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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捐教育的制度设计与文化内涵——以海南万宁龙滚镇为中心的考察

    时间:2023-01-18 17:10:09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天一资源网手机站

    叶晓静,张晓威

    (1.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马来西亚吉隆坡43200;
    2.海口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57100)

    自19 世纪中后期以来,侨捐在地方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层面展开:金钱的流动维持着与侨乡的各种交互动作与共同行为,这是连接彼此的一条重要的现实通道[1];
    保障宗族前途以及在总体上提高邻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身份转变为“华人”之后的捐赠只是给予一些传统上、感情上和慈善方面的协助[2];
    彼此认同的归属性特征构成的多重关系网络[3];
    从文化上的道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直系亲属、宗族、祖村再扩展到外部发源地[4];
    是一种长期的组织化和策略化的历史过程[5];
    从精神效能和社会资本层面分析侨捐文化功能[6]。华侨华人善款办教育,是侨捐流向中的重要领域,学界主要侧重于:数据资料整理与基本脉络整理[7];
    地方性研究及历史梳理[8-9],其背后文化动因鲜有涉及。本文将以海南万宁龙滚镇为对象,全面考察变动不居的时代背景下,侨捐办教育制度设计与其蕴涵的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华侨华人与侨乡互动模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琼州”被迫开埠,海南开始规模性海外移民,南洋成为海外迁徙主要地点。捐资办学,是该群体回报故土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将以此为对象,进行相关研究。

    (一)侨资办学基本情况

    光绪十年(1884)创建的文昌罗峰书院(今罗峰中学前身),“始由乡先辈云凤若联集地方人士、南洋侨胞,捐资兴办”,开启本土侨捐办教育先河。1906年清政府颁布《华侨学堂章程》[10],受此影响海南华侨华人在所居地及回乡兴办新学不断涌现。

    乐会县“王文朝,以曾孙先树,四品衔法部郎中,加级貤赠资政大夫;
    王逢选,以孙先树,四品衔法部郎中,加级封资政大夫;
    王绍经,以子先树,四品衔法部郎中,加级封资政大夫”[11]。王氏三代人获封赠,便是因其后人王先树以华侨身份捐资办学、助学等贡献而获得殊荣。王先树主要贡献为:创办批局,解决海外银元运回风险,协助办学;
    20世纪30年代,以其父王绍经名义在乐会县立中学捐建图书馆一座。

    民国时期此项行为仍在东部城市继续。据统计,1938 年文昌中小学716 所,80%为侨捐办学[12],如:1921 年,铺前溪北书院“经正楼”改建成南洋风格二层建筑;
    1927—1937 十年间,罗峰书院因战乱校舍被焚而重建,“498名琼侨资助该校光洋7.68万元之多,建造大楼6幢,面积达3 500平方米”;
    创办于1908年的蔚文书院(今文昌中学前身),1927年在华侨帮助下搬迁,1929年春到1933年秋,校长詹行烍三次自费赴南洋筹款,“约有千名侨胞捐献光洋10 多万元,建校面积达7000 平方米”[13]156-158。琼海亦有176 间:1923年罗汉、王文明赴南洋,向琼东、乐会籍的同乡募捐叻币9000元,筹建嘉积农工职业学校;
    海南第一间幼稚园是1930年琼海中学在琼侨支持下在海口东门所设;
    1933—1936年,琼崖东路中学(今嘉积中学前身)先后易名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琼崖中学,扩建、搬迁均得到华侨捐助[14]。另1931、1936年,南洋琼侨响应校长钟衍林倡议,两次捐赠30余万光洋扩建府城私立琼海中学(海南中学前身),解决了学校照明用电问题,连闽籍侨领胡文虎也捐资13300光洋兴建体育馆、游泳池[13]158。

    即便在日本占领海南(1939.2—1945.8)期间,他们也不忘办学。1939 年2 月,大量海南人逃难到广州湾(今湛江市)。琼侨联合总会在硇洲岛办“琼崖难童学校”:凡是琼侨难童,皆可免费入学,接受教育[13]160。今天的海南华侨中学,与海外侨资也有诸多关联[15]。1946 年私立海南大学创办得到了王兆松、郭巨川等近百位华侨华人的捐款[13]160。

