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引导白昼
时间：2020-03-01 07:56:52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晨光引导白昼
作者/陈履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10003）
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不仅关系着人类共同体的存亡，也关系着个体生命价值的有无。
创造如此重要。那么，教育与创造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至今众说纷纭。
教育万能论者认为，教育无所不能，创造自然概莫能外。这种观点有一种现代的表达，即“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但接着就有实践反例证明：教育并不总是产生与我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
教育无为论者认为，教育要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对教育与创造的关系，则认为教育越少创造越多。但这与教育的本质，即教育是人类有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直接背离。
阅读黄武雄先生的《童年与解放》、《学校在窗外》两书，为我们破解这一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
《童年与解放》一书，主要论述了人的自然能力，从人文、社会到数理科学，从康德、黑格尔到皮亚杰，从萨特到昆德拉，通过反复的论证，揭示出儿童成长的真相，并进一步讨论理性的局限与人思想的解放，从而认为“解放是还人以本来目的，让人能用童年时认识世界的方式重新体验世界”，即回归自然与真实。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丁赞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童年与解放》是一本处处充满智慧的书。表面上，《童年与解放》只是在谈教育，尤其是谈儿童教育的问题。但是实质上，《童年与解放》从教育问题谈到更基本的知识论问题，甚至从知识论延伸，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存在、伦理、美学等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在《童年与解放》里，知识、道德、美学、情意等，共同构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作者以其惊人的知识广度，从人文、社会、到数理科学，融会贯通地呈现了这个人类存在的统一体。”
在《学校在窗外》一书中，作者以“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这个追问为引线，深入人存在于世界的原始取向，重新看知识、看学校教育、看当前社会。在探询“受教育与不受教育有什么差别”、“知识是什么”、“学校要不要存在”、“抽象与想象相互矛盾吗”、“为什么要学语文与数学”、“教改发生了什么事”等一连串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作者将关注的焦点从人的自然能力转移到人的文明能力，并一步步揭露它的面目。
自然能力是人的原始创造特质，是人来到世界天赋的能力与态度。文明能力是人生存的原始取向，是人活在世界天生的动力与兴趣。
两种能力具有不同的特征。从知识形态上看，自然能力表现为感觉与直觉，文明能力表现为逻辑与推理；从认识特质上看，自然能力是整体与取代，文明能力是分析与综合。“自然能力是辨认性的、洞察性的、整体性的，所处理的是无穷多个变数。文明能力则为描述性的、控制性的、分析性的，所处理的是一个到数个的有限个变数。人生下来认识世界，先是发挥自然能力，然后发展文明能力，到了知性逐渐成熟时，需要的是融合文明的训练与自然的直观，人的生命与创造才得以开展”。
然而，我国的教育现实是：“赢在起跑线”的价值追求，使幼儿教育过早地打上了文明的印记。童年期越来越短，并正在逐步消失。更可怕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所承担的培养人的文明能力的任务，越来越多地蜕化为“套装的知识”。“但当教育过分强调分析性学习的时候，人的创造力会衰退。这是因为早年整体性的自然能力消失的缘故”。
文明能力的发展不仅窒息了自然能力，而且其自身也从目的变为手段。“学校目前只提供技术性知识，提供文凭与地位。这使得知识工具化，使得人从人的自身异化出去，沦为知识的附加价值之中”。正如法国作家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中所说的：“大人们喜欢数字……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见一幢红房子很漂亮，窗台上爬着天竺葵，房顶上有几只鸽子。’他们根本就对这座房子全无概念。你不得不对他们说：‘我看见一座房子，价值两万法郎。’然后他们就会声称：‘哦，这是多么漂亮的房子呀！’”
诗人或许对此更为敏感。倡导自然观诗学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其诗歌《转守为攻》（收录在《抒情歌谣集》）中写道：
春天树林的律动，
胜过一切圣贤的教导，
他能指引你识别善恶
点拨你做人之道。
自然挥洒出绝妙篇章
理智却横加干扰，
它毁损万物的完美形象，
剖析无异于屠刀。
那么，人类文明能力的发展，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人类的自然能力为代价？从个体的人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在从童年、青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的理性逐步成熟，是否一定要以牺牲童真、童趣、童心为代价？黄武雄先生坚定地认为，维持人的自然能力和文明能力的平衡发展，是人的健康发展、创造性发展的重要基础。
人的自然能力的发展，依靠解放策略；人的文明能力的发展，依靠教化策略。卢梭是解放策略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和生命最高的善来自于个人的体验，我们最初的老师是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眼睛。童年不是成年的准备期，童年是人生发展的一个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阶段。孔子是教化策略的倡导者，这种教化策略功不可没，可以说它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传承力的重要机制。如果说，卢梭的自然教育观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那么，他的理论不具有可操作性则是他的致命伤；而孔子的教化教育观虽然反映了许多教育的一般规律，但他的教化观也成了今天中国学生过度教育、教育过度的文化根源。
教育上的解放策略和教化策略能否统一起来？黄武雄教授借鉴哈贝马斯的理论，为这两种策略的统一建立了知识论的基础。哈贝马斯根据人类的旨趣，把知识划分为三类：将科学知识及方法归之于其中的第一类，即根据物质需求而劳动发明的所谓技术旨趣，这一旨趣的知识特征是“经验与分析”；由于互动而产生的知识为第二类，即根据人类语言与沟通的实践旨趣所构成的“历史与解释”；第三类知识则为由源自社会阶级与人的违背宰制的解放旨趣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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