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
时间：2020-03-06 07:58:31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抗战时期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
岳国芳（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西安 710062）
摘 要：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态度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内在人格素养与复杂的外在环境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渴望进步的内心与舆论平台的结合、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与寻求救国道路的结合、信仰民主自由的灵魂与主动汲取先进思想的结合。这些结合的因素相互交叉影响着、强烈碰撞着，影响并决定了邹韬奋的政治选择，最终走向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之一，他的政治选择也体现了中间势力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邹韬奋；政治选择；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88-02
邹韬奋于1926年10月创办《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以知识分子的视角，搭建舆论平台，直击社会现实、心系群众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失偏颇，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和红军的歪曲和蛊惑宣传，另一方面是由于苏区的“立三路线”在客观上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因此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持敌视态度从而支持国民党的“剿共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之前不谈政治的《生活》周刊，也融入到这一重大主题中，随之获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
一
面对民族危难，国民党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国共产党方面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再加之国民党的“围剿”，导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很难领导反日运动。
邹韬奋一方面愤慨于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消耗宝贵抗战资源剿共，“和国难的补救是一万八千里的不相干！”[1]85是在“积极的广播革命种子”[1]85；另一方面，邹韬奋开始逐渐同情共产党。1932年，邹韬奋在回复读者信中指出：“共产党问题‘其根本解决在从政治上迅速积极解决大多数劳苦农工民众，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枪炮所能解决，只有从速解决一般平民的民生问题，则不解决而解决。”[2]7邹韬奋虽然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成熟，仅是从民生的角度试图诠释中国共产党会一直存在的原因而给予道德同情，但从整体而言，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缓和。这与他从事出版事业分不开。面对民族危难，他关注国际动态，将中国放置到世界的坐标系中，试图受到参照系的启迪以寻求救国的方法。与时俱进的邹韬奋紧跟世界的步伐，以《生活》周刊为舆论平台，大量刊载国外通讯，向国人宣传进步的思想和信息。
这首先表现在《生活》周刊以多种方式对苏联进行介绍和宣传。1931年《生活》周刊刊载了毕云程的《苏联五年经济计划》，这是该周刊发表的首篇客观、公正研究苏联问题的文章。这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员胡愈之把他在莫斯科一周见闻写成《莫斯科印象记》，这是邹韬奋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接触到关于苏联的客观材料。3月，《大公报》记者曹谷冰赴苏四个月，将其经历写成笔记，邹韬奋随即发表了《读〈苏俄视察记〉》。正是在其接触、理解，甚至主动宣传大量介绍关于苏联的书籍和文章的过程中，邹韬奋开始认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开始间接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与此同时，邹韬奋开始试图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1932年1月9日，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中指出：“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福利。”[1]4虽然此时的韬奋仍然把民生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但是他已经初步在文章中援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措辞。1933年2月邹韬奋曾在读者信箱中提到“我们必须以全民族合作广大的抗日斗争，才能达到民族最后独立解放的目的”[1]417。此时邹韬奋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群众观点，明确提出以革命手段抗日。
由于《生活》周刊受到国民党的摧残。1933年7月，邹韬奋带着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懑、对寻求不到“救国之力”[1]405的迷茫，踏上了长达两年的出国考察之路。
二
旅欧期间，韬奋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加之亲身考察苏联，邹韬奋再次探求中国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3]11但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去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3]11此时的邹韬奋已能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方法分析中国问题，深刻意识到中国的民族解放真正需要的中心力量是深深扎根于劳苦大众中的组织。
1935年7月，在美国考察的邹韬奋与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讨论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说：“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救。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4]192此时的韬奋找到了拯救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中国共产党。
三
1935年，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归国后的邹韬奋积极响应，于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号召抗日救国。年底，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5]462由此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扭转了之前的被动局面，获得了中间势力的支持和配合。
邹韬奋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联合战线”主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
岳国芳（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西安 710062）
摘 要：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态度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内在人格素养与复杂的外在环境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渴望进步的内心与舆论平台的结合、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与寻求救国道路的结合、信仰民主自由的灵魂与主动汲取先进思想的结合。这些结合的因素相互交叉影响着、强烈碰撞着，影响并决定了邹韬奋的政治选择，最终走向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之一，他的政治选择也体现了中间势力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邹韬奋；政治选择；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088-02
邹韬奋于1926年10月创办《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以知识分子的视角，搭建舆论平台，直击社会现实、心系群众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失偏颇，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和红军的歪曲和蛊惑宣传，另一方面是由于苏区的“立三路线”在客观上产生了负面社会影响，因此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持敌视态度从而支持国民党的“剿共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之前不谈政治的《生活》周刊，也融入到这一重大主题中，随之获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
一
面对民族危难，国民党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国共产党方面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再加之国民党的“围剿”，导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很难领导反日运动。
邹韬奋一方面愤慨于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消耗宝贵抗战资源剿共，“和国难的补救是一万八千里的不相干！”[1]85是在“积极的广播革命种子”[1]85；另一方面，邹韬奋开始逐渐同情共产党。1932年，邹韬奋在回复读者信中指出：“共产党问题‘其根本解决在从政治上迅速积极解决大多数劳苦农工民众，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枪炮所能解决，只有从速解决一般平民的民生问题，则不解决而解决。”[2]7邹韬奋虽然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成熟，仅是从民生的角度试图诠释中国共产党会一直存在的原因而给予道德同情，但从整体而言，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缓和。这与他从事出版事业分不开。面对民族危难，他关注国际动态，将中国放置到世界的坐标系中，试图受到参照系的启迪以寻求救国的方法。与时俱进的邹韬奋紧跟世界的步伐，以《生活》周刊为舆论平台，大量刊载国外通讯，向国人宣传进步的思想和信息。
这首先表现在《生活》周刊以多种方式对苏联进行介绍和宣传。1931年《生活》周刊刊载了毕云程的《苏联五年经济计划》，这是该周刊发表的首篇客观、公正研究苏联问题的文章。这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员胡愈之把他在莫斯科一周见闻写成《莫斯科印象记》，这是邹韬奋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接触到关于苏联的客观材料。3月，《大公报》记者曹谷冰赴苏四个月，将其经历写成笔记，邹韬奋随即发表了《读〈苏俄视察记〉》。正是在其接触、理解，甚至主动宣传大量介绍关于苏联的书籍和文章的过程中，邹韬奋开始认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开始间接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与此同时，邹韬奋开始试图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1932年1月9日，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中指出：“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福利。”[1]4虽然此时的韬奋仍然把民生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但是他已经初步在文章中援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措辞。1933年2月邹韬奋曾在读者信箱中提到“我们必须以全民族合作广大的抗日斗争，才能达到民族最后独立解放的目的”[1]417。此时邹韬奋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群众观点，明确提出以革命手段抗日。
由于《生活》周刊受到国民党的摧残。1933年7月，邹韬奋带着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懑、对寻求不到“救国之力”[1]405的迷茫，踏上了长达两年的出国考察之路。
二
旅欧期间，韬奋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加之亲身考察苏联，邹韬奋再次探求中国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3]11但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去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3]11此时的邹韬奋已能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方法分析中国问题，深刻意识到中国的民族解放真正需要的中心力量是深深扎根于劳苦大众中的组织。
1935年7月，在美国考察的邹韬奋与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讨论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说：“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救。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4]192此时的韬奋找到了拯救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中国共产党。
三
1935年，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归国后的邹韬奋积极响应，于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号召抗日救国。年底，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5]462由此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扭转了之前的被动局面，获得了中间势力的支持和配合。
邹韬奋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联合战线”主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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