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隆琦与郑成功关系新证——基于相关资料的史源学考察

陈文庆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福建福州 350001)

日本平成四年(1992)，在隐元隆琦禅师诞辰四百周年之际，日本NHK综合电视播放了专题片《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1)该解说词在1993年由角川书店出版发行。。该专题片由著名历史小说家陈舜臣担任解说，其中一个重要观点认为隐元禅师东渡日本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作为郑成功使者向日本借兵。其实，“向日本借兵”并非首次提出，十五年前明史学界就已经发表了类似看法(2)小野和子：《生于动乱的隐元禅师》，《禅文化》季刊第124号。，不过陈舜臣的观点并非直接承袭于此，而是参考了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所藏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的相关记载。但“向日本借兵”说的史源只此一例，不免孤证存疑。

翌年5月，陈智超先生在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发现了一批隐元禅师往复函稿(3)陈智超、韦祖辉、何龄修：《日本黄檗山万福寺藏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其中一封佚名信札陈先生判定作者系郑成功，并推论认为“隐元和他的弟子是抗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应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隐元这次赴日可能负有求援的使命”，郑成功借护送隐元东渡向日本表达善意。(4)陈智超：《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陈智超的解读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陈舜臣的说法。因新资料的发现，有关隐元东渡的讨论热烈起来，问题聚焦在佚名信札的作者归属和隐元与郑成功的真实关系上。野口善敬对信件作者为郑成功不持异议，但却不大认同陈智超的“隐元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节”说。(5)野口善敬：《〈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书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1期。与野口善敬的观点一致，胡沧泽老师亦认为隐元赴日动因及其在日活动完全是为了弘法，郑成功与隐元没有特殊秘密关系；
隐元向日本借兵的说法不能成立。(6)胡沧泽：《郑成功与隐元禅师关系略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林观潮老师有关隐元与郑成功关系的考察更加细致入微，认为佚名信札作者并非郑成功，而是其部下许钦台。(7)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为书信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论证上也有无法自圆其说处。

隐元隆琦与郑成功关系实际如何，其东渡是否肩负郑成功政治使命，表面上是当事人的事情，往深里说还牵涉禅宗史、南明史及中日关系史等诸问题，因此有重新审理定案的必要。在没有更多新资料出现前提下，经由史实排比和逻辑论证来判断真伪，似乎陷入兜圈圈之中，其解释空间已经饱和。致伪原因的探寻比史事真伪的研判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为重要，这就需要追溯到史料的源头才能理清关系。在既有史料前提下，通过文本细读，追寻史料的来龙去脉，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方法。本文即根据隐元隆琦东渡日本三条关键史料——《海上见闻录》、疑似郑成功信札和《隐元年谱》，来展开史源学的考察。

在疑似郑成功致隐元信件发现前，《海上见闻录》是隐元禅师“向日本借兵”说的唯一史源。本书作者阮旻锡系福建同安人，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曾在永历九年(1655)充任郑成功所设储贤馆。约在康熙二年(1663)因清军攻占厦门而脱离明郑集团，之后浪迹海天、滞留京华二十多年。(8)张宗洽：《一部新发现的郑成功史料——〈海上见闻录定本〉介绍》，《古籍论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0、271页。晚年祝发染衣为释子，按其《定本》署名“鹭岛遗衲梦庵”，“遗衲”似有遗民逃禅之意。乾隆《同安县志》卷二十三载录其一生行实。据其自序说，《海上见闻录》即其留滞京华时根据记忆草就，晚年回到故里，又根据杨英《海上实录》及佚名《海记》订补旧本，而成《海上见闻录定本》。关于书名，阮旻锡作如下解题：

