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政策
时间：2020-08-24 08:14:25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概念严打， 是在/view/327945.htm中国大陆地区的一连串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发起者是/view/1833.htm邓小平。/view/286316.htm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view/1833.htm邓小平在/view/22100.htm北戴河向/view/55104.htm公安部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1-2]，官方定义为“既不能照搬/view/95670.htm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要有节制的从严、从重”。所以/view/639439.htm中共的严打被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看来打击的刑罚过重了。/view/61891.htm中国共有四次严打活动。1983年首次提出“严打”这个概念，并进行第一次“严打”；1996年进行了第二次“严打”；2000年-2001年进行了第三次“严打”，增加了网上追捕逃犯的行动，也被称为“新世纪严打”。第四次严打是2010年。[3-4]2宗旨它的/view/445055.htm宗旨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并在各地/view/716051.htm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在“严打”期间破获的各类/view/395511.htm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严打”官方定义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要有节制的从严、从重”。所以中国的严打被“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看来打击的刑罚过重了。原来主要是针对于偷抢以及对“流氓罪”的严打，近年来变成了“扫黄打非（非法）”活动。31983年背景/view/286316.htm1983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前一年，中国经济告别3年的宏观调控和1981年的指数下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持续增长期。[2]在“二王案”发生整整一周前，那一年的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到江苏和浙江考察工作。在约见江苏省有关负责人时，他提问的重点，放在他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小康”战略目标是否可行。他得到满意的答案：江苏从1977年到 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就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2]苏杭之行鼓舞了邓小平对发展前景的信心。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上。一年后的4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与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关于“两步走”蓝图的最初表述。[2]改革初见成效，设计者们开始期待更上一层楼的成果，对于已经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太多挫折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蓝图的实现，不能承受任何闪失。为此，邓小平两年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2]为建设护航的另一手，并不只有“严打”。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几乎与“严打”重合的一个时间段内，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建党和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这次整风，提出要清理在“文革”中历史不清白的“三种人”，在历史的新阶段，执政党要整顿队伍，再次启动改革的引擎，告别过去的历史纠缠。[2]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案件在当时“偷一元钱判/view/22571.htm死刑”。“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在1983年“严打”期间，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平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在83年的严打活动中，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在西安，一名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因组织地下舞会，被污蔑为“乱搞两性关系”，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北京人/view/4825933.htm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中国目前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刑的最后一人。影响这一次“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这一年，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指出：不清除刑事犯罪分子，中国将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困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巩固……运动强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等有关部门齐动手，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而与之后两次严打不同的是，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反革命”和林彪、 “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理念起了主导作用。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2]1983年“严打”，社会面对罪犯时的核心观念是安全与秩序，讲究以运动方式施行专政、加以重典。这里“政”“法”一体，“政”甚至大于“法 ”，政策处置多于依法治理。法学家指出，1983年“严打”的另一个遗产，就是重刑的过度使用，容易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为酿成错案的重要根源，“ 严打”有损法治的进步，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在机制。[2]评价法学学者汪明亮认为，我党长期以来依靠政策治理国家的经验，是发动“严打”的组织条件。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79年制定刑法典之前的30 年，控制犯罪，按毛泽东的话来说，“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而依靠群众运动也是其主要做法，如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会定政策、定处死比例，用军事化、全民皆兵的组织手法，都影响了后来数次、尤其是1983年的严打。[2]42004年2004年4月初，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当前/view/11175.htm社会治安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尽快改变社会治安面貌。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和中国各级/view/78407.htm政府立即开始部署，新一轮“严打”在中国范围内掀起。此次“严打”斗争的重点是：“严格依法从重从快”打击黑帮团伙、暴力和盗窃三类严重的治安犯罪。