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时间：2020-07-24 08:26:10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对俄远东开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俄罗斯而言，亚投行的成立意味着俄远东的基础设施改造将不再对中国资本产生依赖，可在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中予以消解中国过于强大的影响力，同时将极大缓解俄的资金短缺压力。俄远东有可能迎来一个较快增长与发展兼具的新时期。“一带”与“一盟”对接合作，至少为俄远东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在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消解俄罗斯自身不足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俄远东
如果依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同绘制一幅新的世界地图，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东亚、北美和西欧三个战略核心之外，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处于全球化的疏漏地带。其中，中央欧亚的程度尤为明显，俄远东则在近年来甚至被称为“最后的边疆”
远东和西伯利亚占据俄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且资源富足，一向被视为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但问题在于迄今为止后冷战时期俄罗斯远东各种开发方案均未取得足够的进展。对于造成这种更大意义上的资源诅咒论背后的深层原因，国内外学术界有以下几种典型分析：从俄方本我角度看，一是在对外层面上，莫斯科作出的次优战略选择，即基于历史经验主义作出了安全优先而非发展优先的安排。按照维克多发的整体进程事实上是较为缓慢的 好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对俄远东开发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带”与“一盟”对接可以称之为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在本地区多边合作领域继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又一重大突破。中国与中央欧亚地区核心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战略对接正在并必将造就一个全新的地区合作模式和权力配置格局
这一新局面的骤然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在习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外部世界，包括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在内的亲密合作伙伴一度对它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忧和疑虑。一种典型的错误认知是新核心一边缘论或日新中心一外围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重塑周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使中央欧亚地区国家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角色进一步固化，从而造就新的不平等交换结构。在此情况下，唯一从中受益的是崛起的中国。中国的合作意图甚至被误解为要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实力重新划定周边势力范围并为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作地区层面上的机制铺垫
西方媒体和决策层一度极度看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其主要依据正是中国似乎首次在未和俄罗斯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独立提出了一个自身具有明显优势的新丝路。在西方看来，这意味着中俄在中央欧亚地区的蜜月期行将终结，而矛盾、摩擦、战略紧张乃至冲突完全可能成为新时期这一组关系在该地区层面上的主要情境。在这一结论的背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方的新倡议所涉及的核心地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成员组成、地理分布和功能配置上都有很大的重叠，二者关系如何匹配就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西方国家多认为，中俄竞合综合体今后的基本面将会是竞争渐渐大于合作
两个重要因素可能最终导致俄罗斯立场的变化。首先，在国际政治地区转向实践中，一个个跨越传统地理界线的新的“想象的地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金砖国家部分成员国干脆连陆上或海上的直接接壤关系都没有。诸如高铁、新型汽车和飞机等新的交通工具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快速发展，对应的车站、机场、道路基础设施在数量上的累进增加，以及GPS等导航工具的普遍应用，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时空压缩的景象，从而使得人们的空间感与地理意识都发生了较前不同的变化。以欧盟和北约双东扩为标志的大欧洲进程、以不同速度的一体化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为代表的泛欧洲进程、以新丝绸之路战略为核心的大中亚进程，都展示了从西欧到中亚的剧烈地缘政治震荡。构建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和传统次地区的不同的想象空间被本地区及域外大国不断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个不以俄罗斯的意志和偏好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欧亚大陆的终结”或“欧亚大陆的消融”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后苏联空间的时代甚至已经过去了，跨欧亚一体化已经开始并且难以阻挡，从西欧经中央欧亚蔓延至东亚的泛欧亚时代正在来临
