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总体国家安全观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刘跃进

　[摘要]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一、从非传统的新安全观到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国家安全理念和安全模式长期探索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为积贫积弱、外侮内乱的中国找到一条重生之路，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也就是为了国家安全。虽然当时还没有“国家安全”概念，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立党宗旨和实际工作，无疑都围绕着近代来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始终思谋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摆脱东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欺凌和内部封建势力对穷苦百姓的剥削压迫。中共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诉求，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国家安全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其重要文献第一次使用“安全”一词，是1945年的七大报告。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讲到第10个问题即“外交问题”具体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领域“我们国家的安全”、“我国安全”、“祖国的安全”等等“要准备打仗”、“保卫祖国”、“加强战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表达国家维护保障，但到“国家安全”一词。“对国家安全的事实论述”，以别于“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论述”。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赵紫阳指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1986年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求公民“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要挺身而出，英勇斗争。” 此后到1988年七届人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表述，出现“国家”。1989年七届人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2次出现“国家安全”。

　1992年七届人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安全”出现这种放置于军事问题中、把国家安全等同于军事问题的观念，无疑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此后，官方虽然从1996年开始在国际场合提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安全观念，1997年开始使用“新安全观”一词，1999年把其核心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2001年7月修订“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阐述，“新安全观”一词涉及的只是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而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在2006年后基本不再使用“新安全观”表述之前，“新安全观”一词始终没有用来陈述完整的国家安全问题，始终被限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因而“新安全观”在当代中国表述的，始终只是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国际安全观，而不是完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90年代，无论是在“对国家安全的事实性论述与实践”的1949年至1982年期间，还是“对国家安全的概念性论述与实践”的1983年至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时，官方在整体上秉持都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在讲到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时，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在世纪交明确提出的“新安全观”，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观”。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新安全观就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事实上， 非传统的“新安全观”，不仅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而且还难以说是一种国家安全观，而只是一种国际安全观和对外安全观。如果说这种新安全观已经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那么它也是一种片面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是因为，第一，它只讲外部不讲内部，在处理国家安全的内外关系上具有片面性；第二，它以主观愿望为主而对客观现实认识不足，在处理国家安全的主客观因素方面具有片面性；第三，它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丢弃了传统安全问题，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在当代国家安全问题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具有片面性。

　由此可见，中国官方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1990年代末期明确提出、2002年系统阐述、直到2006年还在不断强调的“新安全观”，其本身虽然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观，但却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正是由于新安全观缺乏对内视角造成的的不完整性，特别是由于官方依然把整体国家安全问题作为军事和对外的问题来论述，因而可以说中国官方当时所秉持依然是一种传统国家安全观。

　新世纪前五六年中，官方虽然在使用“新安全观”表述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超出“新安全观”的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论域，讲到更多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但一些重要文献依然把整体的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军事国防或对外关系论域中阐述，国家安全思维和行为重点还是以军事国防和对外安全为主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因而在整体国家安全问题上体现出来的是由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过渡，而不是整体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形成。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就是这种情况的早期表现，而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则在过渡中初步体现出本体性国家安全思维和国家安全观上的非传统特色。

　我们知道，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只出现在“军队建设”部分；1997年十五大报告6次提到“安全”时，虽有3处超出“军队建设”而进入“经济”、“民生”和“国际”等不同部分，但另外3处的“国家安全”依然在“军队建设”部分。与此不同，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不仅首次在党代会上提到“安全观”一词，强调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而且提到“安全”数量比十五大报告翻了一番还多，增加到14次，更重要的是这14处“安全”和其中的3处“国家安全”更多地超出“军队建设”和“国际问题”，分布在了包括经济、政治等在内的报告的不同部分，从而使报告在安全论域特别是国家安全论域呈现出一定的非传统特色。第一，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时，报告指出：“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论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加强国家安全工作，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报告“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在论述“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时，“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强调“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能力决定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对此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这一《决定》促进新安全观的树立”，虽然没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执政能力建设决定能力决定通过词频统计我们发现，与《能力决定》16次提到“安全”（包括4处“国家安全”）相比，《和谐决定》共24次出现“安全”，其中5次是“国家安全”。这一文件，没有再出现“新安全观”的字样。此后，官方的重要文件基本上不再使用“新安全观”的提法。限于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提法没有任何声明的逐渐停止使用，以及对国内安全的关注，说明官方不仅在事实上已经考虑到许多比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也在理论上思谋着一种比“新安全观”更具概括性的整体性国家安全观。这一历史进程，孕育的正是具有整体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但是，在整体性国家安全论述涉及国内安全问题时，这一《决定 》却不像10年前萌芽的“新安全观”那样具有突出的非传统安全特色，相反倒是让传统安全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提出“文化安全”、“”等传统构成要素说明官方已经重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更好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1992年“安全”与“国家安全”词频变化

