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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义世界意义

    时间:2020-08-18 08:54:09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天一资源网手机站

      意义世界意义

     “意义”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话题,杨国荣先生的《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本书为“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一)一书,对“意义世界”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会通古今中西的视域下,提供了关于意义问题的崭新哲学维度。全书展现了“具体的形上学”以“人的具体、现实的存在”为基本关怀的哲学进路,同时,还展现了核心话题的时代特质、重要观念的创制以及当代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转化。《成己与成物》的出版,既是“具体的形上学”的进一步理论阐发和若干重要概念的构建,同时对于在哲学层面理解上我们的时代和探索学科化以来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也具有推进意义。

      

      一、作为时代话题的“意义世界”

      与“具体的形上学”之构建

      

      哲学的创新,离不开对时代核心话题的关注。哲学思想的绵延创制与时代问题的不断转换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宣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哲学往往以独特的观念构造或者理论反思的形式体现时代话题的转换,并为人们深入的思考时代问题提供可能。

      就当代中国而言,无论是学术文化领域,还是社会生活领域,意义的迷失或者意义世界的风雨飘零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更多的人计较的只是具体利益的得失,而对意义的关注则是付诸阙如。因此,以形而上学思考的形式面对“意义世界”之丧失的时代问题,以思辨的方式分析“意义世界”的生成以及讨论重建“意义世界”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当然,《成己与成物》没有直接说明“意义”问题的时代性,不过,当此“意义焦虑”的时代,《成己与成物》提出“意义世界的生成”问题,还是能够引起读者的联想。如果《成己与成物》直接点出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与意义迷失,会使得该书的时代意义更加鲜明,也更能激发更多读者的想象力。《成己与成物》一书将“意义世界”作为核心话题展开深入的哲学分析,并将这一分析始终以“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为指向,关切人的存在及其自由发展的去向,无疑更具理论和现实的魅力,既切实体现了形上与形下的互动,也在实质上回应了“生活的意义如何生成”的基本问题。

      如上简述,“意义世界”的支离破碎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下所谓“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焦虑正是由“意义世界”的模糊而引发的。因此,在理论层面分析意义世界,展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力图把握时代的核心话题,回应时代提出的理论难题,并在逻辑层面对其展开解析,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这也是“具体的形上学”的现实关怀之所在。作为“具体的形上学”的思想文本,《成己与成物》一书,将理论的关注与分析与背后的时代感、现实感独到的关联在一起。一般而言,哲学家更多的关注意义世界的观念之维,行动家们则关注意义世界的现实形态。《成己与成物》一书,采用观念分析的手法,将理论关怀指向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存在物――人――之意义世界的实现,从而将“意义世界”的观念维度与现实维度,清晰地呈现出来,展现了以“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为指向的哲学进路。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既要注重理论的分析(如使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同时也要避免陷入技术分析的支离而遮蔽人之存在这一主题。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就要有必要将问题域始终铆在人的存在及其自由发展的实践智慧上,“在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中,我们既要走出语言的界限,回到存在本身,又要引入分析的方式,从而避免陷入单纯的体悟、体验或独断的思辨之中”[2]。对于《成己与成物》的思考来说,恰是体现了上述方法论原则。全书始终以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为基本关注点,观念的建构与分析,理论的考辨与批判,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及自由发展问题。亦即是说,在“意义世界”的辨析与思考中,没有流入语言和理论的游戏,更没有预设超验的、抽象的思辨性存在,而是在人的知行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在这里具有时间性和过程性,同时还是不断生成的,全书即是在这样一种人的真切存在的基础上来进行意义的追问,而书中很多技术的分析,其目的也是指向智慧的澄明,而非语词的迷宫。从书中关于“意义世界”的生成之分析可见,对人的知行之域的考辨,最终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发展,体现了“具体的形上学”的终极关怀。

      《成己与成物》把关注人的存在理解为哲学的本然形态,拒斥任何先验的、超验的以及形式多样的纯精神意义的存在,努力将哲学思辨收拢在人的知行之域中,在其中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经过本源性的形上视角反思具体的存在进而寻求实践的智慧,而这也正是“具体的形上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品质之一。

      

      二、“意义世界”的生成与把握世界之“人性能力”的点出

      

      马克思曾批评以往的哲学仅满足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由此可见,马克思希望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成为变革世界的现实力量。实际上,对于人而言,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哲学考察,与改造世界、成就自我的现实活动,从来就不可分离的凝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成己与成物》一书中,则体现为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统一于“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以人的生活为出发与归宿展开理论和逻辑的分析,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做了清晰的定位,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3]。

