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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立宪思潮

    时间:2020-08-21 09:22:36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天一资源网手机站

      君主立宪思潮

     君立立宪思潮是盛行于 20世纪初年的一股影响巨大的 社会思潮,它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 利益和要求。

     

     (一)君主立宪思潮之所以在 20世纪初年兴起和发展,有着深 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来说,它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内部逐 渐分化为民族资本上层和中下层。他们都要求在中国发展资 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但是,上层与封建势力有较密 切的联系,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以便同封建贵 族平分政权。因此,20世纪初年,伴随着以推翻满清王朝、建 立民主共和国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迅猛发展,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君主立宪思想也逐步兴盛起 来。

     

     从思想渊源来说,君主立宪思潮又是戊戌维新思潮的进 一步发展。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在上清帝各书中,先后提 出过选议郎、设议院、国事由国会议行的主张。梁启超、严复等维新志士也曾礼赞西方的民主政治。这些都为后来的立 宪思想所继承。但是,由于戊戌维新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刚刚兴起,很少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戊戌维新运动的 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只是一些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君主立宪的思想,他们 所提出的一些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主张既没有得到发挥,也 没有加以坚持。康有为所说的 “上下议院”,并不具备西方资 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职能,而只是封建政权的一个咨询机构。相 反,他们大都认为在中国设立议院尚非其时,遽开议院,必 然自取大乱。这些都说明戊戌维新思潮与君主立宪思潮是不 同历史时期的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二者虽然有某种继承关 系,但在戊戌时期,君主立宪思想充其量不过刚刚发端而已。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君主立宪思潮之所以在 20世纪初年 逐步兴盛,与当时政局的发展变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1900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为了保住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于 1901年被迫宣布实行所谓新政,接过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 提出的思想主张,从而正式确认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法 性,给维新派以极大的鼓舞,为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向 立宪思想的转化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于是从 1901年到 1903年间,各种进步报刊再度象雨后春笋般地涌 现出来。这些报刊大都以爱国救世为主题,揭露帝国主义列 强的侵略,抨击清政府的弊端和官场腐败,介绍西方政治制 度和政治理论,鼓吹开民智、兴民权。从而为立宪思想的兴 起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1904年至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 胜俄败而告终。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俄国的失败,不是俄国 败于日本,而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 从而给立宪思想的勃兴以巨大推动。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 去世,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行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 都不断推动了君主立宪思想的发展。因此,清末中国政局的 每一发展变化,都对君主立宪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

     

     君主立宪思潮的出现还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群体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初,伴随着清政府新政 的实施,各类新式学校的兴办和留学热潮的兴起,产生了中 国第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受西方 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日益不满,积极 投身于立宪和反清革命运动中,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思想最重 要的鼓吹者和宣传者,立宪运动的的核心力量。

     

     (二)纵观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01年到 1905年,这是君主立宪思潮的 兴起阶段。

     

     早在 1898年 12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就创办 《清议 报》,鲜明地提出了 “民权救国”的政治思想,宣传 “民权兴 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开始鼓吹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1901年,他在 《清议报》发表 《立宪法议》一文,把世界上 的政体分为三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君主专制与民主立宪都有弊病,前者君民尖锐 对立,民极苦而君臣亦极危;后者施政方略变易太多,选举 总统,竞争太烈,也于国不利;只有君主立宪可称得上是最 好的政体。采用这种政体,不仅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体的弊 病,而且可以“永绝乱萌”。而立宪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有 没有宪法。因此,他认为,确定政体,实行君主立宪,是维 新变法第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他依据日本明治初元宣布立 宪而二十年之后才实施宪法的经验,认为中国至少也需要用 十年或十五年的时间从事立宪的预备,并具体规划了立宪的 次第。《立宪法议》一文,论证了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的历 史必然性,首次提出 “预备立宪”的命题,他所规划的立宪 次第对清末宪政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堪称君主立宪思潮 的一篇纲领性文献。同时,国内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张謇也开 始从事立宪活动。1901年他撰写 《变法平议》一书刊行问世。

     主张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参照君主立宪国家可取之法,在 和平状态下实行改革。提出了设议政院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 成为 20世纪初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

     

