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问题”与“中国战略”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战略”

　[摘要]《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和《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通过“万人大调查”，对当前我国大众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发展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透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揭示出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大众社会意识形态所呈现出的“中国问题”，进而以“精神”为着力点。提出了根据“中国经验”应对“中国问题”的“中国战略”。两部报告所做出的学术努力不仅为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导，而且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建构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的理论自觉。

　　[关键词]伦理道德 意识形态 精神 中国问题 中国战略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155-06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复杂的文化互动与艰难的文化转型之中，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既为当代中国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向当代中国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道德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走向何处，这既是一个宏观深奥的学术课题，又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精神和心灵需求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以及现实回答，不仅需要哲学的“思”与“辩”，更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以樊浩教授为首的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推出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和《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为我们了解和思考中国当前道德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现状呈现了一幅细腻而又气势磅礴的画卷。

　　这两部报告不仅具有深刻的学术卓见，而且通过“万人大调查”，又极具现实性。具体而言，两部报告以江苏、广东、广西、新疆四省区为重点，通过问卷、座谈、访谈等形式，对政府公务员群体、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群体、青少年群体、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弱势群体等六大群体分别进行调查。调查的主题分为伦理道德调查和大众意识形态调查，其中伦理道德调查的内容包括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及其影响因子大调查、伦理道德建设经验教训大调查等四部分内容，大众意识形态调查的内容主要为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中的“多”与“一”、“变”与“不变”。两部报告在对纷繁的调查数据进行深刻学术剖析的基础上，试图甄别和揭示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期待和推动现代中国道德哲学的两个革命性的进程：“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切实把握‘中国问题’；透过尖端性理论研究，建构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

　　一、我国当前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总体状况与发展态势

　　“变”是世界的深刻本质，而“变”富有哲学意义的表现乃是人类对“变”的思考与态度：因为“变”，人类才能更深刻地领会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因为“变”，人类才能进行更为积极的自我反思，从而呈现透视心灵的自我意识；因为“变”，人类才更为关注人自身在社会和历史中的意义与价值。当然，“变”对人类的影响是双重的，是颠覆与重构的生态互动、是“多”与“一”的交织互融。《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和《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正是从对“变”的哲学沉思出发，向我们描述了当代中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总体状况。

　　（一）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总体镜像；多元向二元聚集，二元体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思想、道德、文化等领域也在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展现为一种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传统”遭遇深刻挑战的过程。于是，在“现代”与“传统”的撞击与交叠中，多元化成为中国的价值观现状，特别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进一步激化了中国思想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如何应对多元化格局成为当代中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两部报告通过调查发现，我国思想道德文化正在由多元逐渐向二元聚集，一种“二元体质”已经开始呈现，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已进入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结论。因为“多元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普遍化现实，而两部报告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的“二元体质”结论是对“多元化”认识的升华。从个体角度看，“多元化”意味着人的自由人格的实现，即不同阶层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目标，能在普遍化中坚持自己的独特性；从社会的整体性看，“多元化”又标志着一个“社会系统中某一特定民族的社会关系、文化系统和观念意识形态的离散，分化和互解的状态”。由此看来，“多元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其自身包含着“多”与“一”、“变”与“不变”的矛盾冲突一两部报告揭示出的我国思想道德文化由“多元”正向“二元”聚集的文化现状，实际上是“多元化”内在冲突和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处理“多元”与“一元”的关系问题，更迫切的任务是如何打破“二元体征”暂时的均衡状态，使其由临界状态过渡到合理状态或理想状态。

　　（二）伦理道德的结构元素与体态特征：四元素构成的梯形结构

　　伦理道德是思想文化的灵魂，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的“多”、“变”格局以及伦理道德呈现的“二元体征”与中国当前伦理道德精神的结构形态紧密相关。两部报告经过调查得出了当代中国的伦理道德精神是由市场经济道德、意识形态提倡的道德、中国传统道德、西方道德四元素构成的结论，并且四元素在中国整个伦理道德精神体系中呈现为近似梯形的结构形态或生命形态。两部报告揭示出的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生命状态的四边形结构，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状况的事实呈现，其更重要的意义是这一发现对我们的启示和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如“四元素”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以及个体文化观念的形成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对于中国的整个文化系统来说，是处于“互补”状态，还是处于“二元对峙”状态？如果处于“互补”状态，该如何发挥它们的最大合力，以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处于“二元对峙”状态，该如何打破“二元对峙”的暂时平衡，使“四元素”的地位、力量进行重组，以期使“四元素”在作用方向上取得一致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既关涉到中国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着力点的确立，也关涉到中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