曰见，则目所亲睹，曰闻，则就其人目所亲睹者而闻之。或得诸退将宿卒，或得诸故老遗民，俱确然有据，但其间事有缺漏，而岁月或失于先后，尚当补订，是以藏之箧笥，未敢示人。(9)[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张宗洽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该书资料主要来自阮旻锡亲眼所见和采访当事人而得，但作者自己也说存在“事有缺漏，年月失序”的情况。总体而言，该书于明郑集团有实录价值，问世后即被时人多方采摭，如江日昇《台湾外记》(10)[清]江日昇：《台湾外记》卷五，陈碧笙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彭孙贻《靖海志》(11)[清]彭孙贻：《靖海志》卷三，《台湾文献丛刊》第35种，第55页。等。其史料价值在近代亦为学界重视，朱希祖先生指出该书“为台湾郑氏史之最简要而明确者”(12)朱希祖：《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台南文化》1957年第5卷第4期。，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也多次引用(13)[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海上见闻录》两卷在清代属于禁毁书籍，历史上皆以手抄本行世，并未付梓刊印，目前已知版本有四种：(1)金山钱熙泰藏抄本，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始据此印刷，列为《痛史》丛书第14种，《台湾文献丛刊》第23种在《痛史》本基础上又作标点；
(2)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所藏民间抄本，题名《海上见闻录定本》，书前附有作者序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点校出版(14)[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张宗洽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3)福建省图书馆藏抄本，题名亦有“定本”二字，不过书前无序言，《台湾文献汇刊》第1辑第4册据此影印(15)闽图藏《海上见闻录定本》二卷，《台湾文献汇刊》第1辑第4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
(4)国家图书馆藏嘉业堂所藏抄本，题名亦有“定本”二字，书前亦无序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收录(16)《续修四库全书》第4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页下。。以上诸种版本有关隐元禅师的条目大同小异，兹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海上见闻录定本》“顺治十七年(1660)”条记载：

七月，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以(按，闽图本无此字)船载黄檗寺僧隐元及其徒五十众。[双行夹注：时倭人敦请隐元，故载与俱往。赐姓书(按，闽图本多“止”字)与倭国王，而不及上将军主国政者，倭人兵亦不发。](17)[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3页。

根据诸版本汇校的结果可以作如下观察：第一，其他三种版本“倭人敦请隐元”事皆作正文处理。第二，《痛史》本(序号1)、国图本(序号4)与定本点校本(序号2)版本最为接近，应该属于同一版本系统。闽图本(序号3)与其他三种差异最大，应属于另一种版本系统。这些只是文本的些微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内容的理解。江日昇《台湾外记》卷五、彭孙贻《靖海志》卷三所记时间和人物相同，但皆无隐元故事。将张光启借兵与隐元东渡联系起来，只此《海上见闻录》一例。

张光启，生平行实不详。杨英《从征实录》、江日昇《台湾外记》及《海上见闻录》等明郑史料中留下些蛛丝马迹。林观潮老师根据《隐元全集》所收《答贲园张居士来韵》诗一首，并结合京都黄檗山所藏张光启赠隐元团扇实物，推断其字为“贲园”。(18)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27页。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就在阮旻锡充任储贤馆的当年，郑成功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并仿照六部设置六官，兵官一职即由张光启担任。(19)[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23页。张氏后来在康熙二年(1663)投靠清军，相关文书记载说“原系伪兵官挂印，往日本失事，革职。”(20)《郑氏关系文书·钦命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户部郎中贲岱等题本》，《台湾文献丛刊》第69种，第15页。大概正是此次出使日本任务未能完成而被革职，隔年其兵官职务转由洪旭担任。(21)[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4页。日本方面如何答复，《海上见闻录》没有其他记载，《台湾外记》透露了更多细节，张光启一直逗留到该年十一月才得到江户幕府答复，“上将军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
仅助铜烦、鹿铳、盔甲、倭刀而已。”(22)[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155页。

