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建构港珠澳大桥为红色旅游场域的过程及效果——基于叙事与记忆之场理论融合视角

郭云娇，梁睿昕，罗秋菊，2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2.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2021年3月，我国文化和旅游部遴选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这其中不仅包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的传统红色历史文化经典景区景点，如延安、井冈山、西柏坡等，还突出了“走近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主题。其中，港珠澳大桥作为展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之一，位列该主题之中，其不仅由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成为全国最热门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2018 年10 月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仅20余天内，珠海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已逾100 万人次，口岸周末客流基本稳定在15万人次左右的高位，平日客流在5万人次左右。而在这些旅客中，参观“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本身就是他们的出行目的之一。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原本仅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其核心功能在于交通而非旅游，却在竣工后成为了国内新型热门的红色旅游景点？

尽管当下众多代表大国重器与中国力量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红色旅游活动已大量出现，但目前国内对红色旅游场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本身具有历史性与记忆性的传统红色旅游场所或主题，如多选取经典的红色革命老区、红色历史文化遗址和纪念馆、长征主题等作为主要分析案例，红色旅游理论研究和方法运用滞后于实践发展，而鲜有研究者关注和探讨非传统、非历史遗迹类的红色旅游场所是通过何种建构方式成为红色旅游场域，以及该类红色旅游场所又是如何发挥政治与教育、认同等社会文化功能。讲好红色故事是建立游客和目的地个人情感联结的重要方式，也是从心理层面培育国家认同感的有效手段。新闻作为一种具有叙事性的大众传播手段，其叙事框架在公众对旅游问题的认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叙事内容也可以作为一种目的地信息，对游客产生引导性，形成游客对目的地的认知并塑造游客凝视。同时，游客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记忆的建构，其在场所中的参与也将形成与叙事的互动，实现记忆共建。那么，如何通过叙事编织诱发旅游场所中的文化情感与记忆，建立人与场所之间的情感关系，成为旅游地理学领域的新实践。尤其在当下红色旅游的研究中，故事叙事对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融合叙事理论与记忆之场理论，通过对媒介叙事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图式的剖析，及对叙事-红色旅游场所-国家认同之间关联关系的阐释，旨在揭示叙事对港珠澳大桥成为红色旅游场所的建构过程，并解答叙事是以何种叙事结构建构并影响了游客对港珠澳大桥红色旅游场域的时空体验、政治文化认同功能及效果。本研究既有利于从理论层面充分阐释叙事、红色记忆场所与集体记忆乃至国家认同之间的过程与内在关系，推进红色旅游研究中叙事对红色旅游场所红色记忆建构的理论内涵，同时也能从现实实践层面回应红色旅游发展实践中新的现象和需求，尤其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对当下如何通过故事叙事激活并传承旅游场所的文化内涵与记忆具有强现实意义。

1.1 红色旅游研究

红色旅游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形式，官方定义始于《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概念中对革命和战争时期的时间限定，表明了红色旅游目的地所承载的历史性、革命性与遗迹性是最初界定红色旅游内涵的重要特征。国外与之相应的旅游研究领域主要为共产主义遗产旅游（communist heritage tourism）和黑色旅游（dark tourism），二者皆承载了与国内所指的红色旅游相似的革命性或战争性的集体记忆，并产生类似的纪念或教育效果，且在国外的研究语境中，共产主义遗产旅游和黑色旅游的目的地类型更是直接指向遗产地。同时，在最新的《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有关红色旅游资源的边界和范围已经在实践中逐步扩展，但在红色旅游目的地的研究对象上，过去遗留下来的革命遗址、红色历史遗产地和革命纪念馆等本身就是具备革命性、历史性物质要素的资源场所，仍是当下红色旅游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但徐克帅认为，在红色旅游景区时空不断扩容的背景下，红色旅游外延的扩张却并没有促成其内涵的重新界定，这并不利于红色旅游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对红色旅游概念的界定也已滞后于执政党政治意图的新变化。因而，他重新提出并阐释了红色旅游的定义：红色旅游是能够让参观者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通过激发其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体验，形塑其对重大事件的社会记忆，从而构建参观者的社会认同，达到个体归属感和自尊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共赢的活动。徐克帅将红色旅游界定的重点从目的地这一物质载体的历史性转向了目的地所能承载和塑造的社会认同与记忆的功能性。当下红色旅游场所的范围已并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具有革命性和历史性的场所，新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新界定的转变实质上皆为红色旅游研究提供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第一，近年来，国内红色旅游研究的内容与视角较为多元且丰富，涉及红色旅游景区的时空分布、红色旅游产品开发与发展、红色旅游情感感知与体验、红色旅游资源评价、红色旅游的功能和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等诸多主题，如陈国磊等利用ArcGIS 10.2 软件从核密度、网络锥数、空间自相关3 方面对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
王钦安和吴俏采用最近邻比R 法分析红色资源分布状况；
卢小丽和付帼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井冈山红色旅游质量、满意度与游客忠诚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第二，红色旅游、红色记忆与认同研究成为当下红色旅游研究的热点。红色旅游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红色旅游中游客所感知的红色记忆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其所能形成的国家认同则是红色旅游场所实现社会效应的最佳反映结果。张圆刚和刘鲁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红色旅游资源地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认为红色旅游是通过实地的仪式性体验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机制，其中，可以社会记忆作为纽带构建游客的国家认同感。左冰基于对井冈山的研究指出，参观红色旅游地能够被唤醒相关的革命记忆，并由此实现政党认同。可见，目前诸多学者已强调了记忆作为手段和结果对有效实现红色旅游社会政治文化功能和效应的重要价值。

