合机制研究》，《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7期。

纵观我国老年数字鸿沟的相关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去探析鸿沟背后的形成逻辑与应对策略，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体系。但相较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尚待完善之处：第一，虽广受关注但整体研究处于分散化状态，理论基础、观点结论、实践对策等因分散化而尚未形成系统体系；
第二，大多数研究忽视了老年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将老年人视为数字技术变革的被动接受者、适应者，是主观逃离或客观被排斥的“数字难民”。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在兴趣爱好、交互需求导向下积极融入数字生活。因此，有必要转变角色固化的传统认知，依托具有整合统一作用的理论视角，系统性地厘清老年数字鸿沟生成的多因逻辑与针对性策略，这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分析框架：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

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发现，老年群体排斥数字化的关键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一是个体因素导致的心理排斥，二是缺少宽带网络、智能设备等，三是个体的数字化技能与媒介素养不足，四是外部环境的不重视。这与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所提出的四个阶段是一一对应的。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是由Jan A.G.M. Van Dijk教授提出的，他将数字鸿沟的形成划分为四个阶段：心理接入、物理接入、技能接入以及使用接入。第一层面的数字鸿沟源于“心理接入”，数字焦虑等导致使用者的数字化意愿与动机不足，形成数字化心理障碍；
第二层面的数字鸿沟在于“物理接入”，数字化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数字化利用缺少必备的物质实体；
第三层面的数字鸿沟是“技能接入”，数字化产品对用户友好度不足或社会支持力度不足都将影响使用者数字技能的获取，而技能欠缺必然影响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效果与体验感；
第四层面的数字鸿沟是“使用接入”，因缺少使用机会或使用机会的分配不平等导致数字化贫困群体的产生、数字鸿沟的形成。四个阶段层层递进，不断累积，前者是后者的必备条件(见图1)。(18)Van Dijk J,“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12(1),p.2.具体而言，数字化意识与动机是技术使用的第一阶段，技术的采用首先要对使用者有足够的吸引力使其产生使用动机，进而去购买相关设备；
而当物理条件满足，数字技术的利用就必然从技能的学习开始，然后才是使用；
最后是在各种实践中运用于多种不同的场景与目的。因此数字技能是数字利用的前提，数字技术的利用是下一次数字化创新的基础。因此，本文以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中的四个阶段为基础，为我国老年数字鸿沟的生成路径、对策机制的系统化探究搭建具有本土化解释效力的分析框架，以此解释老年数字鸿沟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机理。

图 1 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

依据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以数字和谐社会为价值导向，构建囊括“心理—物理—技能—使用”相匹配的分析框架，并在各维度之下深挖具体致因，形成中国语境下研究数字时代老年数字鸿沟所必备的相关要素：第一，心理层面，老年人的数字化意愿受个人性格特征、其他主客体的态度倾向甚至社会环境的包容性的多重影响，主体的心理认可与接受对于数字融入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心理接入”是这一阶段的最终目的，也是这一层面阻碍因素的解决方案。第二，物理层面，是指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络，接受数字化养老所需的网络宽带、智能手机、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智慧养老站点等基础设施，技术的实体嵌入是以“物理接入”疏通“人技隔阂”的物质桥梁。第三，技能层面，老年群体对数字技能的获取本身就具有低敏感性、低效率性，一般需要较长时间的操作学习、实践操练，这是中国老年群体的一个现实问题。第四，使用层面，如何协调市场主体的注意力资源、保证老年群体技术使用的机会均等是重点，亦是难题。老年数字鸿沟的形成，是心理层面、物理层面、技能层面、使用层面下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上述维度搭建本文整体的分析框架来解释老年数字鸿沟的生成逻辑，同时对数字时代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路径进行制度性反思，以期进一步提出完善之策。

老年数字鸿沟的形成是多因催化的最终结果。在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指导下，沿循心理—物理—技能—使用的分维互嵌与合维融贯，从主体的心理接入、技术设施的物理接入、现实情况中的技能接入、利益使然下的使用接入四个方面廓清老年数字鸿沟的生成逻辑(见图2)，既有利于我们“知其然”及“知其所以然”，也有益于探究问题的解决之法，促进社会公平。

图 2 数字时代老年数字鸿沟生成逻辑结构图

(一)主体逻辑：环境挤出效应与群体心理排斥的双重叠加

美国数字教父尼葛洛庞帝曾断言：“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19)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从十进制到二进制代码的广泛应用宣告了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也印证了他的推断。但网络社会独有的话语体系、数据安全等问题与老年群体认知概念的冲突，加剧了数字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歧视和挤出效应，使老年群体从被动排斥转向主动排斥。

