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革命时期两种统一战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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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革命时期的两种统一战线思想
--与刘永明商榷
何世芬，姚金果
刘永明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发表的《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制定"联共"政策的内因》一文，对于进一步研究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形成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刘永明同志在结论部分作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论断，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初步形成，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并构成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和三大法宝之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是由国民党人最早提出的。结合刘永明同志在《史学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４期发表的《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一文关于新三民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论断，可以看出，把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提出的"联共"政策看成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形态，恰是刘永明同志的文章所要阐明的基本观点。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在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实际上存在着国共两党两种不同的统一战线思想。只有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阶段，而国民党人的统一战线思想不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表现。
一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统一战线思想。当然，这个统一战线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由于建党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因此在一大时曾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拒绝与一切党派和政治团体建立联系。中共一大之后，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初步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开始懂得中国社会的前途虽然是共产主义，但当前只能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在制定并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开始产生。
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初议之时，曾经遭到共产党人的坚决拒绝，他们担心加入国民党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平等地位就会倾斜，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将受到限制。当国共党内合作已成定局之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中共发言人曾经表示，"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并对"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注:参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４５--４６页，三联书店出版。】充满了信心。这表明在确定国共两党党内合作之初，共产党人就有过争取领导权的思想。
众所周知，中共虽然在三大确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时，曾经忽视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但在三大之后，党内主张无产阶级应处于统一战线领导地位的人越来越多，思想也越来越明确。三大过后仅两三个月，瞿秋白就发表文章强调，无产阶级应当做"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改造国民党"以"造成运动的中心"【注:瞿秋白：《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新青年》１９２３年９月第２期。】。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讨论决议案》中又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这一时期邓中夏等人也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党的四大总结了建党以来对民主革命的认识和对领导权问题的探讨，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并充分肯定了农民的作用，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扩大左派，团结、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原则。至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已初具形态。中国共产党能在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统一战线的组织国民党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再要求限制共产党员的作用，这实际是向无产阶级争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此共产党人当然应该有个统一明确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内多数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陈独秀也认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６２０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这使得党内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达到统一成为可能。
党的四大以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这个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时刻，各个阶级都作了充分的表演，这十分有助于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一时期，党内许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分别发表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至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基本认清了在统一战线中各个阶级应处的地位，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
这一统一战线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合并警惕资产阶级，为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而奋斗。
二
孙中山先生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前的多次反清起义和护法战争中，曾经联合过会党、清军、防营、巡捕和农民起义领袖，并在这些联合中逐步形成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统一战线思想。
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俄国在东方寻找国际盟友的行动，使孙中山在对帝国主义感到失望之后，看到了苏俄也是自己可以联合的力量之一。刚刚建立的共产党即公开申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也使孙中山在艰难竭蹶之中发现了新的可以联合的力量。加之陈炯明叛变对他的惨重打击和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对他的热情帮助，促使他在统一战线思想中又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内容。