　十八大《报告》比历次大会《报告》更多地提到和论述了“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显示出中共中央越来越像重视发展一样重视国家安全。结合历次报告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大报告虽然更多地关注和重视了方方面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国家安全还是其关注的重点，只不过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了更多的非传统内容和非传统思维。首先，报告的“涉安”领域进一步扩大，论述也进一步加强，其中许多方面正是当前各界热议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信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经济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国际安全等等。其次，《报告》把对国家安全的集中论述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题下的安排，承继了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题下集中讨论国家安全的做法，反映出中央越来越把国内社会安全问题看作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从而与过去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思维形成了明显区别。无论是涉安领域的扩大，还是把国家安全问题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题下论述，都体现出中央越来越关注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把国家安全的重点放在国内社会安全上。由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这时还没有出现，因而这只能说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事实性存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而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性存在”，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正式诞生。

　直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并系统论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才成为一种“概念性存在”，才正式诞生。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且是一种完整、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严格来说，只要讲到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那就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仅仅讲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忽略甚至排斥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那只能是一种片面的、低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官方曾一度特别强调和倡导的“新安全观”，如果说在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层次上还可称之为非传统安全观的话，那么在国家安全层次上，它只是一种片面的、低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是因为，这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与国际安全，没有涉及国内安全，因而在国家安全论域中是一种缺了国内一面的片面性国家安全观。同时，这一“新安全观”虽然在安全本身构成上既涉及非传统要素也涉及传统要素，但在安全保障上却只强调非传统手段和措施的作用，不讲甚事实上否定传统手段和措施的作用，因而即便在国际安全论域中，也是片面的低级非传统安全观。只有在安全构成、安全威胁、安全保障等各方面，都既讲非传统又讲传统，才可能成为比较全面的高级非传统安全观。当能够完整、全面、系统涉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且对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做出辩证理解和处理时，才是真正的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这样一种完整、全面、系统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外部安全问题又讲内部安全问题，而且特别强调内部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安全领域的内外两方面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安全的主观诉求又讲安全的客观形势，是在对国家安全现实形势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安全主观诉求和实践要求，因而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讲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又讲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因而在安全构成要素及安全威胁因素和安全保障上实现了传统与非传统的统一。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而且超越了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超越了在它之前中国官方多年一直强调的“新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而它不仅与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而且与各种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也不同。为了准确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各种不同国家安全观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用逻辑方法对“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进行严格分类，并在这种分类的前提下定位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