      自我与世界,在传统认识论的视域中,往往表现以主客对立的形式而出现,这种分离使得我们倾向于从人或者对象的某一个向度来规定意义,而任一单向度的理解,对于“意义”问题来说,都可能失之偏颇。对此,《成己与成物》一书指出,意义世界建基于“人与对象的现实联系与历史互动”[4]。换句话来说,人与对象的分离趋向可在“意义世界”中得到纠偏,“意义世界”的生成为人与对象的沟通、自我与世界的统一提供了可能,这就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改造世界与改造自我指出了共通的理论基础。

      在这里,“意义”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世界,不再是单向的线性价值,而是具有多重维度,既指向自我的成就,也指向对象的成全,而这二重维度的展开,与人自身的能力(人性能力)不可分离。这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把握世界,其根源在于人具有独特的人性能力。在《成己与成物》一书中,专门点出了“人性能力”这一专门的哲学概念,并通过阐释“人性能力”这一观念来强调“意义世界的生成如何可能”。

      书中明确指出了人性能力的内涵与外延。何谓人性能力?《成己与成物》一书由这样的基本判断:“可以理解为内在于人(与人同在)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既是成己与成物所以可能的前提,又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得到现实确证。”[5]也就是说,人性能力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无此能力不可称之为“人”。人性能力是“既济”,因为它是“意义生成”的前提性存在;同时,“人性能力”还是“未济”,是开放的、日生日成的,会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得到具体的展开和体现。对人性能力的如上界定,抛开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性之善恶、人性之品等的繁琐纠缠,直陈人性为人的内在本质力量,指出人性能力的前提性价值以及开放性品格,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人性论的一次重要承转,为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注入了全新内容。

      人性能力有着具体承载的形态,或者说,人性能力是一个有着诸多外延的概念。《成己与成物》对人性能力的外延,如理性、感知、体验、想象、直觉、体验、洞察、言、意、判断力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既构成了传统认知学说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言意之辩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在人性能力这一语境中使得这些属人的思维及其表现能力具有新的意涵。

     

     人性能力的点出,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人在追寻意义的同时还有着本质的能力来建构意义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意义世界的建构不仅是必须的,更是可能的。《成己与成物》中曾提到王阳明的著名命题“意之所在便是物”[6],我们以此命题相关的王阳明的山花之喻为例,王阳明说“此花不在你心外”[7],花的实存不在我们以血肉形式存在的心之上,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山中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我们的血肉之心无关。然而,花本身是无所谓意义和价值的,其意义和价值时人赋予的,“本然世界不存在意义的问题,意义与人无法分离”[8]。因此,为了解释王阳明之挑战常识的议论,就必须引入哲学以及哲学所关注的意义问题。“哲学总是通过强调人类自身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标设置,而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和最后的根据”[9]。在这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是越过常识,超越日常领域和日常事务,求得“形而上者”,或者我们通常上说的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10]。如果你不来看此花,此花的姹紫嫣红和你有何关系?正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审美品位才赋予了花以姹紫嫣红的意义。否则姹紫嫣红都付与了断壁残垣,有何意义?与人何干?世界上有千变万化的现象,人的精神能把握这些万千姿态的现象,而且能给他们命名、归类并且赋予他们意义。“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万物者也”[11]。类主体意义上的人能够把握世界、天地万物,而这些正是展现人性能力的地方。

      人性能力的根本之价值就在于促进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性能力使得人与对象世界的交往活动中既能成就了自我的心性,也实现了对象世界存在的意义。因此,《成己与成物》指出,当我们强调人化世界时,“并不是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一个物理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意向活动)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并由此建构主体的意义世界”[12]。而这种建构,正是人性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意义世界也必须由人性能力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除人性能力之外,《成己与成物》还专门指出了人性境界的观念,为中国哲学的境界论又增添了新内容。人性境界关涉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人性境界意味着“人”之自觉:自觉自己区别于禽兽,自觉自己作为人的意义。在逻辑上看,人性境界展示人性内涵,具有价值承诺与理想引导的意义,同时为人性能力的发挥提供价值和意义的归宿,避免人性能力沦为工具。可见,在《成己与成物》中,人性境界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境界论,不再将境界仅作为一种层级式的状态,而是将境界作为“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来理解,这就为中国传统境界论的做了有力的延展。

      从《成己与成物》中可以看到,人性能力与人性境界两个重要概念的阐释,既有中西方哲学传统作为依据,但又超越了传统人性论的界域,从内在逻辑上为人性确证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双重维度,同时将其引入到“意义世界”的领域,对哲学史上的人性论学说有所增益。

      

      三、“意义世界”的追问与“世界哲学背景下的中国哲学书写”

