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与无望——从中国爱情诗的抒情传统看李商隐的诗
时间：2023-01-16 11:50:07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星涵［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李商隐情诗的意象大多像他笔下的爱情一样隐约迷离，遥不可及，又有甚者，其中有一部分意象因为化用典故所以似是而非，索解不易。从其的毕生经历中，我们或许可见一斑。李商隐有着崎岖的早年经历、坎坷的仕途和曲折的爱情体验。我们通过分析李商隐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的情感流露和中国爱情诗的发展脉络，来从一个新的视角即爱情诗歌史的角度对该类诗作进行定位。
李商隐的情诗在笔者看来更是一些用情至深的经典之作，那么李商隐此人为何能写出如此数量颇多，内容丰富且独树一帜的诗作呢？
（一）才华横溢的性情中人
李商隐的早年生活比较坎坷。他的文学启蒙老师本来是他父亲。其父李嗣为官，所以李商隐三岁便随父赴任，可惜其父在他不满十岁时便去世。李商隐在随母还乡后，一直靠“占数东甸，慵书贩舂” 即替人抄书赚钱养家。这一期间，李商隐还师从其一位入过太学且精通五经、小学和古文的堂叔，学识大有进益。再往后，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赏识其才华，于是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支持他与自己的儿子令狐绹相交，甚至还资助他的生活。于是，在这又一恩师的带领下，他的骈体写作水平突飞猛进，对他之后的创作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李商隐在《谢书》中以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表达了他对令狐楚的孺慕之情。
早年的经历虽然无碍李商隐的文学造诣的提升，但对其性格到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他性格中的忧郁、敏感、清高也被纳进了他的诗风中，所以他的作品自然多带了些忧思情绪。
（二）求而不得的爱情经历
李商隐早年有过入王屋山下的玉阳山学道的经历。玉阳山相传是唐玉真公主出家后所居之处，当时这些道观中是有很多入道宫人居住。李商隐便是在这玉阳山上的灵都观邂逅了一名宋氏女冠。他与这名女冠的相恋过程中的遐思和绮梦，都成了他爱情诗的创作素材和源泉。在这其中，《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见证了他们的相恋，两个心意相通的恋人在雪月交光的夜晚互相祈祷，互表思念。《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记录了他们的相思，两人虽然同处玉阳山，却因为严禁的宫规一直不能相见，只能借青鸟信使倾情，暗诉衷肠。《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则讲述了他们的远别，恋人随公主车架回宫，诗人则患得患失，恨不得举身相随而去。而《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则当被视作二人分别很久之后，诗人缅怀当日热恋之作。
但是这段与世俗所不容的恋情终究是在诗人的幽怨相思中一度经年，最后随风而去了。
（三）温婉蕴藉的夫妻之情
李商隐与妻子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过很多悼亡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的《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其中“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感人至深。而更为显著的情感显露可以参见《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所盼的“共剪西窗烛”却成了独听巴山夜雨，使人黯然。幻境之喜与现实之悲交织在一起，醉则心喜，清醒时却悲，令人叹惋。此外，也有人认为李商隐的名篇《锦瑟》，也是李商隐为纪念亡妻而作，其间种种都似往事，不堪追忆。正是这样醇正浓郁的感情，给李商隐带来了最好的情感体验，以至于昔人已逝，生者仍不断追忆。就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只有有过刻骨铭心体验的人，才能最贴切地以文抒情。
（一）中国爱情诗的发展脉络