    1950年海南解放,1956年文昌创办华侨中学[12],琼海创办嘉积、乐会华侨学校[14],万宁办保定华侨初级中学①亦有说法创办于1957年,参见周永香《万宁教育志》,海口:南海出版社,1993:125。、侨办龙滚初级中学(万宁市华侨中学前身)[16]173,琼山创办华侨中学[17];
    1957 年8 月国务院发布《华侨捐资举办学校办法》[18],激励华侨华人兴学热情,同年以侨汇形式办学达10 多万元,1958 年侨捐增至100多万元,其中办学部分占较大比重;
    1978年至1992年②截至1992年的侨捐教育统计数据,出自2012年出版的《海南省志·华侨志》。此后虽各市县陆续有统计,但全省资料不完整,故引用此数据。,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捐赠款物近4亿元,多数用于办学,扩建各类校舍1400多栋,建筑面积142 700平方米[13]160-162。

    (二)万宁龙滚镇侨捐教育情况

    龙滚镇地处海南东部、万宁市北部地区,南距万城镇(万宁市政府驻地)35 公里,北离琼海中原镇9公里,东临南海,台风频发,面积152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2.5万[19]。

    境内的龙滚河流经博鳌与九曲江、万泉河形成三河交汇流入南海。琼海的博鳌港,成为东部地区人们下南洋、移民海外的始发港。据1992 年统计③万宁侨务部门曾于1985年、1992年、2004年和2014年开展四次“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情况普查”。受诸多因素制约,很难得出确切数据。1992年数据参考了海外万宁同乡会及琼侨社团提供的基本资料,较为详细。且1990年代为侨捐教育高峰期,综合情况分析,故引用1992年数据。,万宁县共有华侨华人30.29 万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约占60.41%。其中龙滚镇有11万华侨华人,为全县之最,分布在马、新各有4万和3万人,是海南著名侨乡[16]208。

    全镇17个行政村(186个村民小组)[20]277,自然村多为一姓一宗族或几大姓氏混合构成。民国及其以前,办私塾是培养后生主要方式。生源多是本村学童,塾址多设祠堂或家室。光绪三十四年(1908),“戎庙高等学堂”[16]102创办,侨捐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相继开办了20余所村小,将其从原祠堂搬离出来。教师工资等主要办学经费由政府财政支付,受地方财政制约,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校舍建设维修、课桌购置等,不得不靠当地群众献工献料及华侨集资解决。全镇所有小学均有侨捐,部分亦有香港同胞捐资,见表1。

    表1 龙滚镇各小学受捐赠金额

    1962年④亦有说法是1961年,见周永香《万宁教育志》,海口:南海出版社,1993:127。经广东省华侨委员会同意将龙滚中学更名为万宁县华侨中学[20]285。1978年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与祖籍地互动频繁,龙滚地区规模性侨捐教育得益于此,仅1984—1993年期间侨捐教育金额达197万元[16]115。截止到2019年,该镇25所小学改建扩建教学大楼21幢、教室152间、宿舍92间,办公室、图书馆、教学仪器室等32间。同时增添教学设备以及校园绿化等,其中85%的资金来源于海外乡亲的捐助[22]。

    毫无疑问,侨捐办学为《龙滚基础教育良性发展、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推力。问题是,用于教育的海外捐款,在筹款、使用等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制度安排,值得探讨。

    (一)募捐机构及其运行

    倡捐、捐赠、修建学校,是侨捐办学的主要环节。前、后两个环节在祖籍地,捐赠则是在侨居国进行。为保障国内外信息畅通、提高办事效率,设置临时性、单边或双边募捐机构。其领导者,国内由归侨、侨眷、年长有威望者组成,海外则由侨领负责或指派。

    1920 年代治坡小学在海外华侨支持下创办于该村祠堂,学生“像沙丁鱼般挤在一起读书”。乡民倡议改善这一办学环境,1951 年马来亚、新加坡宗亲首次成立“建校委会”,设正副财政、正副文书、正副查账各1人、协理12人,团队人员达到18人,各司其职,具体负责捐款、建校经费使用等①1951年1月20日马来亚韩和元寄给韩运光的信件,现收藏在韩茂畴家中。。

