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李国文经典散文作品】 哲理性散文名家作品

　　喜欢李国文的散文，是因为他的文字不仅自在，而且老辣，见修养，也见性情，貌似随意，其实是一种气定神闲后而有的潇洒。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名家李国文经典散文作品，供大家欣赏。

　　名家李国文经典散文作品：司马迁的悲哀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然后于污秽肮脏之中死去的故事。

　　“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

　　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是作为谋生手段，甘愿去势，求得进宫的这份资证。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记录使用宦侍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

　　“宫”刑，在中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坏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余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

　　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将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犯的脑袋，也有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的，其残忍可想而知。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

　　每读毛主席在《沁园春》的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句，我总会想起他“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得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句“略输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可这位亭长从不以诗人自居，无论司马迁说长说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汉高祖，至多当他放屁，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采”，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个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绝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

　　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招来了这场没顶(卵?)之灾。

　　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

　　“宫”司马迁的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尽上来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奔走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来势甚凶。所有这些败相，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

　　孟德斯鸠说过：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也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得更干脆：久握权力，必致腐化。这也是所有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在其晚年，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

　　刘彻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禅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事功，大兴土木，与所有老年统治者一样，最后必成为一个悖谬颠错的老糊涂。司马迁还以为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主”，居然天真烂漫地“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要为李陵败降慷慨陈词。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

　　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他说：一、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阵，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天下矣”;三、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学问太多的人，易愚;愚，则不大识时务;不识时务，就容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事情。

　　他这一张嘴，果然捅下天大的娄子。

　　汉武帝是让他讲话来着，他该懂得，陛下给脸，垂询你的意见，是你要讲他愿意听的话。你如果不想对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装糊涂，千万别进逆耳之言。这位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关西大汉，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盘托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毁了他的前程，连男人的看家本钱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王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但他要说，这个认死理的司马迁。

　　结果，“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一个“略输文采”的统治者，收拾这个当场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爱之人的文学同行，还不容易。陛下吩咐了，不用砍掉他的脑袋，只消“宫”掉他的××就行了，然后卷帘退朝。刘彻，肯定会为他这得意一笔，回到后宫，跟李美人一块儿偷着乐的。妲己，曾让商王纣杀比干剖腹验心，褒姒，曾让周幽王举烽火报警取乐，那么，汉武帝“宫”太史令讨美人欢心，又算得了什么?

　　宫刑，始于周，为五刑之一。《书?吕刑》曰：“爰始淫为劓、刵、椓、黥”，“椓”，孔颖达疏：“椓阴，即宫刑也”，也就是去掉生殖器官。“劓”，削掉鼻子;“刵”，切掉耳朵;而“黥”和“墨”，则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刖”，斩断手足。《孔传》曰：“截人耳鼻，椓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古人对这类残酷的肉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结果，“杀”，在五刑中，倒成了最简单的刑法，因为砍掉脑袋，只须一刀了事。

　　远古时代，统治者视人民为草芥，老百姓如肉俎上。据《汉书?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要是刑乱邦用重典的话，五百增加到一千，那就该是道路以目，动辄获罪，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原因，就会掉耳朵，掉鼻子，割××，送性命。所以，汉武劁司马迁而不杀，留一条命在，该磕头喊万岁才对。

　　读《水浒传》，陆虞侯往林冲脸上刺字，押往沧州;武松在阳谷县犯事，脸上刺了金印发配，看来对人犯的施虐行为，到唐宋，到明清，还在延续。这种远古时期留下来的残忍的恶行，像基因一样，在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一遇机会，就会爆发出来。要不然，“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怎么想起给走资派挂黑板，戴高帽，剃阴阳头，往死里折磨呢?不学无术的革命派，不可能从史书中得到启发，很大程度上是血管里的基因在起作用。

　　司马迁“下于理”，大约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一点，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纪。但他却只能在“蚕室”里泡了。颜师古注《汉书》：“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在没有麻醉剂，没有消毒措施，没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剥掉裤子，割下××，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的一篇《病后杂谈》里说到：“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先生认为“宫”刑，只施用于男子，事实并非如此，据《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宫”刑的。

　　究竟如何对妇女实施幽闭，史无记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据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妇人幽闭》中透露：“《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尽废矣，是幽闭之说也。”

　　记得前些日子，有一位先生，忽然说他明白了，写出文章，他认为古代是用杵击的野蛮方法，使妇人子宫脱垂，造成幽闭云云。其实也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不过，如果说古代的行刑队，具有对男女生殖系统如此精熟的了解，证明鲁迅先生所感叹的，旧时中医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甚至不如封建社会里专事行刑的刽子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了。

　　话题或许离司马迁远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国旧时的统治者，和未成为统治者的起义军的领袖，那种把人之不当人待的残忍，也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之愤，之怨，之惨，之悲哀了。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一个裤裆里空空如也，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他的男根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使。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儿，是狗男女，更是侮辱。司马迁，这位关西大汉，若是允许他用土话骂街，肯定会仰天大吼：“这个鸟官，对我来讲，管个球用?”

