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家顾明远

　 教育大家顾明远

　他1929年生人，在小学、中学、大学里都做过教员，即便是今天他还带着博士生和博士后。

　　他被称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现代教育理论、主体客体统一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奠定了今日诸多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

　　他常“唱”的“老调子”——“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响彻中国大江南北。

　　他就是顾明远——一位谦和、朴实、平易近人的教育大家，也是很多教育人心中的“老爷子”。

　　第一章 大家风范

　　顾明远1929年生人。但在很多人心中，顾老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2012年10月17日，顾老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由《校长》杂志主办的“当代教育家沙龙·2012年会”。在所有嘉宾中，顾老资格最老，但就属他的发言最风趣、最直接：

　　“关于教育的问题，说实在的我没有多少话好讲，好几次论坛我都是唱老调子。过去鲁迅有一篇文章叫《老调子已经唱完》，我说我的老调子还没唱完，还需要唱。因为我们唱的老调子，到现在还没有实行，还没有践行，还没有实现。”

　　2013年8月1日，由中教频媒组织，枣庄市台儿庄区中小学校长在北师大开始了“校长领导力提升”专题高级研修班的学习。在学习的间隙，顾老专程来看望大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话毕，陪同人员本想搀扶顾老走下讲台。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耄耋老人很轻松、很愉快地就从台子上“跳”了下来。台下众人无不钦佩老爷子的好身板。

　　而当我们走进顾老位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专访的时候，顾老还客客气气地特意征询我们的意见，能否中间打断几分钟——接受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电视台的学生记者的录像采访——“他就几分钟，我就说几句话，不要让他白等了。”

　　顾明远，一位谦和、朴实、平易近人的教育大家，也是一位可爱的老爷子。

　　顾明远：我的母亲影响我最深

　　“我很怀念我的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

　　谈到一生中影响最深的人，顾老回忆起了她的母亲周淑贞。

　　顾明远出生在江苏江阴，母亲是江阴大族周家的女儿。顾明远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离婚了，但母亲始终侍奉在公婆身旁，在抗战时期亦对家中老人关心照料，极尽孝道。那时，家中收入微薄，全靠亲友接济度日，但母亲一直供养顾明远读书，可谓对青少年时期的顾明远影响最大、最深。

　　“不卑不亢，对富贵人不低声下气，对贫穷人富于同情，多为他人着想……”

　　这位伟大的母亲会教导儿子扫干净路上的碎玻璃，以免赤足走路的农民割破了脚；她教育儿子一米一粟都来之不易，饭粒即便掉在地上也要捡起来吃了；她从不打儿子，每当儿子不听话、犯了错，她便伤心得流泪，那感觉比打他还要难受，还要刻骨铭心；她靠借钱供儿子赴北京读书，后来到苏联留学，儿子学成归来想把她接去北京同住，她坚决不肯，直到还清了债务才与儿子团聚……

　　多年后，顾明远把母亲对他的教育影响写成了四句人生格言：

　　像松树一样做人，坚挺不拔；

　　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

　　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

　　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

　　几十年来，顾明远的足迹遍及五湖四海，其中他探访了为数众多的普通学校，与数不清的普通一线教师亲切交谈、通信，甚至为他们的著作写序：“一些人的书水平一般，但是我要鼓励他们，让他们多思多写。”

　　还有一位小学生给顾老写信，向他诉说学习成绩不好，与同学关系不好的事情，自己心情非常郁闷。顾明远也亲自写信开导，直到问题解决。甚至，早些年的顾明远还曾参加过很多教育咨询活动，走上街头摆摊设点，为家长教育子女释疑解惑。每当他出现的时候，摊前往往排起了长龙。

　　如今，顾老每天依然会通过电脑浏览来自各地的信件——他70岁时才开始学习电脑，如今已经离不开了——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由他引入国内的终身教育思想。

　　关于顾老的风范，《校长》杂志在广东省教育学会的同事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几年前的一个酷暑，广东省教育学会特邀顾老来广州参加一次论坛，在酒店为顾老安排了房间。待活动结束，顾老返回北京后，工作人员才发现：顾老房间的空调竟然已经坏了好几天了——与许多参会人员以各种要求调换房间不同，顾老自始至终都没有麻烦过工作人员。

