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时间：2020-02-25 07:49:28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意识转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丹麦]李 形／著 宋 扬／编译
【摘要】本文旨在辩证地评价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福利发展；分析了这两个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对社会福利结果的影响；明确思想意识对社会福利政策结果的影响是重要的。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改革；思想意识；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5 -0047 -08引
言
自1977年以来，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转变，代表了在国家目标、政治议程、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进行了一次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尝试，用不同于既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结构和人民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原来以分配为导向的社会政治体系——即为消费和福利分配权力与物质资料——转向以增长和利润为导向的社会政治体系。
本文的目的是为理解这两个时期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意识的差别及其对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提供一场公平公开的讨论，同时对这两个时期的福利发展做一个辩证的评估。它试图表达我的观点：当福利服务在被作为商品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福利效能下降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以大众为导向的福利服务正在转变成以商业和特权为导向的商品市场，并且扩大了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盈利与不盈利企业、新富与贫困的福利规定的不平等。对比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改革和两代领导人采取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和中国人民需求的满足。
毛泽东曾经很精确地指出了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之间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结果之间均存在着关联。同样地，思想意识及其对福利政策的影响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因为社会福利政策往往是对社会问题和发展的反应，他们通常被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所主导。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及其对中国发展和福利的影响
毛泽东的政治世界观
进行个体思想意识或世界观研究对了解一个人的行为是很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格立场只能源自历史事件和社会危机的相互作用。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有必要把他的思想作为了解他行为和意图，更重要的是作为了解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关键。Schram (1969: 15)抓住了这一点：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中国20世纪初的情境以及当时国外思潮如何与毛泽东的人格倾向相结合产生毛泽东思想；我们还必须考虑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治机构，如何利用他的思想作为指导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
关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三个基本的人的价值观（世界观）：自由／权利、平等和公正社会。在毛泽东的观念里，自由／权利的概念有两层涵义：“身体自由”和“道德自由”，后者更为重要。身体自由的内涵可以分为两类：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消极自由／权利指不受强制，尤其针对外部干扰或外国统治而言：消极自由／权利的本质是“摆脱”。积极自由／权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决定、选择做或不做、行为或不行为的能力( Soo，1982)。因此，毛泽东积极与消极自由／权利的概念与中国人民“摆脱”西方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抵抗帝国主义的意志，以致中国人民能“自由的”实践民族自决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毛泽东设想的公正社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不应理解为仅包含平等主义的狭义上的平等。相反，毛泽东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严和价值而言是平等的，应当被平等对待( Soo，1982)。这个人的价值观应该从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理解：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平等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这也是毛泽东大众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这些权利。经济平等的观念意味着消灭剥削制度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和工业国有化，生产资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制和财富平等分配是经济平等的主要特点。社会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无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是对中国按财富、权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会地位、威望和尊重的传统习俗的重大改革。称呼用语由“同志”取代了“先生”是社会关系平等的一个典型表现。提倡妇女权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识分子下乡、干部下干校政策旨在培养平等的大众观念和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到他的经济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满足以及财富的分配必须是相对公平的。为了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在大众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权制要素。在国家指导和领导下有计划的发展全国经济。此外，必须保护人民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并须为这种参与不断创造条件。
毛泽东经过其革命生涯逐渐形成了经济生存能力和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辩证道德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新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对影响人民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毛泽东确信，中国人民能够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我牺牲、努力工作而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当对人民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组织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具有这些新的价值观和品质特点。他“不断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的观察和概念化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作为一个单独事物分析，并把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在毛泽东看来，人是最重要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Eckstein，1977: 33中引用）。毛泽东把人的资源看成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
作为生产者，人的动力来源于意识，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动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献、热爱、决心、信心、节俭、勤奋和简单的来源。意识和动力相辅相成，通过人的劳动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
(1975：292 - 293)根据这个观点，改造社会和推动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须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意志。
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观念的世界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和追求个体利润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刺激经济发展。毛泽东表面上将经济发展问题政治