老年群体对身边出现的新事物、新技术缺乏积极性，将自己划定在狭窄的生活圈子与既定习惯中，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仅仅是单向地从电视、广播此类传统媒介中获取新闻资讯一类的信息。而强调双向互动的数字社会，通过交叉分散的数据网络催促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进步与创新。一方面，像“U1S1”“zqsg”“YYDS”等网络语言，是“数字原住民”在网络文化系统中重新建构或解码所形成的专属交流语言，在成为数字时代特色的同时，无意识地在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形成了网络文化建构的话语壁垒，(20)数字原住民，指和高科技一起诞生、学习生活和成长的人；
数字移民，指因为出生较早，在面对数字科技、数字文化时，必须经历不顺畅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的人。独特的后现代解码体系压缩了老年人的话语空间，使老年人面临网络语言接受与输出的双重困境。(21)刘爽：《经济导向与文化环境——当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形成路径》，《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10期。另一方面，信息注册、人脸识别、移动支付等使人们无法独立于大数据，但又担忧因智能设备操作失误或遭遇网络电信诈骗等而钱财受损，这是老年人主动或被动形成“技术恐惧”心理的主要因素之一，更是子女不支持老年人接入网络的现实考虑。

(二)技术逻辑：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服务能力的不可及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便将ICT(信息与通信技术)拥有者和缺乏者之间存在的鸿沟问题视为研究重点，认为是否具备数字设施接入网络是数字鸿沟的核心要素，相关举措均致力于硬件和工程设计方面，(22)Mack R L,The digital divide: Stand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 technology,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1,pp.3-34．并影响到我国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重点。曹荣湘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信息富有者与贫乏者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差异。(23)曹荣湘：《数字鸿沟引论: 信息不平等与数字机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6期。虽然对于数字鸿沟的“二分法”定义在现代社会受到众多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础设施的不平等仍是“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之间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已达到11.2%，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非网民总人数的46%，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7.9个百分点。(2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仍有较多老年人无法接入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诸多不便。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除了需要政府部门的逐步推进以外，同样受到作为个人财富的收入因素的制约。多项研究表明，收入与互联网普及率显著相关，低收入者使用ICT的可能性较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养老金、退休金以及子女赡养，而有些特殊群体如农村老年人大多数并不享受退休金待遇，收入仅靠每月几百元的养老金及子女接济，再加之勤俭习惯的养成，对于价格较为昂贵的电子设备以及上网费用无法承担，最终因物理层面的不平等割裂了数字时代老年群体享受数字红利的机会。因此，政府部门的政策倾向与资金支持，对于解决老年群体物理层面的网络接入有积极作用。

(三)现实逻辑：数字浪潮冲击与身体机能退化的现实冲突

在数字化的时代，正如托夫勒预言的“第三次浪潮”，“我们面临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社会在适应这些变化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25)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8页。掌握技能、适应社会转变是不被时代所抛弃的必然要求。作为“21世纪基本生存技能”的数字技能，直接影响着个人生活的幸福感与满足感，而技能的获取离不开自身的学习能力以及教育程度。

1996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终身学习的思想，指出需要通过“进一步充实与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以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26)曾文婕：《走进“学习为本”的教育时代——写在〈德洛尔报告〉发表20周年之际》，《比较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在数字化时代，各种新型产品、创新技术不断更迭。对于新兴产物的创造者以及使用者的人类而言，全面地掌握并熟练应用于社会生活建立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之上。然而50岁以后人的学习能力开始下降，尤其是成年晚期会出现明显下降。(27)陈世林、王赛凤：《对老年人学习的再认识》，《中国成人教育》2004年第12期。年龄的增长带来记忆力的下降、身体机能的衰退，这是老年群体不可避免、不可违背的生理趋势，由此导致老年人的数字学习能力无法匹配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高科技产品，从而进一步放大了鸿沟效应。

后天性学习能力培养应该借助于老年教育体系。我国已将数字技能培训列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教育作为提升数字技能的重要手段。然而针对成人的数字技能教育存在着专项指导性文件缺乏、教育目标模糊、教育对象泛化、教育方式单一等问题，对于老年群体数字技能的培训更是缺乏完整有效的教育方案，培训内容与形式根据各地政府、各个社区的要求与特色独立进行，呈现随意与零散特征。此外，家庭与子女的文化反哺是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的重要方式，而在信息化社会，因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子女对父母的文化反哺并不能满足老年群体的需要。

