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陈独秀道德观的现实价值
时间：2020-03-03 07:53:15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严复与陈独秀道德观的现实价值
作者/ 朱效梅
严复和陈独秀这两个在近代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在道德问题上先后提出了“新民德”和“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的思想。他们对道德教育的认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道德教育的规律。
一、德育根本在身体力行，不可套用智育模式
在道德教育规律方面，严复和陈独秀有相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要尊重德育自身的规律，强调德育与智育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德育需要身体力行，德育不是简单的知识、技能的传授和培训，不是告诉学生“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是注重学生精神方面的发展与培育，启迪学生思考并践行“为何而生”和“如何而生”的价值与意义，通过精神性的成长、反省、思考外推到行动中，进而体现出德育的成效。因此，德育遵循的原则与智育遵循的原则应有很大区别，不能简单套用智育模式。杜威在谈到哲学问题时就提到：“哲学现在所处困境的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当年梁启超也曾对此有过类似的担忧：“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他们的担忧和思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德育与智育是有区别的，如果用智育的模式来套用德育，就会背离德育育人的宗旨，只见智识的增长而不见精神的成长，只重“才”而忽视“德”。
陈独秀意识到“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识那样容易进步”。严复更明确提出德育与智育发展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重视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提出“五洲德育之为教，莫不取其种族宗教哲学之公言类纂之”，各民族德育内容在表述上看似千差万别，但总有一些共通甚至普世的东西，是人类基本处事准则，所以应编纂“公言”以成教科书来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他更认识到身体力行这些“公言”对德育的重要性，“德育之事，虽古今用术不同，而其著为科律，所以诏学者，身体而力行者，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风尚不齐，举其大经，则一而已。”德育的根本不在于其内容表现是否有新意，而在于是否能将“不大异”之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身体力行之。从今天我们开展德育工作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能够使学生做到身体力行，即使他们不能将“公言”的条条背诵下来，不会用于考试，德育也是成功的。(德育管理论文 www.fwsir.com)反之，如果学生只会在考试时回答问题式地将“公言”内容记述下来，而与其日常生活没有产生关联，更不会在生活中付诸行动，那么无论多么好的考试成绩，都不能说德育是成功的。
《礼记-中庸》提出为学的五个层次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最终的落脚点也在笃行。离开行动，没有知行合一，则前面学问、思考的意义都要大打折扣。然而，对于今天的德育来说，“笃行”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难以被纳入现有的、适用于智育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中。于是，在实际中我们只能忽视德育自身的规律，将德育与智育同样对待，把道德设定为可以用标准化考试来测量的知识，致使德育套用智育模式而难以真正进入学生的内心。因为套用智育模式，德育被简化为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留在学生头脑里的也大多是干瘪的、适宜背诵的条目，而缺乏针对学生心灵和道德成长的内容，更鲜有学生从中获得情操的陶冶、道德的提升以及精神的成长，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和实际行动之中体现出这些成长。而这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之所以为学生所诟病、反感的最根本原因。前人关于重视德育自身规律，根本在身体力行的论述，对于今天套用智育模式而处于困境的德育来说极富现实价值和启示。
二、德育环境重人心风俗，避免本本主义式教育
就德育的环境来说，严复和陈独秀有很多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应该避免道德问题的孤立化，都重视各种文化力量及其形成的文化合力对德育的影响，实际上提倡了一种大德育的思想。无论是严复还是陈独秀，都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道德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文化、文学、政治等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这其中，人心风俗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这就要求道德教育必须避免本本主义式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停留于书本中的文字，更要结合德育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教育。陈独秀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道德和伦理问题，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视野下进行思考，他反复强调“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伦理道德盘踞于文学艺术之中，开展伦理革命的同时也必须开展文学革命，否则伦理革命不但难以成功，即使获得暂时成功也会成果不保。
严复把民俗、国性、世道、人心等关乎国家盛衰之要素的状况与道德状况联系在一起，认为道德本身就系于国性之中，“道德者，其相吸力之大用也。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作为社会环境的人心风俗一旦败落，道德风气也必然随之扫地，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衰弱。严复从世界的角度得出结论：历来“国于天地，其长存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所以，严复提出的救国方案是，“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也就是说，只有人心风俗向善向上，才会给德育提供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道德进步，两者互为表里，增强国家的实力。严复所处的时代，盛行“后义先利，诈伪奸欺”的人心风俗，在甲午海战中甚至出现“以铁滓沙泥代火药”的现象。严复痛心地指出，正是这样“各奋其私”、“其群将涣”之民德，导致了“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联系当今中国社会，食品安全问题、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已不仅仅是社会环境问题，同时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他们本身就是这些现象的受害者，也是人心风俗日下信息的接受者甚至传播者。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的德育就必须结合现状超越本本主义式的教育模式。