     为了宣传立宪主张,《新民丛报》连续发表 《各国立宪史 论》,详细介绍各国立宪历史,制造立宪舆论。上海积山乔记 书局出版 《新学大丛书》,收集了许多关于宪法的书籍,包括 宪法通议、宪法溯源、宪法论、各国宪法论略、日本宪法创 始述、英国宪法沿革考、德意志宪法沿革考、普鲁士宪法沿 革考、法兰西宪法沿革考等。此外不少留日学生刊物,也加 入了宣传立宪的行列。

     

     这些言论和行动,形成强大的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潮流,对清朝统治集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1年清 政府实行新政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分化出主张实行君主 立宪的改革派。驻日使臣李盛铎、两广总督陶模、商务大臣 盛宣怀、驻法公使孙宝琦等都上书清政府,主张实行君主立 宪制度,尤其是孙宝琦的上书,强烈要求效法日本及英、德, 实行君主立宪,朝野为之轰动。上书首述立宪为各国富强之 本,日本实行宪法,因而造成巩固不摇之势。而英、德的宪 法最为完备,所以能俯视列强,成为大国。接着介绍欧洲各 国上下议院及其组织,批驳阻挠宪政的论调,要求清政府仿 照英、德、日本的制度,将中国政体确定君主立宪政体。并 建议设立上下议院,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孙 宝琦的言论代表了满族新贵和汉族官僚中的开明派的立宪呼 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连慈禧太后也颇为动心。一时 间,铁良、端方、载振、徐世昌等均言立宪。随后,云贵总 督丁振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湖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 督周馥、贵州巡抚林绍年等率以立宪入奏,直隶总督袁世凯 奏请派遣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此作为中国改革政 体的借鉴。立宪之声已经此呼彼应于朝野之间了。

     

     综上所述,到 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 物的思想主张,已不象 19世纪末的维新派那样,侧重于要求 清王朝推行扶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而是把召开国 会,厘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的君主立宪方案,作为议事日 程上的首要课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日益增长了 同封建贵族平分政权的欲望,也标志着君主立宪思潮已经兴 起了。

     第二阶段,从 1905年到 1909年是君主立宪思潮的发展 阶段。

     

     1904年和 1905年先后爆发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给 日益高涨的君主立宪思潮以巨大推动。日俄战争中,小小的 日本最终战胜如此强大的俄国,被社会舆论认为是立宪国战 胜专制国。给中国士大夫阶层以巨大的刺激和深刻的影响。一 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至校舍学子,无不谈论立宪。可谓 是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很快传遍了全中国。立宪救国的社 会思潮已形成汹涌澎湃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舆论宣传上,宣传立宪的刊物日益增加,除 《新民丛报》外,创办于 1903年以前的 《中外日报》、《外交 报》、《政艺通报》、《大公报》、《时敏报》、《羊城日报》、《广 益丛报》、《政法学报》等报刊,在日俄战争前后也无一例外 地进行了立宪的宣传。创办于日俄战争期间的 《香港商报》、 《东方杂志》、《扬子江》、《时报》、《京话日报》、《东浙杂志》、 《扬子江白话报》以及 《浙源汇报》等刊物更是致力于立宪的 鼓吹。甚至部分革命党人办的刊物如 《萃新报》、 《东浙杂 志》、《浙源汇报》等,也把改良政俗,改良教育,养成国民 资格,实行君主立宪,看成是救亡的根本。

     

     其次,清朝政府被迫宣布预备 “仿行宪政”。在资产阶级 革命思潮和立宪思潮冲击下,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不 得不考虑做出顺应立宪思想的姿态,逐步实行宪政。1904年 6月清政府下诏开放党禁,除康、梁外,所有戊戌党人均获赦 免。1905年 7月 2日,袁世凯、周馥、张之洞联衔上奏,要 求 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奏请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在这种情势下,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五 大臣回国后,又于 1906年 9月 1日宣布 “以预备仿行宪政”。

     这固然是为了消弭革命,维护统治,但它适应了立宪思想的 需要,也为立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政治环 境。

      第三,立宪团体纷纷建立,这是立宪思潮蓬勃发展的又 一表现。预备立宪开始之后,为了促使清政府早日实行立宪, 扩大立宪派的力量,立宪派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组党结社上。