    1984年治坡村成立治坡小学董事会②成员为韩运光(归侨)、韩益畴(哥哥韩田畴)、冯朝伍、梁安耀、冯辉南、梁定允、韩芹光(时任校长、侨眷)、梁定芳等。,为整饬校舍而联名驰函海外亲友。海外华侨以“扶掖后进,人人有责为己任”,成立“募修治坡小学委员会”③成员为韩田畴、梁安钦、韩益元、韩维光、梁定雄、冯朝南、韩修光、韩和元、韩祥光、韩圣光等。,发动治坡、钦文、蓝田、秋岭四村海外宗亲捐款④1983年6月20日立,万宁县治坡村小学教学大楼序,现存于治坡小学旧址。。

    这种领导机构,在筹建过程中作用显著。河头小学,1952 年校址设在村内王姓祠堂内,1973 年强台风破坏后迁往行下村加砖坡园。1983 年,两村认为成立建校筹备小组时机较为成熟,遂向海外发函,并委托新加坡侨领王琨负责发动。

    1973 年宝树小学遭强台风摧毁,十多年内学生学习无定所。1984 年成立校董会,发函提出迁址建校之想法,新加坡谢乙龙、谢门熙等负责统筹。另文曲小学有援乡教育基金会,旧村等建村小亦然[23]205-209。

    (二)激励措施与制度设计

    近代以来海南地方经济残破,外加台风等自然灾害不时侵扰,民生艰辛。海外捐赠在改善民生福祉中作用显著,而受到侨乡地区的推崇。于是,单一赈灾、临时性的捐赠义举,开始向多方位、常态化方向发展。然而,龙滚地区捐赠主体是实力不强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华人。经费如何筹措,以下的激励措施,在激发捐赠者热情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镌刻芳名录,修建留芳馆⑤此章节留芳馆、流芳馆的写法以原碑文、原始资料记载为准,均标明出处。

    1982 年正月,河头行下公益事业募捐筹建委员会起草信函,明确指出“成功之日我们将选定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立一石铭碑,将海内外乡亲们的捐款数目刻于铭牌之上,涂以金色,并撰写赞文以记之。”⑥河头行下公益事业募捐筹建委员会致海内外乡亲信,复印件笔者收藏。筹委会由王辉益、陈元荣、何运新、王方清、陈家昌、曾庆喜、王永仁、王贻江、王贻吉、王学传、王贻仲和陈家宜组成。

    镌刻芳名录是激励举措制度化的表现。在治坡小学旧址仍保留当年石刻建校教学大楼序,上面记载了新加坡华侨62 人、马来西亚华侨59 人及治坡村161 人的名字,捐赠金额从4 500 新币到3 元人民币不等,称“其丰功伟绩,堪称后人典范。谨泐数言,聊作雪泥鸿爪,爰将乐捐芳名镂志铜牌,永留纪念”。

    同样还有留芳馆的设立。1995年1月分界小学筹建小组致海内外同胞函:“新校落成后要设立流芳馆,凡捐资者在流芳馆里留有芳名。凡是村里乡亲外出工作人员,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捐人民币1000元者,裱像留念。”①1995年1月30日分界小学筹建小组致分界村海内外同胞函,现收藏在翁泰东家中。1984 年河头、行下两村“溯三十余载,逝去先侨,多次侨募,福泽故园,仁声广布,恒崇景仰,笃然垂敬”,政府特拨款援建留芳馆将捐资芳名铭誊“藉此鼓舞,发扬光大,共荣人世。”②1984年8月26日河头行下公益事业募捐筹建委员会所作留芳馆序,复印件笔者收藏。里面提及王琨、陈家贵、王日盛、王小秋、王燕南、王辉昌、何子藩、陈世芹等人。1988 年新加坡籍梁永安、翁逢轩、李光龙各捐人民币5000 元,为华侨中学合建流芳馆一间,陈列捐赠人的照片及姓名。1980年排园小学重建时,留芳亭2处亦为侨捐[23]208。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所有村小在重建时都做留芳馆相关布置,如治坡小学留芳馆前悬挂对联“治世江山怀赤子,坡园桃李竞芬芳”,巧妙嵌入海外赤子助力学校育人。龙滚村小学留芳馆中悬挂了李城燕、李琼兰、李琼洋等先生画像③2020年9月4日田野调查所见。。文曲小学在校庆之时曾拍了一个时长14分半的宣传片《风光片:侨乡的一颗小星》寄予马来西亚、新加坡亲友观看,其中第13 组镜头就是流芳馆、芳名匾、教室芳名、篮球场。同时配有画外音“体现着海外赤子的赤诚,流芳馆里的芳名匾上铭刻着他们的芳名。他们的名字将万世流芳。”④2021年1月14日发现文曲小学宣传片脚本,现收藏在冯崇序家中。海外乡亲因故未能返乡参观自己捐赠的学校落成仪式,宣传片中的镜头是其付出得到了家乡认可证据。直至今日,所有撤并村小旧址依然保留流芳馆。