[丹麦]李 形／著 宋 扬／编译
【摘要】本文旨在辩证地评价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福利发展；分析了这两个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对社会福利结果的影响；明确思想意识对社会福利政策结果的影响是重要的。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改革；思想意识；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5 -0047 -08引
言
自1977年以来，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转变，代表了在国家目标、政治议程、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进行了一次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尝试，用不同于既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结构和人民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原来以分配为导向的社会政治体系——即为消费和福利分配权力与物质资料——转向以增长和利润为导向的社会政治体系。
本文的目的是为理解这两个时期主要领导人的思想意识的差别及其对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提供一场公平公开的讨论，同时对这两个时期的福利发展做一个辩证的评估。它试图表达我的观点：当福利服务在被作为商品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福利效能下降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以大众为导向的福利服务正在转变成以商业和特权为导向的商品市场，并且扩大了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盈利与不盈利企业、新富与贫困的福利规定的不平等。对比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改革和两代领导人采取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福利目标的实现和中国人民需求的满足。
毛泽东曾经很精确地指出了在思想意识和政治之间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结果之间均存在着关联。同样地，思想意识及其对福利政策的影响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是因为社会福利政策往往是对社会问题和发展的反应，他们通常被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所主导。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及其对中国发展和福利的影响
毛泽东的政治世界观
进行个体思想意识或世界观研究对了解一个人的行为是很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格立场只能源自历史事件和社会危机的相互作用。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有必要把他的思想作为了解他行为和意图，更重要的是作为了解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关键。Schram (1969: 15)抓住了这一点：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中国20世纪初的情境以及当时国外思潮如何与毛泽东的人格倾向相结合产生毛泽东思想；我们还必须考虑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治机构，如何利用他的思想作为指导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
关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三个基本的人的价值观（世界观）：自由／权利、平等和公正社会。在毛泽东的观念里，自由／权利的概念有两层涵义：“身体自由”和“道德自由”，后者更为重要。身体自由的内涵可以分为两类：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消极自由／权利指不受强制，尤其针对外部干扰或外国统治而言：消极自由／权利的本质是“摆脱”。积极自由／权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决定、选择做或不做、行为或不行为的能力( Soo，1982)。因此，毛泽东积极与消极自由／权利的概念与中国人民“摆脱”西方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抵抗帝国主义的意志，以致中国人民能“自由的”实践民族自决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毛泽东设想的公正社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不应理解为仅包含平等主义的狭义上的平等。相反，毛泽东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严和价值而言是平等的，应当被平等对待( Soo，1982)。这个人的价值观应该从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理解：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平等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这也是毛泽东大众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这些权利。经济平等的观念意味着消灭剥削制度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和工业国有化，生产资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制和财富平等分配是经济平等的主要特点。社会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无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是对中国按财富、权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会地位、威望和尊重的传统习俗的重大改革。称呼用语由“同志”取代了“先生”是社会关系平等的一个典型表现。提倡妇女权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识分子下乡、干部下干校政策旨在培养平等的大众观念和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到他的经济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满足以及财富的分配必须是相对公平的。为了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在大众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权制要素。在国家指导和领导下有计划的发展全国经济。此外，必须保护人民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并须为这种参与不断创造条件。
毛泽东经过其革命生涯逐渐形成了经济生存能力和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辩证道德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新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对影响人民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毛泽东确信，中国人民能够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我牺牲、努力工作而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当对人民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组织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具有这些新的价值观和品质特点。他“不断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的观察和概念化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作为一个单独事物分析，并把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在毛泽东看来，人是最重要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Eckstein，1977: 33中引用）。毛泽东把人的资源看成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
作为生产者，人的动力来源于意识，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动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献、热爱、决心、信心、节俭、勤奋和简单的来源。意识和动力相辅相成，通过人的劳动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
(1975：292 - 293)根据这个观点，改造社会和推动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须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意志。
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观念的世界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和追求个体利润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刺激经济发展。毛泽东表面上将经济发展问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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