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变革
时间：2020-02-15 07:45:28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农村教育是在农村地区对各个年龄段农村人口实施的包括农村学校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与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与各种形式教育的总称。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出现农村与城市二元社会、农民处于不利条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旨在使农村人口获取知识与劳动技能、现代公民意识与创业能力的教育。 实际上，中国对农村教育的认识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且正发生着质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教育思想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趋势。 “教育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和教育认识、概括、论证和思考的结晶，是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教育上升到自觉状态的标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始终存在着“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从国情出发摆正农村、农业、农民在中国的地位”的问题。这正是农村教育观的出发点与归宿。 农村教育观是“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思想”的一部分，其变革不但与教育实践的发展互为条件，而且为农村变革之走势所左右。从方法论看，问题的本质是如何进行“主体自我定位”：我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对待农村人口受教育？ 从操作过程讲，中国现代化要经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其内在动力是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并非使农村人将户籍变成城镇人，而是应该实现从小农生产者到“中国人??文明人??现代人”的转变。所谓“中国人”，纵向看继承与升华民族性；横向看是国际社会中具有“国格”的中国人。所谓“文明人”，是同时享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伦理人。所谓“现代人”，是在终身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过程中而成长起来的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体。从逻辑顺序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以九亿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观念、学习。劳动与交往方式的现代化；表现为素质全面发展、身心和谐发展。个性特长发展及其创业能力发展。而无论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还是农村人的发展，都只能源于教育发展。所以农村教育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时代特征，反映出中国对农村发展及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认识过程与认识水平。 今天，中国农村教育正经历着从工具论到主体论，即从功利性教育到主体性教育，从视教育对象为“手段人”到“目的人”的质的发展过程。 这个历史进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毛泽东时代”（1927?1978），农村教育“工具论”。 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1?1949），农村教育作为农民运动的一部分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农队伍。从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胜利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农村教育都曾出现前所未有的“改革”局面，其发动者、组织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把农村教育作为某种“工具”去充分运作。 1.农村教育“工具论”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农村教育“工具论”的“根”是“教育救国论”。而“教育救国论”在中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了从闭锁的封建帝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在那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其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内忧外患的国情、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密不可分。先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反映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与情感心理上的民族主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何启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把教育看作是“救亡之道”和“富强之本”，当作实现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手段。而严复是“独树异帜的教育救国论”，当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时，严复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现于乙，混于丙者将发之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把教育看得比革命、实业更重要。孙中山则是“先革命后教育、先经济后教育的思想”，提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然后“中国人数四万万皆应受教育”。与孙中山同时代的还有“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的“革命教育”论（邹容），与“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与“兴女学”教育思想（陈天华）。总之，教育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救国救民方法论思考时的一种主流思想。 从19世纪7O－8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兴起“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思想，其着眼点都在于国民，从早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民国初年的蔡元培、张春等，“提倡者们的本意与动机在于如何通过教育来实现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富国强兵。振兴祖国这一近代中国的时代史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道。接着而来的国内革命战争，使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战略选择。在国难当头之时，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乡村教育运动”，其理念与目的仍然是“教育救国”。而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出生农村，熟悉农民疾苦，农村文化、农民革命史，他将农村教育与发动农民革命结合在一起，把农村教育作为发动、组织农民革命的手段与工具，自然成为当时最佳的历史选择。 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的农村政策失信于民，农村陷入大灾难、大动荡。因此，以革命推翻反动政权，便成为彻底根治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大动荡，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农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势利导地依靠和组织农民，发起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井最终开辟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之路。 美国学者费正清对这段历史背景作了精辟的剖析：如果共产党将中国农民引入革命时，农民的确具有革命潜力的话，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即乡村人口远离政府。这种潜力还在于农民根深蒂固的愤慨中：政府远离村民，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是外部世界，但外部世界却剥削和压迫着农村的封闭世界。在克服了乍看起来难以超越的困难过程中，“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将这种潜力（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转化为行动的伟大壮举。” 而共产党“将这种潜力转化为行动的伟大壮举”，从方法论看正是毛泽东成功解决了如何发动与组织农民的难题。历史证明：农村教育作为发动与组织农民的工具论意义被认识并付诸实践，则不仅在社会变革的法理之中，而且在反思历史与正现实的情理之中。 2．“乡村教育学派”的农村教育观 在革命先驱者从政治学角度关注农村、发动农民的时候，还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从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的视野关注农村，并投身农村教育： 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走向农村”等农村教育观。1921年他指出“学校十之八九应当属于乡村，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他又说：“我们所以提倡职业教育，就是为一般教育都是空场面，失败得够受用了，所以想到职业教育。我们所以提倡乡村教育，就是为都市，全是浮泛在人群表面上的空场面，照此下去，前途危险不得了，所以想到乡村教育。”1926年6月他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创办乡村改进区推行其农村教育观。 陶行知提出“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等农村教育观。