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教化曲论下的戏曲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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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教化曲论下的戏曲创作

　　作者/ 闵永军

　　有明一朝，中央集权和政治思想控制都非常严酷。明王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就意识到程朱理学对于天下人心整治的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严密的控制，以达到从思想领域到政治领域的统治。因此，太祖把程朱理学奉为正宗，作为全社会的思想信条。在社会思想理学控制的背景下，戏曲创作理论也表现出鲜明的教化倾向。一定时期的文学创作总是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并且受到创作理论的指导。明初戏曲创作领域与时代氛围和戏曲理论的道德倾向相一致，也出现了大量的教化剧。

　　一

　　政治思想领域的严酷，禁锢了明代臣民的思想和言论。在戏曲领域，戏曲理论批评作为戏曲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强调通过戏剧演出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为确保戏曲的道德教育的实施，明初一个时期，在政治政策上规定了戏剧演出要宣扬伦理道德，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对此都有所强调，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颁行天下。太祖皇帝洪武二十二年有朝廷榜文，规定：“倡优演剧，除神仙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洪武二十五年颁布《御制大明律》，再次强调了此条榜文律令，这就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强制性戏曲政策固定下来。在有关戏曲的律令中所提倡的戏剧，明确体现了提倡封建教化的戏剧创作、戏剧演出的方向。与此相反，戏曲中有伤风化、有犯上诬贤内容的剧作，是必定为统治阶层所不容的。这就给戏曲创作和演出设定了特定的范围，在一定的规范内才是被允许的，即一些颂扬太平盛世、符合程朱理学思想、宣扬封建纲常的作品。本着宣扬封建道德的目的，作为最高权力统治阶层的皇帝，不仅从政治政策上对戏曲加以规范，而且为当下的戏曲创作提供了标榜，这就是太祖对《琵琶记》的肯定与推扬。高则诚的《琵琶记》是明初传奇的优秀代表作品，在剧作副末开场里有“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高则诚创作《琵琶记》就是要有关风化和实现道德教化，《琵琶记》对人心的影响，如理学经典般可以统一社会思想意识。也因此，太祖皇帝喜爱《琵琶记》，要求富贵官宦之家家家皆有，令伶人每日进演。

　　在教化思想指导下的戏曲政策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文人学士，在他们论曲的时候，都和上层表达了高度的一致的思想倾向。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在皇帝以下，一些藩王宠臣、名儒官宦都推崇颂扬盛世太平、伦理道德的杂剧传奇。明代前期，戏曲理论最为显著的成就就是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在作者朱权对戏曲的认识里，戏曲的社会功能依然得到了强调，他认为“杂剧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则无以出”。杂剧是太平盛世的产物，也就是大明王朝盛世之表彰，为大明盛世鸣诵太平赞歌。明周宪王朱有燉终其一生创作杂剧，成就显著，但多表达了节义纲常和神仙道化的伦理道德主题。在他的戏曲作品的自作序引之中，表达了作剧意旨：“表其节操”“制作传奇以佳其行”“令后学以广其异闻”“予以劝善之词，人皆得以发扬其蕴奥”。归结到一点，就在于认识到戏曲的劝善、影响作用，(论文范文　www.fwsir.com)戏曲创作可以使封建伦理观念得以发扬，制作传奇作为劝善之词，使人得以领悟传奇故事的道德主题。名儒大臣邱溶创作了《五伦全备记》，在本剧副末开场里他说：“这本《五伦全备记》，分明假托扬传，一场戏里五伦全，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明白表示假托戏曲和戏曲人物扬传封建纲常伦理，那么在戏曲中人物道德品质不是通过人物来呈现，而是从五伦道德观念虚构出人物，这样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受邱溶影响，邵璨创作传奇《香囊记》就是为了宣扬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一些著名文人如陆容在他的笔记《菽园杂记》中记载：“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绝之。”把流行于浙江等地的戏文传奇看做南宋的亡国之音，鄙视这些地方戏曲作品，表现了文人传统对于流行通俗戏曲的排斥；甚至认为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有损家风，伤风败俗。相反的，与正统观念相符的戏曲作品，则能够得到推崇。

　　二

　　受明初戏曲政策和戏曲理论批评教化倾向的影响，在戏曲创作领域，教化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教化戏曲理论的直接指导下，明初戏曲创作不管是杂剧还是传奇，都具有明显的教化倾向；不管是上层宫廷文人还是下层普通百姓，伦理道德题材都广受欢迎。

　　一些戏曲评论与戏曲作品共存，戏曲作品就是创作者伦理观念的阐释和表达。高明创作《琵琶记》，要有关风化，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其突出道德的主题，是与作家自己的思想密不可分的。高明是元末理学名家黄溍的学生，深服膺于程朱理学思想，创作《琵琶记》就是要以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道德来拯救世俗人心。对此，后世评论家们纷纷指出：《琵琶记》是有关世教的文字，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毛声山评《琵琶记·总论》）以此受到明太祖的推重。《琵琶记》要通过饥荒之年赵伯喈进京赶考，赵五娘独自奉养公婆的一系列遭遇，来塑造全忠全孝的赵伯喈和全贞全烈的赵五娘。但客观上，《琵琶记》的意义超越了作者的本来意图。高明由元入明，经历乱世，对社会现象有着个人的深刻体会和认识，高明要以理学拯救世道人心，但对理学的认识并不是刻板的。《琵琶记》对社会悲剧的刻画，始终是最为光彩和动人的，它在与赵五娘一样承受着时代苦难的观众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剧中人物的美好心灵仍然与今人相通，作品对戏剧冲突的揭示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至今依然震撼着读者与观众的心灵。

　　丘溶《五伦全备记》是封建“三纲五常”的陈列展示。作为朝廷重臣，自当竭力贯彻太祖的戏曲政策。《五伦全备记》形象地阐释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的五伦关系。剧中全面地展示了忠孝节义、三从四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义的纲常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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