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欠薪问题制度根源
时间：2020-08-24 08:11:49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农民工欠薪问题制度根源
摘 要：本文从制度层面审视农民工欠薪问题，认为农民工特有的基于熟人的、乡土的做事方式和城市系统封闭性、确定性的特点凸显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流动的困境。
关键词：农民工；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流动
作者简介：李春会（1979-），男，吉林德惠人，吉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建设与民生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5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130-03
农民工——农民身份的工人，在城市工作了这么些年却不被重视，然而这还不是农民工最头疼的问题。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动机并不是想在城市安家落户，而只是想挣点辛苦钱寄回家。但是农民工的工资要不回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系列事件不断涌现，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一、夹缝中的农民工阶层——问题的背景及提出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阶层之一。农民工作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踏实、吃苦、廉价，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很受青睐。虽然进城务工比在家务农挣得多，但是他们多数分布在建筑、餐饮、低端服务业等部门中，而白领、技术研发人员、文化生产者、股东等则是本地市民的主要职业。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对城市产业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上面提到的就业结构的差别外，廉价的农民工还会催生大量的市民老板，影响国民经济的资本流向。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现象是农村给城市打工的典型表现。
城乡之间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在短时期内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这种城市拉力、农村推力促成的进城务工潮越来越汹涌，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今天，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阶层，一个背负满身泥水、扛着麻袋回家过年的社会刻板印象的社会阶层，一个激发城市地方保护主义情绪的社会阶层。很多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环境等条件限制，依然没有有效地融入到市民生中去。谈到农民工，一身脏兮兮的工装、操着浓重的方言、干着各种脏活累活，这是大部分市民眼里的农民工形象。本来对于这些农民工兄弟，市民还是怀着包容的心态，然而，当这些朴素的农民工兄弟打算在城市购房置业、让自己的小孩在城市上学的时候，市民看他们的眼神里便多了一丝嫌弃。关于异地高考政策的争论正是这种情绪的集中体现。既得利益群体的包容心遭受考验，在争论中表现出自我保护和地方排外的倾向。
二、农民工的做事方式及其制度影响
从根本上讲，农民工是土里土气的农民，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熟悉农业生产活动，吃苦耐劳，多为熟人交往，朴实，等等。而“工”只是农民工的一种临时身份，表明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主要角色——作为工人和主要功能——干活。与城市里的其他产业工人相比，农民工的做事方式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不仅成为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标签，而且深深嵌入到制度中去，不断困扰着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之旅。
（一）熟人交往与包工头、劳动分包制度
在影响我国建筑行业劳资团结的众多因素中，熟人关系的亲密互动对建筑行业的劳资团结影响很大。“在我们所调查的吉林省C市建筑工地中，当我们问及建筑工人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工地时，超过80%的工人回答是通过朋友或亲戚介绍进入工地的。由于工友之间是亲戚或朋友关系，甚至个别工人还和老板是亲戚或朋友关系，因此基于差序格局的信任和亲密关系建筑工人进入工地，并由此维系着劳资团结。”[1]由此看见，已经习惯了差序格局下的人际关系和办事方式的农民工，来到新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之后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熟人，也就是强关系，依然是农民工获取有效、有价值的工作和生活信息，获得更为优质的工作机会和福利待遇的可靠媒介。
这就为包工头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需求。建设部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包工头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其制度取向》中大致将包工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建国至今）：形成阶段、分化阶段和规范阶段，有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领场师傅”、包人头等几种具体的包工头类型。[2]可以看出，包工头的出现和演化受到国家发展政策、行业性质以及劳资供给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毋庸置疑，包工头是农民工与工作岗位的媒介。农民工外出务工很少单枪匹马，往往成群结队，有一个或几个领头人。当这批农民工取得工程项目施工资格的时候，领头人就变成了“领场师傅”，也就是包工头。