　二、中国大众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

　　《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认为，三大不平衡（即制度意识与意识主张之间的不平衡、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不平衡、市场经济观念与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和三大基本问题（理想主义祛魅、精神退隐、市场经济观念的文化霸权）构成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多”与“一”、“变”与“不变”的“中国问题”。《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主要文化使命是如何在“多”、“变”的历史激荡中寻求“一”与“不变”，为我国寻求符合时代需要、能够满足中华民族精神生命需求的“新传统”。面对这一文化使命，两部报告以哲学的深刻笔锋揭示出中国大众意识形态和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并描绘和剖析了我国思想、道德、文化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

　　（一）“后意识形态时代”精神世界的“中国难题”

　　从马克思提出的“哲学革命”是为了终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到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社会学界兴起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西方知识世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论争。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这一思潮也不可避免地波及我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因此，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中，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是否“终结”。《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在对意识形态的发生学、对意识形态三种不同态度等问题进行学术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意识形态既没有终结，也不能终结，甚至根本不会终结。”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上只是意识形态观发生了重要转型，即我们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意识’必须有‘形态”成为《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的重要结论，为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在“意识”必须有“形态”的学术澄清的前提下，如何建构意识形态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现代社会中由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矛盾引发的认同危机、合法化危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中。《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背景出发，揭示出“后意识形态时代”中国所遭遇的四大“难题”：一是“全球化”与“改革开放”交汇造成的两种“一”的力量的不平衡导致了中国社会意识陷入了难以收拾的“多”中，并且其中还隐藏着“精神与意识形态殖民”的精神危机；二是“经济意识形态”下的精神意识形态乏力和精神贫困；三是在全球市场和电子媒介的推动下引发的“同一性手段与精神意识形态主体的缺位”；四是深层的传统情结与传统资源的供给不足的矛盾。报告对这四大难题的揭示给增强“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哲学支撑，同时，对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建构至少提供了四方面的启示：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一”和“多”的矛盾，如何坚挺我们的民族精神；二是面对“经济意识形态”造就的“工业王国”以及由此引发的异化的文化模式、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人的主体性失落、生态危机等否定性现象，我们该如何恢复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为中华民族提供丰厚的精神资源；三是由于面对“同一性手段与精神意识形态主体的缺位”的中国难题，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发挥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并在“后意识形态时代”造就精神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成就一批回应现实问题的“学术爱国者”；四是关于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以儒、道、佛为主的传统文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而且在中国文化传统的两千年的传承中。儒家文化为何一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也可以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提供重要经验。

　　总之，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的灵魂，任何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支撑，其社会制度及其政权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整个社会或时代都会陷入精神危机乃至社会危机之中，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意识形态建构是关乎国家发展的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这其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数需要思考和反思的研究课题，而《中国意识形态报告》从现实需要出发所做出的学术努力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价值启示。

　　（二）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到底是什么？”《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开篇就提出这一诘问。“当代中国道德发展到底遭遇何种‘中国问题’？一言以蔽之，‘无伦理’！‘没精神’！温和的表达：伦理缺场，精神退隐……以伦理问题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伦理一道德悖论，是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的基本表现和集中表达。”究竟何为伦理一道德悖论？这种悖论对中国道德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悖论究竟又引发何种新问题？对当前中国道德建设有哪些启示？《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对这些问题都做了道德哲学式的描述和回答。

　　第一，伦理一道德悖论的两种表现。一是道德上基本满意；伦理上不满意。在樊浩教授的学术研究中，伦理和道德有着严格而精微的哲学区分，认为伦理、道德是两个概念，并具有不同的文化指谓和文化功能，并且在精神哲学的意义上，伦理道德又处于有机的生态互动中。“道德上的基本满意，伦理上不满意”的伦理――道德悖论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精神断裂的现实表达，这种满意是一种脱离伦理关系的满意，是虚幻、暂时的满意。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价值多元化时代为“一切都被允许”的虚幻自由欢呼雀跃时，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人际关系疏离、冷漠的彷徨与失落中。