附带澄清一事，林观潮老师将《华夷变态》所收《大明朱成功书信》径直列为张光启所携带，并依书信标注的日本万治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而认为《海上见闻录》记载时间有误。(23)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23页。郑成功书信本身并未明示送达者，学界对此亦无定论。(24)相关研究可以参看南炳文：《“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第38-40页。该书信抬头系日本国上将军，而《海上见闻录》记载却说只有日本国王而没有上将军，显然并不是同一次。有关该年郑成功遣使日本之详情，木宫泰彦先生曾作过详细梳理。(25)[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746-747页。在新的证据发现之前，应该本着疑案从无的态度相信现有资料，《海上见闻录》的记载不可遽然推翻。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的时间，据《隐元年谱》记载是在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海上见闻录》的记载显然有误。历史上对这条材料的引用一直很慎重，比《海上见闻录》稍晚成书的江日昇《台湾外记》和彭孙贻《靖海志》相关记载皆无隐元故事，近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在梳理相关资料时亦略去隐元部分，而径直说“兵官张光启”(26)[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747页。。致伪原因比真伪研判更重要，阮旻锡为何会移花接木，将两件事情杂糅在一起呢?先从文本自身找证据，《海上见闻录》的痛史本、闽图本、国图本三种版本在顺治十年(1653)的八月至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前皆缺漏，这从与点校本的对勘中可以发现，缺漏的年份恰好是隐元禅师东渡日本的时间。《海上见闻录》旧本存在大量缺漏甚至错讹，如作者自序说“但其间事有缺漏，而岁月或失于先后”，在后来的定稿中尽管阮旻锡根据新资料作了增补和考订，一些史实仍无法还原。《海上见闻录》的“隐元故事”很可能是明郑集团内部中的一种传说，阮旻锡将其作为口述资料而引用到书中。

其实阮旻锡并非捕风捉影，张光启与隐元禅师本来就有交游，前揭京都黄檗山所藏团扇就是明证。20世纪90年代经陈智超先生发现并整理了一批隐元往复信札，其中就有一封张光启致隐元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历史细节。书信内容说：

恭惟老和尚宗门柱础，人世津航。锡卓檗山，法雨久施赡部；
杯渡东海，慈云远布扶桑。稽首知皈，披心未遂。忆曩岁法驾莅鹭，值兵枢烦剧，羽书旁午，咫尺毫光，徒劳梦寐。徂夏奉命日国修好币交，拟进京图会，快叙积悰。不意事机中阻，鼓木世南归。天缘非偶，望寿安而永叹耳。乃辱瑶函，遥颁珍贶，兼惠佳章，美溢南金。自顾尘冗劳人,何缘而蒙注念若斯。远情不敢有方，拜手登嘉，谢谢。至于致意藩主，广作佛事，护法祐民，此弟子秉彝夙心，敢不服膺。惟祈老和尚为法自珍，重还合浦，毋使香风松花空老檗岩。此犹大众之厚望，匪特弟子之私衷也。南薰便棹，薄附菲芹，聊将报李，伏祈筦存，曷任荣荷。名具正肃。左玉。(27)陈智超等：《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第438页。

书信正帖署名“佛弟子张光启”，张氏虽为武将，但心系佛门，皈依隐元禅师。根据行文判断，该书信是对隐元来函的复信。隐元的来函已经不可得见，不过从复信可略知其中一二。隐元禅师在得知张光启出使日本逗留长崎，专门致信问候，附上礼品，并赋诗寄赠。此事《隐元年谱》中并未记载。《隐元全集》所收《寄赠总戎张居士出使长崎》很可能就是此次题赠，诗中说“昔曾骠一骑，立解檗山纷”(28)《隐元和尚云涛二集》卷一，《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第6卷，东京：开明书店，1979年，第2636页。。明郑军队屯驻福清黄檗山筹饷期间，张光启曾经出面调解纠纷，维护佛门清净。隐元去信的用意，一在表达谢意，二在希望张光启能奉劝郑成功护法利民，更深一层的则是维护福清黄檗山教团的利益。礼尚往来，张光启回函除了书信一封外，还应该包括现在京都黄檗山收藏的张光启赠隐元团扇及上面的题诗。首联说“征急曾假檗山云，棹入扶桑不晤君”(29)转引自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29页。,这是对隐元“昔曾骠一骑，立解檗山纷”的回应，张光启可能是当时黄檗山驻军的主要将领之一。

可以想象，因为张光启与隐元禅师的这份特殊因缘，两人的事迹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自然糅合在一起，并在明郑集团中广泛流传开来，最终演变成现在的版本，阮旻锡又将其作为口述资料记录下来。