(四)利益逻辑：最大公约数之下被选择性“抛弃”的群体

在注意力资源稀缺的时代，注意力的收割则代表着经济利益的获取，这是众多生产者秉持的行事原则。而注意力的多少除了与产品本身性价比挂钩之外，也离不开客户群体的规模及其消费意愿。商品与服务的目标群体规模以及消费能力是生产者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按照最大公约数原则，选择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完成“受众商品论”的交易流程，是生产者商业逻辑与利益逻辑驱动的必然选择。“十三五”期间，60岁以上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比不断增加，上升了11个百分点。(2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然而老年群体因消费观念的不同以及互联网接入途径的单一，其在网络消费群体中的占比并不高，再加之消费意愿较弱等问题，使得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者在最大公约数原则驱动下选择性忽视了老年群体的需求，所生产的产品对老年人而言并不友好。

李巍在研究中老年产品网络消费市场时提出，尽管中老年产品市场前景一片光明，但商家并未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服务，原因在于中老年产品自身特点和中老年群体的特殊性。(29)李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网络消费何去何从?——基于中老年产品网络消费市场现状的分析》，《兰州学刊》2017年第3期。周裕琼表示，学术界尚存在“促创新偏见”，业界更是唯用户是从。(30)周裕琼：《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7期。老年群体相较于年轻一代，网络消费能力及意愿较低，与以利益最大化为重要导向的生产者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并不相符。因此，生产者在产品与服务供给上会更加看重消费能力较强且消费意愿较强的年轻群体，最终导致老年消费市场出现供给失衡问题。产品的年轻化、智能化与老年群体的需求不相匹配，产品的未适老化给老年群体享受数字红利增加了难度。在数字时代，平等享受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公平的体现。而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生产者所制造的未适老化产品，是对老年群体使用数字化平等机会的剥夺，使得老年群体并不能平等地享受数字红利以及网络社会的便利，阻碍老年群体数字化发展的进程。

通过对老年数字鸿沟生成逻辑的分析，有助于从源头探析弥合数字鸿沟的有效之策，建构有序治理秩序，激发社会多元主体效能，通过外赋动能与内生潜能形成弥合数字鸿沟的协同合力。

(一)心理接入：普及数字包容理念，消除数字焦虑

科学的理念规范和引领主体的行为。环境挤出效应与个体心理排斥两重因素所形成的“技术恐惧”，需要从重塑社会、家庭、朋辈等数字包容环境角度，消除老年人的数字焦虑，通过内生潜能提高老年人使用数字化技术的主观能动性，助力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

首先，推广积极老龄化的价值理念，消除社会歧视。2002年WTO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并为各国实现积极老龄化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框架，明确了“健康、参与、保障”的行动方向。在数字时代，积极老龄化已成为老年领域数字治理的价值导向，为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营造包容环境。为此，政府应秉持积极老龄化理念，不断增强服务回应能力，运用政策与法律保障措施不断向老年群体输入数字化理念，向社会注入积极老龄化观念，为数字时代老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创造宽松社会氛围。其次，树立整体性的数字化治理理念。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是以数据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数字养老作为数字城市治理的重要一部分，已成为缓解当前庞大养老压力的重要举措。政府部门应重视并解决老年群体的数字化需求与困难，将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纳入政策考虑范畴，对困境的解决以及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进行通盘考虑、系统谋划、整体解决，不可抛弃任何一个弱势群体。最后，利用朋辈社交促进数字化理念的推广。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及心理情感上的接近性，朋辈群体对于老年人接入和使用数字技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通过模仿、规范和支持为老年人数字融入提供及时有效的资源和帮助。(31)刘入豪、邱乾：《老年人数字鸿沟中被忽视的朋辈影响》，《青年记者》 2020年第36期。因此，应充分利用朋辈群体的示范与带头作用，为老年群体提供数字技术培训，激发老年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去培养数字化工具利用能力，激发内生潜能，消除数字鸿沟。

(二)物理接入：构筑社会支持体系，提高技术可及性

在这全民数字化过程中，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健全是物理基础与实体保障，也是网络接入的前提。因此，基础的接入设备、线上应急医疗保障、安全的互联网空间等是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必要条件，更是保障数字化生存的红线。因此，从物理层面构筑社会支持体系，通过外赋动能提高数字技术可及性，是克服老年群体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以及数字养老潮流下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的有力对策。