同时，如何将叙事与场所及其文化寓意关联在一起，并探讨其叙述、传播、再现、重构的规律日渐得到地理学者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开始从更微观的角度关注叙事对红色旅游场所红色记忆的建构和认同的影响。白凯等以延安革命老区作为案例对象，通过对老中青三代居民红色记忆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红色记忆的叙事表达包括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叙事表达影响居民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与巩固过程。Godis 和Nilsson认为，与旅游场所相关的叙事是对集体记忆叙事的一种场景具体化，当游客前往特定的记忆场所进行旅游，当地官方发布的集体记忆叙事可以将民族意识和个体认知嵌入旅游者的身份话语当中。Lischer 通过对卢旺达、柬埔寨和波斯尼亚的案例得出，西方政权会通过对黑色旅游地的不同叙述来改变公共记忆和身份认同。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认为，新闻及其叙事对既有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具有干预性。Avraham 和Ketter 发现，通过新闻报道，南非洲国家实现了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对目的地形象的修复。部分对旅游地负面事件的新闻报道及叙事还能起到促进旅游需求的作用，产生了强烈的黑色旅游需求。刘润佳等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指出该纪念馆可通过符号唤醒记忆以激发政治认知，借助话语沟通记忆以增进政治情感，最终在场域复归记忆中形塑政治认同。但目前对以记忆和叙事为中介变量而引发的积极认同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揭示，有关记忆与叙事两个变量对红色旅游场所对游客产生的社会文化功能效果缺少一定的实证分析，尤其针对叙事是以何种话语、结构、内容和方式影响游客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的记忆感知和认同情感生成，尚未得到具体的解答。

1.2“叙事-记忆之场-认同建构”的基本理论逻辑与框架

自20 世纪90 年代“记忆热”兴起后，记忆研究一直是中西方旅游地理研究者的关注领域。陆邵明认为，法国社会学家Halbwachs 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与记忆的社会框架构成了当下记忆研究的奠基石，其所强调的记忆的地理学方面则促发了“记忆之场”概念的诞生，并成为跨学科展开记忆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合作建立了空间的结合点。Nora 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sites of memory），功绩在于提出空间（场所）对集体记忆的承载性，并提供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记忆-空间（场所）理论框架。