他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宣言：“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3月他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实践其农村教育观。 粱漱溟提出“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等农村教育观。他说：“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故民众教育，即乡村民众教育。中国是乡村社会，故社会教育即乡村社会教育。此种教育，是很活的、很实际的教育；此教育即乡村建设。”1937年6月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以试验其农村教育观。 晏阳初提出“开脑矿”等主要针对农村人口的平民教育观。他宣传“中国现在不是没有人才，是民众的脑矿未开，有许多‘豪杰’、‘智士’、‘哲人’和其他有用的人，都埋没在不识字的人脑海中了。平民教育是开脑矿最简单最适用的工具，使大多数人民均有受教育的机会；然后从中可以产生人才”。从1927年冬他在河北定县创办乡村改进试验区起，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乡村教育试验（1952年起在菲律宾继续此项试验）。 他们各自把农村教育观落实为乡村教育试验，希望探索一条提高农民文化、改造乡村使之脱贫的道路，井为此作出献身的努力。无论从教育本土化的探索看，还是从教育民主化的探索看；无论从教育实践的方法论看，还是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看，都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开了一个好头。正如董宝良。陈桂生等评价的那样：“从中国教育史角度观察，20-30年代的乡村教育思潮及其试验，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重视农村教育并且开展了大规模试验的一次高峰。大批教育家放弃高官厚禄和优越的城市生活，自愿到乡下去，为乡村教育献身，进行科学调查，提出“富教结合”、“政教合一”等各种试验方案，进行长时期的。脚踏实地的乡村教育试验活动，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和难得的启迪。” 但是，不从政治上推翻反动统治而试图以教育救国，是脱离国情不能成功的。当“教育救国论”在政治军事斗争的冲击下先后衰败时，革命者担负起了改革农村教育推动农村武装斗争的使命。 3．毛泽东的农村教育观1921年9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沈定一在家乡萧山创办“衙前农村小学校”，宣布“农村小学所施的教育性质，已经改变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性质为‘人的发现’的教育性质了”。10月，革命者彭湃就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创办“农民学校”，决心“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但真正在农村教育与农民运动上集大成者，当属毛泽东。 1924年毛泽东领导的湘区执委会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以“预储农运人才”。1926年8月毛泽东主持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村教育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实践。他讲学：“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种教育之实施，应该是农民学校??幼年的及成年的，而不是什么国民学校”。（13）这以后，从瑞金到延安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都把农民扫盲教育。农民政治教育与组织农民生产互助相结合，这种以发动农民为目的的农村教育与农村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军队教育交相辉映，成为我国现代农村教育的第一个辉煌期。这个时期的农村教育基本定位于“为革命解放战争服务”，在整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村的这些教育活动（主要是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立了大功。为此，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教育思想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逐步形成的”。 毛泽东是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他始终站在农民运动的制高点，一生都在探索如何运用农民运动去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进步，他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当然也是基于这个宗旨。 武汉大学吴怀连博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视农民问题的。将农民看作是主体，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其以后，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更全面系统地坚持了他的农民革命主体论，同时又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形成了农民革命‘主体??对象双重性’理论。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民主革命）与农民关系研究的重大贡献。”50年代，毛泽东注意到合作化的关键在于它“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对农民的教育和斗争必须贯彻到合作化运动的始终。他从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中看到小农经济的“危机”后，特别强调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他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体抑或对象”的探索的又一进展，即从以前的“主体??对象”论演进到单一的“对象”论。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而到60年代初进行以农村干部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农民群众尤其贫下中农则成为这一运动的教育者和革命的依靠。吴怀连认为：在对中国进行体制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将农村农民作为这种改造的一个对象，另一方面又将他们作为改造城市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主体。 毛泽东对农村教育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他通过农村教育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心应手。就连与之观点相逆的朋友梁漱溟和敌人蒋介石都不能不承认。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长谈6次。梁根据自己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说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动不起来”；毛泽东打断他的话：“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1950年梁溟去华北、东北视察土地改革，看到农民积极热情，和他当年自己搞农村改革遇到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他公开承认：很明显，共产党的办法（尤其是它们的群众运动）是有效果的。至于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反省导至其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失败只是一时的，惟有教育的失败影响巨大，且非短时间所能补救，而国民党之所以落得寄身孤岛的下场，最重要而又最值得研究的是教育问题……只因多年教育的失败，所以造成全面失败的主因。蒋介石进一步提出，所谓教育的失败，不只是学校教育的失败，而更确切地说，是失败在缺乏健全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上面。 然而，共产党主政的中国与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旧中国完全不同了。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农民方法论照搬于建设，不适应农民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吴怀连总结毛泽东解放以后的农民观及其农村建设的状况，认为：“机械地套用战争年代的革命方式于和平时期的建设，从大前提上看是不识时务的。因此，不论将农民看作是革命的对象，还是看作是革命的主体，抑或对象与主体的双重定义，都不能导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种效果。” 尽管如此，从方法论看，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正是毛泽东成功解决了如何发动与组织农民的难题，才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成功地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方法论的同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关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左右着中国现代史、也左右着农村教育。但无论是把农民作为革命主体还是作为革命对象，毛泽东都把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基本阵地，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尽管其教育观围绕着农民地位的升降而有所变化，但把农村教育作为其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乃至文化斗争之手段与工具的功利性目的基本没有变化。 二、第二阶段（1949-1977），农村教育是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部分。 1949年以后，农村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参与并推动农村经济改革与政治斗争。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整个农村改革与建设。 第一步，（1949-1956）农村教育主要服务于从政治上巩固政权。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在政治范畴进入各级政权。在生产上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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