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时间：2020-02-29 07:52:49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传统文化对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田田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林则徐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晚清统治岌岌可危、国家民族面临重大生存危机之时，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林则徐开始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看待西方世界，开始思考有效的救国救民方略。他关注现实，注重实效，尝试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变通自己，开始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这些行为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即壮大自己而“制夷”，在“制夷”中得以振兴富强。但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等传统思想的内在发展，作为统治阶级，作为君主专制统治的维护者，林则徐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框架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林则徐；经世致用；传统文化
一、引言
19世纪初叶，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上往下跌落，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宋学”与“汉学”也逐渐走向穷途末路。而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学风却受到社会的注重。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正是当时专制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变革的主要表现。嘉道年间，针对当时社会的破败和汉学的僵化，经世致用思潮再次兴起，意在改革时弊，学以致用。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君主专制社会危机四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林则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二、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
林则徐在中举前，就读于福建鳌峰书院，受到该院注重“明礼达用之学”理念的影响。他在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在那个时代，一方面是乾嘉汉学盛极一时，诸多士子或是埋头于注经考据，或是著书空言以对；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们或者只注重儒经的章句集注，或者干脆为官不去读书，而去应酬各类交游。主持福建鳌峰书院的教习郑光策便指斥，“近日学者，气习污下，奔竞卑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鳌峰书院格外注重培养学生对真才实学的追求，尤其是林则徐的导师郑光策更为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风，这是林则徐后来将这一思想贯穿于夷务处理的重要原因。
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他提出“民惟邦本”，关心民情，在江苏等地革除弊政、兴修水利，并对吏治、盐务、漕运等作了有益的改革，对赈济灾荒不遗余力，被民间誉为“林青天”；另外，他致力于探究当时社会面临的两大问题：解决鸦片危害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和统治危机。相对于龚自珍、魏源等偏重于理论的经世思想者而言，林则徐显得更加实干，他通过实践从一个单纯匡时济世的封建士大夫成为学习西方、师夷制夷、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中外形势急剧变化下，林则徐认识到知夷情、办夷务的重要性，他组织翻译外国报刊书籍，编辑《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报，支持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在与英人的交往中他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武器技术水平太过落后，与洋人根本不在同一等级，他在致友人的私函中曾经写到：“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于是他大力推动购置洋武器，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以上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林则徐强烈地不满于当时空疏无物的学风与官风，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实实在在的先进技术，强国保国，从而有效地抵御外夷的侵略。
三、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传统文化烙印
林则徐虽然在对待夷务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夷夏之防”的观念，主张从西方的富国强兵之道中探索“制夷”之道和救国救民的真理，“采西学”、“制洋器”。但他作为专制统治阶级的一员，终究无法挣脱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
首先，中国自汉唐盛世以来，某种民族优越感已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中，这种传统观念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与延续性。虽然与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林则徐已经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中国的相对落后，但其骨子里“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依然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对待英国以鸦片贸易之名掩盖侵略意图的行径，他认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和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在外国军队实力问题上，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自来送死”。更令人咋舌的是，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写到：“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从他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林则徐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和看法是十分幼稚片面的，他骨子里依然存在盲目自大、轻视外敌的情结，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在与“外夷”关系中的地位，没有意识到中国实际已处于十分危险被动的境地。
其次，尽管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提出了许多相对先进的思想，但从他的为官之道来看，他并未跳出君主政治条件下士大夫绝对忠君意识的窠臼，有着强烈的权威认同和权威崇拜。林则徐的改革意识虽已觉醒，但面对道光帝的妥协态度，面对其他朝臣的强烈反对，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并恪守对专制君主的绝对臣服，他选择将改革的愿景深埋于心。这其中浸透着他心中忠君意识与爱国情怀的冲突斗争，何尝不是一种辛酸和无奈。甚至，当道光帝不接受林则徐的建议，派琦善到广州搜罗林则徐的罪状，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其革职之后，尽管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林则徐“不敢不懔天威