　　而当那位同事就此事询问顾老，想表达歉意的时候，顾老早就忘了这事儿了。

　　没整过人，没求过人

　　就像他的母亲影响着他一样，顾明远也同样影响着他的学生。

　　1979年，顾明远开始带硕士生，1985年开始带博士生。在学生眼中，顾老是一位如父亲般的长者，而不是一个现在流行的“老板”。

　　顾老常常说，老师看的书、接受的信息，断然不会比学生还多。他鼓励学生独立学习、钻研，对博士生更不会滔滔不绝地灌输什么，而是与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研讨；他还鼓励自己的学生围绕教育热点开沙龙、搞论坛，邀请各个专业的研究生一起讨论、碰撞。学生们学得轻松，也学得愉快。

　　在顾老那里，学生选择什么课题进行研究都是自由的，不必与导师捆绑在一个战车上。顾老有一位得意门生名叫薛理银，他的博士论文对中外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知名大家进行了理论评点，其中，顾老就被他“批评”了，并指出了研究方面的具体不足。顾老非但不生气，反而高度赞扬了学生的学术成就。后来师生二人一起合写著作《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薛理银的著作《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初版与再版的时候，顾老都亲自为他写序。

　　顾老的学生这样评价他：“先生有菩萨的心肠、佛祖的胸襟、大师的眼界、先生的气度；先生宽容学生个性，包容晚辈奇想，使学生们的自由心灵得到灌溉与滋养……”

　在中国教育学会，至今还流传着顾老推辞会长的佳话。

　　1998年，时任会长张承先提议顾明远接任会长，但顾明远拿出三点来推辞：第一，本人无前任会长之威望，只有老教育家才有资格与能力接任会长；第二，本人在学术上缺乏威望，比本人有成就的人有很多；第三，本人在教育部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与领导打交道少，不容易得到领导帮助。直到两年后中国教育学会正式换届，因张承先会长的执意坚持，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的认可，顾明远这才接下会长一职。

　　此后十年，顾明远在中国教育学会展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学会日渐亲近教育一线：召开“中国校长大会”、《中国教育学刊》改版、成立“中育教育集团”、开展地方教育实验……

　　回顾六十多年的教育生涯，顾老对我们说，他最自豪的便是从来没有整过人，也从来没有求过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我们也能由衷地体会老爷子对这里氛围的影响：学生们之间亲如兄妹，老师们之间互助友爱——在其他地方诸如职称评定、教授评定、成果分割这样的麻烦事，在顾老这里大家是互相谦让的。

　　——在顾老这里，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死。

　　第二章 黄金年代

　　说到顾老的教育理念，“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是不能不提的。

　　1958年，顾明远作为北师大附中校长王焕勋的助手，进入附中担任教学处副主任一职，直到1962年返回北师大。这两句话，正是顾明远在北师大附中工作期间对教育现场观察、理解后形成的教育理念。

　　须知，这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极具风险的。

　　1963年，“母爱教育”牵带“爱的教育”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遭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批判。那时，顾明远只是一名新教师，没有名气，才躲过一劫，而名师斯霞则因此被逐出教室，遭受无休止的批斗，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后，顾明远才终于得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他这一代的中国教育人也开始迎来这迟到的“黄金年代”。

　　“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什么！

　　1980年，作为北师大教育系主任的顾明远接到一个任务，准备在一个专门为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开设的高等教育讲座上授课，课程题目是《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

　　这个讲座延续了半年之久，连续讲了多次。就是在这些讲座上，顾明远“破天荒”地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这让听课的人都为顾明远捏把汗。长期以来，教育在中国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教育独有的基本特征，是与资本主义教育区分的分水岭。而顾明远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难道他不怕被批判吗？