Nora将记忆之场定义为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具有集体记忆代表性的场所。记忆场所作为存储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就是故事。Nora 认为，一个回忆之地往往保留着物质上的残留物，这些遗迹承载的历史连续性虽在当下中断，但仍可通过故事来激活或是补偿性地召回已经流逝的记忆氛围，且也可因故事作为媒介而建构为一个新的记忆的关联点。也就是说，从“回忆氛围”搭建到“回忆之地”的生产，其记忆功能和纪念意义的实现必须附加上语言的传承（故事讲述）才能得到保证。叙事具有生产性和参与性，不仅编织场所与集体记忆两者之间的关系，且在解读场所意义中扮演“锚”和定向的角色。可见，媒介叙事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叙事和认同的建构紧密相连，决定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建构和维系。而新闻叙事作为重要的媒介供应，尽管高度强调现时性，但作为一种记忆实践，不仅对记忆起到基本的扶持作用，而且与人的记忆互动，对记忆场所的生成以及构建场所的文化认同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隐含的信息与故事，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于个体，记忆场所可以让每一个主体在时空变迁中构建社会身份及其精神慰藉；
于民族与国家，记忆场所网络可极大地丰富和传承民族传统基因，成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手段。因而，Nora 提出记忆之场所具有的3 个功能性特征，即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Assmann进一步指出了地点（场所）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被合法化、被阐释以及被理解为有意义的地方，记忆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即便地点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其对记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地点本身不仅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和载体，甚至可以塑造超出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产生启发性的力量。鉴于此，本文融合了叙事理论与Nora 的记忆之场理论构建了本文的理论逻辑和框架。

2.1 叙事分析法

叙事分析法是一种整合了意义类问题、描述类问题、过程类问题、口语互动和对话类问题、行为类问题等单一研究或综合研究的社会研究方法。该方法不仅对文学故事、新闻报道、媒体节目中的叙事结构、叙事逻辑、叙事人物、叙事情境、叙事话语等方面实现有效分析，并可阐释叙事如何建构意义以及如何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与社会世界建立联系。本文通过叙事分析方法来解析新闻叙事文本内容的结构和意涵，挖掘其所建构的叙事图式、叙事方式及叙事策略，旨在回答本文拟解决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新闻媒介中的桥梁叙事如何构建港珠澳大桥成为了红色记忆之场，以何种叙事内容和方式建构了游客对红色旅游场域的前感知记忆？同时，为增强叙事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在叙事分析方法的应用中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了相关叙事分析的数据信息，深入挖掘叙事文本中所隐含的叙事策略、结构和方式。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始于2009 年12 月15 日，并于2018 年10 月24 日竣工，与大桥相关的新闻报道与整个建设时段相对应出现。因此，本文以2009年12月15日至2019年11月8日（案例地访谈结束日）作为数据收取的完整时段。

首先，依托百度平台的“资讯”栏目，以“港珠澳大桥”为关键词，本文收集了共计约703 302字的新闻报道，作为叙事文本分析的主体。由于港珠澳大桥的相关报道绝大多数来源于官方主流媒体，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出现的重要事件经主流媒体报道后，诸多媒体会进行大量的转载，因而，该数据中存在一定数量相同主题内容的新闻报道。但在本研究中，不同平台或媒体转发后的相同主题内容的新闻报道具有特殊意义。一是当出现同一叙事内容的新闻报道获得多个新闻媒体转发的情况时，往往代表该新闻讯息的重要性和影响性较大，同样也会在全时段（2009—2011 年）的媒体指数上形成高峰节点。这些节点有助于本文准确定位新闻对大桥建桥事件报道的某些集中时段，包括确定在该时段出现的叙事内容信息。二是由于不同受众阅读大桥相关报道的媒体途径不同，尽管主题通常具有相似性，但经不同媒体转发的相同主题内容的新闻叙事报道（一般存在部分修改或全文转发的情况）对于不同新闻渠道接受信息的受众而言皆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笔者仅对同一媒体的重复性文本进行剔除，不同媒体渠道的相同的主题或内容的新闻报道不作剔除。其次，为获得叙事文本在主题和内容上的主要概览性信息，本文首先对该新闻数据进行了词频的量化统计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人工方式对与高词频相关叙事文本进行语义识别和分析，以获知叙事内容中所形成的叙事空间图式。最后，为从时间维度上获知港珠澳大桥新闻叙事的相关节点信息，本文通过百度指数网页提供的媒体指数统计工具，对2011—2019 年的港珠澳大桥新闻报道出现的时间节点进行了量化的呈现。基于叙事时间线中所再现的节点信息，再以人工方式对节点处的新闻叙事报道进行详细的主题与内容分析，以获得叙事文本在时间上的叙事时间图式。