　　他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对他“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的被“宫”，痛苦之极，羞辱之极，简直没法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可耻的刑法，施之于他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不由得不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

　　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

　　然而，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发愤著书。

　　记得在七十年代，“文革”狂，已是强弩之末，屠灭文化，也就中气不足，一些古籍，部分解禁，内部购书，网开一面。于是，我有可能一本一本读司马迁这部不朽之作，边读边也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他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同时，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待，把你的××割掉，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责呢?

　　后来，我明白了，这固然是中国文人之弱，但也可能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

　　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右派”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因为那些王八蛋作践得你实在不想活了。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嘛?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是，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刹那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屁用?

　　因此，我想：

　　第一，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

　　第二，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几率，干吗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

　　第三，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他，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更活得长久。

　　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反面。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与秦始皇一套号的人。而南宋洪迈在《容斋笔记?人君寿考》中说：“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

　　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对这个一辈子信神弄鬼的刘彻，不无幽默地作了个总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糜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以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司马迁《史记》)

　　这位“英主”真面目，在他笔下，一层层地揭了个底朝上。按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记》，共49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19段，涉及封禅祭礼者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还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也是书呆子的蔡邕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后汉书》)

　　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是，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和唾弃。

　　到底谁更强些，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着咧!

　　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采”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终于走向死亡，而在精神上彻底升华了的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还给他带来羞辱的肉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

　　生年不详，卒年更不详，这或许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给后人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

　　名家李国文经典散文作品：“裙带风”考

　　公元136年(东汉顺帝永和六年)，大将军梁商临死时，对他的儿子梁冀说：“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臧，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他要求丧事从简：断气以后，马上拉到坟地，即时殡葬了事。但是，死之后，皇帝亲临梁府吊唁，颁下旨来：“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

　　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

　　“黄肠”，全称为“黄肠题凑”，为“天子葬制”。初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挖掘发现，才明白梓宫里那些围绕着棺椁，许多整齐排列的整棵柏木，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黄肠题凑”了。这虽然是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不过，经天子特赐的皇亲国戚，高官大臣，死后也可享用。由此可见，梁商应该是与汉武帝的霍光一样，是个生前显赫，死后哀荣的大人物。

　　虽然，梁商有遗言，死后不要“百僚劳扰，纷华道路，祗增尘垢，虽云体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但皇帝不干，他之所以要大办特办，备极哀荣之能事，因为死者不但是他的老丈人，还是替他管理国家的大臣。此人虽说不上有什么大功劳，也没什么大纰漏。于公于私，他不得不如此做;何况在汉代，外戚，常常是左右朝政，操纵帝位的重要因素，他也不能不如此做。尽管如此高规格的对待，他的老婆梁皇后，梁商的女儿，还嫌不怎么满意。于是，她另行赏赐，手笔之大，骇人听闻，比顺帝差不多翻了两番，“钱五百万，布万匹。”

　　由此也就知道，梁商所以死后能够享用“黄肠题凑”的葬制，看来是女儿为皇后的缘故了。

　　而梁家的裙带风尤为厉害，他们家先后出过三位皇后：一位是和帝的生母，死后被追封为恭怀皇后;一位是现在顺帝的皇后;还有一位，就是皇后之妹，不久又将成为桓帝的皇后。所以，像梁商这样一位极有后台的大将军，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说出这番丧事从简的话，也颇能表明梁商此人，尽管做了很大的官，拥有很大的权，还能有一份最起码的知道自己为外戚的明智。

　　《东观汉记》对他的评价简直近乎溢美：“其在朝廷，俨恪矜严，威而不猛。退食私馆，接宾待客，宽和肃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皆若在己。轻财货，不为蓄积，故衣裘裁足卒岁，奴婢车马供用而已。”如果再以《后汉书》中对他的议论看，“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足以了解他检束自己的隐衷。在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中，宦官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群，外戚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大将军能有这点清醒，能有这点谨慎，也就难能可贵。

　　可是，他的儿子梁冀，却是一个浮浪子弟、不法纨绔，与他老爹完全不同，绝对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恶棍歹徒。