疑似郑成功信件的发现(30)按，此信尚无正式名称，根据传统书帖以首句命名的原则，本文将此佚名信札称为《得侍法教帖》。，直接将隐元与郑成功的关系连接起来，突破了以往一手史料缺乏的困境。陈智超先生根据书信内容，并结合《隐元年谱》的记载，判定书信作者正是郑成功，进而认定隐元与郑成功关系“特殊”，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者”。(31)陈智超：《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学界对陈先生“亲善使者”的说法应者寥寥，不过对其佚名信件作者的认定则大多赞同，几同学界共识。林观潮老师通过资料发掘和文本细读，对此“共识”提出了不同看法。书信作者的判定是书信整理和研究的起点，判定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其他内容解读的分歧。《得侍法教帖》的作者问题有进一步重审的必要。为便于讨论，兹先将此书信录文全篇转载如下：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昭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专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昚。(32)陈智超等：《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第70页。

该信札的版本信息，陈智超先生曾做过详细鉴定，其中在书写格式上遇“法”“佛”“驾”“本藩”“大师”等字均换行顶格(33)陈智超：《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因正帖佚失，副启落款又无署名，这才带来了文本解读上的分歧。陈先生认定作者系郑成功，直接证据是信中两次出现的“本藩”一词，该称呼正是郑成功的自称。林观潮老师则认为书信作者并不是郑成功，而是其幕僚许钦台。其主要证据:(1)书信作者会晤过隐元，而历史上郑成功与隐元素未谋面；
(2)书信中“本藩”不是自称，而是其部下对郑成功的称呼；
(3)“本藩”抬头定格的写法，不是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是对他人的尊敬；
(4)《隐元全集》第五卷《黄檗和尚扶桑语录》收录的《复钦台许居士》与佚名《得侍法教帖》多有暗合之处，推定《得侍法教帖》作者正是许钦台。(34)林观潮：《隐元禅师评传》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09-216页。前三条是“破”的方面，第四条是“立”的方面，论证上破立并举。

林观潮老师重新发现了“作者许钦台”，为佚名书信的解读打开了新的思路，不过论证上无法自圆其说处甚多。本文作者不揣谫陋，妄陈拙见，书信作者为许钦台可能性不大。林老师根据的核心材料是隐元《复钦台许居士》一信，不避繁复将此信抄引如下：

入夏以来，三接来翰，谆谆道爱，唯恐殊方不敬信为念，大非浪称檀越者比也。讵拟山僧德凉望轻，一登彼岸，合岛钦崇，如风偃草，虽因缘出现，抑亦大檀护念有素也。不特此也，即黄檗祖席，殿宇巍奠，僧众如常，伊谁之力。静言思之，而谓山僧不铭佩耶。仲夏，偶当神洛慕法，迫迫一行，山僧虽老，必鉴其诚，择吉启行，而山川又增修阻矣。唯冀大檀全始全终，护持黄檗，俾得阐化海陬，宗风远播，异日灯传史国，则曰：某和尚源远流长，泉郡许公赞之功，顾不伟欤。若问归山何日，既涉远涛似难自由。来谕“弘道莫分彼此，审势不无先后。”诚为格言。而三僧潦倒异域，自有主载，宁负中华瞻依，谩尔濡滞耶。承颁厚贶，感愧交集，裁词讯复，无任倾注。(35)《隐元禅师语录》卷十一，《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第5卷，第2318-2320页。

林老师判断该信是针对未署名书信的回复，最直接的证据是信中有“来谕‘弘道莫分彼此，审势不无后先’”一句，这在佚名《得侍法教帖》中可以找到相同句子，两封信正是一组往复函稿；
另一证据，“若问归山何日，既涉远涛似难自由”是对佚名书信“屈指归期，竟知何日”一句的回应。前一论据先放一边，后一论据似显牵强。隐元东渡后，国内僧俗两众都有劝归者，《隐元全集》和《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所收类似书信甚多。上述问答方式在这些往复书信中俯拾皆是。还有对“大檀护念有素”的解读亦值得商榷，该处其实指的是隐元日本登岸后仰赖许钦台的帮助，而非指许氏在厦门促成其顺利东渡。根据《复钦台许居士》内容可知，许钦台曾护持福清黄檗祖庭，而且发挥了根本作用；
隐元希望许氏能全始全终，继续护持祖庭。许钦台能发挥如此作用，这就涉及其人及与郑成功的关系如何了。

