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上半叶“乡村教育”运动的基本特点
时间：2020-02-17 07:47:48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教育”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这一思潮和运动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各流派创始人所具有的深固的忧患意识，忠贞的爱国热忱，崇高的使命感和事业心，执著的探索精神却是显而易见的。“乡村教育”先驱们呕心沥血地用教育手段和方式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和谱写的乡村教育发展史，至今仍在历史的文库中熠熠生辉，启人睿智，值得……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风起潮涌般的“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它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先驱们开始打破中国教育超然、闲适的局面，极具功利性地走出封建士大夫的象牙之塔，与时代、与政治紧密相连，可以说，“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高度，带着沉重的历史感和时代责任感，从人类发展的伟大实践中，重新审视、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活动，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无论是早期王拱璧的新村教育派，还是实验高潮时期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和雷沛鸿的民众教育派，其创始人的经历和事迹，都展示着他们用青春的才华和辛劳的汗水谱写着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乡村教育发展史。他们都是当时进步教育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移风易俗的推动者。他们都是用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在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形象。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他们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深固的忧患意识
“乡村教育”先师们生活在内忧外患交相煎熬，人民生活极度悲苦的时代。这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对中外教育研究有素的教育改革家，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华夏大地频遭列强瓜分、蚕食的厄运，忧国忧民忧时的意识从青少年到中老年历久弥深。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终于积淀为他们爱国思想的基础和原始动力。
诚然，忧患意识人人都有，但其性质却有所不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命运出发而产生的忧患是公忧；从自我出发，对个人和小家庭的地位、生活的忧患是私忧。“乡村教育”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公忧而不是私忧。请看：王拱璧的大半生是在忧愤中度过的。他幼年时就对私塾生活、家庭生活和乡村环境心存忧思，发出“谁家天下”的感慨。[1](P289)自认“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P289)。袁世凯窃国后，“国耻民恨”使他无心在省城开封的高校任教，愤然去应考留日研究生。留学赴日途经沈阳时，看到“日逻驱人如驱羊，国弱方知人种贱”，“中国领土日本站，我来奉天乃创见”。[1](P249)中华民族的苦难激荡着他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在日本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更难于安心治学”，大半时间用于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争国权于域外。他还以留学生身份，多次潜回国内，奔走呼号，积极投身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漫长的忧伤与痛苦的生活实践，使他超世脱俗，不计成败利钝，于1920年决心“宁到农村走绝路，不进都会求显通”[1](P312)，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农村去的人生道路。忧患意识使他成为我国乡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
黄炎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为“垂亡之国”寻觅“救急要药”。[2](P3)39岁时，曾作病中吟：“人当快乐时，须思天下人孰不求快乐”，“人当困苦时，须思天下人之困苦”，因而发出“身外愁长短，心头病浅深”的浩叹。[2](P65)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困苦和人民的生计问题，他矢志倡导实行职业教育。在他为之苦苦奋斗十几个春秋之后，国家民族的危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峻，他十分痛惜地说：“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中华国族的命运，真所谓‘不绝如线’……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2](P269)后来，他振臂高呼“集中大家的力量，抵抗敌人的压迫”，走国家民族生存的道路。正是由于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萌生了忧患意识，终于铸就他襟怀宽阔、脚踏实地的可贵品质和献身精神。
陶行知早年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西学教育时，外国人欺侮百姓之事常常牵动着他幼小的心灵，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袁世凯窃国后，他认为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这种遭遇，乃是“人民愚昧”和“领袖愚劣”造成的。因而他提出，在中国建设民主共和“最必要的手续”，舍教育则别无他途。[3](P43)1917年，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欺凌宰割，军阀统治腐败，深切感受到人民所受的压迫和苦难，便立志挽回国家厄运。由于他长期忧国忧民忧时，终于成为一个“好恶真切分明”，“一直往前，奔赴真理的人”。[4](P357)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忧患意识，除了具有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忧患内容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晏阳初从小是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他忧虑的是如何用“儒家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去“救国与救世”[5](P280)。