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日本文学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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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发展历史悠久,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文学是语言的一部分,并反映着语言。要对语言的翻译进行研究的话,就必然会涉及到历史和文学。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学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日本文学参考论文篇1
浅谈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交流
摘 要：学的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以要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反思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弄清中国近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追问日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想象、建构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意义何在，由此深化对20世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
关键字：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交流
一、以近代为例
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注：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注：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载《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情热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留日学生这些特点和上述张之洞所流露出的两种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变得极为复杂，即：它在促使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长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
二、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打破了“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 (《史记》1137)的历史沉寂，描写了“卿曲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等民间游侠。中国游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氏族制度崩溃的春秋末期，没落氏族的一部分人沦落成四处流浪的武士，寄身在权力者周围并得到其庇佑，而武士则要付出生命、知恩图报，典型为孟尝君等“战国四公子”的养士美谈。这一传统文化在汉朝武帝时期更为盛行，渗透到民间。因为正常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所以在普遍要求自卫的基础上产生了与游侠阶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个别秩序(14)。当然这也与春秋时期以下犯上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这样的历史时代的可能性来看，生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子路，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游侠之徒”。中岛敦正是根据历史和时代的这种可能性，再结合上述的《论语》等的古典资料中的子路与游侠资质相似的记述，才在《弟子》开篇使用了“鲁国卞邑的游侠之徒，名仲由，字子路”这样的开头。而且为了突出时代背景中的游侠传统的鲜明色彩，也好像是为照应小说开头的设置，作品第三章中专门交待这是“以下犯上的世道”(『弟子』第一卷：102)，而在第十三章则写到“世道的混浊加上诸侯的无能”(『弟子』第一卷：105)等等。
那么，《弟子》中子路的性格特征与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游侠的性格特征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呢?在这里做一下具体的比较应该是必要的。《游侠列传》中是这样写游侠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1137)。我们把这段叙述拆开，分别与小说《弟子》中对子路的描写一一做以下对比。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史记》1137)→他打算羞辱一下最近贤者之名甚高的学者―陬人孔丘。(『弟子』第一卷：463)
三、从菅原道真看日本平安朝文学与唐文学
据史书记载，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多次派遣隋史和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这些使节将唐时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先进文化带回日本，经过吸收理解与融合终于形成大和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
作为唐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唐文学，尤其是唐诗对日本汉文学的产生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日本的平安朝(794-1192)和唐朝有着频繁的往来，据藤原佐世写的日本最古的汉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记载，遣唐使曾把白居易的诗文集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NHK每天都有汉诗的相关节目，内容上几乎都是唐诗。并且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唐诗爱好者。本文主要从日本平安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菅原道真入手，浅显地探讨一下唐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关联。
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深受宇多、醍醐天皇的赏识。作为政治家能力超群，曾经抵制过藤原氏集团的专政，当唐朝国势日渐衰微之时，是他上奏天皇，建议停派遣唐使。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不仅和歌写得好，还精通汉文学。“传题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这样的诗句放在唐诗中也令人拍案叫绝。其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和他编纂的《类聚国史》《日本三代实录》成为日本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在中国可能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人们都遵奉他为“天神”、“学问之神”。
菅原道真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文学造诣与唐文学有很深的渊源。菅原道真出生在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日本古代特有官职)家庭，菅原道真的祖父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前来中国，在遣唐使团中任判官职，次年回日本后，他大力提倡引进唐朝的宫廷服饰、礼仪等，向日本人讲读唐文学，参加了《凌云集》、《文化秀丽集》的编纂。菅原道真的伯父菅原善主于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到过中国。其父菅原是善的时代是唐文学传入日本的全盛时代，菅原是善的诗被称为“藻思华瞻，声价尤高”。这一切使得菅原道真从小就深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日语知识，2003，01.
[2]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草，菅家后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72册).岩波书店，1966.
[3]饶子，王琢.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3.
[4]于长敏.日本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日语知识，1994，7.