关于许钦台其人，林老师调查杨英《先王实录》和江日昇《台湾外记》两份郑成功史料并未发现相关信息，推测许氏并非郑成功重要幕僚；
另又根据《钦台许居士小影》所说的“名扬华夷，德泽海岛”，判断可能是郑氏家族下属的贸易商人。其实不独上述两份材料，我们以“许钦台”“钦台”“得一”等关键词，检索《台湾文献丛刊》资料库，亦无相关条目，可以基本断定许氏不在郑成功军政系统当中。问题来了，作为一个不在明郑集团中枢权力体系之内的海商，是否有此能量护持黄檗祖庭，并使隐元对其寄予厚望呢？江户时期，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地作为通商口岸。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朝重新开放中日贸易航线，东渡长崎商贸的侨商与日俱增，其中又以来自福建沿海的福、兴、泉、漳四郡为主。为了适应华侨佛教信仰需求，长崎先后兴建了三座寺院，通称“唐三寺”，其住持均由中国僧人担任。这是隐元东渡的社会背景，其东渡后在日弘法也需要当地侨商的支持和斡旋。作为侨商，许钦台在长崎大概有其影响力；
作为明郑集团所属海商，可以向当局进言，亦极有可能可以亲近郑成功。这样的身份就能符合隐元所说的“名扬华夷，德泽海岛”了。许钦台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背景，又是虔诚的佛教徒，隐元自然对其给予厚望。若上述身份认定成立的话，隐元《复钦台许居士》的书信内容才能读得通；
而佚名《得侍法教帖》无论从文风与文气来说都不像是出自一位海商的口吻，而更像是一位统帅的措辞。

我们再回到上揭核心证据上来。林老师认为隐元《复钦台许居士》信中所说的“来谕”指的正是佚名《得侍法教帖》，“弘道莫分彼此，审势不无后先”一句直接将两封信札关联起来。对此文本现象，我们还可以有另一重解读，许钦台在隐元与郑成功之间可能起着媒介作用。隐元在东渡日本时没有当面辞别郑成功，在临行前向郑成功身边人口信转达，其人不排除就是许钦台。郑成功得知后即授意许钦台草拟信函回复隐元。因是许钦台手书，遇“本藩”一词自然换行顶格书写。林老师又指出“本藩”系他称，在杨英《从征实录》和江日昇《台湾外记》中可以找到佐证。其实《台湾外记》凡涉及“本藩”之处，皆为转引自郑氏三代及耿精忠的自称，并非他称。(36)[清]江日昇：《台湾外记》。杨英《从征实录》的确存在以“本藩”来指代郑成功的例子，但更多的是以“藩”“藩驾”来称呼。仅此亦可看出，以“本藩”来称呼郑成功并非当时的惯例。另外，《从征实录》以年月系事编辑，通过详细梳理“本藩”的用例，我们可以发现，每条事件的开头在涉及郑成功名讳时皆以“藩”“藩驾”来称呼，用“本藩”的只出现在正文当中。按该书系明郑户官杨英根据郑氏六官文书档案编辑而成的编年体“实录”，被称为研究郑成功生平事迹的第一等史料，但因多触讳，清代一直以抄本行世，并未刊行。以“本藩”称呼郑成功的条目大概是转引自六官案卷而来，抑或传抄致误。最后，佚名《得侍法教帖》说作者曾见过隐元，而郑成功并未与隐元在厦门会晤。《隐元年谱》也未记载两人曾经有过交集。此疑点待考。

可以推测，《得侍法教帖》系郑成功授意而由许钦台抄写而成。(37)笔者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又查阅到兰惠英《从郑成功致隐元的书函看郑成功与隐元的关系》(《福建文博》2019年第4期)一文，其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但所揭材料及具体论证皆有很大不同。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读者鉴之。隐元复信所说“三接来翰”，但在陈智超发现京都黄檗山所藏隐元所收书信中并未找到直接署名为许钦台的信件，也许是失散了。我们要确切了解真实情况，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目前可以判断，《得侍法教帖》虽非郑成功亲笔，但仍是郑成功授意写的，代表着郑成功的意思。