他一方面弘扬“民为邦本”、“救中国”、“救自己”，改善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考虑以“基督征服世界”、“救人”、“救世”，改善世界劳苦大众的命运，因而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西化倾向的人物”。梁漱溟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冲击下，不得不忧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国的国民性，表达了先进知识分子对国民文化心态的深沉忧虑。他在悲痛愤懑中留心时局，积圾入世参政，期盼国家和民族的崛起，表达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悲壮的救亡意识。继而在黑暗迷惘中遁入佛门。然而，寂寥的佛门并不能使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泯灭，最后他终于在深思挣扎中回归传统，重新膜拜于东方的古老文明。
雷沛鸿的忧患意识，使他成为伟大的民众教育旗手。雷沛鸿认为孟子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至理名言。[6](P35)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略的日益加深，他指出：“必须注意民族生存的危机所在。”[6](P36)并告诫国人“我们这一代人物，生于危亡绝续之秋，必须人人下一大决心，立一大信念”：第一，随时随地备战；第二，大无畏地对敌作战。这既是中华民族自卫的主要方法，又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种基本条件，他坚信民众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民众教育可以“创造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可以“唤起民族意识”，可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可以唤起民族的“自觉心”。[6](P39)由此可知，雷沛鸿一生致力于民族、民众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是他长期忧国忧民忧时的产物，是他为解救民族危亡而找到的出路。
以上可知，“乡村教育”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忧国家的前途，忧民族的命运，忧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忧世界劳苦大众的苦难，他们是忧国忧民优天下。至于个人的经历坎坷、家境生活清贫、人们暂时的不理解等，他们都置之度外。这是一群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思想境界和崇高品质，是正直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
二、忠贞的爱国热忱
“乡村教育”领袖们，并没有把忧患意识停留在愤世嫉俗的宣泄和倾诉上，而是把这种忧愤化为爱国恤民之心、报国酬民之志和救国拯民之行。他们从“捍国”、“御侮”的立场出发，通过自己最熟悉的教育切入社会，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当中。
王拱璧的一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1907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加入同盟会，“以身许国”。1910年，奉命回豫，发展革命组织，谋划武装暴动，因败露未成。辛亥革命后，深感民主政治徒有虚名，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怀着“实为伏虎而深入虎穴”的目的去日本留学。[1](P298)在日期间，他不畏强暴，多次参与组织留学生在东京的爱国抗暴斗争和游行示威，争国权于寰宇。特别是当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八国联军劫掠北京、侵占青岛中抢劫大批中国文物，堂而皇之地在东京靖国神社展览时，顿感“冷汗浇背，热血充脑”，头晕目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戍衣、一旌旗，莫不染我先烈之碧血，附我先烈之忠魂”。[1](P31)于是，他先后五次入室，不顾管理人员的阻挠，将390余件赃物，一一密记下来，成为他后来所撰名著《东游挥汗录》的首篇，该著作还记载了1919年5月7日，3000名留日学生与日本警察在东京搏斗的场面，将搏斗中受伤者彭湃等27人、被捕者谭政等23人和判刑者杜中等7人的姓名、籍贯和情况一一首次披露于世，成为后人研究留日学生运动史、日本侵华史、中国青年运动史难得的珍贵资料。这部著作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和留日学生置帝国主义屠刀和北洋军阀的牢狱于不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
黄炎培坚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他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接着，陆续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等。后来又在上海开办了7所职业补习学校和一个职业指导所。他把自己工作的意义紧密地同国家利益、民族荣誉联系起来，真正做到与国家的兴亡盛衰休戚相关。诚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我用一分精神都为国，我过一分光阴全为民。民得再生国再造，我愿卖力卖到老。”[2](P333)又说：“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崖岸要与平民平。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见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吾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2](P334)“一·二八”淞沪战斗打响后，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发动各界人士及社、校师生支援19路军，送衣送食送药。正是由于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苦苦奋斗了几十年后，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归宿了社会主义。
