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科技教育

　 转贴一篇老文----瑞典的科技教育瑞典科技排名领先的奥秘老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时值岁末，各种国际机构推出的年度排名也是层出不穷，诸如“企业创新能力”、“高等教育水平”等等可谓是五花八门。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这些科技类的排名中，北欧小国瑞典总是名列前茅，如果再对上述排名进行综合，瑞典甚至可能会拿到“冠军”――据统计，在瑞典就业人口中，有38%任职于科技型企业，这一比例为全世界最高；在全球10个IT国家排序中，瑞典超过丹麦、荷兰、挪威、芬兰等国，也是位居首位；此外，瑞典还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77%的瑞典人使用过网上购物；同时，按照人口计算，瑞典3G移动网络覆盖面积达到86%，列欧洲第一；而联合国等权威机构的统计也表明，瑞典人对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人均申请专利数量等很多指标排名世界前列，国民科学素质更是位居全球第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面积不到45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为900万左右的北欧小国可以创造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找到了在爱立信公司工作的朋友布里特·索尔伯格，从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管窥豹，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其中的奥秘。抚今追昔：科技创造财富　布里特今年不到40岁，住在斯德哥尔摩市郊的基斯塔地区，因为爱立信总部就位于这里，所以人们也称建在基斯塔的科技园区为“爱立信谷”。按布里特的说法，把家安在距离公司如此之近的地方，就是要“时刻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触摸到科技的进步”。

　对于福利优越的瑞典人来说，他们的生活该是比较悠闲的，可布里特为什么要自我加压呢？布里特并没有急于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引领记者来到他的书房，不过给记者的印象，称布里特的书房为“小图书馆”该更准确些。在这个书房里，除了一张桌子外，四面墙几乎摆满了书，包括历史、自然、文学等各个方面，当然，最主要的部分还是与布里特工作有关的专业书籍。布里特颇有些得意地说，这些还只是他常用到的书籍，仅占个人藏书总量的1/4。他拿下其中一本书，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起瑞典的科技发展史来：　173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人们也通常把这一年称为瑞典科学的诞生年。事实上，瑞典的科研活动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但皇家科学院的成立第一次使科研成为系统化的活动。在那个时期，瑞典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卡尔·冯·林奈，著有《自然系统》一书，他最大的功绩是把前人的全部动植物知识系统化，摒弃了人为的按时间顺序的分类法，选择了自然分类法。他还创造性地提出双名命名法，包括了8800多个种，可以说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被人们称为万有分类法，这一伟大成就也使林奈成为18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后，瑞典的工业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成长期，随后几十年诞生了许多在瑞典乃至全球举足轻重的企业。例如拉斯·马格诺斯·爱立信，就是在1876年与同伴一起，创办了今天享誉世界的爱立信公司。尽管公司创立不久，年轻的爱立信公司就受到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竞争，但爱立信公司早期的技术人员依靠对电话设备的革新，如设计接线总机、建立电话网络等站稳了脚跟。还有古斯塔夫·艾里克·帕驰，他在1844年使用红磷替代了当时使用比较危险的白磷，并把红磷涂在擦皮上而不是涂于火柴顶部，而申请了安全火柴的专利，以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安全火柴的也被人叫做瑞典火柴。

　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更是那段时期瑞典最著名的代表。诺贝尔年仅29岁就发明了用硝化甘油和硝酸引爆***，1867年他又获得了炸药的专利。在诺贝尔的一生中，共获得技术发明专利355项，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约100家的公司和工厂。而今天，依据他遗嘱所设立的诺贝尔奖，已几乎成为相关领域的世界最高荣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人的发明更是不胜枚举。仅我们日常所见的，就包括速冻蔬菜、汽车用安全带、饮料的纸质包装、电脑鼠标指针以及心电图记录仪、用于治疗肿瘤的伽马刀等等，这些都是瑞典人的发明。而其他诸如高压直流电缆、防滑机车、高压发电机等工业发明就更多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瑞典还是全世界使用生物能源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进行生物能源研究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到目前，瑞典60%以上的供热已使用生物能源，其中瑞典开发研制的一种经过植物基因培养、由速生柳树加工而成的高热能颗粒燃料，使用率已超过50%。而在利用生物能源替代传统石油燃料方面，瑞典也走在世界的前列。2005年9月，瑞典生物气体公司研制的沼气动力火车搭载54名乘客，进行了首次旅行并获得成功，连续行驶了600公里。此外，瑞典现在已有近千量生物气体燃料公交车和上万辆双燃料（使用汽油或生物燃料）轿车……。