    2.定项认捐,予以命名

    为了确保募捐实效,各村根据实际情形制订方案。达到一定金额即可以个人或者亲人名义命名,可以独立或者联名,联名可以二人至四人不等。

    1958 年治坡小学捐款再建两间教室,其一是以“韩纪元先生教室”命名⑤2021年6月11日韩茂畴与笔者微信告知。,这是龙滚地区以认捐者个人命名的最早记录。1992 年校长冯崇序去信新加坡商讨第四次文曲小学扩建事宜,据新加坡回信:“设计图中有10 个小单位之房间或教室,以每单位暂定叻币伍仟元,任由各乡亲以纪念先人之名誉来认捐。由捐款人来决定他(她)所要纪念之先人名字。此方法之认捐,可行性比较大,而且不大浪费时间。”⑥1992年11月16日陈传章口述、冯崇豪代笔写给冯崇序信件,现收藏在冯崇序家中。1994 年分界小学筹款方案:“凡捐人民币5000 元者,联名命名教室,三万元以上个人独立挂名。”⑦1995年1月30日分界小学筹建小组致分界村海内外同胞函,现收藏在翁泰东家中。在走访龙滚村小学旧址时教室中,仍悬挂“李冠雄先生捐建”“李毓桂先生、李城洲先生捐建”“李琼轩、李城轩、李琼锦、谢汉书先生捐建”等牌匾。另有记载凤尾小学梁永安、林时卿各认捐一间教室;
    1982 年文渊小学梁昆生认捐一间教室。

    定向认捐教辅设备、师生日常生活品。如1981 年华侨中学复办,许日强捐赠彩色电视机一台,郭远世捐赠丰田小车一辆、打字机及复印机各一台;
    1984 年旧村小学重建,新加坡郭仁华捐赠彩色电视机一台;
    1992 年新加坡林中义为大群小学捐教学楼以外,还捐赠宿舍、厨房各一间,打机井1 口及校门、围墙等;
    1993 年梁梅居捐建侨中校门及水泥路720 平方米;
    1996 年新加坡曾昭东、曾昭流兄弟为华侨中学捐割草机;
    1998 年李城燕、陈玉熊为华侨中学捐发电机等[23]199-210。命名制度推行,既有尊重捐赠者个人意愿的实际考虑,也有账目清晰、监管透明现实需要。