这种包工头的出现具有明显的乡土色彩，因为“领场师傅”是“自己人”，能信得过，所以重大事情听他的，重大决策由他做。与此同时存在的是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承包人，这些包工头掌握务工机会，他们缺乏的或急切寻找的是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如果能够找到理想的“领场师傅”团队最好，找不到的话就只能招募劳动力市场上的“散兵游勇”了。笔者认为，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乃至所有的非“领场师傅”包工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活动的主要关联人员，依然是差序格局的思维模式在发挥作用。在陌生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他们走在结实的柏油路上，很难听到熟悉的方言，总为自己开口说话感到焦虑，除了一起出来的老乡没有几个熟人。但是他们仍然要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的“秩序”，而建立秩序则是从营造场域中的关键节点开始的。以“领场师傅”为基本模型进行类比，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也就成了农民工打交道的主要对象，而包工头无疑助长了分包之风。
（二）乡土气息与劳动法制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社会的中国农民很“土”，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的命根子。当然费老先生也说了，虽然土里土气的，但是“土”不是个贬义词。比如说，我们不能借口传统农民之间的交流不使用准确的语言，怀疑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够到位。但是，这种浑身散发乡土气息的农民工却与城市的工作环境略显脱节。他们欣赏有品德的包工头，因为这些包工头在行业中很有口碑，赢得了农民工的信任。“这些农民工出来打工都不容易，我们当工头的能照顾尽量照顾。在我们这行干久了，人们都会对你有一个讲不讲究的评价，也就是说你这个老板是不是讲信用，对你手下的人和干活的工人好不好，时间久了，人家心里都会有数，如果你不讲究，人家也不会跟着你干。”[3]从长远来看，这种朴实地道的做法能够保证持续博弈中的良好收益，但是正是基于对口碑和道德的信任，对传统的评估法则的信任，他们没有对城市劳动中异常重要的劳动法制进行足够的重视，因此不签劳动合同，没有足够的劳动保护意识，“与用工企业或者包工头之间基本不会签订劳动合同，在雇主未与其进行结算出具凭据前，一般情况下对雇主的欠薪行为只能忍而让之。”[4]可以看出，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当代中国，农民工在融入现代用工制度的时候，行为方式中仍然带有明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色彩，这为农民工欠薪事件的屡屡发生留下了隐患。
（三）暴力讨薪与事件性质的转变
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社会治安，这种刻板印象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共识。当然，很多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是农民工群体所特有的，比如校园强奸案，却经常被扣到农民工群体的头上，新闻媒体要对这些事情负很大责任。然而，暴力讨薪作为经常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群体性事件，却带有典型的群体特色，是由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演变而来的一种农民工所采取解决欠薪问题的方式。
与欠薪相对应的是讨薪，如果不欠薪也就没有所谓的“讨薪”了。那么，为什么农民工要自己“讨”薪？一方面，包工头或承包商没钱可发或恶意欠薪（据统计，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只有10%属于恶意拖欠，其余 90%都是因为建设单位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导致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 ）；另一方面，劳动监察部门人手不够，办案条件简陋，再加上农民工欠薪事件自身的复杂性和劳动法律政策的不足，导致政府在讨薪过程中发挥作用微弱。辛苦工作赚来的血汗钱成了空头支票，承载着家庭生计重担和致富希望的农民工异常懊恼，于是他们决定用铁和血夺回自己的血汗钱，虽然他们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他们定要讨个说法，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但是他们已经被逼上了绝境。在他们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为简单有效、最能跟他们的急切心情相呼应的方式就是暴力讨薪。
由外出务工到暴力讨薪，农民工的群体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合作走向了冲突。这种转变虽然发生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欠薪，但是凸显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的行为困境。如果说，寻找工作机会联系承包商是按照传统“差序格局”建立新环境——城市的生活秩序的开始和主要持续方式的话，那么暴力讨薪则是这种秩序破裂或失效之后所爆发出来的原始力量。很明显，农民工的做事方式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而并没有有效理解和熟练掌握城市的法制运行逻辑。而暴力讨薪则借助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力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资关系问题发展成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事件，是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激烈表现。所以，农民工暴力讨薪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而这种新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则会使社会维稳力量关联到农民工进城务工进程中来。如此这般，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典型，将不断受制于这股力量。
