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时间：2020-02-25 07:52:42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口张晓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内容摘要】晚清时期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史家大都认为它只是造船造炮之类器物层面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是不是仅为器物层面的革新？有没有内在的合理因素支撑着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洋务运动在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价值何在？剖析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是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近年来发掘出《李鸿章全集》佚文——李鸿章为《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中译西书所作的序言，这些序言揭示了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籍，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致力于引进西学，是洋务运动第一次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正是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换所必备的。
【关键词】李鸿章与西学；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晚清社会；洋务运动的历史贡献；李鸿章为中译西书所作序言。
【作者简介】张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近代西学东渐史料研究。
洋务运动的反对派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曾说：“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絮敌乎？曾、左、李皆从科目进身，并未读洋书、习洋技，而克成大功。”
李鸿章是否研读过西学书籍？查遍各种版本《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全集》和全集之外的《李鸿章致潘鼎新书》，以及近代以来国人所著李鸿章之传略，对此事均未提及。难道他真像某些人说的：“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笔者在编纂“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一书过程中，发现了李鸿章为翻译西学书籍所作序言五种，此是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的有力证据，且均为《李鸿章全集》未收之佚文。有人怀疑这些序言是否出自李鸿章之手，认为旁人代笔的可能性很大。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李提摩太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记述了李鸿章反复阅读《泰西新史揽要》这一类书，还要求他的部下阅读。约翰·濮兰德在《李鸿章传》中介绍说：“李鸿章喜欢给那些翻译过来的系列科学初级读本写序言。”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一书“汉人政治家李鸿章”一节中说：“我的一本书也由他亲笔作序。”这些当事人的记述，印证了我先前收集的那些序言的确出自李鸿章之手。
随着李鸿章为《增订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翻译西书所作序言的发现，李是否研读过西书，有了肯定的答案。这些序言说明，李鸿章在研读汉译西学书籍方面下过大功夫，而且有独特的理解。
李鸿章在《性学举隅》一书的序言中，对西方学术史的概括，在那个时代，应当说是很精当的：“泰西之于制器尚象，征诸蹇事者，其效已章章如是。而性理一道亦有专家，惟其初，自东周时希腊倡此学者接踵而起，中更二千余年，西欧各书院之承此学者，互立门户，入主出奴，亦惟肆力于冥漠虚无之际，而于实学毫无补焉。至国初时，英人培氏（即培根——引者注）、法人德氏（即笛卡尔——引者注）相继而兴。培氏之求新理也，必沿流以讨源，德氏则先本而后末，要皆课虚于蹇，故物理无不达之隐。当其标帜所树，举欧西曲学之士，雷同而响应，景埘而焱（音biao-引者注）合，覃精冥悟，镌凿幽渺。其于算理之扃（音jiong-引者注燠，形性之鲧（音fan-引者注）赜（音ze-引者注），治理之条分缕晰，无不究极乎本末始终，广大精微之致。又复研极水火气力、五金电光声化之变，以创造舟车兵械暨诸机器之工，疆驳焉日新无穷。驯至今日之泰西，盖由虚理而徵诸蹇效矣。”
他评论泰西近代格致之学“借水力以压钢（指水压机——引者注）、资气力以飚浮、毽琥珀以拾芥，电机之滥觞也。罐鼎烧汞，化学之嚆矢也。光学之显，为距易远为近，音学之传遐至迩，留暂为常”。他在为《万国药方》译本所作序言中，用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译的《人身图说》关于“脑”的说法，与中国传统医书“论脑为髓海之意”互相印证。他说《万国药方》一书，“其为书方配制，悉从英国本草，而于流质之用量，定质之用称，与凡猛剂之用，文史论文士林极小之数，深合刀圭铢两之义”。
从李鸿章为翻译西书所作序言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十分关注的。他说：“抑闻之西学所谓斐禄所费西（philosophy，哲学——引者注）者，至精且博。他评述明末翻译出版的《名理探》和《几何原本》：“盖其一说理，一说数，皆托始于界说者也。”《名理探》是17世纪初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士的逻辑学讲义，主要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讲逻辑学、范畴论，必须先对“概念”下定义。《几何原本》第一卷，起首即是“界说三十六则”。“凡造论，先当分别解说论中所用名目，故日界说”[9]。李鸿章说的“皆托始于界说者也”，就是指的无论讲逻辑推理还是研究度数之学，都离不开对“概念”的界定。这是对西方科学推理方法的基础相当准确的把握。
他曾评论《西学启蒙十六种》等译著的意义：“孟子日：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如此则能使人巧矣。”所谓巧，即是灵巧，有智慧，而“得到智慧的唯一道路是抓住事物的基本规律”。李鸿章讲的泰西格致“无不究极乎本末始终”即是指基本规律的研究，这种知识能使人巧，“民可不知，学者不可不知也”。只有“困而不学”的人才可以不学。
李鸿章在学习西方科学的过程中，对中西学术的差异有敏锐的认识，敢于公开主张学习别人的长处，也敢于责备自己的短处。
“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今尤为盛。学校相望，资材辈出。上有显爵下有世业，故能人人竞于有用，以臻于富强”。在中国，“格物致知之学始于曾子，盛于宋·儒，衍为性理，遂成专门之学。曾子之言格致也，由格致以推至于治国平天下，盖效必征诸实也。后世之言性理者，始而迂拘（迂腐执著不知变通——引者注）继而支离，终则大远于世情，求其可以施诸治平者盖寡”[14]。我国春秋战国创立的孔孟儒学，借经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千百年
