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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长没有“黄埔军校”

    时间:2020-02-16 07:52:19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天一资源网手机站

      个人观点   在我看来,无论是主张校长“职业化”还是“专业化”的观点,都有点儿纸上谈兵、“站着说话”的味道。如果我作为一个有着“校长”经历的当事人来发表“兼而有之”的观点,那多少有点饶舌。我想说的是:校长,他不是按照什么规定的模子塑造出来的。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校长没有“黄埔军校”。   “校长”是什么?   就校长令人尊重的程度而言,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业内人士。说他“业内”,意思是说他要懂得教育的基本规律,而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或者一天到晚研究行政手腕、搞庸俗政治学的“乡愿”。在一个提倡素质教育,倡导创新意识的时代,对校长来说,首当其冲还是开放的教育理念。西方有句箴言:“观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一个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校长培养不出创新人才。一个理念可以改变一个时代,一个蹩脚的观念也可以抹杀一个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观念一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格局为之一变。于是在深圳、珠海等地的人才获得500万元或更多奖励后,有人提出:“谁来重奖邓小平?”这问话独具慧眼,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观念,中国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动力至少不会激活得这样快。   说到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举出耳熟能详的蔡元培校长。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进过“校长培训班”的学者,却导引了一个时代的教育观念,影响了几代人,即使在今天他也仍然不过时。原因何在?就在于他的理念符合基本的教育规律。“兼容并包”道出了北京大学当年学术繁荣的精神实质。除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蔡校长的能耐在哪里?要知道,说起国学功底,刘师培、辜鸿铭等清朝遗老并不比他差。关键在于,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办学定位。蔡校长最有魄力的一个观念恐怕是现代校长难以一下子理解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有比我知道得多的教员。当他四处物色文科学长并最终决定聘用陈独秀却遇到阻力时,蔡校长极力辩护,说陈独秀的“小学”学问据说做得比自己好。虚怀若谷,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他不但欣赏陈独秀的“人格之美”,也能“兼容”遗老辜鸿铭大谈特谈“一夫多妻”的“怪论”,还能包容刘师培的“变节”。即使是陈独秀在任文科学长前说自己要兼办《新青年》,他也不怕人家耽误本职工作,而是以大度的胸怀说:“可以把《新青年》拿到北大来办。”他看重的是陈独秀魄力和理念。若是蔡校长一个心眼儿跟教员较劲:兼职就是“捞外快”,办杂志就是“不务正业”,那陈独秀不卷铺盖走人才怪呢!给教员以充分的个人自由的时间和思想自由的空间,这样的学校自然也就可以长成参天大树。说穿了,校长民主办学的思路远远不是所谓职业化的校长能够领会的。   当然,这也不是专业化的校长都能做到的。这里,我想起了西方古代大教育家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校长,不可自以为是,不可以舍我其谁的姿态君临教员。要知道,师生缩手缩脚便不会有什么创新可言。蔡校长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去做,但这却比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去管的校长的贡献大得多。我很多时候都在想:为什么蔡校长多次辞职,政府坚持挽留他这个并不职业化的校长呢?还有陈独秀,即使是他辞去文科学长、一度声名狼藉之后,仍有人要聘任他为广东省教育厅长,何故?在今天看来,除了他们具有专业化的名人效应外,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教育理念能够服众吧。   “校长”干什么?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大智若愚”,在“不为”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大智慧,潜藏着一个大气候。全新的管理科学观念认为:“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话援引到学校管理上同样出彩:“管理最少的校长才是最好的校长。”我们一直不都在提倡“高层次决策,低重心运行”吗?放权,放权,再放权,这就是校长的职责。为什么要提倡“高层次决策,低重心运行”呢?第一个答案就是可以降低风险。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货车很多,如果它的重心低,那它的风险就小。因为它稳度高。这连初中生都知道:“重心高,稳度低;重心低,稳度高。”第二个答案是可以降低成本。不说文件之类的物资消耗品成本,就是开会时间这个无形成本都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增加教育者的独立性,也就等于给予了创造性。一个事必躬亲的校长算不得好校长,天天忙、月月忙、年年忙的校长也不一定能抓出成效来。   “校长”怎么干?   一个校长的非职业化不等于他可以大撒把。至少,他要有可以独立运筹的助手。如果一个校长能够学会用人,那他就会走向成功的管理。这看似一个悖论。一定有人会说:知人用人就是校长职业化的任务。但我要说,知人用人不是职业化的专利。在职业化和专业化两类校长的用人决策上,我们还拿不出现成的比例分出伯仲。进而言之,我所说的非职业化也不等于远离这个角色或说永远不要进入这个角色,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校长的成功经验是不可以复制的,也不是单凭几个训练班可以训练出来的。一个人若是有自己的治学经验和教学经验作担保,管理起学校来反而更可靠。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政治家,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优秀的政治家很少是职业化培训班培训出来的,校长更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专业化的系部,但却开不出校长职业化的课程。即使能够开出来,也许只是一副心灵自慰的汤剂罢了。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论,从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到一个大学的副校长,个中滋味只有自己体会得更具体。有时候我会想:究竟是朝着学者化的方向(也就是专业化)发展还是朝着仕途(也就是我们说的职业化)发展呢?若是按照前一个思路发展,很多人都会说:一点不像个官儿。若是按照后一个思路发展,又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没当几天官儿就摆起架子了。在一个自以为“职业化”的一校之长看来:我有着“职业化”特征,你们懂什么,还不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人难免官僚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极力反对职业化。因为职业化有着走向官僚化的潜在危险,而校长的专业化更容易搞学术民主,容易走向宽容进而将学校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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