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十三王事迹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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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媛媛 白冬梅 刘婷 张琳
汉景帝刘启共有十四位皇子，除汉武帝刘彻继承皇位外，其余十三子皆受封为诸侯王，分别为临江闵王刘荣、河间献王刘德、临江哀王刘阏于、鲁共王刘馀、江都易王刘非、长沙定王刘发、赵敬肃王刘彭祖、胶西于王刘端、中山靖王刘胜、广川惠王刘越、胶东康王刘寄、清河哀王刘乘、常山宪王刘舜。景十三王事迹在史书中有相关记载，从体例来说《史记》按其生母排列展开，因“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史记·五宗世家》），《汉书》则按十三王顺序各自阐述；
从内容来说《汉书》较《史记》记载更为详实，且个别诸侯王姓名有差，临江哀王在《史记》中为刘阏于，《汉书》则为刘阏；
鲁共王刘馀谥号共读恭，在《汉书》中被转换使用。受制于主客观因素，十三王在景武之际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汉武帝实现大一统以及后世治国理政等具有鉴戒意义。
一、主要事迹
（一）参决政事
景十三王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治理地方。一是消除汉王朝统治威胁。“七国之乱”时，汝南王刘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史记·五宗世家》），汉景帝赐其将军印，率军击破吴国后，被徙为江都王镇守吴国旧地，因军功被赐天子旌旗；
汉武帝时期匈奴攻入汉境，刘非上书请命攻打匈奴，未获许可，积极履行了地方诸侯勤王重任。近年江苏大云山汉墓出土包含黄肠题凑、金缕玉衣以及兵器等在内的众多奢华显赫的陪葬物，被确定为刘非之墓，这与其诸侯等级、军事征战履历相符。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谋反，众多诸侯臣僚被牵涉其中，汉武帝令诸侯百官会商讨论，赵王刘彭祖认为淮南王大逆不道，谋反事实成立，应该诛杀；
胶西王刘端也发表意见：“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两位诸侯与汉武帝皆为异母至亲，宗法血缘关系更近，而《史记》索隐也提到“景十三子，五宗亲睦”，因此毋庸置疑，两位皆要拥护汉武帝的合法统治；
况且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就曾发动叛乱危及统治基础，因此对其子刘安等徒谋反事实皆需严惩。二是团结、维护宗室稳定。在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下，宗室亲族稳定是确保国家稳定的前提，这也是汉初刘邦行分封的主要考虑。汉景帝在平定吴楚叛乱后，既削弱诸侯势力，又分封血缘更近的皇子镇守地方，保证政治策略的实施与延续。汉武帝即位初统治根基尚未稳固，禀赋各异的异母兄弟或为潜在威胁，中央与地方诸侯关系既紧张又微妙。臣僚认为诸侯城池相连，势力强大，加之过错频发，欲以吴楚叛乱为戒，上奏继续抑制地方诸侯势力，期间不乏冤假错案。建元三年（前138年），中山靖王刘胜与其他诸侯来到长安，对汉武帝慷慨陈词，言明自己远离京师难以为自身辩白，而众口铄金足以致人死地，且“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汉书·景十三王传》），同时陈说了官吏对诸侯所行不法的事实。汉武帝看到已取得震慑效果，转而缓和宗室关系，对诸侯施以重礼，并减去诸臣所奏诸侯之事；
后用主父偃“推恩令”策略，恩威并施，逐步解决地方诸侯势大的问题。
（二）重振儒学
景武之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开放包容之势。当时主流思想仍是“黄老之术”，但湖北张家山汉简、山东银雀山汉简出土的儒、法、阴阳、数术等各家著作，涵盖了同时期作品，自由思想氛围可见活跃。自秦始皇焚书后儒家经典罕有存世，汉文帝时期由大儒伏生口述、晁错笔录出部分经典，被称为《今文尚书》；