　　二是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中国文化一直被视为伦理型文化，这种伦理型文化的伦理思维方式是“由家及国”、“家国一体”，其伦理规律是“人伦本于天伦”，并且在伦理和道德的关系上强调伦理优先，其所建构的“道德世界”以“伦理世界”为架构。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中国伦理道德在继承传统道德基本特点的同时，又彰显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国伦理道德报告》把中国伦理道德的变化称之为“新五伦”和“新五常”。“新五伦”与“新五常”在给中国当代道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又映射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个人与国家的伦理关系被遮蔽。

　第二，集团行为的伦理一道德悖论。中国伦理道德和大众意识形态的二元体征以及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的四边形结构不仅展现为伦理一道德悖论，而且还产生着新问题，即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中国伦理道德报告》称之为“集团行为的伦理一道德悖论”，并认为集团行为引发的道德后果比个体行为的危害更大。这一结论深刻地揭示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人们哀叹世风日下，道德环境日趋堪忧，而且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个体感觉无能为力。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集团行为的伦理一道德悖论”的现实表现。这一报告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在中国的道德建设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如何提升个体德性，更重要的是如何规范集团行为，使集团行为回归到伦理普遍性中。中国道德建设的这一转向不仅标志着中国道德建设的现代转型，而且也是走出中国道德困境的根本途径，因为中国许多重大道德事件都源于集团行为。除此之外，超越“集团行为的伦理一道德悖论”也有利于为个体德性的提升创造健康的道德环境。

　　第三，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中的“知行脱节”。在社会高度发展、知识累积迅速的今天，道德知识极其丰富，而且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道德知识在遭遇挑战的同时，也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可以说，当今中国道德建设是一个不缺乏道德知识的时代，而且在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中也提出了一套具有时代性、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但是从彭宇事件到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道德事件一直挑战着社会的道德底线，随之人们也陷入各种道德纠结中。中国道德建设为何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中？《中国伦理道德报告》在关于调查题“公民道德素质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的结果是，80.7%认为是“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这一调查结果或许是我们深思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状况的重要切入点。因为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其本质在于如何把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因此，要真正走出中国道德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化解伦理道德的“精神之结”，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如何形成“一元价值指导”，还包括六大群体如何“共同行动”。

　　（三）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点与规律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认为，文化的真谛在于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其使命是帮助人类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丹尼尔?贝尔对文化的这一定义实际上揭示出了文化的本性，即文化的本质就是超越现实世界，帮助人类创造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以克服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和矛盾-从而达到生命的平衡。面对当前我国“多”、“变”的意识形态矛盾以及伦理一道德悖论，如何为诠释和解决“中国难题”提供文化支撑，以满足中华民族的精神需求，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时代问题。因为任何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观念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上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正是从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出发，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指出，“‘多’与‘变，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汹涌而无积淀的时代，恰恰相反，大浪淘沙更易提炼出未来传统的元素”。《报告》通过对一系列调查数据的哲学分析指出，虽然中国目前文化形态呈现多样、多元、多变，但是“多”中有“一”；面对“道德一利益一价值”的文化结构，道德价值是“多”中之“一”；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仍是我国文化话语的三大主题词；中国社会的伦理型文化特征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仍是三大文化主流，其中传统文化仍得到高度认同。另外，文化时尚对人的现实生活虽然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深刻和持久的因素。《报告》对当前我国文化状况的规律和特点的揭示，在为我们描绘出生动而深刻的中国现实文化图景的同时，也为当前我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文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指导。

　　三、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发展的“中国战略”

　　《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与《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通过“万人大调查”揭示出“中国难题”，其目的不仅在于客观地描述中国思想道德文化的现实图景，更重要的意义是如何为解决“中国难题”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战略指导。基于此，两部报告面对“中国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战略”的核心是“精神战略”。樊浩教授认为，“精神”不仅是区别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中国传统”和“中国话语形态”，更是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中国理念”与“中国价值”。与理性相比，“精神的特性，是基于对普遍物的信念而将单一性提升为普遍性，在普遍性中获得归宿和永恒”。当前我国伦理道德领域和大众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诸多难题，其哲学本质就在于“理性”对“精神”的僭越。因此，要有效地破解“中国难题”，就必须“捍卫和蓬勃精神”！