　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布里特似乎仍是意犹未尽。他告诉记者，在100多年前，瑞典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差不多有近1/4的瑞典人背井离乡，要移民到其他国家谋生。而就自然条件来说，瑞典国土面积狭小，更没有丰富的石油或矿产资源，加之偏居世界一隅、人口较少等缘故，所以，无论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或是商业等，都不适合于瑞典的国情。为此，瑞典人较早就意识到，只有走科技强国的道路，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他还举例子说，像包装果汁用的纸盒子这一项发明，每年就能为瑞典的利乐集团带来70亿欧元左右的收入，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听了布里特的介绍，记者想起了早前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尼尔森教授所说的，“瑞典的科技创新遍布身边的小事。”例如瑞典企业生产的锅，在锅把的设计上采用了最新的隔热材料，无论锅身的温度多高，锅把却绝不会烫手；还有瑞典生产的椅子，虽然看着样式简单，却是按照人体结构设计的。所以，瑞典制造能够流行世界，根本原因也是产品的科技含量。

　无论是布里特、尼尔森还是约翰森，他们讲述的其实是一个道理，那就是科技创造财富。布里特说，从国家角度的来讲，瑞典的高福利是依靠国家雄厚的财力为支撑的，想积累如此多的财富，没有科技是不行的；而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而言，由于瑞典的各个企业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所以一个瑞典人如果没有相应的科学知识水平，想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科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更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基础教育：让孩子热爱学习　科技会创造财富毋庸置疑，那么科学知识又是通过怎样的学习得来的呢？为了回答记者的疑问，布里特首先带着记者走访了他的儿子小肯特就读的昆斯凯普学校。

　昆斯凯普学校是瑞典最大的中学之一。该校成立于1999年，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它便已拥有23个校区，7000多名12岁至18岁的学生，成为瑞典中学教育领域内的“航空母舰”。14岁的小肯特便在昆斯凯普学校的尼雪平校区就读。尼雪平校区的校长克里斯特·林达尔自信地向记者说，昆斯凯普学校追求的不仅是规模，还有教学的质量，在瑞典甚至整个北欧范围内比较，他们的学校都是第一流的。

　让林达尔如此自信的理由，便是该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在瑞典中学的各项评比中，无论是基础知识还是实践能力，昆斯凯普学校的学生总是会名列前茅。而该校很多毕业生在升入大学后，往往也是学校里的佼佼者。还有的学生，甚至在中学阶段便已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那么，学校教育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林达尔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却首先为记者打开了一个电脑文件，里面记录着该校学生的课程表。记者惊异的发现，该校每名学生的课程表竟然都是不同的。原来，昆斯凯普学校把每门课程按难易程度划分出35个等级，学生从一入学开始，便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选择在不同的等级班听课，而学生如果能通过更高等级的水平考试，那么在学期的任何时候，他们还可以跳级。例如一名叫苏珊娜的二年级学生，在她的课程表里，瑞典语是第17级，而英语却从上学期的19级一下子升到了26级。

　林达尔对记者解释说，这种教学方式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使学生在很小的时候便树立起“竞争意识”，因为对学生来讲，不断地升级甚至跳级，会使他们觉得很“光荣”，这样也就激发出了他们学习的兴趣；二是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使真正有能力的学生不必受教学安排的约束，自主地学习知识。