　　有一次，他父亲与洛阳令吕放，也就是首都的市长聊天。其间，自是出于朋友的善意，吕放示意梁商，老人家，您要好好约束一下贵公子才是。梁商当即表示关注，连连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吕放当然不会和盘托出梁冀的恶行，只是点到为止。梁商回家以后，拍桌子把梁冀训斥了一通。史书称梁冀长得“鸢眉豺目，洞精矘眄”，这八个字形容这位大少爷，估计梁冀那一脸刁蛮，心存龌龊的样子，够让人倒胃口的。梁冀被他老子狗血喷头骂了以后，心想，你吕放给我上眼药，给我添堵，我就给你来一手绝的，派杀手在半路上把这个多嘴的市长干掉，要了他的命。梁冀怕他老子查出来，谎报是吕放的仇人所为，并推荐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然后大肆捕杀，灭口无证，从此没有一个人敢在梁商面前说他的坏话。

　　梁冀在办完其父丧事之后，不到半年，就由河南尹上调中央，接替其父的大将军位置，同时参录尚书事，位极人臣。因为他的大妹妹，为顺帝皇后，是个精于权术，巧于谋算的女人，自是需要她哥哥在朝廷之中，为其羽翼。这个女人，醉心政治，酷嗜权柄，顺帝驾崩以来，她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都是不超过十几岁的小皇帝，这样，她就顺理成章地得以临朝执政。梁冀由省而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更是肆无忌惮。

　　梁商所以检束自己，因为他的诅父梁竦，“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所以，梁商幼年，是在这种宫廷斗争的阴影中长大的，领教过充军发配，家破人亡的苦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后来，窦家倒了，扫地出门，梁家平反，重新辉煌。也许看透了外戚家的兴亡荣枯，都是须臾间事，梁商备受外戚之苦，稍有自律，不敢作孽，直到临死，也没敢炸翊。梁冀则不同了，只知道外戚之得便宜，有后台，所以，恣意妄为，毫无顾忌，缺乏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后自取灭亡。这样，梁商辛苦苦打下的基业，一转眼间，就在自己的第二代手中败了家。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儿子败坏老子的遗产，孙子颠覆祖辈的根基，尸骨未寒，江山易色，魂幡尚飘，旧调新弹。历史的颠覆，有时也来得太快，这也是所有第一代创业者始料不及的悲剧。一个土财主，出了个败家子，顶多破产而已，而偌大政权，毁在败家子手里，那就是国破人亡的灾难了。

　　《后汉书》这样描写梁冀：“为人鸢眉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如今，能知道“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是怎么一个玩法者，大概是找不到的了。

　　李汝珍写《镜花缘》，就感慨古代若干游戏技艺的失传;有一次，我听一位研究清代宫廷的学者，论及时下的古装电视剧，大摇其头说，不是哪一点不像，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像。不过百年之隔，就生疏如此，汉代花花公子们的游乐，更是无法知悉。但以今譬古，估计也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按摩，桑拿，蹦迪，酒吧，高尔夫，弹子房，卡拉OK以及三陪小姐的全套服务吧?

　　从这些细节来看，梁冀只能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吃喝玩乐的衙内，如果仅此而已，他老子在地下也就可以长眠了。但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个衙内仅仅满足于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呢?权力这东西，是首先要把握在手里的东西。梁冀倚靠着他当皇后的妹妹，长期独揽大权，达二十多年，简直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地步。当他炙手可热时，“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齑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有一个叫士孙奋的扶风人，很有钱，梁冀打他的主意，把自己的坐乘，连马带车强行抵押给这位富翁，要贷款五千万。这种勒索，与明抢也无什么差别。士孙奋没法，不敢不借，但借也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于是，给了梁冀三千万，以求消灾。哪知梁冀大怒，给你脸，你不要脸，于是一纸公文把士孙奋告到了扶风县，诬陷士的老娘，曾是梁府替娘娘管私房钱的女婢，偷了他们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在外的。官府哪敢忤违梁冀，他怎么说，就怎么办，“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

　　所以，大臣黄琼上疏：“诸梁秉政，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迁，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其实，黄琼敢于这样冒犯梁冀，是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才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说出了真相。但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中，外戚能把持朝政，为非作恶，而有恃无恐，通常，那个做皇帝的男人，不是年龄太小，童稚无知，被控制操纵，便是昏庸无能，行尸走肉，被蒙蔽愚弄，由此，便知道黄琼疏上以后，说了等于没说，屁事也不顶用的。外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司马迁着《史记》，专门有《外戚世家》一章，说明了自远古起始，中国统治者的母族和妻族的姻亲们，染指权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现今的世界上，除了欧洲保留王室的国家，尚会有后妃的外戚外，其他国家的领袖，都有任期限制，母族、妻族纵能涉足权力，也是镜花水月，稍纵即逝。即使是世袭的国王，又如何?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摆设，外戚就更没有什么油水了。那位因车祸而亡命的黛安娜王妃，其弟也就是在他姐的葬礼上风光了一阵，好像也没有因她而升官发财。如今，一般政权体制中，已无外戚这一说，但外戚没了，不等于裙带风也没了。有的人在仕途上贪图捷径，走统治者的夫人路线，走权势者的太太路线，而获重用和信任者，还是会存在的。

