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忆萧红》的潜文本意义——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理个案分析

时间：2020-03-01 07:52:54　来源：天一资源网本文已影响人

《风雨中忆萧红》的潜文本意义——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理个案分析

　　作者/ 吴建萍

　　一

　　丁玲1936年9月18日从南京逃脱之后，历经艰辛到达延安。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延安的丁玲是新生了呢？还是在经历着新的痛苦？在她这段时期的创作中我们能不能发现一点线索？这里有幸找到1940年丁玲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文章《我怎样来陕北的》，仅录一段可窥见丁玲当时的心态：

　　转过一个山嘴，看到有好似村庄的一块地方，不像有什么人烟。但是一走近来，情形却完全不同……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此文写于1939年，从中可以看出丁玲初到延安的惊喜，她也积极地融入这样的生活。当毛泽东问她准备干什么的时候，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红军。”1936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丁玲当上该协会的主任，并在刊物《红色中华·副刊》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话语：“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之后的丁玲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积极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等，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和散文，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然而，融入真实的生活后，丁玲很快产生了困惑。1941年4月底，她调到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当主编。其实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丁玲就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应该说这是她得心应手的工作，而丁玲在延安文艺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但现实使丁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需要督促，监视……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丁玲肯定对现实有所不满，也有一些感情用事。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其实当时延安文艺界知识分子普遍都有这样的情绪，如萧军、艾青、罗烽等人，这直接导致延安文艺界严厉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中丁玲受到点名批评，因为作为主编，她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有问题的文章。丁玲内心是痛苦的，她有委屈，但是没人理解她。好在只是受到点名批评，并没有人身的折磨和凌辱（不像王实味那样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萧红去世的消息经过几个月才传到丁玲的耳中。丁玲联想到自己与萧红短暂的交往，写下了《风雨中忆萧红》这篇散文。时值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一周前，也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引发争议的时候，当时她的心情相当复杂、困惑。尽管毛主席亲自出面为丁玲解围，明确表态：“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但是丁玲内心的委屈是不可能一下就释然的，而离这一时间最近的《风雨中忆萧红》就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心态。

　　二

　　下面结合具体的文本来作阐释。

　　文章开头写道：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哗啦啦在耳旁响……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为什么“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初人延安，丁玲是满怀热情和期待的，而几年之间，丁玲在延安边区辗转奔波，接触、了解了很多现实，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反映的正是现实中阴暗的东西，而其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以及引发激烈争议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时代》《“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使她极其苦闷，她明显没有了初到延安时的热情和冲动，所以她感到“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不正反映出丁玲思想的变化吗？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延安存着美好的幻想，甚至感到了压抑。显然，思想的苦闷已经严重影响了丁玲，她无法摆脱这阴影，感到苦闷、窒息。

　　正是在这样的苦闷里，丁玲感觉到了有“东西”非常可怕：“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以忍受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丁玲对一些人反复纠缠于她的历史问题这种“絮聒”感到害怕，因而感觉到环境是“阴沉”的。但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作家，她并没有气馁。尽管她还存在诸多的顾虑，也感受到环境的压抑，尽管郁闷的心情与思绪始终缠绕着她，使她无法释然，但丁玲看到了自己存在于这宇宙的伟大意义，她给予“阴沉”和“絮聒”决绝的反抗：“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这显示出作为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人格。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其时丁玲已人到中年，由于辗转奔波，身心非常疲惫：“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丁玲却在这样的困厄中发现了“有东西在冲撞”着她，并促使她更加奋进。这“冲撞”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信念或信仰的执著。她想起知友冯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显然，丁玲是想表达自己潜在的一些想法，也即文本的潜在意义。冯雪峰当时并没有在延安，而是在条件艰苦的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说冯雪峰“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实则暗示了现实中有人在培植党羽，在装腔作势，在投机取巧，在趋炎附势。这一切在她看来是不正常的，至少不是她坚信的理想信念。她真切地感觉到环境的压抑和自身的处境，所以试图从冯雪峰身上寻找到奋发的力量。她也想起知友瞿秋白，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由于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气，一直不被人理解，丁玲在一段时间里对他也有误解。但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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