首先，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老年社会福利的制度内涵与性质决定了政府的主体责任不容动摇。(32)陈静、周沛：《论我国老年社会福利供给中政府角色的嬗变》，《东南学术》2015年第3期。作为城市治理与社会保障的主导者，政府应在治理过程中着力于以下方面：其一，给予政策倾斜与资金支持，完善数字化服务补偿机制。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健全离不开资金支持，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时给予老年群体一定的优惠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定向对接贫困老年人口的数字化设施与服务，加大对贫困老年人口的财政补贴与优惠力度。其二，制定专项计划，推进数字化建设。数字化程度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的欧盟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提供，并制定针对老年人的专项计划——“老年快乐计划”(Ageing Well Action Plan)，强调使用数字化技术为老年人的健康需要、情感需求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33)赵安琪、付少雄：《欧盟数字化贫困治理战略、实践及启示》，《图书与情报》2019年第2期。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数字化发展存在明显地域差异和人群差异，应制定面向老年人的数字专项计划，为不同地区的弱势群体提供精准数字治理。

其次，强调社会各界协同发力。数字化开发、利用需以公益型为主，作为城市治理参与主体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生保障的绩效与成果。因此，政府应引导、鼓励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中介组织、基金会等社会各方力量，以不同方式投入到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投资建设中。企业应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运用现代技术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降低数字应用成本，从而减轻老年人购买数字设备与服务的经济负担。社会组织应发挥公益性、志愿性作用，通过专项基金或服务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完善。

最后，强化家庭保障作用。家庭在社会治理、老年保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老年人的数字化过程中，家庭成员的理解与支持至关重要，我国老年人数字设备及数字技能的获取大多数来源于家庭成员的资金支持与使用指导。因此，家庭内部的互助行为是老年人接入数字技术的重要途径，也是重要保障。

(三)技能接入：建构老年数字素养教育，提升数字技能

系统、完备、多模式的数字素养教育，是解决老年群体技能接入问题，提升数字技能的有力措施。教育养老一直被各个国家深度认可并有力执行，尤其是发达国家，既是贯彻积极养老理念的创新模式，也是老年群体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一，明确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协同建构教育体系。明确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厘清各主体所承担的角色与责任，是保障教育服务供给效能的基本前提。老年群体数字技能的培养与提升必然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过程，因此要建立政府、学校、媒体、社区、家庭等的多元主体架构，各司其职、各竭所长，形成全社会协同的新型教育服务业态。对政府主体而言，应从政策角度进一步明确教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各个角色及权限，强化学校、社区、媒体等社会责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明确各主体权责，规范其行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政府主导的老年教育体系。对学校主体而言，提供老年教育的学校应创新教育方式，改革教育内容，将智能设备的日常操作作为重点内容，通过工作坊、专题活动、“手把手”教学等互动性强的方式激发老年人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从媒体角度而言，媒体在数字治理与老年教育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宣传与教育作用，各大媒体尤其是电视、广播等传统官方媒体应主动承担起老年媒介教育的责任，开发生动有趣的媒介教育相关节目，为各地域、各层级的老年人提供公平接受数字素养教育的机会。在智慧社区治理过程中，将老年数字素养教育纳入社区服务体系中，招募志愿者通过入户宣传、一对一指导等方式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而在家庭场域中，“数字原住民”对“数字移民”的文化反哺是创造全方位、全天候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一环，通过强调年轻一代的责任感促进家庭数字文化反哺，弥合代际间的数字鸿沟。

其二，对接老年群体数字使用需求，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养老服务的供需匹配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老年教育亦是如此。数字素养教育内容的设计与优化，是以教育客体的实际需求与群体特征为前提的。美国成人教育学家McClusky认为，老年群体共有五类学习需求：应对需求、表现性需求、贡献性需求、影响力需求、超越需求。(34)高茜、许玲：《“互联网+”时代美国老年教育服务供给模式探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33期。多元化的需求体系自然需要与多样化的教育课程与教育方式相匹配。因此，老年数字素养教育的内容设计需与数字时代老年群体的新特征相适应，与实际需求相结合，驱动老年教育服务由“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通过开展大规模的老年教育需求实践调研，了解老年群体的真实需要，以公众需求为核心进行方案设计和优化流程，促进教育服务从“碎片化供给”转向“整体性供给”。(35)杜春林、臧璐衡：《从“碎片化运作”到“整体性治理”：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研究》，《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7期。多主体、多方案、多角度建构老年数字素养教育，凭借技术赋能推进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进程。