隐元的《行实》《塔铭》《年谱》等传记资料是了解隐元生平的第一手资料，考察隐元禅师与郑成功关系亦应以其传记资料为准，并参考其他同时代的记载，庶几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

从《隐元年谱》的版本源流看(38)有关隐元年谱的版本情况可参阅小野和子《关于独往性幽〈本师隐公大和尚传赞〉》一文的梳理。参见《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九十周年纪年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1-367页。，该谱历史上主要有两大系统：(1)独耀性日《黄檗隐元禅师年谱》一卷(简称性日谱)；
(2)南源性派《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两卷(简称性派谱)。后世相关年谱皆从此两大系统流出，隐元禅师东渡的甲午年亦皆收录，本文有关东渡问题的探讨亦从此两大源头出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两谱所记甲午年史事的源头，即由谁编辑整理而成。性日谱编辑的年份止于永历七年(1653)，即隐元东渡的前一年，这从独耀性日所撰《跋言》系于该年末尾可以判断出来(39)《黄檗隐元禅师年谱·跋言》，《新纂校订隐元全集》附录，第5195页。。而逸然性融所刊刻的性日谱则下延至甲午年即隐元东渡当年的史事，可以断定该年份系由逸然性融在刊行时增补。逸然刊本所据底本是否即独耀性日提供的稿本或定本呢，恐怕未必。逸然刊本卷首和卷末分别附载独往性幽所撰《年谱乞言小引》和《本师隐公大和尚传赞》两文，而这正是独耀性日强烈反对的(40)详参独耀性日书信录文，陈智超等:《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第106页。，因此逸然根据的应该是独往性幽的传抄本。性派谱成书于隐元圆寂后，以东渡的甲午年(1654)为界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止于顺治十年(1653)，由性派根据性日谱独立增修而成；
下卷自甲午年起，得到了高泉性潡的协助。质言之，两种《隐元年谱》所收甲午年史事则皆由其他编辑者整理而成，并非两谱所署名的作者。

虽然《隐元年谱》所收甲午年东渡史事的编辑者并非独耀性日抑或南源性派，但其实录性质却不受此影响。一般年谱在正式刊行前，皆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在谱主的人际网络中传阅，《隐元年谱》亦然。性日谱最早由日本长崎兴福寺逸然性融捐资刊行，中土刊本不存，是否刊行不得而知。考虑到性日谱成书的时间在永历七年(1653)，翌年隐元禅师即东渡，其刊刻可能性较小。性日谱编成后在黄檗山教团内部曾经广泛传阅，这当中当然包括了谱主隐元禅师本人在内。年谱在传抄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同的本子，这才出现了后来逸然刊本所用底本并非独耀性日稿本的情况。具体到性日谱中所收甲午年史事，该年虽非独耀性日整理，但却得到性日本人的认可。丙申年(1656)独耀性日收到逸然再刊本，对该年记载并未提出异议(41)详参独耀性日书信录文，陈智超等:《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第106页。，更为重要的是独耀性日本人正是当年东渡的亲历者。隐元禅师对本人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亦相当重视，除自撰《行实》外，又命独耀性日根据《行实》整理而成年谱。(42)《黄檗隐元禅师年谱·跋言》，《新纂校订隐元全集》附录，第5195页。年谱与行实之关系，正如独往性幽在《年谱乞言小引》所说：“年谱者，从其年而谱之也，与行实相表里者也。行实略，年谱详。略者自叙之，昭正教也；
详者门弟子为之，志善述也。”(43)《普照国师年谱》，《新纂校订隐元全集》附录，第5089页。年谱与行实有着相同的实录价值。

性日谱在隐元禅师东渡后不久即行刊刻，其中一大事因缘在当时的弘法需要，其时教内外对于禅师本人行履多所疑惑，在一些关节点上认识并不一致，其中可能就包括了东渡日本一事。此中曲折在隐元禅师给独耀性日的回信中表露无遗，从中不难看出其内心世界。《复独耀侍者》说：