　　第一，“精神意识形态战略”。《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改革开放为界点，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经历了“政治意识形态”向“经济意识形态”的转型，当今时代随着“经济意识形态”缺陷的暴露和国民文化诉求的转变，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即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重心由“经济意识形态”战略性地转移到“精神意识形态”建构中。并认为，要实施“精神意识形态战略”，在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策略诸方面以“精神”为着力点。报告提出的“精神意识形态战略”对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建构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因为“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其本质是为现存社会制度从理论上提供合法化基础，意识形态的建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把其思想精髓渗透到整个国民生活中去，成为国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至成为一种深刻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把意识形态视为软权力资源。而且，报告指出实施“精神意识形态战略”要以“精神”为着力点，实际上也彰显出“精神”与“意识形态”的相通之处，从哲学的角度看，“精神”的本质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而“意识形态”本质上也必须具有同一性、社会性和客观性，惟其如此，才能成为“一”，成为引领社会的“精神旗帜”。因此，以“精神”为实施“精神意识形态战略”的着力点，不仅在理论上契合“意识形态”的本性，而且在现实上能够使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一种符合国民心理期待、与国民产生心灵共鸣的观念力量，从而为现存社会制度提供合法化基础。

　第二，“伦理精神战略”。两部报告不仅在意识形态建构方面以“精神”为着力点，而且在伦理道德发展方面更是把“精神”放在首要地位。《中国伦理道德报告》指出，中国道德发展遭遇的“中国难题”在于“没伦理”、“无精神”，而“无精神的伦理”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可能面临的最为深刻的哲学难题。报告进而从精神哲学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遭遇的难题根源于“精神链的断裂”，即伦理精神链的断裂、道德精神链的断裂、伦理精神一道德精神链的断裂。针对这三大断裂，两部报告提出要解决“中国难题”必须实施“三大精神战略”：精神回归战略、精神家园一精神生态战略、精神同一性战略。报告认为，在破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难题”中，之所以实施“精神战略”，根本原因在于，伦理道德的哲学本性乃是“精神”，而不是“理性”，而且“精神”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话语和传统概念，所以在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中，使伦理道德从理性回归精神的理论澄明，在于“‘精神’不仅更加契合伦理道德的哲学本性，而且由此可以确立道德哲学的‘中国话语’，进而诠释和解决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中国伦理道德报告》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色提出“精神战略”，这一探讨将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一探索意味着开启出一种积极的自觉与自主。这种自觉和自主实际上具有双重取向：它一方面是批判性的，即基于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方面的现实，批判当前学术界以西方学术话语机械而肤浅地解释中国文化传统的弊端；另一方面是建设性的，它要求建设性地诠释和解决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即“理性”回归“精神”、畅通伦理道德的精神生命以建立精神生态、寻找多元文化时代伦理道德精神同一性基础以超越合法化危机。由此，“精神战略”的双重取向所显现出来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在于：当今中国道德建设应当消除“‘西方药，能否治‘中国病’”的质疑，并从而真正推进两个革命性的进程。

　　第三，培育“新传统”，期待理论学术的“爱国者”。“传统”是“多”中之“一”，不仅是社会精神文化在长期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具有深刻精神意义的文化元素，而且也是社会构建同一性的重要手段。因此，两部报告把培育“新传统”作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既符合我国的文化国情，又符合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那么如何培育“新传统”则成为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认为，随着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由前意识形态时代的党政官员向后意识形态时代的知识精英的位移，今天的中国热切期待“中国理论”，创立这种理论的知识精英不仅是真正的大师，而且是理论学术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创立“中国标识”的“爱国者”。报告提出的期待理论学术的“爱国者”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与传承都无法否认知识精英在培育“传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如美国曾经长期是一个精神文化的进口国，但詹姆士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创造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也由此被称为是“哲学爱国者”或“导师”。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登上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宝座，与信奉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队伍分不开。汉朝以来的知识分子统称为儒生，广大儒生心怀知识分子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并“以身作则”，使儒家文化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乃至成为中国人的灵魂。同理，当代中国要培育“新传统”，就需要知识分子有“中国儒生式”的抱负和使命感，为创造全球化背景下思想道德文化的“中国理论形态”而奋斗！

　　责任编辑：杨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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