　为了使记者能亲身感受这种教学方式，林达尔还引领记者来到了课堂。在一间教室里，第30级物理班的学生正在学习有关光学的知识。负责授课的佩尔松老师对记者说，课堂上使用的很多实验器材，都是学生们根据课外学习到的知识自己制作出来的，一些器材甚至比课本中介绍的要先进得多。而在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今年还不满13岁。这名叫利德曼的小男孩，一入学便进入到第20级物理班学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跳级到了这个班。佩尔松半开玩笑地说，记住这个名字，或许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是他。

　不过，昆斯凯普学校的老师也没有独自“邀功”，看到小肯特的父亲布里特，林达尔校长说，家长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原来，昆斯凯普学校几乎从不给学生留作业，但给家长布置的“任务”却不少。

　布里特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有新闻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冥王星“开除”出了太阳系行星的行列，于是学校就给每位学生家长写信，希望他们能带着孩子参观天文馆，让学生们了解太阳系的构成。布里特就利用周末，陪同小肯特到了天文馆，他和那里的解说员一起，向小肯特形象地讲述了太阳系的构成、行星的定义，以及冥王星为什么不再是太阳系行星的理由。后来，学校组织天文知识的讨论，有过亲身经历的小肯特在讨论中表现不俗，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夸奖，结果，小肯特现在的理想就是要当个天文学家。而学校也对小肯特的想法给予了支持。现在，昆斯凯普学校已成立了一个“天文爱好者小组”，小肯特还当了“官”，成为这个小组的组长。

　学校和家长如此的教育方式，是不是有些对学生过于“放纵”呢？听到记者的疑问，布里特和林达尔都笑了起来。

　布里特说，作为家长，他和小肯特之间有一个协议，就是到肯特18岁的时候，肯特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在瑞典已经几乎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几乎在每个家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都有这样的协议。所以，他很早就非常注重培养小肯特的独立意识，而自主学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在小肯特长大之后，可以“不待扬鞭自奋蹄”，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获得成功的机会。

　林达尔校长则告诉记者，在瑞典，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不需要升学考试的，而在中学之前，是能基本保证学生可以顺利毕业的，只有到大学时，学校才会采取“宽进严出”的办法，通过每年的专业测试，淘汰一定数量的学生令其重修。但大学的淘汰并不是最残酷的，如果到社会中因失去了竞争力而被淘汰，那才是最悲惨的事情。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和家长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林达尔还说，在瑞典语中，“昆斯凯普”是知识的意思，学校给学生的，不仅仅有丰富的知识，更在培养他们学习的热情。因为在这个知识更新异常迅速的时代，让他们热爱学习，要比简单地教会他们知识更加重要。瑞典中学生对互联网的密切接触　大学阶段：企业帮助学生“实战”　采访了昆斯凯普学校，使记者丝毫不怀疑在如此的基础教育体制下，瑞典少年们被激发出的学习热情。但“热情”又如何转变为“知识”呢？于是记者提出，要到布里特曾经就读的，也是瑞典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斯德哥尔摩大学去看一看。

　斯德哥尔摩大学建校于19世纪70年代，最初只开设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1904年开始授予学位，又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先后建立了法律和人文科学学院，1960年成为国立大学，四年后又增加了社会科学学院。从此，该校学生人数陡增，学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目前，斯德哥尔摩大学共有3.4万名在校生，教师人数为1900人，其中教授有200人。该校现有法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个学院，共80个系，开设近800门课程。许多杰出的教师和研究者都曾在这所大学工作过，例如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雷尼乌斯、著名的俄罗斯数学家蛙耶斯基，后者还是欧洲首位有教授职称的妇女。