鲁共王刘馀治理鲁地期间好治宫室，曾在孔子旧宅墙壁中偶得部分儒家经典，被称为《古文尚书》，此后今古文之争成为汉魏思想文化的焦点。当时儒家思想传播与河间献王刘德的贡献密不可分。刘德爱好儒学，通晓经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景十三王传》），日常所作皆法于儒，修习礼乐，德行有嘉，吸引天下众儒归附。当时淮南王刘安亦好书，但门下众人所言大多不实，而刘德所得皆是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皆经传说记，推动《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设立。汉武帝时期刘德来朝献雅乐，并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对儒学等事理解深刻。中尉常丽评价“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汉书·景十三王传》），因刘德品德学术誉名日盛，汉武帝终生忌惮。刘德逝世后，大行令上奏其谥号为献王，意为“聪明睿知”，便是对其学术品行的总结性诠释；
宋、清时代刘德皆受褒扬；
清朝光绪年间，河间献王刘德获准从祀孔子文庙，好古爱儒之举得到后世肯定。
（三）骄奢淫逸
汉景帝十三子中不乏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之辈。史载江都易王刘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史记·五宗世家》）；
刘非有位宠妾名叫淖姬，在其死后被太子刘建所据；
刘建淫乱暴虐、罪恶深重，后因参与淮南衡山谋反事泄自杀；
其后赵王刘彭祖占据淖姬，对其宠爱有加；
由淖姬的命运可窥诸侯内部萎靡淫逸、乱象频生的腐朽生活。鲁共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史记·五宗世家》），喜好音乐、不善辞辩、且有口吃。胶西于王刘端“为人贼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之数月”（《史记·五宗世家》），其将宠爱的少年封为郎官，郎官又与后宫淫乱，刘端便将郎官和郎官父母儿子全部杀掉；
刘端谥号为“于”，颜师古注“于，远也，言其所行不善，远乖道德”，符合刘端行事特点。中山靖王刘胜喜欢饮酒作乐，满城汉墓出土陶缸可容纳上万斤美酒，出土鎏金银蟠龙纹铜壶等技术高超，制作精良，奢侈富贵；
另外因为刘胜“好内”，其子孙支脉多达百二十余人，后世多以其为攀附。刘胜曾对胞兄赵王刘彭祖言：“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史记·五宗世家》）；
赵王反驳中山王只知饮酒作乐，却不辅佐天子治理民众如何称得上藩臣。常山宪王刘舜是汉景帝少子，颇得景帝宠爱，自小骄纵放荡，时常犯禁，但汉景帝却常常予以宽恕。刘舜刻薄寡恩，因个人好恶导致后妾不和，在其逝世前后又发生利益分割不均局面；
太子刘勃继承王位后，在分配财物时并未给予庶子刘应有之份，刘便向使者告发王后太子在刘舜病危之际不侍汤药、饮酒嬉戏的事实，其后汉使张骞前往验证无疑。汉武帝認为王后修素日无行，刘勃更是没有品行良好的师傅辅助教导，于是便废掉王后修，将刘勃等家属流放房陵。
（四）危及统治
诸侯就国期间稍有不慎便会危及国家统治。一是治理王国内部事务不善，影响地方社会安定。胶西于王刘端为人阴险狡诈、拒绝纳谏，多次触犯律令，汉武帝终因兄弟之故不忍将其杀害。随后臣僚上奏削夺其大半封地，刘端对此怀恨在心，不再管理王国财政事务，“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史记·五宗世家》）；
同时撤掉宫门警卫，单留一门，便于其隐姓埋名游玩郡国。当时凡是朝廷派往胶西国的国相、二千石官员，若谨奉朝廷律法办事，就会被刘端纠错上报，无罪者便会被设计毒杀；
若奉王国律法便会被害治罪，“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史记·五宗世家》）。赵王刘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史记·五宗世家》）；
当时相、二千石等官员每到王国任职，刘彭祖都会穿着布衣，亲自前往迎接并打扫官员住所。刘彭祖此举是为迷惑官员，“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史记·五宗世家》；