中国爱情诗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开放到内敛的过程。先秦时期，爱情诗的集结与流传主要集中在两大板块——《诗经》和楚辞。《诗经》中多有描写男女相恋场景的诗。虽然《诗经》所记载的时代还是一个以农耕生活为中心的时代，但据记载，春耕之前的二月到三月初，除了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外，青年男女还会借郊游踏青，聚会赏景等活动来相互结识甚至自由相恋。而《诗经》中的很多情诗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创造了出来。如《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描写的正是田郊野外，草盛露浓之际，一对青年男女不期而遇乃至情意相投。此外，如《邶风·静女》《郑风·溱侑》等篇也以情景交融，表现了爱情的美好。而楚辞则是一种诗歌体裁，以屈原的《九歌》为例。《九歌》的特色是以奇崛的想象，打破了人与神的边界，将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移植到神明的身上，并且构思出无数人神之间的爱恨纠葛，成功地将神明凡人化，给人以亲切感。比如《湘君》《湘夫人》，写的就是湘君与湘夫人这一对神配偶从相知，相惜，误会，埋怨到最后仍赴约幽会的略显波折的爱情故事。再如《山鬼》写的是一位曾与凡人热恋过的巫山神女在日夜思慕与期盼恋人的故事。神女从原来的期待到怀疑，再由怀疑到幽怨的苦况在诗中表达得无比真挚动人。《诗经》和楚辞中的爱情诗，作为先秦爱情诗代表作，前者讴歌自由恋爱，诗中男女可以用直白大胆的语气，热情洋溢，抒发爱意；
后者赞美浪漫抒情，诗中主人翁极尽瑰丽华美之辞，汪洋肆意，娓娓诉说思慕。
再往后，秦汉文学，当举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例。因其与《诗经》同属民歌题材，所以这两者的表达形式都是直白表情达意。乐府诗多为精简之作，为我们所熟知的篇章譬如《上邪》，便用了五种几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决绝与忠贞。“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句句不提爱，但句句尽写爱。不具言的感情并不代表就不浓烈，诗人的大胆又果决实因爱太过于炙热。《饮马长城窟行》和《艳歌何尝行》中则写忧思。《饮马长城窟行》中有“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一句，写的是思妇忆及自己在外的征夫往日种种，虽感温馨的同时，也为远在他方的丈夫忧心。《艳歌何尝行》“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则更为外向，因为即别，竟独自生起气来，但别期既定，爱人已远时，还是因为看到双白鹄，不觉泪下翩翩了。花无长红，爱无全忠。有人相守便有人弃而远走。此时便如《有所思》中“闻君有他心”，马上将定情簪子 “拉杂摧烧之”，以此表明自己再不言爱的立场。再如《白头吟》中用“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形容自己的爱情，一旦情人心意已变，便也会舍掉这段不忠的恋情，另觅“白头不相离”的结局。《古诗十九首》是一组多表游子羁旅之情和思妇怀思之情的抒情诗。此前《诗经》中也有叙写别情的篇章如《王风·君子于役》等，在其后的汉乐府《悲歌》亦然。但将离情写得感人至深的仍当举《古诗十九首》。当羁旅在外，便抒“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或“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之情，两厢相望，更添离愁;当路阻且长，便有“所思在远道”和“路远莫致之”之感，游子当途，更寄相思；
当思君千里，便表“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之意，思妇独居，更生愁绪。到这一时代，感情转向日常委婉。
在正式进入唐朝以前，南朝乐府诗《西洲曲》、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体现了一定的文人化倾向，是中国古代爱情诗从外放走向内敛的一个见证。
（二）中国爱情诗的抒情传统
在梳理唐以前的中国爱情诗的发展脉络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无望自古便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种抒情传统。我们读古代爱情诗，就仿佛经历着无数人的擦肩而过与怅惘，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从《古诗十九首》到唐宋诗词，乃至后面的元、明、清，爱永不可得，情却永不消逝。中国爱情诗的起点当落脚于《诗经》。这部作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蒹葭》所表达的那种良才难觅，情人难得的迷惘，首得中国古代爱情诗这一领域的爱情体验，这种“在水一方”式的爱情层级是情境之爱，或者说是融企慕于无形的高级爱情观感。