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
时间：2020-02-25 07:50:49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上海200025）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中，长征扮演着关键一环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从革命到革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提供了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与内涵的思想指导；正确的军事、组织、政治路线的制定与执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另外，孕育形成的长征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一环；意识形态；宣传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 2010) 06 - 0017 - 07
长征的胜利，不仅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其也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而长征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党和红军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正如毛泽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因此，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解读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起的“关键一环”的价值内涵，既可以认识和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规律，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实质。
一、从革命的实践主题到革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不仅表现在认识世界上，也表现在改造世界上。“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产生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民众所接受，除了它具有知识真理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实践真理性，即能回答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根据不断丰富变化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但这一实践性的发挥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中首要的前提在于要求主体在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对每一阶段和时期的实践主题进行一个理性的定位。“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的初期，尽管党也经历了两次“左”倾错误，但对当时的实践主题的认识和把握上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在革命实践上，强调国民党统治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性质上，主张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心问题上，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这些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在曲折中前进，并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压倒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实践主题也悄然发生改变。在这变化了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一系列问题如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救亡如何统一；如何用民族认同代替阶级认同来实现社会整合，树立政党良好形象；对日战争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如何，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指导等，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科学的回答和解决。而如果依然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仅断送革命和党的前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错误的路径上夭折。长征，表面看是因王明“左”倾错误指导所造成的不得不进行的实践，但从理论深层次看它本身又是对“左”倾错误的抛弃，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一个科学方向的实践。其中对当时实践主题的科学定位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从长征期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进行解读，这一认识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由革命的实践主题开始向革（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这种转型尽管还不彻底，毕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到了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具体表现在：第一，开始思考革命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强调要通过民族斗争来促进革命斗争。如193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强调“这种情况引起群众的极大的反帝反日情绪的高涨，党必须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反日运动与更进一步的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第二，联系变化了的实践主题，公开表明党的抗日立场和正确定性党的先进性，以达到实现社会整合和树立党良好形象的目的。如在长征初期，党就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的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澈底抗日的政策”。在华北危急时，党更是通过宣言、指示、决议、布告等形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坚决抗日的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污蔑，“揭破国民党一切‘抗日必先剿共’、‘中国无力抗日’的种种武断的无耻的胡说”。对党的先进性，瓦窑堡会议决议联系民族危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种定性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上海200025）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中，长征扮演着关键一环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从革命到革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众多具体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展开的序幕；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提供了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与内涵的思想指导；正确的军事、组织、政治路线的制定与执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主体群开始形成；另外，孕育形成的长征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长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一环；意识形态；宣传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 2010) 06 - 0017 - 07
长征的胜利，不仅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其也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从形成到成熟的关键一环的角色。而长征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党和红军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正如毛泽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因此，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解读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起的“关键一环”的价值内涵，既可以认识和把握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规律，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实质。
一、从革命的实践主题到革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不仅表现在认识世界上，也表现在改造世界上。“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产生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民众所接受，除了它具有知识真理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实践真理性，即能回答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根据不断丰富变化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但这一实践性的发挥不是自发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中首要的前提在于要求主体在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对每一阶段和时期的实践主题进行一个理性的定位。“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的初期，尽管党也经历了两次“左”倾错误，但对当时的实践主题的认识和把握上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在革命实践上，强调国民党统治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革命性质上，主张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心问题上，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这些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在曲折中前进，并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压倒国内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实践主题也悄然发生改变。在这变化了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一系列问题如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救亡如何统一；如何用民族认同代替阶级认同来实现社会整合，树立政党良好形象；对日战争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如何，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指导等，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科学的回答和解决。而如果依然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仅断送革命和党的前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错误的路径上夭折。长征，表面看是因王明“左”倾错误指导所造成的不得不进行的实践，但从理论深层次看它本身又是对“左”倾错误的抛弃，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一个科学方向的实践。其中对当时实践主题的科学定位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从长征期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视域进行解读，这一认识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由革命的实践主题开始向革（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命与民族救亡并举的实践主题的转型。这种转型尽管还不彻底，毕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找到了新的正确的实践生长点。具体表现在：第一，开始思考革命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强调要通过民族斗争来促进革命斗争。如193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强调“这种情况引起群众的极大的反帝反日情绪的高涨，党必须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反日运动与更进一步的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第二，联系变化了的实践主题，公开表明党的抗日立场和正确定性党的先进性，以达到实现社会整合和树立党良好形象的目的。如在长征初期，党就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的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澈底抗日的政策”。在华北危急时，党更是通过宣言、指示、决议、布告等形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坚决抗日的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污蔑，“揭破国民党一切‘抗日必先剿共’、‘中国无力抗日’的种种武断的无耻的胡说”。对党的先进性，瓦窑堡会议决议联系民族危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种定性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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