    3.政府肯定

    为了激发海外捐资助学热情,1990年代海南省政府、万宁市政府开始有意识给予褒扬⑧海南省于1992、1993、1994、1998、2006年表彰有突出贡献的华侨港澳同胞。其中的标准是投资总金额50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或捐赠总金额3 万美元以上、15 万美元以下者被授予“爱琼赤子”,龙滚地区是李城燕、梁源居、韩春梅(同时被授予万宁市特等荣誉市民)。。其中龙滚籍华侨华人3 人被授予省级“爱琼赤子”称号;
    1 人被授予“万宁市特等荣誉市民”;
    2 人被授予市级“爱乡模范”;
    10 人被授予市级“爱乡赤子”称号[20]2-3。李城燕①龙滚村人,早年就读于乐城简易师范学校,1939 年沦陷后南下。曾任新加坡琼州会馆第一副主席、琼崖李氏公会副主席、新加坡表业工会名誉会长等职。于1989 年6 月逝世,1993 年6 月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率团访问新加坡时,亲自将“爱琼赤子”的牌匾送至其家中,表彰其在教育等其他公益事业的贡献②目前记载均为1992 年,参见苏斌、卢裕浪《故乡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朱逸辉《海南名人传畧(中)》,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蔡德佳《万宁文史资料第六辑:万宁华侨华人史料》,万宁:万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但1992 年时任海南省委书记是邓鸿勋,且6月并无出访。1993年海南省大事记中记载6月15日阮崇武出访新加坡,故推断时间为1993年。。政府以这一方式肯定捐赠者成就,彰显荣耀,旨在发挥其垂范作用。除了对捐赠个人授予荣誉,还有从省到县各级官员参加村小落成典礼给予肯定,如河头小学、水坡华侨小学、分界昭才小学、宝树小学等。另外作为官媒的《海南侨报》对谢门熙[24]、李琼洋[25]等有贡献的华人进行褒扬式宣传,也是政府肯定方式之一。

    4.持续性资金保障

    设置教育专项资金,通过利息的方式确保家乡学校的持续发展,这一举措值得称道。专项资金来源一是以族产作为学校生存发展的基础。如新加坡文曲公司楼③海南人到新加坡后有习惯同乡(村)集体出资买楼用于聚会或者出租收益用于公共事务。新加坡文曲公司楼(公寓)即文曲村人在新加坡所共有之资产。,捐款10 万元作为文曲小学建设教育专项基金。每年基金在银行所得利息,用于维持学校维修经费、奖学金等。时至今日,尽管该小学现虽已撤并,但此笔基金及利息仍存在银行,由冯崇序监管,专人做账,每年9 月提取利息奖励高考上榜者。与此同时,凤尾村的海外乡亲出售新加坡公司楼一间,所得资金用于凤尾小学的日常运转。

    二是个人名义专项基金。如澳大利亚华人梁梅居1986 年捐赠5 万元,由万宁华侨中学每年提取利息做奖学金[23]110;
    1993 年该校将众人捐款结余利息1.8 万元存入银行,年息2 000 元,列入今后奖学金使用[23]200;
    1997—2001 年间,李会章夫人奖学金基金会每年提取家族存款2 万元利息,奖励该校优秀师生[23]211。

    (三)管理与监督

    受捐学校多成立基金会和董事会,管理和监督侨捐使用。笔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在分界昭才小学校长翁泰东家找到保存完好的建校系列材料,其中经费表中内容翔实,包括总收入(国外、国内)、付出金额。付出金额一表时间跨度1994—1996年,类别多达100项,金额从买筷子3元到工程结算165242元不等。表格末页会计翁泰东、出纳曾海进签名确认后,交由董事长曾昭才签字“接受”。另还有工程造价计算表等,整套程序资料记录完整。

    规章制度较为完善,如《文曲小学学校物资购置管理使用制度(1991)》《文曲小学学校财务管理条例》《万宁县文曲小学关于奖教奖学的若干规定和方法(1992)》《文曲小学奖罚条例(1996)》等。1994 年《文曲管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工作总结》,通报经费划拨、历年华侨华人和群众集资款项以及资金流向④2021年1月13-14日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现收藏在翁泰东、冯崇序家中。。文曲籍新加坡乡亲对于教育基金使用也有明确要求:由家乡选出3名代表为基金信托委员会委员代为保管;
    只能领取基金之利息,以作维修和奖学金;
    领款人由家乡决定;
    每年可领取利息一次⑤1992年11月16日陈传章口述、冯崇豪代笔写给冯崇序信件,现收藏在冯崇序家中。。

    李会章夫人奖学金基金会委托李会东、林绍传和李崇政组成管理小组,符合七类要求的申请者在当年9月15日前提交书面申请及证明副本(如品行/荣誉证、成绩单、学校证明等)后,由管理小组进行审查和面试,并于当年11 月中旬公布获奖名单。此外,各校也可推优,颁奖于新年前后进行,并邀请有关单位、学校及家长给予协助[26]175-176。

    货币是侨捐的最初形态,当其以物化的形式(学校)呈现后,作为项目的捐赠程序至此结束。侨捐文化在此表现为,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所依据的理念[27]。问题是,捐献者与侨捐教育项目之间,有着怎样的情感表达?呈现怎样的文化内涵?