　20年前，布里特就是在这所学校内读书，他告诉记者，在瑞典很多政府部门、企业中，都有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友。不过布里特说，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学校相比，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可在高校科研、以及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合作方面，斯德哥尔摩大学以及瑞典的其他高校却是成就非凡。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记者见到了老朋友尼尔森教授，他也赞同布里特的观点。尼尔森说，瑞典高校承担着全国主要的科研任务，这是因为瑞典没有类似中国科学院一样的实体科研机构，除个别国家级研究所、企业内的研究机构和军事科研部门外，所有的科研力量全部集中在高校。高校开展的科研工作与教学计划以及博士阶段教育紧密结合，同时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实用研究均遵循这一原则。像斯德哥尔摩大学，便是瑞典科研能力最强的机构之一，实验设备也比较先进，这里的教师都可承担科研任务或签署科研合同，而且，瑞典的博士生也按科研人员待遇领取工资。尼尔森还向记者介绍说，瑞典政府每年投入到高校的经费，几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一般来说，达到这个指标，便可被视为是教育型以及创新型国家。但实际上，像斯德哥尔摩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尽管政府拨款很多，可只占到全部科研投入的1/4，其余大部分是来自于企业的。

　布里特也告诉记者，他就是在产、学、研一体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典型。1992年，布里特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先后完成本科及硕士课程后，正在犹豫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是像其他多数同学那样先找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恰在此时，布里特的硕士导师与爱立信公司签定了一份科研合同，他的导师告诉布里特，如果继续在学校学习，就可以参加这个科研小组，而只要表现出色，今后布里特进入梦寐以求的爱立信公司工作并非只是个梦想。于是，布里特欣然地接受了导师的邀请，并在随后3年时间里，与导师及其他同学一道，顺利完成了这个科研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布里特还独自研发出一项专利技术被爱立信公司采用，当时，他只有28岁。而在布里特还没有拿到学位的时候，爱才心切的爱立信公司便按照接收博士生的条件雇佣了布里特，并把他安排在一个重要的研发岗位。

　而在布里特参加工作后，他发现，爱立信公司几乎七成以上的科研项目是委托高校或与高校合作完成的。布里特认为，一方面，学校的科研条件一点也不比爱立信的研究机构逊色，而且人才也非常集中，所以，高校成为爱立信公司科研成果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而另一方面，公司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人才，选拔优秀的毕业生到企业去工作，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尼尔森此时接着布里特的话说，瑞典在科技方面一路领先，是与大学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分不开的。而国家以及企业的科研投入，使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有能力去完成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更提高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很多学生在本科时就已经开始以个人名义和一些中小企业合作，而到了硕士及博士阶段，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会参与到某项科研课题中，这样，就把企业的资金、学生的智慧以及学校的资源很好地统一起来。有统计说，在瑞典每年申请专利的人中，有近30%是在校的学生，近6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学生能够迅速脱颖而出，与他们在大学阶段就开始进行科研“实战”是密不可分的。

　走入社会：缔造知识经济传奇　从昆斯凯普中学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记者已经深刻领略到，在瑞典的教育体制下，学生们在少年时代便被激发起学习科技知识的兴趣，而到了青年时期，他们又在大学里得到了“实战”的锻炼，从而使瑞典的年轻人未出校门，便已被打造出较高的科学素质。不过布里特却认为，学生时代毕竟只有20年左右的光景，真正考验人们的，是在进入社会后能否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

　在前往记者本次采访的最后一站——基斯塔科技园的路上，布里特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叫尼古拉斯的瑞典人，也就是Skype软件发明者的传奇故事：　Skype是一个小软件，它整个大小不超过10兆，一张普通的光盘就可以装70个这样的软件。Skype公司也是一个小公司，从诞生到功成名就，迄今为止也不过三年多的时间，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到现在的100来人而已。

　然而，Skype又是个超级大软件。据统计，去年9月Skype的用户为5000多万人，但在半年多后，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一亿。同时，Skype更是一个大公司，2005年9月12日，电子商务巨头eBay正式宣布收购Skype公司的那一刻，几乎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为了收购Skype，eBay开出了近41亿美金的总价，前期付款便包括26亿美元的现金和eBay股票。