　早在10多年前专门研究国家安全观分类问题时，我们就明确指出，无论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时我们称之为“新国家安全观”），它们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是对不同国家安全思想进行归纳后总结出来的国家安全观的两种不同类型。针对传统国家安全观，我们当时明确指出：“从逻辑严密性的要求上讲，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是指自国家产生以来到‘冷战’结束这一漫长历史时期所产生和起了重要作用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它不仅包括了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以来各种国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如理想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安全观等，而且也包括古代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如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不同思想体系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国家理论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同样，对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我们当时也在“新国家安全观”的术语下作了这样的明确解释：“‘新国家安全观’也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思想体系甚至不是一个具有相同观点的国家安全观，而是对新近时期出现的各种国家安全观的指称——‘他称’或者‘自称’。‘他称’是指有人把他人新近提出的或者在近期被广泛关注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称作‘新国家安全观’，例如研究者把有关‘共同安全’的思想称作‘共同安全观’，把有关‘综合安全’的观点称作‘综合安全观’，把有关‘合作安全’的观点称作‘合作安全观’。‘自称’则是指有人把自己新近提出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观点称作‘新国家安全观’，例如，赵英早于1992年就在其所著《新的国家安全观》中把自己所表达的国家安全思想，称作‘新的国家安全观’。再如，笔者从方法论角度和理论层次上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需要运用系统方法认识和研究从普遍理论到具体事务等不同层次上的国家安全问题，树立一种‘系统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因而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自称’的‘新国家安全观’。”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传统”和“非传统”来划分国家安全观或更广泛的“安全观”，把它们分别划分为“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及“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就是用逻辑学的“二分法”对“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或“安全观”这一概念进行分类的结果。无论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都不过是用逻辑“二分法”对其上位概念“国家安全观”或“安全观”进行划分后分别形成的两个具有矛盾关系（不是“对立关系”）的概念。用更逻辑的术语说，其中的“传统国家安全观”是正概念，“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与之矛盾的负概念；“传统安全观”是正概念，“非传统安全观”是与之矛盾的负概念。因此，对于安全观来说，除了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两类之外，没有第三类安全观存在的可能。对于国家安全观来说，也只有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两类，而不会再有第三类国家安全观。既然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都是类名称，那么每类下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不同的具体的安全观或国家安全观。如果说中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观”类下的一种具体的非传统安全观，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类下的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由于本文要分析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因而下面的讨论只限于“国家安全观”，不再笼统论述更普遍的“安全观”。严格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国家为安全主体的“国家安全观”，而不是安全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游离性而不特指国家的普遍“安全观”。由于我们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称为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因而不仅需要讨论“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两个概念，而且还要讨论“高级形态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低级形态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两个概念。如果说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在国家安全论域只强调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土、主权之重要性而忽略甚至否定非传统的文化、科技、生态等重要意义的国家安全观，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国家安全论域不同程度认可或强调非传统的文化、科技、生态 、信息等方面重要性的国家安全观，那么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就是在国家安全论域只讲非传统方面而忽略甚至否定传统方面的国家安全观，而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国家安全论域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国家安全观。显然，对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不同认识，既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区别所在，也是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区别所在。对此，我们用图2表示。

　图2.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问题之间的关系习近平这段话中所涉及的“十一个安全”，其实是当代国家安全的十一个构成要素。因此，这段话也就是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以高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思维，统合了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两个方面。习近平在此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哪些是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哪些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根据我们10多年来的相关研究，这段话事实上是强调既要重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又要重视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要统筹兼顾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在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研究人员中，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看成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应该不会受到什么质疑，但是把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放在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中，则会使不少人感到疑惑，因为他们在认定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强调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三个要素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定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这三个要素是国家安全的非传统要素。然而这样的认识并不准确，它混淆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没有看到主观认识后来才认识到的事物，可能客观上早已存在了。国家安全领域就存在着这样一些构成要素，它们虽然是后来才出现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所关注和强调的要素，但是它们客观上却是国家安全史上早已存在的要素。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资源安全都是这样的国家安全要素。对这些国家安全史上早就存在的传统要素的关注和强调，不是在传统国家安全观那里实现和完成的，而是在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里才实现和完成的。关注和强调这些要素的国家安全观，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和强调这些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其强调和关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一样，体现出来的都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由于在强调这些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强调的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的同时，还强调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观早已强调过的传统要素，从而使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的非传统要素及某些传统要素，与传统国家安全观早已强调的那些传统要素，有机统一到了一个国家安全体系之中，由此才成为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一段话只讲到十一个国家安全要素，但习近平在整个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中，并非只涉及到这十一个国家安全要素。在这段明确提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论述之前，习近平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的论述中，还涉及了一个更重要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国民安全。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的并不是上述“十一个安全”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而是包括“国民安全”在内的“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甚至也不是所有国家安全要素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论及的所有国家安全问题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但是仅就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又重视国民安全”而言，它就进一步体现出一种高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思维。国民安全与上述所说的经济安全等等一样，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但却不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观就关注和重视的要素。在国家安全论域中，强调国民安全这一传统要素所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而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承载这种贵民重民思维和观念的，并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甚至不是普通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仅在于它统合兼顾了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更在于它特别强调了国民安全的重要性。