     一时间,各种立宪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如预备立宪 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自治学社等。他们 大都办有自己的报刊,如宪政研究会的 《宪政常识》月刊,预 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出版 《预备立宪公报》,在北京出刊 《宪志 日刊》,政闻社的 《政论》月刊,吉林自治会的 《公民报》,贵 州自治学社的 《自治学社杂志》等,大造立宪救国的舆论。

     

     应该指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所仿效和采用的是日本式 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即实行日本式的 “宪法钦定”和 “大 权政治”。它认为这种政治是 “以君主为权力之中心,故机关 虽分为之,而其大权则统于一”,“君主实仍操裁可之柄”,其 他如统率军队诸权,也无不操自天皇。而英国式的议会制君 主立宪制,“以议会为权力中心”,君无实权,当然不为它所 取。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立宪派追求的政治方案。因此,这个 时期,两种立宪方案的分歧日益分明起来,并展开了激烈的 斗争。

     

     资产阶级立宪派为实现其议会制君主立宪方案,进行了 广泛的宣传,其主张集中一点就是要求开国会。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三权分立,要求建立立法、司法、 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即实行国会制度,建立 责任内阁,以及司法独立。第二,他们突出宣传了国会及其 权力,认为国会既是 “立法之府”,又是 “政府之严师”,不 仅可以参与立法事业,而且可以发表政治上的意见,以实行 监督政府。国会有监督政府行政及预算、决算、财政的权利。

     因此,他们主张建立国会,不能不以人民选举为原则,政府 机关必须由选举而成立,不能由任命而成立;必须使政府官 吏的任免权,掌握在人民而不是掌握在君主手中。第三,速 开国会的动力在国民。因此,他们呼吁人民起来向政府施加 压力。为此,从 1907年冬到 1908年夏,他们又发动了一场 由代表请愿召开国会的立宪运动。

     

     第三阶段,1909年至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这是立宪思 潮的高涨阶段。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元宣 统,由他的父亲载沣摄政。1909年 1月2日以患足疾为名罢 免了出卖光绪和维新事业的袁世凯。3月 6日载沣政府发布 上谕,再次明确表示要 “实行预备立宪”。并按原定计划举行 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这些对于立宪派来说无疑是一种鼓 舞,有助于立宪思想的发展。

     

     1909年 3月开始,各省陆续举行谘议局议员选举。10月 14日,除新疆以外,各省谘议局第一届会议同时开幕。在立 宪运动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重要人物大都当上了省谘议局的 议长、副议长。如张謇 (江苏)、汤化龙 (湖北)、吴景廉、袁 金铠 (奉天)、陈黻宸、沈钧儒 (浙江)、谭延闿 (湖南)、蒲殿俊、肖湘、罗伦 (四川)、刘崇佑 (福建)、丘逢甲 (广 东)、乐嘉藻、谭西庚 (贵州)、庆山 (吉林)等都是全国或 地区著名的立宪派领袖人物。从而使立宪派的立宪活动获得 了合法的活动场所。从此,立宪思潮迅速走向高潮。除了立 宪派的舆论宣传活动继续发展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 1910年 1月至 10月,立宪派连续发动了三次 大规模群众性的国会请愿风潮,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 数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宪政史上都是空前的,这是立宪 思潮高涨的重要特征。为了配合这场群众请愿活动,1910年 5月徐佛苏写了洋洋万言的 《国会请愿同志意见书》,梁启超 则创办 《国风报》,发表了 《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宪政浅 说》、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 《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 行》、《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文,全面阐述了立宪派关于 立宪和国会问题的主张以及从速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 必要性。清政府为拖延召开国会曾提出三个借口:一是有了 资政院,可以代替国会;二是人民知识程度不足;三是预备 立宪各事尚未完全等。他们作了有力的批驳,揭露了清政府 “预备立宪”的欺骗性,从而给请愿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次,全国性的立宪政党的成立,这是君主立宪思潮高 涨的又一重要表征。1910年 11月5日,国会请愿同志会议决 组织政党。推举孙洪伊等4人为起草员,拟定党纲、党规。1911 年 5月中旬,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召开第二届会议,决定成立 宪友会。6月4日,宪友会正式成立。宪友会以发展民权完成 宪政为目的,确定六大政纲,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尊重君 主立宪政体,督促责任内阁。鲜明地表达了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此外,还有三个较小的立宪政党也相继成立。它们分别 是辛亥俱乐部、政学会、帝国宪政实进会。反映了立宪派对 组党谋政的热衷。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 个重要标志。