2.2 深度访谈法

笔者团队分别于2019 年11 月2 日、7 日、8 日前往港珠澳大桥进行了1 次预调研和两次正式调研。为完整获知新闻叙事对建立游客和目的地情感关联的影响，本研究在正式访谈中采取了效标抽样策略，即事先为抽样设置基本条件，然后根据这些条件选择符合要求的访谈对象。为受访者设定的一个条件为：受访对象有通过新闻媒介获知港珠澳大桥的相关信息的经历，并明确表示因此产生游览意愿的游客。最后筛选出34 位游客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同时也以观察者身份记录了游客在大桥游览时的情感反应和情绪流露，观察游客在场的行为举动（比如与五星红旗合照、手舞国旗、感动流泪、伴舞、唱歌等）。继30位受访者后当新的受访者已经不能带来新的信息后，本研究继续访谈了4位受访者，并运用最后4 位受访者的访谈进行信息饱和检验，分析发现没有出现新的情感描述、记忆信息和价值观念等内容后，继而停止访谈，最终共访谈34人，访谈样本概况如表1所示。受访者不仅来自全国各个省市，年龄范围也覆盖了20 世纪40 年代至90 年代出生的几代人群，其中，男性受访者14人，女性受访者20人，每次访谈约15～40分钟不等。

表1 受访者信息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3.1 媒介叙事建构下的大桥时空场域

3.1.1 桥梁建设叙事中的记忆空间关联

首先，笔者通过使用国内中文分词平台“图悦”对共计703 302字的新闻稿的叙事文本进行了词频分析，以获取有关港珠澳大桥叙事的主要内容和主题信息。通过表2 可以看出，新闻文本虽然以港珠澳大桥作为报道核心，但对于大桥建筑空间和建设的叙事内容并不具有单一性，其在时空语境的扩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人物与动物、空间与区位、自然与社会、中国与世界、人民与政府等叙述。其次，为了捕捉新闻叙事文本中的空间意象词，笔者在高频词的基础上对前100个高频词中具有空间表征的词汇进行了筛选（图1），并对新闻文本内容进行了语义分析。

表2 高频词Top100Tab.2 Top 100 high-frequency words

（1）记忆场的空间建构：被重塑的“中国之于世界”的强国空间符号

从纵向空间意象建构方式上看，尽管港珠澳大桥作为大湾区的区域性桥梁空间，但在叙事文本中“中国”“世界”出现的频次在所有地域类高频词中居于前列（图1），新闻文本在围绕港珠澳大桥建设叙事中，突出强化了大桥在技术上的中国性和影响上的世界性。一则从科学技术角度，突出港珠澳大桥所代表的中国科技实力，将港珠澳大桥表征为大国重器的标志性符号。“中国制造”“港珠澳大桥是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超级舞台”。二则从全球视野，表征港珠澳大桥的世界领先性，凸显该空间符号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采用一整套具有世界水平的海洋防腐抗震技术措施”，“世界沉管技术领军国家”，“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图1 叙事空间图式Fig.1 Narrative space schema

（2）记忆场的空间建构：被唤醒的“内地与港澳”相连接的完整国土空间

从横向空间意象建构方式上看，在叙事文本对多个空间的指涉中，大桥空间区位表述始终与香港、澳门等地点紧密相连，其中“大湾区”“香港”“澳门”这3 个区位词频出现的频率较高。尤其在新闻文本叙事中涉及大量三地共融一体的话语，“一桥飞架三地，打开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空间”，“三地通过大桥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区块”，并以区位空间表述强化大桥在中国区域内部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这项伶仃洋上的超级工程，将带动大湾区的科技、金融、经济、旅游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可以拉动珠江口两岸，东西岸互动会比以前更加密切”。

在持续性的新闻叙事中，港珠澳大桥的故事内容对大桥空间意义的表征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和象征性，其所构建的叙事空间图式如图1所示：由大桥空间向中国-世界的纵向空间指涉，强化了“桥”对于“国”在世界凸显实力的象征意义。由大桥空间向粤港澳的横向空间指涉，强化了“桥”对于“国”在中国国家领土完整统一的现实价值。“港珠澳大桥的建成令外国一些人都为之感叹，让我们为自己的国家自豪”，同时，突出了由桥所搭建的“内地与港澳”紧密相连接的国土空间感。港珠澳大桥被建构成三地互通、港澳互联国家领土完整统一的空间象征。“这是弥合港澳几十年的需要”，“港珠澳大桥的建成……更好地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

