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经验教训_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下面是小编整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范文，欢迎阅读!

　　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篇一

　　一、成功经验

　　1、坚持生命线地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事业的生命线。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2、坚持党的领导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立足于党的理论创新，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干部群众的重大思想困惑。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挑战和机会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4、坚持利益原则，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

　　5、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相结合。

　　6、区分层次，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社会发展不平衡，认识问题和看待事物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针对性。

　　7、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新时代要树立载体意识，重视大众传媒的载体作用。

　　8、重视学科支撑，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道路。大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专职化、现代化。

　　大学生思政的基本经验与显著成效

　　1、坚持把大学生思政的正确导向放到第一位

　　2、坚持德育为先思想。

　　3、坚持用改革开放成就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弘扬主旋律。 激发民族自豪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增强说服力，提升教育的实效性。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

　　6、坚持全员育人的格局

　　二、失误教训

　　三、优良传统

　　第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人们头脑的传统。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启发人们的觉悟适时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我们党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广大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头脑，注重理解其精髓，整体把握其实质，不断更新观念，廓清思想上存在的糊涂认识，真正解决深层次的 问题。正因为有这一理论的武装，我们党取得了三次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注重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们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

　　第二实事求是的传统。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回顾我们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第三、平等待人的民主传统。贯彻平等待人的民主原则，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贯作风，民主的实质是平等。 第四、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它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去进行同时又必须同各条战线的具体任务相结合。

　　第五、以身作则的传统。要求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教育者要以身作则。

　　第六、群众路线的传统。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党的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再次告诉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再要求在新形势下应该更好地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四、现实问题

　　(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没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现有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不能满足广大被教育者的需求，现状与目标有着比较大的落差。在思想教育的课堂上大多采用全盘的理论教授，注重理论忽略实践，致使思想教育总体达不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二)的与机制不健全，教育机制比较单调，只是采取学校教师将思想教育相关内容传授给学生唯一的途径，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家长及社会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如此孤立，没有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立体化的，完善的的德育机制。

　　(三)我国广大学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学习，在其课堂上普遍感觉这门课程过于乏味，除了自身对这门课有兴趣的学生之外，一般学生基本上没办法激发出其对于学习的兴趣。这就表明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传播思想文化外的过程中，运用的教育手段不能抓住学生们的注意力，即没有找到合适的，有创意的，可以吸引大部分人眼球的良好教育方法。

　　(四)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庞大队伍同样存在着综合素养，专业文化程度不够高等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前进的步伐。同时部分教师薪金太低，导致一些教师不满足于自身的工作现状，把目标寄予其他高薪行业，对教育工作得过且过，也严重损害了我国思想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发展。

　　(五)国家政府乃至学校，家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力度不强，没有领悟到思想政治教育对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学习的动力性不强。当下高校学生对待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一带而过，马马虎虎，使思想政治教育达不到其本质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篇二

　　世纪之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新中国经历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改革开放的成就人人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考虑成功究竟来自何方，反思一下哪些教训值得今后引以为鉴。倘若我们不能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无法确保今后改革会继续获得成功，也无法克服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缺点和困难。

　　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在人们心中存在着许多困惑，为何改革似乎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为何以前人们见面就问发多少奖金，现在见面却往往问几个月没发薪了?为何八十年代不断增加社会就业，而九十年代却要忍受下岗的痛苦?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同俄罗斯改革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将成就简单地归于"市场与开放"，将改革方向归于向"规范化市场经济"过渡，但是，为何俄罗斯一开始就进行了"规范化改革"，市场转轨和对外开放方面迈的步伐更大，却反而遭到惨重失败长期陷入困境呢?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规范改革，经济反而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如企业普遍亏损和银行坏账增加，社会失业增长和贫富差距扩大，同俄罗斯金融危机前的病症十分相似。这说明，我国改革已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并非贬低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恰恰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会重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覆辙。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前苏联。八十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工业生产相当于美国的80%，钢铁、水泥、化肥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彩电、冰箱等消费品工业也颇具规模，军事工业和高科技能够同美国抗衡，没有社会失业反而存在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当完善，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劫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和物资存在着严重的匮乏，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尽管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更多的不利条件，但是，由于中苏选择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其结果如此悬殊仿佛天壤之别，中国摆脱了困难走向了繁荣昌盛，而前苏联却走向经济崩溃和分裂解体。

　　改革初期，由于我国采取了符合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仅仅数年就扭转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消除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一举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数千万知青待业的难题，出现了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均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八十年代，我国各类轻工消费品呈现迅速增长，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生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也高速增长，钢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品，其生产量位次均已列居世界排名的前茅，粮食、肉禽蛋、水产品的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成倍增长。相比之下，俄罗斯改革数年之后，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社会失业和贫困人口大幅度增长，不仅钢铁、机械等重化工业陷入衰退，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工业也急剧下滑，粮食生产下降了50%，畜牧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社会保障制度因税源枯竭陷入崩溃，98年还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八十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同时，仍保持了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均衡的、协调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企业改革坚持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以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的责任制度创新为主，产权方面的改革则通过试点稳妥、渐进地进行。由于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利益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均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其实不然。八十年代，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均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当时国有企业的比重远处于领先地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主权，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

　　其实，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35] 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此导致了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

　　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当然，由于乡镇企业的统计数据存在浮夸，国有企业的实际比重容易被低估，但是，其地位下降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90年代，随着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36]

　　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

　　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下'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37]

　　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

　　为何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良好，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80年代，我国的工业结构也存在一定'二元'分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

　　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经济结构虽然有'二元'趋势，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

　　但是，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

　　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因此，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必然牵动全局。

　　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度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产权重组，加快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破产和收购兼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等等，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96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38%，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不仅比上一年增加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比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比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 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国内生产过剩和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负、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采取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没有采取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

　　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负削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

　　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敞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为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恢复符合本国国情的一系列改革成功经验，消除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的影响，而不应将改革方向简单地归为"深化市场改革"。

　　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篇三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述改革开放的中国。 从好的方面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主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提出过反特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如此快速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教训。

　　70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用这句话来来理解当前的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在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真正没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过多，给予的太少。

　　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为了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发展是要有代价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对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损坏。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 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中国还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 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3.10:1已经是10年来的最低值。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在18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无论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差距都在拉大。有关统计也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些情况都说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 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再次是社会道德问题。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

　　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 以腐败问题为例。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单位，正直廉洁、洁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胆大妄为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 以诚信问题为例。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 以公德问题为例。“小悦悦”事件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 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让上述的压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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