年谱一书，门子弟递年记录，俟百年后刊行，以表一代化仪事实而成道业，有征法于后世，永信师道以无穷矣。兹乃外国行道，多所疑惑，故将汝所录六十三年前事迹刊出，与天下共知，则群疑顿息，如排云雾彻见青天，抉翳膜龙蛇自辨，岂小补哉？(44)《黄檗和尚扶桑语录·复独耀侍者》，《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第2256-2257页。

理清两种《隐元年谱》的史源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详解文本，考察两种年谱所记东渡故事的异同。《新纂校订隐元全集》附录收录《隐元年谱》，整理者平久保章先生将南源性派《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与独耀性日《黄檗隐元禅师年谱》一并收载，以性派谱为主，性日谱为副，低一格剪贴。此种文本处理方式，有资料长编性质，给研究者解读年谱带来极大便利，我们可以从记载的异同中寻绎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两种年谱虽然同源异流，前后有继承关系，但经过了增补修订，亦可以看出整理者的折中取舍。为方便解读，兹将两种年谱按先后顺序排列比较：

(一)独耀性日《黄檗隐元禅师年谱》

(永历)八年，甲午

师六十三岁。……五月初十日，应长崎请，启行。……六月初三日到厦门。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寄锡，各勋镇致礼甚殷。为许公题《相赞》，并《二十八祖图序》。念[廿]一日，拨舟相送。江头别诸子。……七月初六日登案。(45)独耀性日：《黄檗隐元禅师年谱》，《新纂校订隐元全集》附录，第5202-5206页。

(二)南源性派《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

(顺治)十一年，甲午

师六十三岁。……五月初十日辞众……六月初三至中左，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建国公郑公既诸勋镇络绎参谒。师以平等慈接之，各尽欢心而去。为钦台许公题《列祖图序》《寿止安耆德八旬偈》。廿一日，藩主备舟护送。江头别诸子，有偈。即日启棹而东。……七月初五晚，抵长崎。(46)南源性派：《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新纂校订隐元全集》附录，第5197-5200页。

总体而言，两种年谱所记内容差别不大，后者比前者更详细些，这也符合年谱编纂的一般规律。不过还是有部分差异，如年号上，性日谱用永历年号，性派谱以顺治为年号。年号的使用依据所奉王朝的正朔，这是政治态度的表达。可以看出，隐元禅师住世时期对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而其后世门下则接受了既成的政治事实。时间上，两谱所记大致相同，五月初十离开黄檗山，六月初三抵达厦门，寓居仙岩，六月二十一日出航；
些微不同的是抵达长崎的时日，性日谱为七月初六，性派谱为七月初五晚，大概隐元一行在午夜抵达。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出于帆船航海需要，该时段处于东南信风，便于海上航行。地点上，明初在厦门岛设立中左所，故一般以中左所指代之。永历四年(1650)郑成功从郑彩处夺得该岛，永历九年(1655)改中左所为思明州。(47)[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第11-12、23页。郑成功时期，明郑集团以厦门为根据地，控制东亚海上贸易航线，“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48)[明]郑亦邹：《郑成功传》，《台湾文献丛刊》第67种，第3页。，厦门和长崎往来船只频繁。隐元与明郑集团多位将领有交谊，如上揭张光启等人，前往厦门搭乘明郑船只亦在情理之中。另外应该还有一层重要考量，隐元想借东渡之便在该地会晤郑成功，详见下文分析。从所接触人物看，性日谱相对简略，性派谱提供的信息多些，明确提到了郑彩、许钦台。关于东渡一事，如果说性日谱“拨舟相送”的主语还模糊不清的话，后来的性派谱则明确记载是“藩主”，即郑成功。

两种年谱提供的甲午年东渡日本相关的时地人等信息，差不多是上举这些。如果要解读年谱隐含的更多细节，还需要有其他材料的佐证。我们把视野拉长，看看东渡后的隐元是如何描述当时情况的。《隐元全集》所收《复文学月樵林外护》一信透露了更多历史隐情。书信上半部分这样说：