其次，中央欧亚地区其他国家日益积极参与及以亚投行为案例展示出的中国式自我克制对俄有很大的触动。一方面，至少作为内陆国的中亚诸国都迫切需要营建新的跨国网络以更好融入世界经济，改变边缘角色地位。借用俄罗斯学者的分析来说，俄已经无法独家阻挡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一味这么做还有可能导致中亚国家的不满，并且自动放弃了与之集体行动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可能选择，最终也无法通过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获得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契机。另一方面，俄和中亚国家都看到了以下的发展大势：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成长，催生了一种超出传统“核心一边缘”体系的双循环结构，即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半边缘与边缘的划分依然具有某种有效性，比如中国因世界制造大国的身份扮演了类似于半边缘的角色，使得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直接实体经济往来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后现代意义上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跨海陆一体化框架下充当亚太、西欧和北美全球化“战略三角”之间的交通渠道的角色及其重要性不断攀升，使得这些全球化的疏漏地带也扮演了枢纽角色。换言之，在这一垂直权力结构框架内，欧亚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再是被动的资源输出国与商品进口国，而是第一次有可能借助于地理上的便利地位通过参与全球化战略核心间的互动获得巨大的发展红利，从而有可能借助于外力自然地汲取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更多的主体性，防止了边缘角色的固化。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实施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核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的世界体系结构，使得欧亚地区的后发国家真正获得改变自身历史命运的发展机遇期。
此外，乌克兰危机为中俄加速走近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而俄方对待“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立场的前后变化足以说明两国在欧亚地区的合作关系即将迎来全新的范式。用俄罗斯新锐学者加布耶夫的话来说，两国在此问题上迈出的一大步意味着俄罗斯首次体认到，丝绸之路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及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不构成威胁。在我看来，这种实用主义立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俄罗斯外交传统思维过于重视势力范围的一种纠偏，事实上为跨欧亚的新大陆主义合作网络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支撑，将为中俄关系在这一广大地区协调利益、疏导矛盾、规范合作创造良好开端。当和谐互补成为普京的正式话语时，当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将自身的“光明大道”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时，当白俄罗斯积极参与这一新倡议时，旨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和传统地区的地理分割、连接亚洲和欧洲、沟通亚洲和中东的生产与消费能力、与大西洋经济合作轴心和太平洋经济合作轴心并重的横跨欧亚大陆的第三条经济合作轴心就克服了最大的羁绊，而有可能不再可望而不可即
归根结底，中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旨在解决三个优先目标：一是合理解决中国与西方在未来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中方认为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地理大发现前的古典世界东西方平行发展，地理大发现以来到20世纪末期大约500年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建立了西方的主导地位，现在人类社会正在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后现代世界。在澄清古典/现代/后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轮廓就更为清晰了，即这不会是一个对抗性的议程，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优化合作路径、防止“崛起困境”的第三条道路。二是防止中国的成长导致新的核心一边缘结构生成。如前文所说，中央欧亚地区国家获得了新的作为连接中国/东亚与西欧的枢纽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这些地处全球化疏漏地区的中小国家可以上升为全球交换体系中的核心角色，但至少相较于迄今为止的被动地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进步。三是解决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难题。中国过往三十多年向海洋世界的开放为中国的成长和世界的增长带来巨大发展红利，而中国如果能在事实上推动东中西的内部一体化，将不仅为中国，也为全球化在欧亚大陆地区的疏漏地带创造新的发展红利。这也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最关键原因，即“一带一路”从本源意义上首先是推动国内一体化的方案，其次才是国际合作的倡议
无论如何，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稍体性地与中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谋求战略对接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跨越。尤其是在中俄签署的对接战略中明确将构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作为一个远景目标更是绝佳的明证。此前，中方2003年曾试图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自贸区，但却遭到了集体杯葛，此后自贸区干脆成为成员国合作的禁忌用语。因此，本次习主席的欧亚之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促进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或许，各国后续如何对接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耐心的对话，但基本方向设定后绘制路线图最多是一个要求高超技巧的技术活。在此过程中，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全体成员将会累积起更多的理解和信任，最终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推进落实