陶行知的爱国思想萌发较早。早在家乡教会学校崇一学堂读书时，他就抱着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理想，孜孜学习。在金陵大学上学时，他紧紧抓住校刊《金陵光》这块阵地，积极宣传爱国民主思想，警勉同学要“捍国”、“御侮”，“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呼吁国人要振“国魂”，强“民气”，救“沦丧”。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他的爱国意识更加炽烈。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7](P41)又说：“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8](P54)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抱定教育救国理想，积极推行平民教育，企图通过普及教育“打通”壁垒森严的贫富贵贱等阶级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9](P22)正是这种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驱使他创立生活教育，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进步，终于成为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炽热的爱国情绪在晏阳初和梁漱溟身上也体现得真真切切。晏阳初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在幼年时代就“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豪志”[5](P260)。在香港求学期间又具体感受到“国势衰微的种种悲哀”[5](P282)，体会到“国之重要”和“苦难的中国，需人解救”[5](P291)。在美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认识到“华夏早已沦为二三等国家”[5](P290)。为了使中华民族生存在科技智能时代，使泱泱华夏与世界强国立于平等地位，“当从平人间智能上的不平等做起”[5](P290)。这实际上成了他后来从事平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他在以后数十年历尽坎坷，奔走天涯，一点一滴地积攒开拓平民教育事业的经费，连同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他所挚爱的事业。晏阳初的所作所为，决不是一般的兴趣的爱好和沉迷，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或心血来潮，这是一种真诚、美好的理想和对祖国、人民的一种虔诚和挚爱。梁漱溟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中学读书时期就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极为关注。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数十年间夷我于次殖民地”[4](P85)，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国民族企事业的发展，“几于制我死命”[4](P89)。虽然，先辈们数十年常变更“自救”的办法，但一直未能奏效。在这种对中国命运的忧愁与烦闷中，终于觉悟到“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4](P153)。于是，他下定决心倡导乡村建设实验活动，企图使乡村有新生命而后求中国国家的新生命，期盼以此来“辟造人类文明”和解救中国。
雷沛鸿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美国“工读”期间，加入了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在纽约参与创办《民气周报》，继续宣传国民革命。在哈佛完成学业后，毅然告别身怀有孕的异国妻子，只身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为穷而失教之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6](P6)。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无锡时，正在给学生上课的他，悲愤难耐地中断了讲课，全教室声泪俱下。“第二天一上课，他就在黑板上书写‘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九个大字，并令全体学生起立，自己一遍一遍地领读。他的脸因激动而涨得通红。同学们一遍一遍地跟着读，反复读了10多遍，‘诵得全堂泪眼红’。群情激愤，爱国烈火在胸中燃烧．悲愤的声音在无锡教育学院校园上空振荡”。[11](P50)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他振臂高呼：开展“民族自救运动”，“务须念念不忘东北三省人民”，希冀全国上下“披发缨冠以纾国难”。他再度回桂主持教育行政时，明确提出“以爱国教育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既要救穷，又要救亡”，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崇高品质。他对日寇的残暴、骄横怒不可遏，严正指出：“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要欺侮我们……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应该站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叫它永不反叛！”[12](P146)这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发自心底的呼声。
由上可知，乡村教育领袖们的灵魂深处无不跳动着一颗忠贞、赤诚的爱国之心。古往今来，真正成就大业的仁人志士，没有不把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崇高的使命感和事业心
“乡村教育”先驱们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结必然积聚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这是他们论著的精髓和贯穿人生轨迹的主轴或亮点。不管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洋”知识分子，还是国内自己培养和自学成才的“土”知识分子，他们为学或做事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光宗耀祖，而是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匡时救世，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人格魅力，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与坚持。
王拱璧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17岁中秀才后，就“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在自己的房门上贴的对联是“豪杰无如岳忠武，秀才当学范希文”，横批为“天下为公”。[1](P3)后来在开封、上海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同帝、官、封进行殊死搏斗，因而被乡人称为“疯子”，[1](P3)被北洋军阀当局称为“巨逆”。[1](P361)1920年从日本回国后，他把高官厚禄，安逸生活视如粪土，断然拒绝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怀着超世脱俗的远大理想，把自己定位于名利、权力的谷底，豁出身家性命，从事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的工作，掬一腔热血为桑梓服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中度过他生命的黄金季节。他不愧是我国乡村教育的先行者和最早探索者。