3.1.2 桥梁建设叙事中的记忆时间关联

首先，本文通过媒体指数统计信息，获取了新闻媒体对港珠澳大桥报道的持续性信息和集聚节点。图2 直观反映了2011—2019 年间大桥新闻集聚的20 个时间节点。在新闻报道中被持续叙述的建桥事件实际上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而不同阶段的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内容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桥建设事件的叙事故事，受众在不同阶段的叙事内容引导下同步经历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过程，以及形成对港珠澳大桥的时空想象、形象及意义感知。故而在这些高潮节点中出现的新闻叙事主题和内容，对于解析新闻叙事结构和策略与记忆时间之间的关联关系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由此，在获取港珠澳大桥的叙事时间线的基础上，笔者逐一搜集和确定了20个高潮节点的具体新闻主题和内容（表3）。

图2 新闻媒介中港珠澳大桥的叙事时间线（2011.01.03—2019.12.31）Fig.2 The narrative timeline in the news media of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1）记忆场的时间关联：被经历的由“艰难”到“成功”的建桥历史时刻

通过对表3 中所呈现的20 个时间节点中新闻标题和主题的分析可以发现，有关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报道，在2011—2019年间其叙事结构呈现出由“艰难”叙事到“成功”叙事再到“回溯”叙事的过程。

表3 20个节点的新闻报道主题Tab.3 News topics in 20 key points

首先，“艰难”叙事期在时间上主要出现在2011年4月18日—2013年5月5日这一阶段。此阶段共有5次媒体发文高峰期，5次发文主题都倾向于描述港珠澳大桥修建初期的艰难和困阻，对在技术、社会、经济上等出现突发事件和风险的报道再现了港珠澳大桥在修建之初面临艰难风险，引发受众对桥梁整个建设过程的关注。如“因香港66岁老太太朱绮华提出司法复核，推翻了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导致工期延误，造价比预算高出88亿港元。”

其次，“成功”叙事方式主要集中于2016年5月30 日至2018 年8 月26 日这一阶段。此阶段从初期艰难叙事期所面临的各种艰难，走向对大桥一一成功突破难关的转折性报道。如“主体桥梁今日合龙”“主体桥梁贯通”“海底隧道最终接头安装成功”“港珠澳大桥主体全线贯通”等桥梁建设的突破性信息逐渐进入受众视野，受众通过新闻见证诸多大桥在技术突破中的历史时刻，引发强烈的情感投入。“港珠澳大桥就好像自己精心呵护了十几年的孩子，终于要大学毕业，正式走向社会，接受考验，服务国家和大众。”“2017 年7 月7 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这一刻，每一个建设者的坚守，每一次与家人的分离，每一次团队的合作，都已经凝固成了丰碑。”

最后，“回溯”叙事方式主要出现在2018年港珠澳大桥通车前夕，此阶段新闻叙事达到高潮，也是整个新闻报道节点的最高点。一方面，通过“大事记”总结的方式回顾港珠澳大桥修建的全过程。如“港珠澳大桥建设大事记”。另一方面，通过再现“人物”细节的磨难故事重述港珠澳大桥“大”工程建设中的不为人知的艰难。如“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为港珠澳大桥‘痴狂’15年”。在回溯性叙事中工程师的人物群像，是以平凡和日常化的真实细节向受众传达了伟大工程的不平凡的投入和付出，引发对大国重器建设始末的集体认同情感。“孟凡超和团队把澳门与珠海的几个岛几乎跑遍了，进行了反复地踏勘和考察。”“中交岛隧项目部总工林鸣在设备即将安装时，鼻腔大出血不得不住院手术，手术后在医生的监护下上船指挥管节浮运安装，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

（2）记忆场的时间关联：被投射的未来时刻

尽管，新闻叙事的叙事时间是基于当下桥梁工程建设的现在进行时而展开，但大桥所投射的时间性和价值性并不拘泥于当下，具有指涉未来的延展性。一是以未来视角的想象性叙事，从普通民众角度突出港珠澳大桥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不仅从交通上连接了三地市民，而且更多香港民众期待前往内地，进行更深层的交流”。二是以未来视角的象征性叙事，从景观角度传递港珠澳大桥的空间美感与时代象征意义。“全线贯通的港珠澳大桥宛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伶仃洋的碧波之上”。