（四）城市系统下的行为方式及其制度局限
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所以由人所承载的社会流动也是文化流动、传播、碰撞、融合或冲突的过程。如前文所述，在农村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农民工带着农村人所特有的性格特点、信任取向和办事方式走进了城市。城市较农村是发达地区，工商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市民受教育水平高。然而，农民工却很难享受和使用城市里提供的优越资源和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育成熟的城市系统的封闭性和确定性。马克斯·韦伯对社会组织的理解很有特色，他没有采用“共同体”式的组织定义，即认为社会组织成员具有共同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等，而是从组织场域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内含组织规范和法则，阻止非组织成员的进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观察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发现繁华的、时尚的、开放的城市系统，对于农村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尊只留下天窗的铜墙铁壁。从实物层面来说，钢筋混凝土结构配合电子摄像头，成功限制和认真记录了城市生活的几乎所有形式的社会行为交往。拿到突破或占有钢筋混凝土的钥匙，获得电子摄像头下的制度生活的资格，必须具备优秀的职业素养，即具体化为各种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而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之一的网络建设，便是广大农民工很难享受的社会福利，自然也很难感受网络购票的便利性。
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系统对确定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城区的面积有限，必须努力达到最优的功能区规划，才能保证城市的持续稳定运动；城市分工体系发达，依靠市场实现供需的基本平衡，精确的数字和运算是重要保障；市民非常重视自己的利益，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评判处理体系以有效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市民非常关注身体健康，先进的卫生技术手段满足了这种需求。因此，当农民工进入城市时，会对城市里的很多设施和市民的办事方式感到难以理解，进而怯步。城市终究是城市，对农民工来说，是尊铜墙铁壁。
（五）农民工的未来与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
“在计划体制下，民工就是农民，却让社会感知其曾经‘工人’过；在市场体制下，农民工就是工人，却让农民工在制度上备受歧视，如此错位，我们有理由将社会感知混乱的劳动者与制度断档的农民工联系在一起，而此恰恰是我国劳动法上极为特殊的主体现象。”[5]这段话从法律层面论述了当代农民工在制度上的尴尬境地或特殊性，也是农民工身上所体现的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流动难题。那么农民工欠薪难题如何破解？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农民工的发展趋势来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动机并不是想在城市安家落户，而只是想挣点辛苦钱寄回家。农民工的根一直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这是凝固在农民工身上的强大拉力。特别是随着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流入地区的东部沿海工业区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扶持力度的增强，依靠在外长期务工的积累和经验成为农村地区工商业发展的先驱力量。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与上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等等。[6]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所体现的是完全不同于上代农民工的趋势。他们渴望城市生活，渴望通过打拼在城市里买下自己的房子、邂逅心仪的伴侣、成就儿时的梦想。他们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力，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主力。
因此，解决问题的矛头就指向了非城即乡的二分的城乡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制度。中国自古就有城乡的二分，中间有条狭窄的通道——科举考试。但是在流动的现代社会里，社会流动变得如此频繁、多样、成规模，稳固的制度心态必然导致百病丛生。因此，建立适合社会流动的弹性制度是解决当前农民工欠薪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3] 李鸿.我国建筑行业影响劳资关系因素分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
[2]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包工头制度的历史成因及其制度取向[J].中国建设信息，2007，（01）.
[4] 杨向东.关于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思考及对策[J].新疆农垦经济，2012，（03）.
[5] 李海明.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J].清华法学，2011，（02）.
[6]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江苏纺织，2010，（08）.
相关关键词： 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 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