黄炎培说：“我们站在匹夫的地位，要负起兴天下的责任。”“一切从我个人做起，”把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完完全全献给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需要的工作上”。[2](P298)几十年来，他不仅这样说，一生也这样做。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风起潮涌般的“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它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但“乡村教育”先驱们开始打破中国教育超然、闲适的局面，极具功利性地走出封建士大夫的象牙之塔，与时代、与政治紧密相连，可以说，“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高度，带着沉重的历史感和时代责任感，从人类发展的伟大实践中，重新审视、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活动，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无论是早期王拱璧的新村教育派，还是实验高潮时期的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和雷沛鸿的民众教育派，其创始人的经历和事迹，都展示着他们用青春的才华和辛劳的汗水谱写着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乡村教育发展史。他们都是当时进步教育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移风易俗的推动者。他们都是用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在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形象。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他们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深固的忧患意识
“乡村教育”先师们生活在内忧外患交相煎熬，人民生活极度悲苦的时代。这群以青年学者为主体，对中外教育研究有素的教育改革家，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华夏大地频遭列强瓜分、蚕食的厄运，忧国忧民忧时的意识从青少年到中老年历久弥深。这种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遗产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终于积淀为他们爱国思想的基础和原始动力。
诚然，忧患意识人人都有，但其性质却有所不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命运出发而产生的忧患是公忧；从自我出发，对个人和小家庭的地位、生活的忧患是私忧。“乡村教育”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公忧而不是私忧。请看：王拱璧的大半生是在忧愤中度过的。他幼年时就对私塾生活、家庭生活和乡村环境心存忧思，发出“谁家天下”的感慨。[1](P289)自认“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P289)。袁世凯窃国后，“国耻民恨”使他无心在省城开封的高校任教，愤然去应考留日研究生。留学赴日途经沈阳时，看到“日逻驱人如驱羊，国弱方知人种贱”，“中国领土日本站，我来奉天乃创见”。[1](P249)中华民族的苦难激荡着他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在日本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更难于安心治学”，大半时间用于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争国权于域外。他还以留学生身份，多次潜回国内，奔走呼号，积极投身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漫长的忧伤与痛苦的生活实践，使他超世脱俗，不计成败利钝，于1920年决心“宁到农村走绝路，不进都会求显通”[1](P312)，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农村去的人生道路。忧患意识使他成为我国乡村教育的最早探索者。
黄炎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为“垂亡之国”寻觅“救急要药”。[2](P3)39岁时，曾作病中吟：“人当快乐时，须思天下人孰不求快乐”，“人当困苦时，须思天下人之困苦”，因而发出“身外愁长短，心头病浅深”的浩叹。[2](P65)为了探求解决中国的困苦和人民的生计问题，他矢志倡导实行职业教育。在他为之苦苦奋斗十几个春秋之后，国家民族的危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峻，他十分痛惜地说：“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中华国族的命运，真所谓‘不绝如线’……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2](P269)后来，他振臂高呼“集中大家的力量，抵抗敌人的压迫”，走国家民族生存的道路。正是由于他从青少年时代就萌生了忧患意识，终于铸就他襟怀宽阔、脚踏实地的可贵品质和献身精神。
陶行知早年在家乡教会学校接受西学教育时，外国人欺侮百姓之事常常牵动着他幼小的心灵，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袁世凯窃国后，他认为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这种遭遇，乃是“人民愚昧”和“领袖愚劣”造成的。因而他提出，在中国建设民主共和“最必要的手续”，舍教育则别无他途。[3](P43)1917年，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欺凌宰割，军阀统治腐败，深切感受到人民所受的压迫和苦难，便立志挽回国家厄运。由于他长期忧国忧民忧时，终于成为一个“好恶真切分明”，“一直往前，奔赴真理的人”。[4](P357)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忧患意识，除了具有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忧患内容之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晏阳初从小是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他忧虑的是如何用“儒家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去“救国与救世”[5](P280)。他一方面弘扬“民为邦本”、“救中国”、“救自己”，改善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考虑以“基督征服世界”、“救人”、“救世”，改善世界劳苦大众的命运，因而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西化倾向的人物”。梁漱溟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冲击下，不得不忧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国的国民性，表达了先进知识分子对国民文化心态的深沉忧虑。他在悲痛愤懑中留心时局，积圾入世参政，期盼国家和民族的崛起，表达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悲壮的救亡意识。继而在黑暗迷惘中遁入佛门。然而，寂寥的佛门并不能使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泯灭，最后他终于在深思挣扎中回归传统，重新膜拜于东方的古老文明。