刘彭祖任赵王五十年间，国相、二千石官员任职从未满两年，皆获罪而去，日后无人敢在赵国奉法执事。同时赵王指使下属通过专利买卖获利，收入也被后宫挥霍。刘彭祖喜欢代吏人行事，以督办王国内部盗贼为由，经常带领下属在夜间巡查邯郸城，以致过往行人都不敢留宿邯郸。诸侯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妨碍了地方治理，也与诸侯应尽的责任使命背道而驰，更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严重程度。二是勾连叛乱，威胁中央集权统治。胶东康王刘寄是汉武帝母妹之子，双方关系最为亲厚，但在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战守备，候淮南之起”（《史记·五宗世家》）；
后来淮南王谋反事发，刘寄发病而死，也不敢置后。这些诸侯或是奸佞不堪，或是意图谋反，不仅加剧了国家治理的困难程度，还危及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
二、原因分析
景十三王作为宗室至亲，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人生轨迹。班固道“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汉书·景十三王传》）。当时对皇子的教育培养机制并不完善，多数皇子受封后便要就国，缺失的教育和安逸的环境，容易滋生骄奢淫逸之风。除此之外，景十三王的发展轨迹还与当时客观政局、主观统治意愿密不可分。
（一）政治环境
西汉分封同姓诸侯以稳固统治，但同姓纷争愈演愈烈。汉文帝时期，相继爆发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叛乱，汉景帝时期吴楚七国叛乱险些颠覆汉家社稷。司马迁言“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史记·五宗世家》），通过改变诸侯国机构设置、降低职官等级、剥夺人事任免权等措施，诸侯从此只能衣食租税，形同郡县。
汉景帝即位不久，便封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于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发为长沙王、刘彭祖为广川王；
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又徙刘馀为鲁王，刘非为江都王、刘彭祖为赵王，并立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不久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对十三王的改封，既可震慑当地叛乱的残余势力，也可减轻新制在诸侯国的实施阻力，又对其他同姓诸侯起到警示、劝勉之效，可以说是当时形势之下的无奈之举。景十三王中，唯河间献王刘德“夫惟大雅，卓尔不群”，汉武帝对声望颇高的异母兄弟渐生忌惮，在与其对策中直接表明“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即以商汤、周文王都是以方圆小国取得政权的事迹令其引以为戒，刘德知晓其意，回到封地后纵酒享乐，不久便命归黄泉。江都易王刘非曾因战功获天子旌旗表彰，但其后热衷于扩建宫室，骄纵奢靡，此举和萧何不惜自污存身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况下本就零落的宗室亲族又面临重重猜忌打压，原本寄情酒乐的中山靖王在回京之际，也不得不借宴饮之机向汉武帝陈明心迹，希望能够严查群臣所奏诸侯之事。可见地方诸侯为求自保，存在不问政事纵情享乐的事实。
（二）儒学教育
西汉王朝建立后，对皇室宗族的教育管理有迹可循，但并未像后世那样形成系统规范，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另外，除年幼和皇帝个人喜好等特殊原因以外，皇子自受封之日起需即刻就国，皇帝也会为其配备相、傅等人员予以教导。但教育并未全面惠及，在处理常山宪王刘舜太子刘勃问题时，汉武帝承认其缺乏良好师傅的教导，教育培养体系的不健全深刻影响了诸侯王的人生轨迹，骄纵奢靡之风不绝于耳。在皇子及诸侯王的教育中，儒学熏陶是重要内容。汉景帝尤为重儒，为诸侯配置了高等级的大儒教导。汉景帝尤为宠爱少子常山宪王刘舜，令燕赵之地富有盛名的韩婴为常山国太傅，细心教导刘舜；