　　顾明远却说：我不怕，“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什么！

　　此后十多年，该观点成为顾明远最常说、也最具争议的“老调子”。1991年夏，顾明远在一次报告中再次讲到，关于教育发展史的分期可以依据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分为五种教育，即原始社会教育、奴隶制教育、封建主义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分为：原始形态教育、古代学校教育、现代教育。之后，他还特意加了一句：“当然，现代教育有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态。”然而即便如此，有一位领导依然严厉批评顾明远：用生产力来划分教育的发展历史，如何体现教育的阶级性？此事最终由登出报告的小报编辑部出面澄清，才告一段落。

　　十多年来，《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这篇报告被顾明远反复提及，至少做了40场以上的报告，报告文字稿陆续在《红旗》、《外国教育动态》、《百科知识》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上万人现场聆听，超百万人浏览到文章，并最终得到各界重视、认可——一位知识分子的执着与操守可见一斑。

　　1980年，教育部师范司委托北师大教育系为中师编写教育学教材。正是在这本原本并不起眼的中师《教育学》教材中，顾明远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主体”这一轰动整个教育界的观点。

　　在那个年代，这自然再次遭致反对与批评，而且反方声势明显更大：即便从哲学层面分析，同一个事物只能有一个主要矛盾，在一个矛盾中只能有一个主要方面，如果学生是主体，那么教师往哪里摆呢？

　　1991年，顾明远在《华东师范大学报》上撰文《再论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指出：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是教育的对象，教师起着主导作用……认识教师的主导作用，就在于教师起到引导和指导的作用；我们强调在教育过程中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指的是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主人翁感，使他主动地接受教师的指导。

　　这篇文章引起教育界极大关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无疑为教育改革，尤其是后来的课堂改革松了绑。如今，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作用已被广泛接受——可谓是没有辜负顾老长达十多年的“呐喊”。

　　他让教师有了尊严

　　1980年，武汉省委招待所，正在筹备中师《教育学》教材编写工作的顾明远，与一位劳动人事部干部的饭后谈话，改变了后来很多普通教师的命运。

　　“小学教师怎么能算知识分子呢，农村好多教师大多是半文盲，怎么能称为知识分子呢，村干部都对小学教师们说，你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去当合作社售货员！”

　　“教师不如售货员。”那位劳动人事部干部的言论，给了顾明远很大的刺激，他意识到，广大中小学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才能推动整个社会对教师的根本性尊重。

　　1989年，顾明远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文章《必须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顾明远抛出了“铁一般的规律”：

　　一项职业，工资待遇比较优厚，自然具有吸引力而为社会上的人所羡慕。也就是说，有了经济地位才可能有社会地位。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任何一项职业，越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的职业性，它的社会地位才越高。可以认为，一项人人都可以干的职业，是不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的。比如在我国，医生的工资待遇和教师的差不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但医生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就是因为医生是要受过专门训练的，别人不能替代。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顾明远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师进修体系的构建事业之中，为中小学教师争取研究生学位。199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4次会议通过，批准设立中小学教师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顾明远成为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19所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教育硕士，首批177人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被录取。

　　但顾明远并不满足，177人对1000万教师群体而言只是杯水车薪。随后，顾明远等提出仿照工商管理硕士模式，绕开计划采取在职申请、高校联考的方式进行招生的建议。结果，享受教育硕士进修政策的人数立即大幅增加，到2002年时招生规模便超过8000人。

　　这是一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正是因为顾老当年的努力，许多上进的教师获得进修机会，并取得研究生学位，中国教师由此向专业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2年磨一剑

　　让中小学教师能够读研究生，是顾老最自豪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就是由他任主编编撰而成的《教育大辞典》——这本辞典堪称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工具书，大多数教育硕士、博士论文都会引用该书的词目。

　　1986年，在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等人的号召下，以顾明远为首的千余名教育学者开始了《教育大辞典》的编撰。

　　——“如果要惩罚某人，就让他去编辞典吧！”

　　这项庞大的工作，仅仅是各个分册的整理，就耗时六年。1992年，编委会开始准备“合卷本”的编撰，结果发现各个分册中仅重复的词目就超过3000条，再加之新理论、新名词的不断推陈出新，到成书时已是1998年，合计800万字，前后竟然耗时整整12年，“合卷本”也最终以“增订合编本”的名称面世。