一苇东来，弗觉三更寒暑。达观幻梦，不无老不知休之咎。虽然善缘过意，海国生春，弗若万福堂前、九龙潭畔，嘲风捧月之为妙也。昨接来谕，悉知山中景况，聊解平日所虑。而兵戈未息，安得不无后日之怀也。却忆前年扶桑请，一段奇缘，非人所能为。檗山幽寂之景，岂能动藩镇之令，严护山门？老僧杖锡未离，催书数至，及到中左未曾一面，第发船护送而已。可知与日国法缘非偶然也。开法兴福、崇福二招提。去岁九月应摄州普门，出于意外，迄今又一载。兹接诸檀迎书，即欲回山，以践前约。(49)《复文学月樵林外护》，《新纂校订隐元全集》第5卷，第2292-2293页。

《隐元全集》编辑者将此复信系于日本明历二年(1656)，此时隐元已经东渡三年，符合“三更寒暑”的说法。据“海国生春”一语，判断可能在春季。隐元禅师东渡前，曾与徒众约定三年后回归祖庭。此时三年期满，门弟子及外护檀越纷纷来信迎请归国，日本黄檗山收藏的中土来信有多封属于此类，上揭独耀性日的来函即其之一。收信人林月樵不详，《虚白性愿来函》曾提到此人(50)《虚白性愿来函》，陈智超等编：《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第256页。，可能是福清当地乡绅，护持黄檗甚力。接连收到催促归国的信札，隐元不免回忆当年东渡一段因缘，情不自禁地表露心迹。从中可以窥探隐元的内心世界。因缘聚合，非人力所为。当时实际形势如何呢？据林观潮老师研究，永历八年(1654)二月，明郑军队因征集粮饷占领黄檗山，阻挡了正在举行的钱肃乐安葬事宜。(51)林观潮：《隐元隆琦》第九章《隐元与郑成功》，第202-203页。双方矛盾在所难免，隐元想要维护山门多少有些无奈。借着东渡机会面见郑成功来表达诉求，这是一条有效途径。郑成功已于去年八月回到厦门并未他往(52)[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第21页。，没有特别军务活动。隐元在厦门逗留了十八天，时间不可谓不长，如果单纯只是借道东渡和等待风信应该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其目的应该是在等待郑成功的接见。

实际的结果是“及到中左未曾一面，第发船护送而已”，说法隐晦，并未明言郑成功，这是为了防止信件泄露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将此书信合而观之，“却忆前年扶桑请，一段奇缘，非人所能为。……可知与日国法缘非偶然也”,此随缘任运的佛家人生观，多少折射出当事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假使当时郑成功响应了隐元的诉求，东渡日本可能要增加些许变数了。

有关隐元隆琦禅师与郑成功关系的话题，街谈巷议，愈演愈奇。从相关资料的史源学追寻可知，阮旻锡所著《海上见闻录》一书将张光启借兵与隐元东渡联系起来，只此一例，不见其他文献记载；
或因两人交谊深厚，双方事迹在口耳相传中而自然杂糅，后来被阮旻锡作为口述资料记录在案，这才出现了相关记载年月失序，事件移花接木的情况。日本黄檗山所藏佚名《得侍法教帖》系由郑成功授意由他人代录，许钦台在隐元与郑成功之间只起媒介作用，其书信作者的可能性不大；
佚名信札虽非郑成功亲笔，但仍能代表其观点。两种《隐元年谱》所收甲午年东渡史事皆由其他编辑者整理而成，并非年谱所署名的作者独耀性日抑或南源性派；
性日谱相关条目由逸然性融刊行时增补，性派谱相关条目则得到高泉性潡协修。为征信有据而将两种年谱刊出，其记载得到黄檗山教团共同认可，皆有实录价值；
隐元厦门之行，除了借船东渡外，另一重要目的在会晤郑成功，希望调解双方矛盾，维护黄檗山门长久发展。有关隐元隆琦生平的研究，应该回到年谱上来，通过考异而折中取舍。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薛彦乔、贾光佐、孙源智三位友人提供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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