雷沛鸿的忧患意识，使他成为伟大的民众教育旗手。雷沛鸿认为孟子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至理名言。[6](P35)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略的日益加深，他指出：“必须注意民族生存的危机所在。”[6](P36)并告诫国人“我们这一代人物，生于危亡绝续之秋，必须人人下一大决心，立一大信念”：第一，随时随地备战；第二，大无畏地对敌作战。这既是中华民族自卫的主要方法，又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种基本条件，他坚信民众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民众教育可以“创造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可以“唤起民族意识”，可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可以唤起民族的“自觉心”。[6](P39)由此可知，雷沛鸿一生致力于民族、民众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是他长期忧国忧民忧时的产物，是他为解救民族危亡而找到的出路。
以上可知，“乡村教育”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忧国家的前途，忧民族的命运，忧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忧世界劳苦大众的苦难，他们是忧国忧民优天下。至于个人的经历坎坷、家境生活清贫、人们暂时的不理解等，他们都置之度外。这是一群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思想境界和崇高品质，是正直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
二、忠贞的爱国热忱
“乡村教育”领袖们，并没有把忧患意识停留在愤世嫉俗的宣泄和倾诉上，而是把这种忧愤化为爱国恤民之心、报国酬民之志和救国拯民之行。他们从“捍国”、“御侮”的立场出发，通过自己最熟悉的教育切入社会，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当中。
王拱璧的一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一生。1907年，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加入同盟会，“以身许国”。1910年，奉命回豫，发展革命组织，谋划武装暴动，因败露未成。辛亥革命后，深感民主政治徒有虚名，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怀着“实为伏虎而深入虎穴”的目的去日本留学。[1](P298)在日期间，他不畏强暴，多次参与组织留学生在东京的爱国抗暴斗争和游行示威，争国权于寰宇。特别是当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八国联军劫掠北京、侵占青岛中抢劫大批中国文物，堂而皇之地在东京靖国神社展览时，顿感“冷汗浇背，热血充脑”，头晕目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戍衣、一旌旗，莫不染我先烈之碧血，附我先烈之忠魂”。[1](P31)于是，他先后五次入室，不顾管理人员的阻挠，将390余件赃物，一一密记下来，成为他后来所撰名著《东游挥汗录》的首篇，该著作还记载了1919年5月7日，3000名留日学生与日本警察在东京搏斗的场面，将搏斗中受伤者彭湃等27人、被捕者谭政等23人和判刑者杜中等7人的姓名、籍贯和情况一一首次披露于世，成为后人研究留日学生运动史、日本侵华史、中国青年运动史难得的珍贵资料。这部著作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和留日学生置帝国主义屠刀和北洋军阀的牢狱于不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
黄炎培坚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他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接着，陆续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等。后来又在上海开办了7所职业补习学校和一个职业指导所。他把自己工作的意义紧密地同国家利益、民族荣誉联系起来，真正做到与国家的兴亡盛衰休戚相关。诚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我用一分精神都为国，我过一分光阴全为民。民得再生国再造，我愿卖力卖到老。”[2](P333)又说：“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崖岸要与平民平。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见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吾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2](P334)“一·二八”淞沪战斗打响后，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发动各界人士及社、校师生支援19路军，送衣送食送药。正是由于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苦苦奋斗了几十年后，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归宿了社会主义。
陶行知的爱国思想萌发较早。早在家乡教会学校崇一学堂读书时，他就抱着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理想，孜孜学习。在金陵大学上学时，他紧紧抓住校刊《金陵光》这块阵地，积极宣传爱国民主思想，警勉同学要“捍国”、“御侮”，“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呼吁国人要振“国魂”，强“民气”，救“沦丧”。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他的爱国意识更加炽烈。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7](P41)又说：“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8](P54)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抱定教育救国理想，积极推行平民教育，企图通过普及教育“打通”壁垒森严的贫富贵贱等阶级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9](P22)正是这种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驱使他创立生活教育，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进步，终于成为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炽热的爱国情绪在晏阳初和梁漱溟身上也体现得真真切切。