综上可见，一方面，由艰难叙事-成功叙事-回溯叙事所连贯构成的桥梁建设故事，使受众实质上在时间上经历和见证了港珠澳大桥由艰难走向成功的诸多历史时刻。受众通过新闻叙事感知大桥的诸多历史时刻，也在无形中建构了潜在游客对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历史记忆和建设过程中的事件与人物记忆。“港珠澳大桥……是最鲜活、最动人的中国故事，是改革开放40 年来国家发展繁荣的缩影，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绝佳诠释和生动呈现”。另一方面，新闻叙事内容中呈现的象征性叙事，不仅将港珠澳大桥空间建构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景观，也在时间上表征了未来时刻的价值功能。“港珠澳大桥未来的通车，将共同形成一股动力，把香港、珠海、澳门三地……推到了一个更加开放、深化合作的新格局。”因而，受众在持续性和集中性的故事中对大桥从“被见证”走向“被期待”，也推进了港珠澳大桥作为红色记忆空间产生“场”的功能效果。

3.2 在场感知：大桥红色旅游场域的记忆功能强化与国家认同塑造

3.2.1 基于大桥红色空间感知的实在性：“水上长城”比拟与“长征精神”体验

港珠澳大桥作为红色记忆之场的“实在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桥梁景观在空间上的可观可感，使在场游客在视觉印证和扩充游客对大桥的前感知记忆信息。另一方面，物质化的实体空间除桥本身以外、船上的红色元素布置（如红旗、军装等）与非物质化的叙事要素（如军人红歌演奏、舞蹈等）两者会产生互动，增强游客对红色场所爱国情感体验的实在性。

图3 叙事建构港珠澳大桥为红色旅游场域的过程及效果Fig.3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as a red tourism field

游客的红色感知体验具体呈现为：首先，新闻报道中对港珠澳大桥技术之难之高的艰难故事信息，是引发游客游览大桥的最重要吸引物。“没来之前在中央新闻里看到就觉得太厉害了，但是怎么个厉害法其实还是要到现场来感受。港珠澳大桥它是用了世界上很多的很顶级的一些建桥的技术，上来以后就觉得国家特别强大，其实多出门看一看会更爱国。”（A18）“看到新闻有了想来看一看的想法，建桥的艰辛啊，来了看到更有自豪感。”（A16）其次，游客带着以往从各类新闻媒介中了解到的有关桥梁技术难度的记忆信息，通过对港珠澳大桥景观效果的亲身感知，产生对中国智慧与中国技术的高度自豪感。“我从微信新闻里看到，介绍就是说大概有个9 年、10 年才建好的，太了不起！”（A12）“这是中国人的智慧！”（A7）“太壮观了，技术太难了！我从电视和新闻上了解到它（桥）的各方面情况：为什么要建造在这，建造之后它更要克服的困难……还有技术各方面都非常高难度。”（A6）最后，游客对大桥的空间感知并未局限于当下，对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标志性的奇迹工程（比如中国长城），及其所蕴含的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比如长征精神）产生自发的联想性和体悟感。“这个桥让我想起咱们国家的长城，这是当代长城，水上长城！这应该是在改革开放40 年来的一个突出成就的记忆。”（A11）“特意来这儿看桥，亲眼见到这个大工程，感叹太了不起了。咱们能建成，拼的是咱中国人的精神，战争年代是长征精神，和平年代这就是精神延续。”（A10）

3.2.2 基于大桥空间感知的象征性：“回归记忆”唤起与“强国记忆”强化

港珠澳大桥在地理空间上的特殊性和功能上的重要性是新闻叙事建构中被反复强调的部分。游客在大桥红色场域中所激活的空间记忆，与新闻叙事所建构的“中国之于世界”的强国记忆空间和“内地与港澳”相连接的完整国土空间具有一致性。