　什么是Skype？它就是一个互联网语音通讯软件。纯粹从技术角度来观察，Skype算不上什么超级武器，早在它前面，已经有QQ、Msn、Yahoo等软件已经为广大网民所熟知。当然人人都夸Skype的通话质量是最好的，不过，Skype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了包括以往语音通讯软件及IP卡等各方的长处：首先，Skype和其他网络聊天工具一样，也是免费的，但它的信心传输内核是P2P技术，这样，无论有多少人同时在线，信息传输速度并不会受到影响；其次，Skype比其他软件更为简单好用，例如在使用电脑给普通电话机打电话时，传统的网络电话需要配置路由器，可Skype则省去了这个麻烦；最后，Skype的销售和传播完全通过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打过任何广告。用其发明者尼古拉斯的话说，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省下大笔的费用，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研发当中，而不是像传统企业那样，把钱都花在铺天盖地的广告上。

　尼古拉斯又是何许人也？今年39岁的他曾在瑞典的一家电信公司工作8年，这段工作经历给尼古拉斯的启示就是：在新技术应用领域充满了巨大商机，只要把握得当，就能在弱肉强食的市场中由小变大、迅速崛起，而这一切的前提又是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尼古拉斯首先和他的同伴一起制造了KaZaa这个历史上下载量最大的P2P软件，到目前为止，在互联网上通过KaZaa下载的总数已经超过3.7亿次。当KaZaa最火的时候，它几乎成了“下载”的代名词，就像我们今天在网上的搜索时会说“Google”一样。小试牛刀之后，尼古拉斯并不满足，他又发现了网络通讯这一巨大的市场空间，于是，他和他的同伴一起研究当前各个通讯软件的优点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开发出了Skype。

　被eBay以天价收购后，尼古拉斯并不满足。他现在有了资金的支持，Skype软件和服务也以更快的速度更新换代，短短几年时间，Skype已经实现了从电脑打电话到普通话机，也可从普通话机打电话到电脑，不久后，Skype的手机版本也会出炉。

　布里特感慨地说，像尼古拉斯这样的人，不断地在知识经济中发现机会、把握机会，才该是所有瑞典科技人员的榜样。而事实上，瑞典还有着成千上万的像Skype这样中小型科技公司，或许他们中的某一个甚至更多，就会成为明天的另一个传奇。

　这样的例子对于一个国家整体的科学素质而言有代表性吗？布里特听了记者的提问，却反问起记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很高的整体素质，又怎么会诞生这样的传奇呢？[table=450] 昆斯凯普学校一个班级里不同年龄的三名学生科技园区：“无线通讯之都”　到了基斯塔科技园，布里特颇为自信地对记者说：“当你参观过这个科技园区，就知道瑞典为什么会诞生像Skype那样的传奇了。”　基斯塔科技园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郊，是市区前往奥兰达机场的必经之地。这里是瑞典24个高科技园之一，于2000年被著名的《连线》杂志评为全球第二大科技园，地位仅次于美国硅谷。基斯塔科技园区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办公面积110万平方米。在这片土地上，有650家公司，雇员29000人。其中高科技公司就有350家，且大部分集中在电信、无线、微电子、软件等4个领域，包括爱立信、诺基亚、IBM、HP、Oracle、Intel、Sun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生产基地或研发中心，因此也被称为“无线通讯之都”。

　26年前，基斯塔地区还仅仅是一片农田。是什么原因使这里发展成为全球的“无线通讯之都”呢？ 据布里特介绍，基斯塔科技园的发展主要不是依赖政策的优惠，而是成功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顺应了瑞典整个国家信息技术产业尤其是通讯产业发展的潮流。瑞典只有900万人口，但人均GDP高达25000美元，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在通讯产业方面，瑞典是移动电话技术的主要发源地，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3G ）技术方面拥有核心技术优势，截至2005年底，仅在无线技术领域瑞典就有500多家企业；在信息技术应用程度方面，目前瑞典移动电话普及率已接近100%，个人电脑普及率超过80%，均居于世界前列；另外，瑞典还是全球宽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预测，到2006年底，将有50%的家庭配备宽带接入。上述产业环境、应用环境无疑都是促使基斯塔成为全球综合实力第二的高科技园区的重要原因。