权威的司法官员和法律界/view/186298.htm专家认为，这次“严打”与整治并重，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将着重解决导致犯罪的深层次问题，标本兼治，目标就是使中国当前“严峻的”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5作用“严打”是迅速/view/1365930.htm扭转一个地方社会治安/view/611458.htm面貌、/view/151765.htm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view/1251891.htm有效手段，但绝非长久之计，而且由于“从严”、“从重”、“从快”的要求，较容易产生冤假错案。所以只有在平时注意防微杜渐，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6政策反思刑事政策来源于刑事司法实践， 服务于司法实践。每项刑事政策的确立都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都源于对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学者们对/view/112799.htm刑法学、/view/418672.htm犯罪学理论的研究，是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刑法学家在对各时期的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特点、惩治手段等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创立了刑事政策学，陆续提出了一系列/view/4600877.htm刑事政策，如“严打”等等，对指导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些刑事政策因受所处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主法制不健全、人权意识和人本理念淡漠的制约，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加之在执行中发生严重偏离，已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司法现状。实践近年来，在传统刑事政策模式下，司法机关总是将查处犯罪案件的数量特别是大案含量作为工作目标和衡量政绩的标准，而普遍忽视/view/1770282.htm预防犯罪工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落实不到位，一些老实认罪的不一定能得到从宽处理，一些狡诈顽固拒不认罪的有时因证据缺位反而逃避了制裁，导致此政策一度被曲解为司法机关一种骗供手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因没有相应完善的操作规则和配套的社会政策而收效甚微；/view/112665.htm看守所、/view/115049.htm监狱等监管场所成了大染缸，一些原本恶习不大的轻刑犯、偶犯、初犯、过失犯、未成年犯进去后不但没改好，反而恶习更深，回到社会后又重新犯罪，导致累犯、惯犯、重案犯增多；惩治犯罪的任务全部落在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只靠单一的刑罚手段对付犯罪，在犯罪高峰期总是试图通过重典严刑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开展了一年一度的“严打”运动和专项整治，在严惩严重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固然收到了阶段性的惩治效果，但却因缺乏配套健全的刑事政策体系而收不到预防长效，/view/1349731.htm控制不了犯罪多发高发态势。近年来，中国犯罪率一直呈增长趋势，据统计，中国法院于2004年共一审刑事案件644248件，判处罪犯767951人，比上年分别上升1.5%和2.8%；2005年共一审刑事案件683997件，判处罚犯844717人，比上年分别上升6.17%和10%。“严打”虽一度可以压抑人的/view/738425.htm恶性，但并不能消除人的恶性，当人的恶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爆发为更猛烈的犯罪行为，因而出现严打越猛犯罪越多的怪现象，出现社会防卫过激和反社会现象增烈的恶性循环，司法机关总处于被动应付、疲于招架的境地。理论在当前新旧/view/79359.htm体制转轨时期，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更为加剧，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社会治安形势更趋严峻，刑事政策的相对滞后更显突出。传统刑事政策在当时所处历史背景下是合理合时的，其作用是巨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政治经济文化治安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站在现代时局的角度，全面审示和认真反思中国传统的刑事政策，不难发现其中的缺陷和弊端：一是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即传统刑事政策学仅从刑法学、犯罪学角度研究，缺乏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view/1446932.htm系统研究；在刑法因果关系上，仅注重犯罪人个体原因及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而忽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及社会应负的责任，忽视社会对犯罪的适度宽容和帮助挽救。二是刑法理念的专制性，即受/view/1199900.htm封建制刑法思想和刑罚报应理论影响深，专制思想严重，人道人权人本理论淡漠。三是目的、手段、措施的片面性，即重惩罚、轻预防，重打击、轻人权，重处罚、轻矫正。结构凌乱由于法学界对刑事政策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科学合理严谨的刑事政策体系，没有以刑事法律的成文方式加以明确规范，导致严打行动在司法实践中因无具体操作标准而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执行不一，以“人治”代替“法治”。刑事政策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标志，应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发展。2010年6月13日，/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5%AC%E5%AE%89%E9%83%A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2010严打整治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决定自2010年6月13日开始为期7个月的“2010严打整治行动”。会上，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wiki/%E5%BC%A0%E6%96%B0%E6%9E%AB张新枫作动员部署，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wiki/%E9%BB%84%E6%98%8E黄明主持会议。/wiki/%E5%BC%A0%E6%96%B0%E6%9E%AB张新枫指出：/wiki/%E4%B8%A5%E6%89%93[13]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严打整治行动。一要进一步强化严打措施，加大侦查破案力度。严厉打击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电信诈骗犯罪、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两抢一盗”犯罪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二要进一步强化整治措施，加大社会治安整治力度。按照/wiki/%E4%B8%AD%E5%A4%AE%E7%BB%BC%E6%B2%BB%E5%A7%94中央综治委的统一部署，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以“/wiki/%E5%9F%8E%E4%B8%AD%E6%9D%91城中村”、/wiki/%E5%9F%8E%E4%B9%A1%E7%BB%93%E5%90%88%E9%83%A8城乡结合部、案件多发易发等区域为重点，集中整治治安突出问题。三要进一步强化巡控措施，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扩大巡逻防控范围、延伸巡逻防控触角、从严从紧落实社会面治安管控措施。四要进一步强化源头预防措施，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力度。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深入重点地区、重点单位和重点群体，排查矛盾纠纷，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相关关键词： 严打专项斗争制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