问题是，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进程到底有无可能从中获得契机，改变目前的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这就要回到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体思路上来。对于俄罗斯而言，跨欧亚交通大通道的意义同样巨大。俄罗斯铁路公司前董事长亚库宁等人倡议的跨欧亚发展带（Trans-EurasianBelt Razvitie）是一个标志性项目。亚库宁认为，俄罗斯必须尽快解决有增长而无发展问题，因此应该有扎根于俄罗斯文明的应对方案。一百多年前沙俄帝国科学院在V.I.Vernadsky领导下研究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生产力问题，最终制定出GOELRO plan，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苏联的工业化方案。在他看来，跨欧亚发展带就是21世纪的GOELRO plan。核心在于借助于连接远东到西欧的快速交通网络并在沿线构建起相应的城市群和生产集群，利用智慧和知识的新型网络充分发挥俄罗斯的资源优势。亚库宁现在已经去职，但俄通过国际合作加快远东和西伯利亚铁路网络的升级改造并更好融入跨欧亚互联互通网络中的战略方向没有改变，这也是俄“转向东方”战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显然，中俄的跨欧亚合作网络计划有着共通之处：一是都想构建连接从东至西横跨欧亚大陆的包含了资源、物流、商品、生产、消费等一切要素的复合型合作网络；二是都强调了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多边合作框架；三是都突出了中央欧亚在连接全球经济主要引擎――东亚（中国为代表）和欧盟的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四是都以发展而非简单的计量意义上的数据增长为绝对优先目标；五是都不再将本国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指标，而更强调相对利益的获取；六是不再突出传统的“非西方世界”的替代性选择，而将包括中东欧和西欧在内的广义上的西方世界的关键部分纳入合作框架，以有限的普遍主义代替了绝对的特殊主义传统路径
对接的可能问题在于：第一，俄方更希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能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作为个别国家与中方展开具体合作，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利用该联盟框架形成统一立场，一方面这可能会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限制了欧亚地区中小国家的部分利益，使得其急需的合作议程不一定能得到体现。第二，欧亚经济联盟的地缘政治性质高于经济性，俄方已有学者表示希望将该组织的标准挪用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但中方的倡议并不是一体化方案，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国际组织的意图，且中方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建设方之一，须协调其他参与方的利益诉求。一个虚体的倡议与一个实体的机构怎样合作、一个去国家中心的和一个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机制如何合作，在国际上尚无先例，需要有很多创新思维
无论如何，重建新时期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包括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内的共识，只是可能在具体路径和方法上和中国等各方的考量有所差异。尽管如此，这一最大公约数已经可以为各方的讨论与对话提供最原初的前提条件。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便只是明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都能够改变或影响各方预期、明确既定的利益、规范已有的合作、消减潜在的摩擦、防范可能的冲突
那么，俄远东的命运到底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大欧亚（Emerging Greater Eurasia）中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改变？我认为，至少应该对此持谨慎乐观的看法。第一，在中俄就欧亚大通道建设等最核心的问题达成妥协后，一个协商一致的多边框架可能会逐步建立起来，具体落实的将会是正在建设的亚投行。对俄而言，亚投行的成立意味着俄远东的基础设施改造将不再对中国资本产生依赖，可以在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中予以消解中国过于强大的影响力。同时，将极大缓解俄的资金短缺压力。第二，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主要阶段性成果在第一阶段将主要集中在从中亚经俄罗斯到欧洲的部分，但这不会是唯一的一条通道。事实上它也不可能完全替代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功能，后者将必然是跨欧亚网络的一部分。相反，中国即便只是出于维护中俄关系的需要，也会更多响应俄方要求，将包括南乌拉尔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发展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视野。第三，除了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推动大欧亚形成的核心力量其实在于资本的强大渗透力。它刺穿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家利益的局限。英法德等参加亚投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我的预期是在第二阶段，俄远东有可能迎来一个较快的增长与发展兼具的新时期。当然，制约性因素始终存在：第一，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与美国的传统盟友日韩关系如何从当下的僵持走向良性循环。第二，以国家力量为主的发展型一体化模式，在塑造好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后能否保持在经济领域的合理存在，而不是以垄断的方式抵消私有企业等资本力量的发展，并不明朗。第三，如此庞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亚投行等是否可能满足？怎样才能保证赢利尽快到来？第四，能否克服国家中心主义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在新的信任不断积累中释放出更多的合作空间均未可期。第五，俄罗斯能否接受其远东和欧洲部分在本次大欧亚交通物流等综合通道发展中的第二梯队角色，有无可能形成新的历史路径依赖，导致俄远东再次被边缘化？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跨欧亚发展带项目的相遇，至少为俄远东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在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消解俄的自身不足。但其实现也有诸多前提条件，须在一开始就将自上而下的政府为主的地区主义与自下而上的企业为主的地区化进程结合起来。尤其是，这一进程需要新的国际化人才的专业知识支持。
相关关键词：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