　　在这个过程中，顾明远等老一批教育学者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其中就包括顾明远的爱人周蕖女士，她甘做老伴的助理编辑，帮着审稿、改稿，做初审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老教育家吕型伟老师也经常参加编委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出了很多点子，他还被大家戏称为“点子公司”。

　　而像滕大春老师、黄济老师这样的知名学者，都愿亲自操刀担任分册主编，亲自主持选词、释义、修改，并做到“多一个字则厌多，少一个字则厌少”的典范。

　　张承先会长、总顾问刘佛年老师更是多次为编撰工作出谋划策。

　　副主编季啸风老师则是一位“退而不休”的苦干家，他积极争取教育部的经费支持，可谓把他人生中最后的热情全部挥洒在了辞典的编撰上。

　　《教育大辞典》的副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曹余章老师，在编撰中几乎字字过目，精心修改，最终积劳成疾，竟然没能亲眼看到《教育大辞典》合编本的问世。

　　…………

　　而顾老也在《教育大辞典》的编撰中，从57岁走到了70岁，走过了一位教育学者的黄金年代。而一批青年教育学者通过《教育大辞典》的编撰，从老一辈教育家那里切身体会到了严谨治学的风范，逐渐开始走上前台。

　　但顾老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2001年，顾老再次出任主编，开始了《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同样是耗时12年，这本合计700万字的巨著于2013年出版。

　　这本百科全书堪称与1971年美国《教育大百科全书》、1980年瑞典《国际教育百科全书》齐名，中国教育也通过这本百科全书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第三章 教育老兵

　　无论是为一线教师铺设教育硕士学位，还是24年来都在编撰辞典类工具书，亦或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弹唱”着那些仍未能完全实现的“老调子”，我们从顾老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功利的色彩，而是只有一位教育老兵的坚守。

　　“教育老兵1929”是顾老的新浪微博账号。考虑到自己说的话常常被媒体放大、炒作，顾老并不经常在微博上发言。但是，每当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出来。

　　一封信拯救一个学科

　　1964年，顾明远参与创办了《外国教育动态》一刊。

　　当时，这是一本主旨为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著作、兄弟国家教育经验、亚非拉国家教育情况的刊物，其中也有介绍“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理论和实施”、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动态的相关内容。每一篇文章顾明远等会阐述己方的观点。但是，“文革”后这本刊物仍然被扣上大大的“帽子”。

　　1979年，顾明远认为时机成熟了，他勇敢地向当时国务院分管科教的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改革开放后教育界急需了解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迫切性，请求复刊《外国教育动态》。这封信最终得到方毅副总理的批复：同意复刊！

　　但是，对这件“苦差事”，并没有多少人报以兴趣，毕竟当时这在国内是一件毫无基础与好处的事情。顾明远索性亲自出任主编，并请来宋文宝老师、况平和老师、曾昭耀老师参与到编辑工作中来，同时也有周蕖老师。

　　可以说，《外国教育动态》的成功复刊，直接催生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1980年，比较教育被列为教育学科二级学科，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比较教育学科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顾明远则成为第一个比较教育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该专业的韩国籍博士生具滋亿还是第一位获得我国文科类博士的外国留学生。

　　1993年，《外国教育动态》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的刊物——比较教育学科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变大，堪称中国教育界的奇迹。

　　真正的教育家应说的话

　　2004年，一向低调的顾老成了新闻人物——这年的5月20日，顾老在上海教育论坛上公开呼吁废除三好学生评选制度。随后，全国媒体竞相报道，就连央视《小崔说事》也不失时机地做了一期《三好学生》，一时间掀起了围绕三好学生的全国大讨论。

　事实上，这并不是顾老就此问题的第一次公开反对。

　　1998年，某出版社邀请顾老就一本描述全国十佳少年事迹的读物写序。顾老仔细看过书稿之后，写了一篇文章《从“十佳少年”评审谈起》。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应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少年是脆弱的嫩芽，他们需要的是爱护和培育，因此首先需要帮助少年建立自信心，他们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克服种种困难，勇往直前。而过早地为一些少年戴上“十佳少年”之类的荣誉光环，就无形中为他们套上了“紧箍”，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发展，甚至还人为地制造了他们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的障碍。