　在基斯塔科技园，现有及未来的科技人才是园区内的主要“公民”，而基斯塔科技园的管理者，也尤为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对人才的培养上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产业人才培养及供给机制。

　为了适应基斯塔科技园的发展需求，1999年，瑞典的两所知名学府皇家理工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共同投资一亿瑞典克朗（约合1500万美元）在基斯塔成立了一所专业大学——信息技术大学。信息技术大学并不是泛泛地提供信息技术教育，而是针对基斯塔科技园产业的需求，重点开设了电信、通讯技术方面的课程，培养出来的人才很有实用性。目前信息技术大学拥有30位教授、300位研究员，在读学生达到3500人，并计划到2010年发展成为拥有80位教授、1000位研究员以及12000名在读学生的全欧洲最大的信息科技大学。

　像斯德哥尔摩大学等瑞典其他高校一样，信息技术大学也与科技园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产学合作关系。大学的研究人员、博士生到企业任职，共同参与技术的研发，产业界人士也经常到学校讲课。几乎每家公司都向学生提供暑假实习的机会，学生在读期间便开始与园区企业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共同参与业务计划，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合作公司工作。

　除对园区内的人才培养给予特殊关照以外，基斯塔科技园还特别注重对本地中小企业的扶持。用布里特的话说，科技人员是园区内的“公民”，而中小企业则是“公民”们的“家”，说不定哪一天，某个中小企业就会成长为像爱立信一样的行业巨头。

　为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基斯塔科技园制定了对创业投资的鼓励政策，通过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高增长潜力的小企业群体，保持园区的长期发展能力。这一方面，基斯塔科技园还有一套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包括向研究人员及在读大学生免费提供研发基础设施的孵化器，为小企业及创业者提供服务的商业服务中心，举行“风险杯”竞赛，建立顾问队伍，实行种子融资，为科技园的员工准备创业提供专家支持的“公司创造器”，组织经验丰富的商界人士向创始企业家提供详尽的应用培训等。

　如此好的发展环境，如此重视人才，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又怎会不再产生又一个Skype的传奇呢？诺贝尔奖：那只是个起点　几天来，记者分别采访了瑞典的中学、大学以及科技园区，还听到了瑞典人在知识经济领域创业的传奇故事，尽管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却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瑞典人成长、发展的经历，并反映了为什么瑞典人可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中，被称为是全世界科学创新第一的国家。

　布里特说，在瑞典语中，并没有对应“科学素质”专门的词汇，不过这恰恰反应出，瑞典人在此方面的努力无处不在，例如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外来竞争和风险投资的开放、信息公开等构成了瑞典人学习科技知识的一个大环境；而政府以及企业等对于科研的大量投入，也促进了科研能力的增长。不过，这其中的根本，是在学校以及社会，对人们所进行的科学教育，同时这种教育又是全方位的，既有科学兴趣的培养，也有知识的输入，更有产、学、研的相结合。正是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使瑞典人的科学素质有了今天的水平。

　“可在100多年前，瑞典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科学为何物，瑞典人科学素质进步的起点在哪里呢？会是诺贝尔奖的影响吗？”听到记者的提问，布里特沉思良久。“或许是吧。瑞典人确实要感谢诺贝尔，他带给瑞典人的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也激励了很多瑞典人去钻研科技知识，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在祖国的土地上获得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不过，诺贝尔奖最多只是瑞典人意识到提高科学素质重要性的起点，却不是全部。因为在过去，瑞典人依靠科技创造了财富，现在，也依靠科技在迎接全球化时代激烈的竞争，如果不想回到过去贫穷落后的年代，学习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质该是伴随每个瑞典人一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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