      

      “意义世界”核心话题的提出,是在中国哲学语境转换下出现的中国品格的哲学创造,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哲学背景下中国哲学在逐渐实现现代转型,逐渐形成适合现代语境的哲学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思想的新创造,表现了传统精神及其生命智慧所附着的理论语境的转型,而这一转型建基于对语境的把握。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而言,其最直接面对的就是世界哲学的基本语境,“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二者的联系首先不是一个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13]。所以,“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进路,它需要关注不同的哲学传统,运用多元的哲学智慧,具有世界哲学的视野”[14]。在上述意义上,依照世界哲学的背景来思考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便不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全球化,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的生成,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哲学这个背景。虽然,我们常说哲学问题具有全人类性,但哲学家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聚焦论域或者书写模式总是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与时间的绵延、空间的分散密切关联。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前现代时期,各民族的哲学创造方式往往是独立的,而哲学思想的交流也是隔绝的,哲学创造的背景基本上依据固有文化的传统,很少会去也缺乏可能参照其他文明、文化和哲学型态。这样的情况,尤其发生在古代的东西方哲学之间。然而到了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突破空间的限制,人类交往、思想交流已经彻底突破地域的界限,因此,思想的创造面临着更多原来可以称之为“异质元素”的资源。异质元素的介入,在给原有思想体系、思维方式带来挑战的同时,更多的是参与了新的思想传统的构造。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以后直至当下,世界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日渐扩大。虽然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讨论从未停息,我们熟悉的有诸如“中体西用”“科玄论战”“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等著名的论争。但伴随着质疑、恐惧等不同的声音,中西之学的交融碰撞却从未因为质疑而停歇。亦即是说,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世界思想(西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元素已经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从生产生活技术、社会政治制度到精神价值层面,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对中国人产生了天翻地覆式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如果抛却世界(西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中国的影响,那么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世界哲学的背景和语境。

      当然,世界哲学的背景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同一地域中的历史世界(时间意义上的世界)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创造的重要背景。离开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者说无视几千年中国的古典智慧,片面强调西方思想的价值,也是完全谈不上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基于对哲学背景的如上理解,范围古今中西而创新,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构造来说具有必要性,《成己与成物》即是在古今中西的世界哲学背景下的进行创造性书写的一个成果。

      就古今而言,《成己与成物》展现了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独特理解,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思想、经典命题、古老范畴展开了创造性的诠释,尤其是对《中庸》中提出的“成己”“成物”命题的独特意义上的“接着讲”,当然这种“接着讲”并非一种简单的延续,而是借用这一命题并增添其内涵,在此基础上实现思想的创新。这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里提到的:“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样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于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当我们去吸收它,并使它成为我们所有时,我们就使它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所有的特性。在这种吸收转化的过程里,我们假定一个已有的精神世界,并把它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因此足见: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15]在“意义世界”的分析中,正是对以往的哲学有着多重向度的观照,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等有着理论回应,或重新诠释,或批判分析,在这种历史意义上的连续不断,同时“进一步予以发展”,才构生出黑格尔意义上新的“哲学”思想。

      就中西而言,《成己与成物》有着宽阔的世界哲学视域。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世界哲学无可回避。自中西思想交融碰撞以来,中国的思想创造既拥有了更为宽广的思想资源,同时也登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当然,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的创造囿于各种原因,在世界思想版图上所据有限,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过,作为资源和背景的世界哲学,确乎对中国的哲学创造影响深远。《成己与成物》正是在世界哲学背景下的中国哲学之自我转化与创造。书中在世界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中,扬弃的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意义世界”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和追问,同时还表现了对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分析哲学的代表性人物等一大批西方著名哲学家提出的诸多问题的批判性回应,而不仅是简单的引证。长时间以来,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大多不采取批判性思考的路径,而多是介绍、引述、构建或者“格义”与“反向格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这种回应方式,既意味着对经典哲学问题的追溯,在方法上还意味着只有对以往的哲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与经典哲学进行持续不断的对话,新的创造才会成为可能。

      正是在对古今中西的世界哲学背景有着深刻而独到的领会,《成己与成物》才与《道论》 《伦理与存在》等“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一起,在依托经典著作进行哲学诠解和思想书写的传统研究思路之外,别具一格的直面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时代的核心话题并进行自成体系的书写,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进路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科伦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4]杨国荣:《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载《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

      [3][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20、卷3第791、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5][6][8][12]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第70、82-83、210、31、210-2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10]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11、15页,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1] 钱德洪:《天成篇》,载《钱德洪集》第193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13] 杨国荣:《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问题》,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3期。

      [1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第9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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