口张晓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内容摘要】晚清时期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史家大都认为它只是造船造炮之类器物层面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是不是仅为器物层面的革新？有没有内在的合理因素支撑着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洋务运动在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价值何在？剖析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是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近年来发掘出《李鸿章全集》佚文——李鸿章为《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中译西书所作的序言，这些序言揭示了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籍，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致力于引进西学，是洋务运动第一次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正是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换所必备的。
【关键词】李鸿章与西学；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晚清社会；洋务运动的历史贡献；李鸿章为中译西书所作序言。
【作者简介】张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近代西学东渐史料研究。
洋务运动的反对派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曾说：“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絮敌乎？曾、左、李皆从科目进身，并未读洋书、习洋技，而克成大功。”
李鸿章是否研读过西学书籍？查遍各种版本《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全集》和全集之外的《李鸿章致潘鼎新书》，以及近代以来国人所著李鸿章之传略，对此事均未提及。难道他真像某些人说的：“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笔者在编纂“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一书过程中，发现了李鸿章为翻译西学书籍所作序言五种，此是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的有力证据，且均为《李鸿章全集》未收之佚文。有人怀疑这些序言是否出自李鸿章之手，认为旁人代笔的可能性很大。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李提摩太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记述了李鸿章反复阅读《泰西新史揽要》这一类书，还要求他的部下阅读。约翰·濮兰德在《李鸿章传》中介绍说：“李鸿章喜欢给那些翻译过来的系列科学初级读本写序言。”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一书“汉人政治家李鸿章”一节中说：“我的一本书也由他亲笔作序。”这些当事人的记述，印证了我先前收集的那些序言的确出自李鸿章之手。
随着李鸿章为《增订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翻译西书所作序言的发现，李是否研读过西书，有了肯定的答案。这些序言说明，李鸿章在研读汉译西学书籍方面下过大功夫，而且有独特的理解。
李鸿章在《性学举隅》一书的序言中，对西方学术史的概括，在那个时代，应当说是很精当的：“泰西之于制器尚象，征诸蹇事者，其效已章章如是。而性理一道亦有专家，惟其初，自东周时希腊倡此学者接踵而起，中更二千余年，西欧各书院之承此学者，互立门户，入主出奴，亦惟肆力于冥漠虚无之际，而于实学毫无补焉。至国初时，英人培氏（即培根——引者注）、法人德氏（即笛卡尔——引者注）相继而兴。培氏之求新理也，必沿流以讨源，德氏则先本而后末，要皆课虚于蹇，故物理无不达之隐。当其标帜所树，举欧西曲学之士，雷同而响应，景埘而焱（音biao-引者注）合，覃精冥悟，镌凿幽渺。其于算理之扃（音jiong-引者注燠，形性之鲧（音fan-引者注）赜（音ze-引者注），治理之条分缕晰，无不究极乎本末始终，广大精微之致。又复研极水火气力、五金电光声化之变，以创造舟车兵械暨诸机器之工，疆驳焉日新无穷。驯至今日之泰西，盖由虚理而徵诸蹇效矣。”
他评论泰西近代格致之学“借水力以压钢（指水压机——引者注）、资气力以飚浮、毽琥珀以拾芥，电机之滥觞也。罐鼎烧汞，化学之嚆矢也。光学之显，为距易远为近，音学之传遐至迩，留暂为常”。他在为《万国药方》译本所作序言中，用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译的《人身图说》关于“脑”的说法，与中国传统医书“论脑为髓海之意”互相印证。他说《万国药方》一书，“其为书方配制，悉从英国本草，而于流质之用量，定质之用称，与凡猛剂之用，文史论文士林极小之数，深合刀圭铢两之义”。
从李鸿章为翻译西书所作序言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十分关注的。他说：“抑闻之西学所谓斐禄所费西（philosophy，哲学——引者注）者，至精且博。他评述明末翻译出版的《名理探》和《几何原本》：“盖其一说理，一说数，皆托始于界说者也。”《名理探》是17世纪初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士的逻辑学讲义，主要讲概念的种属关系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讲逻辑学、范畴论，必须先对“概念”下定义。《几何原本》第一卷，起首即是“界说三十六则”。“凡造论，先当分别解说论中所用名目，故日界说”[9]。李鸿章说的“皆托始于界说者也”，就是指的无论讲逻辑推理还是研究度数之学，都离不开对“概念”的界定。这是对西方科学推理方法的基础相当准确的把握。
他曾评论《西学启蒙十六种》等译著的意义：“孟子日：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如此则能使人巧矣。”所谓巧，即是灵巧，有智慧，而“得到智慧的唯一道路是抓住事物的基本规律”。李鸿章讲的泰西格致“无不究极乎本末始终”即是指基本规律的研究，这种知识能使人巧，“民可不知，学者不可不知也”。只有“困而不学”的人才可以不学。
李鸿章在学习西方科学的过程中，对中西学术的差异有敏锐的认识，敢于公开主张学习别人的长处，也敢于责备自己的短处。
“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今尤为盛。学校相望，资材辈出。上有显爵下有世业，故能人人竞于有用，以臻于富强”。在中国，“格物致知之学始于曾子，盛于宋·儒，衍为性理，遂成专门之学。曾子之言格致也，由格致以推至于治国平天下，盖效必征诸实也。后世之言性理者，始而迂拘（迂腐执著不知变通——引者注）继而支离，终则大远于世情，求其可以施诸治平者盖寡”[14]。我国春秋战国创立的孔孟儒学，借经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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