　习近平所说“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一段话，在强调“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这两个传统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时候，以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方式重点突出了“国民安全”这一传统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为了认清这一问题，这里还要强调，主观认识领域的“传统国家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不同于客观社会领域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这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国民安全”本身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却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观没有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相反只有在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特别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国民安全才受到了它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国民安全”之所以被认定为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是因为无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在当代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中，也无论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中的地位如何，国民都是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要素，国民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要素。根据国家安全学理论，国民安全还是国家安全的“原生要素”，而不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正因如此，国民安全只能是国家安全领域自古就有的传统要素，而不可能是国家安全领域今天才出现的非传统要素。但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并没有对国民及国民安全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只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特别强调和重视国民安全这一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对国民安全重要性的论述，不仅体现在上述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特色的“国民安全”概念上，而且更体现在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群众史观特色的“人民安全”概念上。习近平不仅在与国土安全的比较中强调了国民安全的重要性，而且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等的比较中，特别强调了人民安全的宗旨性，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安全”虽然与“国民安全”的称谓不同，但在国家安全论域中基本上等同于“国民安全”，即国家中人的安全。综合习近平关于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的两段论述，我们认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对接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整个人类文明，指出了民与官关系中民的本原性，以及人与物关系中人的核心性；“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不仅进一步表达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核心性，以及在国家安全活动中的终极目的性，而且更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则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传统，蕴涵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则是对整个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奠定在民心基础上的总体要求。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全面贯彻到了国家安全领域，因而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民心设计和民心工程。这就更进一步提升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层级，夯实了其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地位。

　除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构成要素，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和目的性之外，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是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在于它既是一种强调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又是一种事实上已经把国家安全方方面面内容都包容进来的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对此，我们在《大安全时代的总国家安全观》和《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两文中有过具体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

　无论是既包括非传统问题又包括传统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是只包括非传统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它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并强调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作为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兼顾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大量涉及了并强调了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使之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

　首先，在国家安全构成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并强调了大量的非传统要素。这一点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习近平关于“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论述中涉及到的“十一个安全”中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五个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在这五个要素中，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出现的比较早，大致在近代就出现了，但由于它们在近代传统国家安全实践中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因而并不是近代就存在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很明显，说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不是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并不是因为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观那里没有受到重视（事实上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确实没有受到重视），而是说它们在传统国家安全实践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而且是国家安全的新生要素，是最明显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至于核安全，显然是一个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但它却不是一个与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平起平坐的国家安全一级要素，而是分别置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资源安全和非传统的科技安全下的三级要素。在军事安全下，核安全是武器装备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武器安全问题；在资源安全下，核安全是能源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能源安全问题；在科技安全下，核安全是科技应用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核技术应用安全问题。

　这样分析核安全时，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既然核安全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那么它怎么会出现在传统的军事安全、资源安全之下呢？这就是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一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下，其二级、三级构成要素中，可能会有某些非传统要素；一个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下，其二级、三级构成要素中，可能会有某些传统要素。在传统的军事安全要素下，出现非传统的核武器安全，就是这种情况；在传统的资源安全要素下，出现非传统的核资源安全，也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些非传统安全要素下，也可能出现传统的国家安全要素。例如，在非传统的信息安全要素下，就包含有传统的国家秘密安全问题。如此等等，体现出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除了上述“十二个安全”中直接呈现出来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这五个要素之外，很可能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这七个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之中，还存在着更多二级的、三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这些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虽然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的论述中没有被明确提到，但在深入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却必须把它们一一揭示出来。这既能够加深我们对总体国家安全观非传统特性的认识，也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的多样性、多级性、复杂性、丰富性。

　其次，在国家安全环境问题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到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需要对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的整合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因素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

　习近平2014年4月15日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虽然没有直接用“国家安全环境 ”及“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样的提法，但其中关于“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说明当前国家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论述，影响这其实是从“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角度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作了分类。事实上，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官方对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还有另一种分类，这就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这里两次提到的“威胁和挑战”，指的就是各种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次讲话还重点讲到反恐，强调“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同时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多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正确把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如此等等，影响国家

　图3.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可以分为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自然因素即“天灾”，包括洪、涝、旱、震、虫、疫、风、火等等；社会因素即“人祸”，也可分为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即“内忧”，包括内战、内乱、分裂、破坏、极端主义、国内恐怖主义等，外部因素即“外患”，包括军事入侵、政治颠覆、文化渗透、隐蔽行动、国际恐怖主义等。图4可以简略地把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描述出来。

　图4.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图3和图4所列的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有的是传统因素，有的是非传统因素，而在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更需要关注和强调的，则是其中的非传统因素。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中，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是非传统的自然因素，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时代主题等也主要是非传统的社会因素。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中，各种天灾基本上都是传统因素，多数人祸也是传统因素，只有国际恐怖主义及国内恐怖主义，是比较明显的非传统因素。至于分裂活动、极端主义，很多人把其作为非传统因素来讲，但它们实际上是历史上早就存在且产生过重大危害的传统因素