晏阳初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在幼年时代就“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豪志”[5](P260)。在香港求学期间又具体感受到“国势衰微的种种悲哀”[5](P282)，体会到“国之重要”和“苦难的中国，需人解救”[5](P291)。在美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认识到“华夏早已沦为二三等国家”[5](P290)。为了使中华民族生存在科技智能时代，使泱泱华夏与世界强国立于平等地位，“当从平人间智能上的不平等做起”[5](P290)。这实际上成了他后来从事平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他在以后数十年历尽坎坷，奔走天涯，一点一滴地积攒开拓平民教育事业的经费，连同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他所挚爱的事业。晏阳初的所作所为，决不是一般的兴趣的爱好和沉迷，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或心血来潮，这是一种真诚、美好的理想和对祖国、人民的一种虔诚和挚爱。梁漱溟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中学读书时期就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极为关注。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数十年间夷我于次殖民地”[4](P85)，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国民族企事业的发展，“几于制我死命”[4](P89)。虽然，先辈们数十年常变更“自救”的办法，但一直未能奏效。在这种对中国命运的忧愁与烦闷中，终于觉悟到“乡村建设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一个最后的方向”[4](P153)。于是，他下定决心倡导乡村建设实验活动，企图使乡村有新生命而后求中国国家的新生命，期盼以此来“辟造人类文明”和解救中国。
雷沛鸿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美国“工读”期间，加入了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在纽约参与创办《民气周报》，继续宣传国民革命。在哈佛完成学业后，毅然告别身怀有孕的异国妻子，只身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为穷而失教之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6](P6)。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无锡时，正在给学生上课的他，悲愤难耐地中断了讲课，全教室声泪俱下。“第二天一上课，他就在黑板上书写‘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九个大字，并令全体学生起立，自己一遍一遍地领读。他的脸因激动而涨得通红。同学们一遍一遍地跟着读，反复读了10多遍，‘诵得全堂泪眼红’。群情激愤，爱国烈火在胸中燃烧．悲愤的声音在无锡教育学院校园上空振荡”。[11](P50)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他振臂高呼：开展“民族自救运动”，“务须念念不忘东北三省人民”，希冀全国上下“披发缨冠以纾国难”。他再度回桂主持教育行政时，明确提出“以爱国教育为灵魂，以生产教育为骨干”，“既要救穷，又要救亡”，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崇高品质。他对日寇的残暴、骄横怒不可遏，严正指出：“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要欺侮我们……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应该站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叫它永不反叛！”[12](P146)这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发自心底的呼声。
由上可知，乡村教育领袖们的灵魂深处无不跳动着一颗忠贞、赤诚的爱国之心。古往今来，真正成就大业的仁人志士，没有不把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崇高的使命感和事业心
“乡村教育”先驱们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结必然积聚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这是他们论著的精髓和贯穿人生轨迹的主轴或亮点。不管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洋”知识分子，还是国内自己培养和自学成才的“土”知识分子，他们为学或做事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光宗耀祖，而是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匡时救世，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人格魅力，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与坚持。
王拱璧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17岁中秀才后，就“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在自己的房门上贴的对联是“豪杰无如岳忠武，秀才当学范希文”，横批为“天下为公”。[1](P3)后来在开封、上海求学期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同帝、官、封进行殊死搏斗，因而被乡人称为“疯子”，[1](P3)被北洋军阀当局称为“巨逆”。[1](P361)1920年从日本回国后，他把高官厚禄，安逸生活视如粪土，断然拒绝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怀着超世脱俗的远大理想，把自己定位于名利、权力的谷底，豁出身家性命，从事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的工作，掬一腔热血为桑梓服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中度过他生命的黄金季节。他不愧是我国乡村教育的先行者和最早探索者。
黄炎培说：“我们站在匹夫的地位，要负起兴天下的责任。”“一切从我个人做起，”把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完完全全献给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需要的工作上”。[2](P298)几十年来，他不仅这样说，一生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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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键词： 论20世纪上半叶“乡村教育”运动的基本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