韩婴在汉文帝时为博士，主要治《诗》、《易》。河间献王博士毛公，名为毛苌，承继其叔毛亨衣钵，在治《诗》上成就甚多，后又培养出众多儒生，是刘德好儒崇儒的重要表现。在众多诸侯国中，董仲舒治理下的江都国和胶西国尤为引人瞩目。作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儒，董仲舒的“大一统”理念深受统治者赞赏，适应了景武之际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汉武帝最初任其为江都国相，专事江都易王刘非。刘非素来骄纵勇猛，闻董仲舒之名对其十分敬重。在讨论越王勾践灭吴之事时，刘非认为越王门下三人皆属仁义，并以齐桓公与管仲君臣之义拉拢仲舒助其谋事；
董仲舒则用礼义之事予以匡正，“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汉书·董仲舒传》），希望刘非能够谨守诸侯之道，用礼义规范、约束自身行为。胶西王刘端自来骄纵跋扈，多次残害国内二千石官员。公孙弘因嫉恨董仲舒，便上书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王相。当时董仲舒已经誉满天下，刘端素闻其贤，对其也比较尊重。但董仲舒恐日久获罪，便以年老有病为由辞掉国相。总之，董仲舒在两国任职期间，“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汉书·董仲舒传》）。统治者任韩婴、毛公、董仲舒等儒学之士为诸侯国要职，就是欲令其用儒家禮义经典教导、规劝诸侯王，是统治者宣传强化大一统理念、约束诸侯王的政治思想举措。
（三）帝王好恶
帝王好恶作为主观情感因素，在治国理念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诸侯王的发展轨迹。河间献王刘德声名显赫受到汉武帝的猜忌排挤，不久暴病而亡。长沙定王刘发为唐姬所生，当时“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汉书·景十三王传》）。因唐姬不受宠，刘发也未得到过汉景帝的宠爱，分封时只能到卑湿贫困的长沙国。这种环境下刘发养成了谨小慎微、默默无闻的处事风格。《史记集解》记载，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各地诸侯来到长安为汉景帝祝寿，刘发“但张袖小举手”，引得众人皆笑；
景帝询问时，刘发巧妙而心酸地答道“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史记·五宗世家》），汉景帝遂把武陵、零陵、桂阳三地划入长沙国属地。刘荣作为汉景帝長子，在前元四年（前153年）被立为皇太子，生母更是汉景帝宠爱的栗姬；
但随着栗姬失宠，刘荣皇太子之位也被废除，改封为临江王。当时临江王刘荣被人告发侵犯宗庙之地，遂被征至京师问罪，后在中尉府被郅都责难，最终惶恐自杀。一代酷吏郅都敢责难废太子刘荣，也就代表了汉景帝意图；
而作为汉景帝宠臣的晁错，也因侵庙受到丞相申屠嘉的弹劾，但汉景帝却予以宽恕；
同一性质事件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刘荣失宠事实显著。刘荣在临行前“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在其死后“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史记·五宗世家》）。
景十三王事迹涉及中央集权统治和宗室管理等问题，是中国古代家国同构制度下的历史缩影，也是西汉景武之际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宗室问题的集中体现。景十三王在“七国之乱”前后陆续登向政治舞台，配合汉景帝及时巩固了支离破碎的郡国江山，促进了诸侯国治理策略的转变、实施，也为汉武帝解决地方诸侯问题、加强中央集权做了前期准备。但因吴楚叛乱的前车之鉴，或限于时代发展和主观喜恶等因素，十三王或声名显赫，或骄奢淫逸，或寂寂无名，或万世流芳，他们的历史功过最终都被汇入景武之际大一统的时代趋势中，共同搭建了从“文景之治”迈向汉武帝强盛时代的重要阶梯，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局势提供了经验借鉴。
说明：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年度一般项目“文景时期的随葬器物与汉代社会文化研究”（项目号：2021ND04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邮编7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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