　对于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习近平在2014年4月15日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并没有具体提到，而习近平此后在4月25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具体提到的各种因素，如恐怖主义、敌对势力、分裂、渗透、破坏、民族、宗教、群众、社会矛盾、民生工作、公平正义等等，这两个图示也没有完全列出，但同时有许多因素是习近平4月25日讲话和这两个图示都明确列出过的，如恐怖主义、分裂、破坏、渗透等危害国家安全的传统因素，再如民族、宗教等影响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为了更全面、具体、深入认识和研究各种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我们在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必须把各种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尽量全面、系统地考虑进去，使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保障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点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此论及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大量具有战略意义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

　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特别重视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相适应，传统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保障上特别倚重军事攻防和政治镇压。与此不同，各种非传统安全观，无论是非传统国际安全观，还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抑或非传统的普遍安全观，都特别强调非传统措施和手段的重要作用，甚至不惜忽略甚至否定传统措施和手段的作用。与片面强调非传统措施的各种低级非传统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在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上，统筹兼顾了传统和非传统两方面的措施和手段，同时又强调各种非传统措施和手段的治本性作用。

　在10多年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中，我们对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手段有一个分类图示（见图5）。

　图5.国家安全保障体系

　这个图示先把国家安全保障分为保障机制和保障活动两个方面，接着又把保障机制分为硬件和软件两类，把保障活动分为硬手段和软手段两类，最后根据这两个层次的分类列出各种具体措施和手段。如图所示，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软件构成包括法律（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制度（国家安全制度）、观念（国家安全观）、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国家安全方针政策）、管理（国家安全管理）、人心（争取人心）、民主（民主政治建设）等等；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的硬件构成包括军事队伍、政治机构、情报部门、经贸领域、文教战线、外交机构、外事机构等等；软手段的国家保障活动包括发展经济、国家安全宣传、国家安全教育、国家安全公关、政治社会变革、政治社会创新、外交活动、外事活动等等；硬手段的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包括军事攻防、政治镇压、情报保卫、监禁流放等等。

　显然，这个图示对国家安全保障所作分类和列举，不是从传统与非传统角度进行的，而是从机制与活动的区别、硬与软的区别的角度进行的，其中每一类都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非传统的东西。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关于国家安全的多次讲话，重点内容都不是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以及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这些方面的问题，而是如何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从传统与非传统的角度对维护或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分类，而且也很少对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措施进行严格分类，多是根据实际工作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

　为了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重点是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为了说明这些论述并没有从传统与非传统的角度划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为了显示这些论述大量涉及的国家安全维护与保障问题既包含传统措施和手段，也包含非传统措施和手段，这里对习近平4月15日讲话中的相关段落按先后顺序做些深入分析。

　第一，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从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角度提出的一个总体新要求，其中既有传统性要求，也有非传统性要求。讲话要求“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是普遍适用于党政军各类工作的传统做法，在国家安全领域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传统做法。但是，讲话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的一个完全新颖的非传统安全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来说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讲话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与官方在其他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把这一普遍原则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时产生了新意，与其他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国家安全领域过去的做法比较，也具有浓厚的非传统特色，是一条重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保障措施。

　第二，讲话中提到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治党治国的“重大原则”，其“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军事保障”明显，“促进国际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保障国家划分，同时论述具体措施办法，其中“求和平”具有传统特色，可以看作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措施和办法外，“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具有传统，其中紧密措施，“以民为本”、“”“一切为了人民”、“夯实群众基础”等等，虽然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十一个安全”，直接都国家构成要素，，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段“重视共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GB/64162/64168/64559/4526988.html. 赵紫阳：《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新华网·新华资料， /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881.htm.《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GB/shizheng/252/5089/5104/5201455518.html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3.html.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3月26日），人民网，/item/ldhd/Jiangzm/1999/jianghua/jh0005.html.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新华网，/ziliao/2001-12/03/content_499021.htm《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年7月31日）。外交部网站，/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4549.shtml.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年月日），/ztpd/xwzt/guonei/2003/sljsanzh/szqhbj/1763196.shtml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GB/40531/40746/2994977.html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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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键词：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