田田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林则徐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晚清统治岌岌可危、国家民族面临重大生存危机之时，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林则徐开始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看待西方世界，开始思考有效的救国救民方略。他关注现实，注重实效，尝试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变通自己，开始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这些行为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即壮大自己而“制夷”，在“制夷”中得以振兴富强。但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等传统思想的内在发展，作为统治阶级，作为君主专制统治的维护者，林则徐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框架中，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林则徐；经世致用；传统文化
一、引言
19世纪初叶，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上往下跌落，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宋学”与“汉学”也逐渐走向穷途末路。而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学风却受到社会的注重。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正是当时专制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变革的主要表现。嘉道年间，针对当时社会的破败和汉学的僵化，经世致用思潮再次兴起，意在改革时弊，学以致用。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君主专制社会危机四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林则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二、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
林则徐在中举前，就读于福建鳌峰书院，受到该院注重“明礼达用之学”理念的影响。他在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在那个时代，一方面是乾嘉汉学盛极一时，诸多士子或是埋头于注经考据，或是著书空言以对；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们或者只注重儒经的章句集注，或者干脆为官不去读书，而去应酬各类交游。主持福建鳌峰书院的教习郑光策便指斥，“近日学者，气习污下，奔竞卑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鳌峰书院格外注重培养学生对真才实学的追求，尤其是林则徐的导师郑光策更为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风，这是林则徐后来将这一思想贯穿于夷务处理的重要原因。
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他提出“民惟邦本”，关心民情，在江苏等地革除弊政、兴修水利，并对吏治、盐务、漕运等作了有益的改革，对赈济灾荒不遗余力，被民间誉为“林青天”；另外，他致力于探究当时社会面临的两大问题：解决鸦片危害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和统治危机。相对于龚自珍、魏源等偏重于理论的经世思想者而言，林则徐显得更加实干，他通过实践从一个单纯匡时济世的封建士大夫成为学习西方、师夷制夷、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中外形势急剧变化下，林则徐认识到知夷情、办夷务的重要性，他组织翻译外国报刊书籍，编辑《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报，支持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在与英人的交往中他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武器技术水平太过落后，与洋人根本不在同一等级，他在致友人的私函中曾经写到：“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于是他大力推动购置洋武器，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以上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林则徐强烈地不满于当时空疏无物的学风与官风，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实实在在的先进技术，强国保国，从而有效地抵御外夷的侵略。
三、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传统文化烙印
林则徐虽然在对待夷务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夷夏之防”的观念，主张从西方的富国强兵之道中探索“制夷”之道和救国救民的真理，“采西学”、“制洋器”。但他作为专制统治阶级的一员，终究无法挣脱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
首先，中国自汉唐盛世以来，某种民族优越感已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中，这种传统观念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与延续性。虽然与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林则徐已经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中国的相对落后，但其骨子里“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依然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对待英国以鸦片贸易之名掩盖侵略意图的行径，他认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和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在外国军队实力问题上，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自来送死”。更令人咋舌的是，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写到：“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从他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林则徐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和看法是十分幼稚片面的，他骨子里依然存在盲目自大、轻视外敌的情结，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在与“外夷”关系中的地位，没有意识到中国实际已处于十分危险被动的境地。
其次，尽管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提出了许多相对先进的思想，但从他的为官之道来看，他并未跳出君主政治条件下士大夫绝对忠君意识的窠臼，有着强烈的权威认同和权威崇拜。林则徐的改革意识虽已觉醒，但面对道光帝的妥协态度，面对其他朝臣的强烈反对，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并恪守对专制君主的绝对臣服，他选择将改革的愿景深埋于心。这其中浸透着他心中忠君意识与爱国情怀的冲突斗争，何尝不是一种辛酸和无奈。甚至，当道光帝不接受林则徐的建议，派琦善到广州搜罗林则徐的罪状，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其革职之后，尽管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林则徐“不敢不懔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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