信息化时代的学生接受信息
作者/ 朱效梅
严复和陈独秀这两个在近代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在道德问题上先后提出了“新民德”和“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的思想。他们对道德教育的认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道德教育的规律。
一、德育根本在身体力行，不可套用智育模式
在道德教育规律方面，严复和陈独秀有相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要尊重德育自身的规律，强调德育与智育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德育需要身体力行，德育不是简单的知识、技能的传授和培训，不是告诉学生“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是注重学生精神方面的发展与培育，启迪学生思考并践行“为何而生”和“如何而生”的价值与意义，通过精神性的成长、反省、思考外推到行动中，进而体现出德育的成效。因此，德育遵循的原则与智育遵循的原则应有很大区别，不能简单套用智育模式。杜威在谈到哲学问题时就提到：“哲学现在所处困境的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当年梁启超也曾对此有过类似的担忧：“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他们的担忧和思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德育与智育是有区别的，如果用智育的模式来套用德育，就会背离德育育人的宗旨，只见智识的增长而不见精神的成长，只重“才”而忽视“德”。
陈独秀意识到“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识那样容易进步”。严复更明确提出德育与智育发展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重视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提出“五洲德育之为教，莫不取其种族宗教哲学之公言类纂之”，各民族德育内容在表述上看似千差万别，但总有一些共通甚至普世的东西，是人类基本处事准则，所以应编纂“公言”以成教科书来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他更认识到身体力行这些“公言”对德育的重要性，“德育之事，虽古今用术不同，而其著为科律，所以诏学者，身体而力行者，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风尚不齐，举其大经，则一而已。”德育的根本不在于其内容表现是否有新意，而在于是否能将“不大异”之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身体力行之。从今天我们开展德育工作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能够使学生做到身体力行，即使他们不能将“公言”的条条背诵下来，不会用于考试，德育也是成功的。(德育管理论文 www.fwsir.com)反之，如果学生只会在考试时回答问题式地将“公言”内容记述下来，而与其日常生活没有产生关联，更不会在生活中付诸行动，那么无论多么好的考试成绩，都不能说德育是成功的。
《礼记-中庸》提出为学的五个层次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最终的落脚点也在笃行。离开行动，没有知行合一，则前面学问、思考的意义都要大打折扣。然而，对于今天的德育来说，“笃行”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难以被纳入现有的、适用于智育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中。于是，在实际中我们只能忽视德育自身的规律，将德育与智育同样对待，把道德设定为可以用标准化考试来测量的知识，致使德育套用智育模式而难以真正进入学生的内心。因为套用智育模式，德育被简化为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留在学生头脑里的也大多是干瘪的、适宜背诵的条目，而缺乏针对学生心灵和道德成长的内容，更鲜有学生从中获得情操的陶冶、道德的提升以及精神的成长，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和实际行动之中体现出这些成长。而这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之所以为学生所诟病、反感的最根本原因。前人关于重视德育自身规律，根本在身体力行的论述，对于今天套用智育模式而处于困境的德育来说极富现实价值和启示。
二、德育环境重人心风俗，避免本本主义式教育
就德育的环境来说，严复和陈独秀有很多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应该避免道德问题的孤立化，都重视各种文化力量及其形成的文化合力对德育的影响，实际上提倡了一种大德育的思想。无论是严复还是陈独秀，都一定程度上意识到道德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文化、文学、政治等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这其中，人心风俗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这就要求道德教育必须避免本本主义式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停留于书本中的文字，更要结合德育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教育。陈独秀从来不是孤立地看待道德和伦理问题，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视野下进行思考，他反复强调“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伦理道德盘踞于文学艺术之中，开展伦理革命的同时也必须开展文学革命，否则伦理革命不但难以成功，即使获得暂时成功也会成果不保。
严复把民俗、国性、世道、人心等关乎国家盛衰之要素的状况与道德状况联系在一起，认为道德本身就系于国性之中，“道德者，其相吸力之大用也。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作为社会环境的人心风俗一旦败落，道德风气也必然随之扫地，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衰弱。严复从世界的角度得出结论：历来“国于天地，其长存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所以，严复提出的救国方案是，“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也就是说，只有人心风俗向善向上，才会给德育提供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道德进步，两者互为表里，增强国家的实力。严复所处的时代，盛行“后义先利，诈伪奸欺”的人心风俗，在甲午海战中甚至出现“以铁滓沙泥代火药”的现象。严复痛心地指出，正是这样“各奋其私”、“其群将涣”之民德，导致了“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联系当今中国社会，食品安全问题、豆腐渣工程等现象已不仅仅是社会环境问题，同时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他们本身就是这些现象的受害者，也是人心风俗日下信息的接受者甚至传播者。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我们的德育就必须结合现状超越本本主义式的教育模式。
信息化时代的学生接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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