　　古代的“外戚”，专指封建社会中与帝王的后妃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士，后来，血缘的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凡是皇太后，皇后(未来的皇太后)，太子妃(未来的皇后)，以及正被皇帝宠幸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们所嬖爱的某个娘家的男人，或者不是娘家人，可以在后宫出入的人，都可算在外戚之列。再后来，也就无所谓后和妃，凡依赖女人的力量，获得权势和财富者，都被泛称之为“裙带风”这样比较香艳的名目之下。

　　外戚，是后代裙带风的老祖宗;裙带风，则是外戚在现代社会的延伸与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凭机遇而不需奋斗，凭幸运而不靠本事，凭女人而不用努力，凭裙带而操弄权柄的特殊阶层。司马迁的《外戚世家》，第一个就写了汉高祖的老婆吕雉，她的两个兄弟，也就是刘邦小舅子，差点把刘姓王朝颠覆。王莽也是外戚，他一手结束了西汉政权。到了东汉，一拨一拨，更是目不暇给。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外戚闹得最邪乎的一朝。

　　外戚能够紧紧攫取朝政，首先，得有一个对权力感到兴趣的女人，有本事把皇帝丈夫或皇帝儿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其次，得有一个或数个迫切需要权力的娘家人，或者是相好之类的男人，可以委以重任，沆瀣一气，共同作恶。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还得那个为帝王的糊涂蛋，必须沉湎酒色，必须昏庸无能。除此，最好的得以控制国家权力的办法，就是皇帝为小孩子，容易摆布。清代的慈禧在咸丰死后，选同治、光绪、溥仪三个人当皇帝，年龄越挑越小，看来深谙此道。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帝权旁落，后权当政的局面。

　　所以，顺帝死后，第一个立的是冲帝，两岁，还在襁褓之中，自是再理想不过。援例，梁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梁冀扶摇直上，不可一世，也是预料中事。但是，不到一年，这个婴儿死了。于是，太后和其兄禁中定策，再立，还得找一个儿童皇帝才好，以便掌握。第二个立的是质帝，八岁，可是，不到一年，也死了，死得很惨，是毒死的。这个才不过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大概看见梁冀那“鸢眉豺目，洞精矘眄”的样子，有些害怕，“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现在轮着该立第三个皇帝了，这兄妹俩看中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也就是后来将他们梁家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桓帝，这是万万没想到的。他们还以为这样的选择，万无一失，因为皇后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自己的嫡亲妹夫，还能不向着自家人吗?而那个跋扈将军梁冀，大权在握，已经干掉了一个皇帝的他，因此，十分自信，即或这个年轻人翅膀长硬了，还会在乎再干掉一个吗?

　　“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小梁)皇后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这一下机会到了，桓帝在厕所中，召见亲信，策划了一场倒梁的运动。159年8月，“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

　　从梁商死，到梁冀自杀，23年工夫，这家外戚走完了全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凡为外戚者，椒房之宠，内宫之幸，确实是非常风光的。读《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不过当上皇帝的许多小老婆之一，整个贾府上下，那一份当上外戚的亢奋，好像中了什么头彩似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大小姐一死，这家立刻就垮了下来，最后，树倒猢狲散，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翻一翻《二十四史》，外戚得好下场者不多。因为一些本无可能染指权力的人，攀附着女人裙带，爬上了高枝儿，暴得富贵，沐猴而冠，总是难免魂不附体，神志错乱，便小人得志，乱作威福，当然只有覆灭完蛋一途了。

　　外戚的败亡，通常都发生在所依附的那个后、妃出了问题，或是死了，或是失宠了，或是原先能够控制得住的小皇帝长大了，再也不听摆布。于是，靠山一倒，不得不跟着也倒。为后为妃者，罚坐冷板凳，还算是好的，被打入冷宫，一般也就没戏了，而鸩酒一盏赐死，或白绸一条劝缢，那么，做外戚的就得陪着倒霉。这时候，外戚的那个“戚”字，就从“亲戚”的“戚”，变为忧戚的“戚”，惶惶然如丧家犬，懵懵然似落汤鸡，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了。