通过研究发现，港珠澳大桥对游客发挥红色记忆之场的“象征性”主要体现在：首先，游客通过港珠澳大桥凝视港澳两地，将大桥作为国家领土完整统一和血脉相连的象征，并激活了港澳回归祖国的难忘记忆。“这个桥的价值非常大，香港是岛啊，有这个桥就黏在一起了。”（A28）“有一个大桥瞬间就觉得港澳拉近了。”（A32）“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记忆。”（A17）“有大桥心连心的感觉，本来香港就是我们的嘛就是中国的，怎么能分开呢。”（A23）“相互连通、互相促进、血脉同连的感觉。”（A24）其次，游客将大桥作为强国记忆的象征性符号，由观桥所促发的强国信念，成为游客表达当时对香港暴乱平复信心的强心剂。“看到桥，再看看现在香港出现的暴乱，我们建了这个桥会觉得有点心酸，希望他们不要再闹下去了，快点平复。也希望香港那些年轻人要爱祖国。”（A8）“祖国这么大好河山，这么支持香港啊，你们怎么能暴乱。”（A25）“无论现在香港怎么乱，这个桥建在这就觉得安心了，现在香港乱只是暂时的，很有信心。”（A25）“香港是中国的，一丁点都不能少，中国以前那么穷都可以站起来。”（A26）最后，无论大桥对港澳回归记忆的唤起，还是对当下强国记忆的强化，皆是游客在游览大桥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认同情感表征，其始终与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相联系，对香港和澳门被分割的历史尽管充满着集体的创伤感，但大桥在今非昔比的当下对民众民族自信心的彰显发挥着重要作用。

3.2.3 基于大桥红色时空感知的功能性：“国家发展”回顾与“个人夙愿”达成

基于红色记忆之场的“场”的实在性和象征性，港珠澳大桥作为红色旅游场所，其对在场游客发挥的功能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爱国情感迸发的强烈感。大桥海域景观的壮阔与游船红色情感氛围的营造，有力地激发了游客的爱国主义情感表达。“平时不唱的爱国歌曲看到这个桥都唱出来了。”（A18）“看着桥，听到这位军人演唱《我的祖国》觉得很激动，所以我在这么多游客众面前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A34）“让我想起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的时候，只要咱们护旗手一出来，我眼泪就下来了。”（A17）。二是个人见证历史夙愿的实现感。尽管游客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但亲眼目睹港珠澳大桥成为个人见证国家建设发展的纪念，众多经历过落后时期中国的老年游客将游览港珠澳大桥作为个人夙愿。“不爱任何旅游的老人家，听说可以看港珠澳大桥，就一定要来。”（A12）“来这里看一下这座桥成为我的一个心愿，看到了就是满足。”（A11）“通过大桥可以让老人家看到中国的变化。”（A18）“老人家对国家建设有这么大的成就感到很骄傲。”（A11）三是对国家发展进步的珍视感。对大国重器的凝视激活游客对过去国家落后发展和艰难历史时期的记忆，今非昔比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强化了游客产生对当下美好生活的珍视感。“以前修桥都是前苏联帮我们才行的。”（A1）“以前可怜，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建桥了，饭都吃不饱。”（A10）“觉得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代。”（A7）“感受到国家的成就和国家的建设日新月异。”（A11）“过去那个年代那么穷，老一辈人都创造这么好的条件给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说不爱国。”（A26）

4.1 结论

本研究以港珠澳大桥红色旅游场所作为研究对象，以叙事理论与记忆之场理论的融合视角，揭示叙事对红色旅游场所激活历史记忆与塑造国家认同的过程和作用，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新闻叙事是促发港珠澳大桥成为红色旅游场域的重要媒介因素，由叙事内容搭建的时空联接可直接塑造潜在游客对红色旅游场所的前感知形象，并建构游客对红色旅游场所的记忆时空意象。尽管，新闻叙事的形态和故事内容对受众来说是既定的，但其对记忆的塑造和意义的生成却是开放性的。新闻叙事实质上引导并建构了游客对桥空间的空间想象和大桥象征性内涵的解读方式，潜在游客从持续性的新闻报道中逐步建立了大桥与国家、历史与记忆、个体与集体的关联关系，对游客的在场旅游感知体验起到了参照点的作用。

其次，在叙事方式和策略上，通过研究发现具有高度空间延展性和时间象征性的“叙事时空图式”不仅可有效地建构非历史遗迹类旅游场所的红色记忆性，同时“艰难-成功-回溯”等叙事策略可有力地激发红色旅游目的地空间场所发挥记忆“场”的实在性、象征性、功能性的社会文化功能。“前叙事”对游客的影响主要主要体现为引导性和吸引性，其建构的空间和时间意象实质为潜在游客对记忆之场的感知提供了锚点和方向，并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时间感的体及空间象征性的解读。