　　结果可想而知，出版社放弃了这篇序，而这篇文章最后发表在了上海《教育参考》上，但并未引起各界重视。

　　顾老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位老朋友，孙女刚上一年级，就对爷爷说自己是班上的“第二号种子”。爷爷不明白怎么回事，孙女说，老师给班里的学生排队，谁最聪明，谁就是“第一号种子”，而她是“第二号”！过了几天，孙女又给爷爷说，班上有八个“笨蛋”，爷爷还是不解，孙女说，班主任开班会问，谁是笨蛋，八个同学站起来！

　　——“近年来，三好学生的评选越来越片面化，三好成了一好，主要是成绩好；不少地方对三好学生还有升学优惠，成了应试教育的工具；家长为了孩子能评上三好，竞相送礼，小小的孩子也开始讲关系、讲排名……”

　　应该说，顾老的呼吁是及时的，是负责任的。

　　2007年11月，顾老在成都市青羊区减负座谈会上疾呼反对强迫孩子参加奥数培训：“减轻小学生的作业负担，首先老师要把课上好，少留作业。其次家长不要增加负担，上各种校外培训班，特别是奥数，摧残人才。”

　　顾老的公开声音，再次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纷纷报道。也就是在这一年，顾老被媒体评选为“中国教育年度十大人物”。

　　针对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顾九条”也在那个时候出炉：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要改变政绩观，不允许给教育局、学校压升学指标。要建立政府在推行素质教育方面的问责制。第二，增加教育投入，改善薄弱学校，使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减少择校的压力。第三，实行九年一贯制学校，可以一校一贯，也可以异校一贯。第四，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不设重点班或变相重点班。第五，取消升中学的附加条件。停止“三好学生”的评选，取消奥林匹克班。第六，规范家教市场。在编教师不应从事有偿家教。第七，课程改革要适当降低课程难度，让教师都会教，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会。第八，下大力气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第九，建立现代的国民教育体系，合理的、互相沟通的教育结构，使学生有多种选择。

　　顾老的“减负九条”，多数暗合2013年教育部的“史上最严减负令”。尽管前途依然漫漫，顾老的呼吁依然得到了些许回应。2012年8月，北京等地区采取多项措施坚决治理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多年来畸形的奥数培训市场渐归常态。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教育立法刻不容缓。”“应该取消三好学生的评比。”“取消奥数班，奥数班摧残人才。”

　　——这些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应该讲的话。2006年，面对温家宝总理，顾老的建议更是切中关键：“我建议还是要给师范生免费上学，贷款也行，毕业后当教师的，政府负责还贷。”温总理听后表示了赞同。

　　——2007年5月，免费教育师范生政策开始实行。

　　真正的大家

　　曾有一位作者开玩笑，说顾老反对三好学生，其实他自己就是“三好学生”：好女婿、好丈夫、好传人。也可以理解为：好导师、好学者、好领导。

　　据说，顾明远的岳父周建人先生有个愿望，他不愿做委员长、主席，他的理想是最好当一个大学校长或者是图书馆的馆长。这个愿望，顾明远代他实现了。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说，顾老几十年来其仪一兮，心如结兮，一直在教育战线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这样的教育大家让人们感到钦佩，也感到可敬可爱。

　　200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30周年，顾老写了一篇文章《解放思想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金钥匙》。他写到：

　　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无一不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有关。恢复高考、依靠人民群众普及义务教育、高校学生缴费上学、不包分配双向选择就业、高校合并扩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都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经过改革而完成的。现在社会上对教育改革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舆论：一种认为教育领域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没有很好的改革；另一种意见认为改革过头了，促使教育市场化、功利化，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这两种意见都有片面性。应该说30年来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改革仍需要深化和完善。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思想障碍和制度性障碍。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克服障碍、创新制度，我国教育才能进一步发展。

　　——对此，我们有理由期盼。

　　（本文多处参考顾明远老师口述、李敏谊、滕珺整理之《顾明远教育口述史》（增订），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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