　　裙带这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攀附，但坏也坏在容易缠绕，弄不好裹住了自己，脱不了身，便是沉船的老鼠，只好一块儿与船覆灭。这也是所有不从正门入，进客厅，堂皇坐下，而是从后门人，出入卧室和厨房，鬼鬼祟祟，缩头缩脑，走太太路线的人，常常认识不足的地方。后汉的梁冀，他家接连出了三个皇后，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强势的外戚。朝廷好像是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这位大将军威权无以复加，到了可以随便换皇帝的地步，结果又如何，还是掉了脑袋，落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当然，即使在封建社会中，外戚也不是一定会有的政治现象。凡是从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权力，总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只要昏君当道，朝政紊乱，政治腐败，纪纲不振，才会有梁冀这样的外戚出现。桓帝收拾了梁氏外戚，但接着在他的卵翼下，又有邓氏外戚，窦氏外戚作乱，一蟹不如一蟹，东汉政权就这样进入了末期。

　　梁冀被籍没时，“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三十余万万，究竟是五铢钱呢，还是其他计量，不得而知，但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这笔贪污款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可了解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权力的人，必然要疯狂攫取，必然要所行非法，必然要生活糜烂，必然要道德败坏。最后，也就必然要像梁冀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身首异处，伏法阙下。

　　关于梁冀的故事，显然是非常古老了，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警示。在目前这样大好的社会环境，健康的政治风气下，对那些不走大路走邪路，不走前门走后门的心术不正，觊觎权力之徒，保持一点清醒意识，也许不无裨益吧!

　　名家李国文经典散文作品：邪教与造神

　　三国成了热门话题，众说纷纭。在中国，只有这一断代史的起始年限，有些例外。习惯上不以魏蜀吴建国时为准，而是把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看成是三

　　国的开始，从此，约定俗成，相沿至今。

　　汉王朝到了灵帝，已腐朽衰败，民不聊生，张角、张梁、张宝兄弟，率领头裹黄巾的四五十万农民起来造反，也是社会矛盾到了无法解决的极限，只有诉诸武力了。从此天下大乱，分封割据，杀伐征战，群雄并立。在这种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被推到历史脚灯前的人物，如后来形成纷争局面的三雄，刘备至少具有“仁义”的感召力和皇叔身份;曹操有当时最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他的足智多谋;孙权则具有豪族的霸势，和三代经营的江东根据地。而这个张角，不过是个不第秀才，文章大概也写不好，否则也不会名落孙山。当作家又耐不住清苦，就只有不安分了。但成势以后，无论他看自己，或是别人看他，当然不具备一呼百诺的吸引力。

　　不过，休要小看这个黄巾领袖，他不可能研究过心理学，但他挺能把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心理状态，便塑造了一位“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来撑腰，还编了一个动听的神话来宣传，还提了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蛊惑。于是黄河流域的八个州郡，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不奇怪，此前此后，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其领袖者，不管有文化的，无文化的，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的重要性。

　　凡农民起义，十之八九要凭借“妖法”，鼓吹迷信的，从黄巾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从未终止过。刀枪不入，装神弄鬼，经咒符水，奇功异术，这些骗人骗己的把戏，直到今天也未断根。所以，梁山水泊的及时雨宋江，等到革命成功，要分胜利果实时，还得求老天爷帮忙。因为晁盖遗言，谁打下祝家庄，谁抓住杀他的凶手，谁就是梁山泊的领袖。而玉麒麟卢俊义的人望和社会地位，和他捉拿凶手的功绩，理所当然地要当第一把手。于是，宋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只好又搞迷信这一套把戏，假装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碣。喝，一百零八将，全在上面刻着大名呢!老天爷已给他们排好座次了。这样，增加了很大的天意成分，更有那些老革命吴用、李逵，大吵大闹一番，哥哥不当山寨之主，怎么能行?宋江坐上头把交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改造了一位外国神，来装门面。天父天兄之后，就是他，让他的信徒顶礼膜拜。据说，当时洋教会都不敢认同这个中国化了的耶和华。他把中国的巫术和耶稣教结合成个不中不西的教，还假装天父附身，口传圣训。而反对他的人，也用装疯卖傻这一招对付他。这些金田起义的农民领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后，居然大庭广众之中，跳大神似的开很认真的玩笑，实在是够有幽默感的。

　　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后来，实在无神可造，干脆造自己：伟大呀!英明呀!神圣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这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

　　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反正死罪一条，就豁出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由于反抗朝廷，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张角不找“南华老仙”，凭他那不第秀才，谁会信他是个“大贤良师”呢?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

　　翻一翻中国历史，便常常是这样一个个人迷信恶性循环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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