      正当立宪派成立政党,为争取早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 而奔走呼号,哀哀请愿的时候,1911年 10月 10日,资产阶 级革命派发动的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布独 立。在这种情况下,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将领联名通 电,实行兵谏,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通电提出12条 政纲,主要有: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立开国会,于本年之内 召集;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 不得否决之;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内 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 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关 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 义缔结;等等。通电所列的12条政纲,比较集中和明确地概 括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要求,与清政府二元制君主立宪 方案形成鲜明的对比。表明立宪思想当时具有相当大的社会 影响。然而,正当君主立宪思潮达到巅峰之际,武昌起来后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立宪思想很快就被更加高涨的革命思想 所淹没了。

     

     (三)君主立宪思潮作为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都 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纵观君主立宪思潮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自始 至终是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资产阶级立宪 派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以国会和责任内阁为核心的资产 阶级政治制度。这一目标保持的是君主制度的外壳,改变的 则是专制政治的内核,旨在限制君权,扩大民权,让新兴资 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实行资产阶级的 和平改革。在要求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清王朝的专 制统治,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等方面,君主立宪思 潮与革命思潮是一致的,只是二者所采取的方法与追求的政 权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因此,君主立宪思潮无疑是一种具有 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潮。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立宪派比维新派更 加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思想,更加广泛地传播了西方 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立宪派人设团体,创报刊, 开学会,办学校,奔走呼号,发动一次又一次要求速开国会 的请愿运动,在空前广泛的范围内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 义,在当时社会上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们不断揭露清王 朝 “预备立宪”的矫饰虚伪,抨击清政府的专制与卖国,对 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孤立清政府是有积极作用的,极大 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鼓吹君主立宪思想,开展君主立宪运 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浓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救亡图存思想,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这点也是值得肯定的。《辛丑条约》签 订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每一个 爱国者都在苦心焦虑地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日俄战争 的结局使许多人懂得立宪优胜于专制,专制政体无法存在于 20世纪竞争激烈之世界,于是立宪救国思想在全国很快盛行 起来。因此,立宪派鼓吹君主立宪思想固然有抵制革命的一 面,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致富致强,挽救国家的危亡,避免列 强瓜分的命运。早在 1904年,孙宝琦就指出,自俄日开战后, 各国都倡言要瓜分中国,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瓜分危机,只 有趁此俄日交战,各国都在等待时机之际,颁行新政,振奋 自强,才能避免瓜分之祸。日本吞并朝鲜后,孙洪伊等强调 指出,日俄签订新约后,日本遂并吞朝鲜。俄国 “窥我蒙 古”,英国势力侵入西藏,法国谋我 “滇桂”,美、德也想染 指。瓜分这祸,过去还停留在口头上,现在就要变成现实了, 如果不及早服用召开国会这付“救亡之药”,只要至宣统五年, 那么,东三省是不是我国的领土,就很难说了。梁启超也说, 我目睹朝鲜的灭亡,真感到不寒而栗。因此,他们之所以要 请愿立即召开国会,图治还在其次,首先就是为了救亡图存。

     可见,资产阶级立宪派是把实现君主立宪作为救亡图存不二 途径的。如果不是出于爱国至诚,国会请愿运动中那么多人 割臂刺股断指血书,掀起那么大的风潮,是不可思议的。唯 其如此,君主立宪思潮才能在全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和反 响。

     

     当然,君主立宪思潮毕竟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 的社会思潮。他们反对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反清革命持反对态度,这是勿庸讳言的。

     在他们看来,革命会造成动乱,而动乱则会引起外国干涉,招 致瓜分和亡国,所以革命是要不得的。因此,他们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主要致力于防止和抵制革命,他们鼓吹君主立宪 具有以立宪消弭革命的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从这点来说, 君主立宪思想又必需承担阻遏和破坏革命的责任,起了阻碍 革命的消极作用。而且,君主立宪思想主张,就意味着要保 存皇帝,保留 “虚君”,实际上是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 “君民共主”,即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掌握政权,甚至让 满族贵族保存一定的特权。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比中下 层具有更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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