(四)使用接入：推广智慧养老服务，完善技术适老化

智慧养老模式是数字时代技术与养老相结合的产物，以科技改善养老质量为最终目的。智慧养老既是对老年人主体性的肯定，也是老年群体价值的回归。老年人作为智慧养老中的关键因素，也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即获得认可并积极参与社会行动。因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与社会观念的转变，老年消费市场的潜力逐渐获得生产者重视。推广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便是生产者在利益逻辑与“商品受众论”主导下的创新模式，有助于克服老年群体的数字设备使用障碍。

其一，实施数字包容战略。社会发展的反思性推动社会观念的逐渐转变。在数字技术融入社会各领域的时代，能否掌握数字技能、使用数字产品、融入数字生活是判定一个人是否成为数字社会合格一员的重要标准，也是能否享受数字社会种种红利的前提条件。而在现实社会中，数字技术的融入使某些特殊群体因年龄、地域等因素被排斥在数字社会边缘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深感面对数字社会的无力。因此，在全社会树立社会包容理念是为特殊群体营造包容环境的第一步。从政策角度出发，在老年群体推进ICT使用的目标不在于克服数字鸿沟，而是促进社会包容的进程。(36)胡泳：《社会包容视角下的数字鸿沟问题》，《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0期。英国贯彻实施数字包容战略，着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并取得显著成效。(37)徐瑞朝、曾一昕：《英国政府数字包容战略及启示》，《图书情报工作》2017年第5期。我国虽已制定“互联网 + ”行动计划等数字中国建设战略，但仍需明确数字包容战略的重要性，同时成立专门的战略实施办公室，从法律角度明确办公室职责，为战略实施提供权威支持与专项保障。社会成员对特殊群体的包容之心应由国家主导、学校与媒体合作共同推进社会包容理念的宣传，并将其纳入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通过电视节目、新闻广告、网络等传播包容理念，潜移默化地提高数字公民对特殊群体的包容度，营造包容、开放、互助、友好的数字社会环境，尊重公民是否使用技术以及如何使用技术的选择权。(38)顾爱华、孙莹：《赋能智慧治理: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与价值实现》，《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4期。

其二，加大技术创新与研发，提高智能产品与服务的适老化。智慧养老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养老服务的供需平衡，从需求导向出发设计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体现科技与人本思想的有机结合。因此，适老化的产品与服务既是智慧养老的要求，也是其重要体现，更是掌握老年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作为养老领域的主导者，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项目招标、服务购买等形式发挥宏观调控之效，引导更多科技公司、研发企业进入老年消费市场，鼓励企业在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把握老年群体基本特征与服务需求，设计、生产专业的适老化产品与服务，为市场培育成熟的智慧养老服务价值链提供宽松的、有利的政策环境。而作为产品生产者与服务提供者的企业，应秉持“以人为中心”理念，把握“银龄经济”发展势头，将老年人的生理特征与心理需求纳入产品设计与开发之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适用性与友好性。协同程度低、生产功能弱的价值网络，极大限制了智慧养老服务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39)张泉：《智慧养老服务缘何遭遇普及推广难题?——基于青岛市智慧养老服务业的价值网络分析》，《理论学刊》2020年第5期。因此产品设计者、生产者、提供商应通过协商合作，与高校、科研机构等搭建研发联盟团队，共同研发价值高、价格合理、适老化的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适老化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是数字社会包容性的体现，通过技术与人性化相结合，赋能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助推智慧养老生活的实现。

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三次信息浪潮，每一次技术更迭都标志着社会治理与居民生活方式的变革与进步。21世纪，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趋势，对我国的影响亦是由表及里，以技术赋能推动城市治理与社会生活的数字化、现代化。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激烈碰撞所产生的老年数字鸿沟成为当前数字时代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一道信息富有者与贫乏者之间的“差距沟”，更是人类与技术的一场“较量”或“融合”。党和国家已将积极老龄化与数字养老纳入国家战略，为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进程创造包容、互助的社会环境与技术支撑，致力于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数字社会。然而，跨越数字鸿沟、实现全社会的数字化不能一蹴而就，多重逻辑导致的数字鸿沟使得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依然任重道远。为此，必须从跨越理解的鸿沟开始，消除老年群体的数字焦虑与社会存在的“老年歧视”心理，优化社会资源与基础设施的配置效率与运行效能，协同多元主体助力老年群体数字技能的获取与使用，通过内生潜能与外赋动能的有机结合，保障老年群体拥有数字化生存的权利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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