日本文学参考论文篇2
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唐朝时,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积极摄取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唐朝的文学作品也随之传到日本。日本人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对唐朝的文学作品积极模仿吸收,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平安文学受到了唐代文学的很大影响,其中,对平安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白居易的作品。
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从内容上来看,前期以批判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讽喻诗为主;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诗渐多。由于语言通俗易懂,不仅被旧来的士大夫阶层所喜爱,在下层人民中也广为传唱。
《白氏文集》对日本的平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尤其是其闲适·感伤诗,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一、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
974-1192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其文学的特征,可以简单总结为初期汉诗文的隆盛;中期和歌的复兴和女性文学的繁荣;末期贵族文学的变质。于篇幅限制,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
1.汉诗
桓武天皇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以下简称“白诗”)。
首先,是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在日本,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是菅原道真。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作品。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
——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白诗20首,菅原诗10首,每一章首句,各自同义重复,二句首词承接前句尾词,每一章分别叙述一个内容,各章互相连缀,形成一个贯通的主题。毫无疑问,菅诗模仿了白诗的形式,是白诗的“仿体诗”。
其次,把白诗的句子运用到日本汉诗中的作品也有很多。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A),见尽三千世界春(B)。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C),王侯不到便终身(D)。
始知天造空闲境(D),不为忙人富贵人(C)。
——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峯望远眼光斜(A)。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B)。
——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C),只今犹合傲王侯(D)。
——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白诗和岛诗的A、B、C、D分别对应。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组合,溶入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也就是岛田中臣虽然运用了白诗,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白诗重新分解组合来创作汉诗。
可见,白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的汉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还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构思,推动了汉诗创作的发展。
2.和歌
公元894年,日本政府停止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中断了和唐朝的文化交流。同时,由于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唐风文化出现衰退,和歌取代汉诗文,成为文学的主流。在日本歌坛上,出现了以“六歌仙”(僧正遍昭、在原业平、小野小町、文屋康秀、喜撰、大伴黑主)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歌人。
这一时期,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意识,逐渐进入到和歌创作中。“六歌仙”中几乎没人不受白居易的影响。下面是“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つ風雲の通ひ路吹きとぢよをとめの姿しばしとどめむ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照《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首和歌中,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同时,由于唐诗的大量引进,和歌与唐诗的碰撞已是无法避免。在这种风气下,歌人们尝试着把唐诗的佳句引入和歌,于是就出现了“句题和歌”,就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125首句题和歌中,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有74首。例如「こづたふに緑の糸の弱ければ鶯とむるよからぞになし(树梢添枝条 吐出新绿丝 莺飞来此歇 弱嫩不胜力)。这首和歌,就是取自白居易《杨柳枝词》中的“绿绦条下不胜莺”一句。
在这里,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就是白诗的一句,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但是,这毫无疑问是文学创作,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
可以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歌通过积极吸收中国文学的影响,扩大视野,提高了艺术技巧。
3.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平安文学的一大特征,其中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可以称得上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本文试以《源氏物语》为例,来分析白居易对女性文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源氏物语》不仅吸收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精华,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佛教思想等其他精髓。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在底层影响《源氏物语》的因素,《白氏文集》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引用数字上来看,全篇共有154处引用白诗,对《白氏文集》的引用次数要占汉语典籍引用总数的59%。
《源氏物语》的第一卷《桐壶》中,多次引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以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故事,直讽桐壶帝宠爱桐壶更衣。例如下面这一段: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以前晨夕相处,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变成了空花泡影。天命如此,抱恨无穷!
“太液芙蓉未央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诗句都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桐壶帝和桐壶更衣这两个人物正是参照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作者紫式部用迭影的方式对人物进行了日本式的重塑,达到了神似的地步。
在《须磨》卷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源氏公子被流放到须磨时的一个晚上,“此时一轮明月升上天空。源氏公子想起今天是十五之夜,便有无穷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清凉殿上,正在饮酒作乐,令人不胜艳羡,南宫北馆,定有无数愁人,对月长叹。于是凝望月色,冥想京都种种情状。继而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闻者照例感动流泪。”这句“二千里外古人心”出自白居易的《八月十五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是白居易和被贬的好友元祯的赠答诗。正如白居易在八月十五的晚上思念好友元缜的心情一样,源氏想起了京城的女性们。
二、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而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到平安末期,武士的势力壮大,贵族社会逐渐失去活力。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佛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于是,白诗中体现出来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就引起了平安时代贵族们的深切共鸣。
第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模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冷斋夜话》中说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这种说法虽不足为凭,但白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毕竟是一种外语,在理解运用上有难度,于是,通俗易懂的白诗自然成了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的日本人相似,白诗的审美情趣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占很大比例,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性格相符,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也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
第四,无论是质还是量,长达70余卷的《白氏文集》,对平安文人来说,是一部大型的文学事典兼辞典。白居易一生写了3800余首诗,而且其作品的取材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自然成了模仿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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