最后，在由叙事建构记忆的过程中，游客对红色旅游场所的记忆感知也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游客会将自己脑海中已有的记忆以特定的方式赋予到空间景观中，与前叙事建构的记忆形成互动。故此，港珠澳大桥成为一个饱含集体记忆的空间和充满纪念之地，在该红色旅游场域中，共同的民族国家历史和记忆成为促发游客产生国家认同出发点，从落后的国家记忆激活到强国的国家记忆生成，为国家认同情感的培养发挥新的基础作用。

4.2 讨论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叙事研究已成为当下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潮流。有学者认为故事的叙述可将历史空间环境变迁中最关注的问题呈现在可感知的时空中，让受众认知、关注。Bhandari同样指出，古迹和遗址借助叙事能够被赋予记忆性，由此构成了国家和地区记忆的仓库，产生具有超越其物理用途的感知价值。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一方面，故事叙事对旅游目的地的建构并非仅仅依赖于对古迹和遗址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的叙述和言说而产生记忆性，叙事对旅游场所的记忆建构功能，也并不局限于古迹和遗址类旅游场所，其甚至可以建构新的旅游吸引物，生产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本文在对港珠澳大桥持续性的叙事与转折性的叙事策略下阐释游客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教育功能，再次以中国本土化的案例研究印证了Bhandari所指出的叙事可对场所物理用途之外感知价值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同时，本文也进一步指出了具体的故事叙事的方式和策略对于建立游客对目的地的时空想象，形塑游客的记忆并建立情感联结的必要性，以及故事对于促发旅游场所发挥社会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性。

Hansen认为，媒体围绕某个事件的报道会影响旅游业的构建方式。本文通过港珠澳大桥这一案例阐释了新闻叙事对非历史性的红色旅游场所建构的有效性。同时，叙事在质性研究方法中发挥的价值不可忽视，在管理理论建构中的应用应该被倡导，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叙事分析揭示了影响游客在场感知和体验的叙事时空图式，回答了如何通过叙事有效建构旅游地的记忆时空关联，建立人与旅游地的情感联结的可能方式。在实践方面，叙事的理念和方法有利于管理思想的阐述和传播，也能够更好地结合实践并应用于实践。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游客对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红色旅游场所需求旺盛，作为大国重器和代表中国力量的非传统性的红色旅游景区也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认同情感培养的重要空间，因而如何有效挖掘该类红色旅游场所的故事性与记忆性、激发场所的感染力和凝聚力应得到迫切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可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对旅游场所展开策略性的叙事，通过叙事框架的设定建立游客与该类红色旅游场所情感联结。以具有高度时空关联的叙事内容“言说”旅游场所的象征性内涵，强化受众对红色旅游场所的前感知体验的同时，以好的故事激发和创造游客对红色旅游场所的期待感，强化特定历史时期的代入感和沉浸式的体验感。尤其在数字文旅发展的背景和趋势下，如何通过媒介叙事中的内容生产，增加文化代入感和感染力，以及如何通过故事叙事建构有价值性的吸引物用以解决旅游地理空间中的不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本文以此类新型红色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展开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尝试。通过对港珠澳大桥这一典型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媒介叙事对此类非历史性与革命性的红色旅游场所具有强大建构性和影响性，这尤其体现在叙事的框架、内容及策略对旅游吸引物的建构上。但本文在研究数据收集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受制于特殊社会情境，本文的受访者以内地游客为主，并未覆盖到港澳游客。由于港澳游客获取新闻媒介信息的渠道和内容可能和内地游客存在不同，所以未来可将港澳游客单列篇章，进而更为全面地揭示港珠澳大桥对不同游客群体的情感价值与认同效果。二是尽管笔者通过效标抽样对受访对象设定了抽样的条件，以期尽量排除其他媒介渠道游客对结果的干扰。但由于人们现今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笔者无法完全保证所有的新闻叙事策略和内容重点与游客的认知一一对应或者得到相同的效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得出的相关叙事策略和方式可为红色旅游新型景点的开发和建构提供一定的参考，尤其在故事的言说方式和讲述策略上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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