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领导成员_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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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篇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
一、写作背景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迫切需要实施的情况下发表的。
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政治体制
1．全国性的拨乱反正已经结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导致许多理论和政策的极端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思想路线从僵化教条、“两个凡是”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从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转为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为了兴利除弊、开创新局面，就必须进行首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入手政治体制改革。
2．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实行简
政放权，企业推行利改税，在深圳等地设立特区，对外实行开放、引进外资等。而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1][1]因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3．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集权政治的成效和弊端同时显现。
20世纪60—70年代，亚洲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集权政治。韩国的朴正熙、卢泰愚，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都被称作“政治强人”，实施集权统治，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济迅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8％—10％，出现了经济奇迹，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另一方面，集权统治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正在
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主动顺应时代，改革历史形成的以权力过分集中为主要特征和弊端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为改革党和
国家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进人和平建设时期，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趋向集权。在新的形势下，为了现代化新局面的开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级建筑。”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2]在这里，首次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提出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还提出和论及了加强党内民主、克服党政不分、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改变用人标准、改革国家机关等一系列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1978年底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3][3]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4][4]首次把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和长远奋斗目标之一。总之，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7月，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有突破性的理论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这篇重要讲话经过讨论、补充、修改，由政治局通过发至全党，成为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
二、内容讲解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这篇讲话是
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这篇讲话分五个部分，共14，000字。第一、五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容；第二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检验标准；第三、四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原因。
第一部分，主要讲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方案
邓小平指出，根据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要调整国务院领导成员，具体方案是：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任；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同意解除陈永贵的副总理职务。
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原因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明了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四条原因，并逐条进行了分析。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兼职过多，工作难以
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邓上平在讲话中郑重指出：“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具体地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需要，也是为了兴利除弊，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的需要。
第二部分，主要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要求和检验标准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应当实现三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级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达到三项要求，即“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三条要求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要实现的
三项要求，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就是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改革，其基本要求和检验标准就足有利于实现经济、政治、组织三方面的要求。
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1．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2．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
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3．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
篇二：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感
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感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只有深刻领会这篇讲话的含义，结合当今的时代背景，才能找出现阶段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一、分散还是集中
关于领导干部权力是集中好还是分散好，似乎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问题。在这篇讲话发布之前，国家主席职位长期空缺，华国锋同志同时兼任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这次讲话后的几年时间内，党的主席、重新恢复设立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分别由几位同志担任，不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中央的领导权力得到了分散，却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将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但是看似权力被集中起来，但是集体领导的作用在那个时期开始凸显。
所以，权力是集中还是分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关键在于制度是否完善；完善的集体领导制度可以使权力在民主的“制约”下最大限度发挥出它的作用；而并不完善的制度会使分散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地发挥，其导致的最大恶果便是领导核心内部的相互倾轧，权力斗争导致的负面因素凸显。
从现今阶段的发展情况来看，集中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必然趋势；权力的集中确实能在很多重大事件上减少复杂程序带来的掣肘，但是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权力，真的能够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吗？除了“疗效”，可能的副作用又是什么呢？我想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权力集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一个真正民主且高效的
制度将出现，并发挥出它的作用。
二、官僚主义无法解决吗
官僚主义就像一个毒瘤一样寄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有人说官僚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所无法避免的，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规章制度不够完善，一种是规章制度“过于”完善；前者导致的是无法可依，所有的事情都以人的意志——准确的说，以领导干部的意志为准；后者导致的是事无巨细皆循规蹈矩、毫无变通，这其实也是制度不够完善的体现。
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人治大于法治，这大概就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选拔、提拔机制。虽然我们有一系列的考核机制，但不可避免“上级一言堂、考察走过场”的情况出现；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上级下级服务的。能不能在这套机制中引入被服务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呢？
如果真的能让人民群众的监督起到作用，或者换句话说，让人民群众的意见决定领导干部的“政绩”，官僚主义的风气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吧。
三、能吏必然是污吏吗
能跑到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现在只能跑到300公里——本应该发展的更快的中国高速铁路事业，因为一次事故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阻碍。有人开始怀念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长的时代，认为刘志军虽然有腐败的犯罪行为，但介于
他对中国铁路事业尤其是高铁事业的巨大贡献，应该减轻对他的处罚；更有甚者认为，宁可要能干但贪腐的官员，也不要平庸但清廉的官员。
且不说“功过相抵”这种错误的想法，单单讲“能干而贪腐的官员”这个问题；似乎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层出不穷——“政治明星”的落马，典型的代表就是云南的仇和，铁路系统的刘志军和张曙光。他们都是极富能力的行政或技术干部，这点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因为腐败而落马，是可恨可憎的，又是可怜可悲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官员的腐化呢？思想意志方面的问题固然是重要的主观因素，但是客观因素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这些官员在阳光下接受监督？我们有没有足够震慑腐败犯罪的手段？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官员远离腐败犯罪的诱惑？答案是没有。
官员为什么会腐化，有人说是待遇问题。然而高薪一定就能养廉吗？这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至今也没有答案。但我能确定的是，现在官员的待遇不是不能他们的需要或者迫使他们要用犯罪的手段来“改善生活条件”。早在巴黎公社时期就有规定“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一般技术工人
的工资”，但是这对于公务员或者官员来说是否公平呢？
四、“克己复礼”还是“打倒孔家店”
现今阶段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成了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重中之重。可随之而来的，不是怎样结合先进社会的发展实际构建道德体系，而是把一些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僵尸，涂上“红”的油彩，继续拉出来充门面。
据说某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最大的社科基金项目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两者的核心思想都是“仁”，两者是相互构建的关系——以我现在浅薄的学识实在无法理解这两者有何相通的地方，更无法理解居然有高校会把这两者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这么说的的话，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至少我觉得这两者的核心思想更为贴切一些。
我们砸烂了旧社会，消灭了旧制度，自然而然，我们要建立起来一套新的道德观念；往大了说，我们是要建立起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粉碎了旧的，却没有建立起新的，反而要从被粉碎的旧体系中乞灵，这真是一个可笑又可悲的情形。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百年后的人们却要用“克己复礼”来重塑人们业已沉沦的道德体系。可是我们要复的是什么礼？是早已被打倒的旧道德旧礼制——从现在看来，其实并没有被打倒——还是那套并不
存在，或者说并没有建立起来的的新道德？
“封建主义残余”这个词现在提及的次数少了，但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或者说“资本主义文化入侵”这个词并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化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多被提及纸上。说真的，如果我们的文化实力，我们的文化水平达到了某个高度，我们还害怕什么？如果我们连这点文化自信都没有，又何谈什么“塑造文化软实力”呢？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文化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水平，都有待提高。
篇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实践报告书
姓 名：
学号：11007030117 专业： 测控技术与仪器
院 系：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
20XX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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