与此同时，另一种更加决绝的无望从楚辞《九歌》中迸发。《湘夫人》《湘君》《山鬼》三篇首句都描述寻觅者要寻的伊人，《湘夫人》的帝子降北渚，具有主动性。《湘君》的湘君滞留中洲，存有消极性。《山鬼》的山鬼在山阿是若有若无,带有隐匿性。但是哪怕是仙神巫鬼，最后主角皆是茕茕孑立，孑然一身，爱无所得，归于无望。再往后，汉代乐府诗中，乐府双璧其一的《孔雀东南飞》就是一首婚姻的悲歌。“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的刘兰芝与自己的爱人焦仲卿相知相爱，但仍不为焦母所容，被休弃后的刘兰芝又不被至亲所容，在亲哥的逼嫁下，刘兰芝投河而死，焦仲卿则自缢相随，与之黄泉相伴。两人用自己的性命才换来家人的认同，但已是昔人既逝，概不可追。这一时期，爱情开始被封建礼教所困，本来率真坦直的爱情开始多了巨大的世俗压力，无望成了常态，这种状态还可见于《有所思》《白头吟》《艳歌何尝行》等诗中句。南朝民歌《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中等不来相思之人。古诗十九首其一《涉江采芙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中无法与爱妻团圆，无望已是常态。到了初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中，无望甚至只能寄于寥廓的离思……
（三）李商隐的诗对爱情诗传统的继承与开创
跳过男男女女热衷建功立业，无心儿女情长的中唐，撇开这个“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爱情内敛时期，到了李商隐所处的晚唐，李商隐的爱情诗可以说是晚唐爱情的缩影，这一时期爱情的无望已经因为极致的感情内敛而达到了顶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一生的情爱生活起起落落，悲多于喜，所以他笔下的爱情绝唱几乎都是难圆的梦，凝聚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悲剧情结，无论是婚前未果的恋情还是婚后的夫妻别居，他的爱情生活似乎总是处在无法圆满的重重阻隔之中，这一切郁结在多愁善感的诗人心头，就变成了一种含悲而待、含泪而思的深深爱恋，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说、无法释怀的精神钝痛。①这些无题组诗，真的可以当的上是字字锥心，句句刻骨。
晚唐以后，宋代很多诗人词人沿袭李商隐的这种风格，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创作。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宋初西昆派的作品。西昆体首先在诗歌创作上承袭李诗，杨亿、李宗谔和刘筠等人所写的《代意》组诗八首对李商隐诗歌的模仿可谓是形神皆学。其次在用典方面西昆派也继承了李商隐的用典特点。李商隐写诗很喜欢用一些冷僻的典故。西昆派作家杨亿就曾谈到“义山为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而除了西昆派外，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也很深远。李商隐绮丽华美的语言，纤细轻小的意象，回环跳跃的结构，深情绵邈的韵味，无一不对其后的婉约词的创作带来了影响。再往后，元代沈性的《西湖竹枝词》：“侬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浙江头”写的就是与情郎身处异地，无法相见的间阻之悲。再比如清代的闺阁诗人柳如是的《寒食雨夜十绝句》中“水晶帘下看梧桐”一句，便是化用了李商隐 “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一句。朱玉仙《感怀之作》（其六）“何堪更遭西窗雨”化用了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一句。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给予定位，李商隐在爱情诗歌史上既是继承者，又是开创者。李商隐的爱情无题诗，它在整个爱情诗歌史中起到的最大作用便是承前启后。承的是《诗经》《楚辞》及其后一脉的浪漫抒情，启的则是宋词及其后一脉的婉约晦涩。而无望这一基调，是李商隐爱情无题诗的底调，亦是中国古代爱情诗歌中的一种从未消弭的情结，更是国人对挣脱桎梏，摆脱封建礼教束缚，为了心中所念所做的激烈的反抗。从无题到无望，最后所求的不过是，希望那些奢望能得偿所愿罢了。
① 刘洁：《灵犀一点情无限，蓬山万重梦难圆——论中国古代爱情诗的缺憾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14—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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