这些新内容的增加虽然表明了孙中山先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革命家气魄，但并未改变他原有的统一战线的核心思想。正如他在确定"联共"政策之后对他的党员所说的那样："能吸收多一个同志，就可减少一个反对党"【注:《孙中山选集》第５３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孙中山先生欲联合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国民党自然处于领导地位，其他参加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是不可能与国民党份享领导权的。在"联共"问题上，孙中山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标为"容共"，本身就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既显示了他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高度，又反映出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限度。他所以只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国民党的核心力量在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孙中山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受启用，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组织的代表，而是因为他们分别被看作先进的青年。虽然孙中山先生本意并非像有人所说，是为了"以民族主义的观念去感化盲从苏俄的中共党徒"【注: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第３２卷第２期，台北版。】，但他的确是想通过接纳这些先进青年以增强国民党的力量。既然他宣布"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注: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迁粹》第三部第２８页，香港自联出版社发行。】，那么他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会存有戒备之心。他曾对挚友刘成禺说："虽然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你以为，这是真心诚意的吗？我知道，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注:刘成禺：《先总理久德录》，《国事观刊》第１期，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因此，当国民党右派邓泽如等提交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一封信之后。他在上面批注道，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注: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自己的组织内接纳了一批立志在将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人物，这种戒备之心是可以理解的。
在孙中山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工农是处于被同情和被扶助的地位。孙中山支持过农民运动，甚至表示要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并宣布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最终都未获得彻底的实施；他也支持过工人的罢工斗争，努力改善工人的待遇，但并不期望工人运动打破经济斗争的界限。这是因为，孙中山认为工农大众属于"不知不觉"的一类人，需要"先知先觉"们去"唤起"和"扶助"，而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注:李侃：《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５日。】。无怪乎曾经对国民党极为热情和信任，以至要把中共的一切工作归到国民党里去做的马林，也不无感慨地说，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收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３０--３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既然如此，在孙中山的统一战线思想中，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军事实力。孙中山在革命中始终看重实力，辛亥革命前的多次起义都是依靠联络和发动具有现成实力的会党、新军来进行的【注:北酞：《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文物天地》１９８１年第５期。】。所以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时说："武昌革命军起，而革命之功于以告成。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志身殉国......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注:《孙中山全书》第１册第２７页。】。在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之后，对会党的联络减少了，却把有军事实力的军阀看作依靠的主要力量。因而当陈炯明叛变后，他才那样地痛心疾首，怒斥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尽管如此，当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之后，孙中山又联络皖系军阀段祺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企图建立讨伐直系曹锟和吴佩孚的孙段张三角联盟。难怪曾援助过孙中山国民党的苏俄波波夫上校竟将孙中山描绘为一个旧式的军人，认为他除了使用军事方法、依靠军队之外，再也没有拯救自己国家的其他办法【注:马丁·威尔伯：《孙逸仙，一个受挫折的爱国者》第１１１页。】。陈独秀也批评他专做军事行动【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６１６页。】。孙中山晚年虽已打破了对军阀的幻想，决心要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因而成立了黄埔军校，但也没有放弃从新旧军阀中招降纳叛以扩大自己的势力。遗憾的是，这些军阀和孙中山不过是同床异梦，他们根本拒绝与民众结合，更谈不上变成民众的武力，甚至黄埔军校不久也变成了新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
综上所述，孙中山先生在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以国民党为领导，依靠军事实力，容纳共产党，扶助农工，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
三
我们应该看到，大革命时期产生两种统一战线思想，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给中国革命染上的特殊色彩。
本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这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状态：政治上帝国主义的奴役与民族解放的要求冲突，封建专制与民主自由争斗；军事上军阀混战和革命战争并起；社会思潮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行，整个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并逐渐形成巨大的革命潮流，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活动仍在继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在进行着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新的时代虽然给予新的生命力，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对三民主义体系作了加工改造，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是孙中山纲领的最高点与中国共产党纲领最低点的重合，晚年的飞跃并未彻底改变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实现联俄容共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但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要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以便能够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最终奋斗目标不同，所以为实现各自的奋斗目标而采取的统一战线思想也就迥然各异了。
由于国共两党有着各自不同的统一战线思想，所以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出现磨擦，甚至会形成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斗争的激化，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是必不可免的，一些人会向左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正投身于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如宋庆龄等；一些人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如邓演达等；一些人则与人民决裂，投身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怀抱之中，如蒋介石、汪精卫等。正是由于蒋汪背叛了孙中山的包括三大政策在内的统一战线思想，把国民党变成了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新军阀联合专政的工具，才导致了国共分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通过以上对大革命时期两种统一战线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刘永明同志关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论断是错误的。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不可能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正如季诺维也夫在评论孙中山时所说："人们可以也应该把孙中山看成中国革命一定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孙中山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４日，见托洛茨基《中国--被扼杀的革命》。】毛泽东也曾告诫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时，一定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注: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７１页。】刘永明同志难道不正是在统一战线思想问题上模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原则差别吗？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
《中共党史研究》19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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