    (一)基于血缘地缘文化的共同理想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地缘是其投影,二者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28]。聚落而居,通过族谱、村规等礼俗建立起群体认同的组织,成员间建立起“自己人”身份认同,各据“名分”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龙滚宗亲、乡亲互相引带是向南洋移民主要形式,华侨华人血缘、地缘结社更强化了这一认知并增强了凝聚力①据统计,新加坡琼属地缘性组织有20个,血缘性组织有24个。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下设76个属会。,迄今仍为各村公庙、同姓宗祠修缮以及拜公等仪式捐赠,以保佑与扶持海内外昆仲财途亨通、营谋顺遂。帮助祖籍地、教育同宗子弟、提升本族地位是海外人员自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过去龙滚地区互相询问小孩是否上学,都是问“你家小孩去祠堂了没有?”老一辈“去番”鲜有教育背景,多从事边缘工作,生活艰难。兴学育才是实现宗族兴旺的通道,故该群体对后人教育尤为重视,从而演变成共有的传统。侨捐教育作为制度化、规定化的项目,用于维持村庄、社团中固有的关系。

    1929 年由宝树联合会和谢氏公会组成“星洲南洋谢氏总会”,1994 年改名为“新加坡谢氏总会”,宗族文化早已内化为他们的自我认同。清末岭上园村在谢氏宝树宗祠内办私塾,1952 年转为公办“岭上园村高级小学”。1984 年新加坡华人提出迁移学校到光荣岭脚下,并开始募捐建校。1985 年新的教学楼落成之后,遂向万宁市政府提议,更名为“宝树小学”(有《滕王阁序》中“谢家之宝树”之意)。华侨华人与家乡同姓同宗之间,虽然远隔重洋,但由血缘而来的群体认同始终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此番易名重拾宗族堂号,也是为了子孙知晓自己的来龙去脉,回忆祖先曾经的荣耀。这既是一种对祖先保持记忆的表达,也是一种家族共同体意识,更是一种对家族生命生生不息的意识,尽力维持家族的存在与延续。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侨乡“小传统”道德逻辑中,财产越多、权力越大、越有资源的人越有能力为社会负起责任。“一方面,坎镇移民需要延续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士绅传统,承担起为家乡源源不断地给予侨乡以文化馈赠;
    另一方面,侨乡对于给予文化馈赠的移民有着社会地位补偿的承诺。”[29]这种基于道义基础的社会地位补偿关系,与龙滚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治坡村归侨及侨眷与华侨华人,一直将建校作为他们的共同“理想”。新加坡的韩庆光最具代表性,建校时捐赠4 500 元新币,为众人之最。早年大嫂卖牛送韩氏出洋,后经营食阁档口,靠勤俭积累薄财。因为食阁的工作手停口停,维持不易,故也不常返乡及参加建校庆典活动等,甚至不介意家乡父老知晓他在新加坡的真实情况。与“以有意无意的炫耀方式向家乡人展示其‘成功’,以提高自己在侨乡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社会声誉补偿的目标”[30],具有明显的不同。

    韩氏慷慨义举,究其原因主要是募捐者韩田畴充满“人情”地游说:“虽然你不在家乡了,可是你的同族兄弟姐妹还在那里啊。为了让本族后人不要像我们一样背井离乡,我们该群策群力,慷慨解囊。”②2021 年1 月19 日在海口亨美乐与原万宁中学校长、龙滚教育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韩茂畴访谈。韩田畴负责新、马地区募捐游说工作。

    这种馈赠表现为一种纯粹的情感与心意,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宗族共同体想象,使其始终不忘自己作为宗族一分子。所谓名分,“就是把社会中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其彼此之间之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间应有之情与义,要他们时时顾名思义。”[31]以韩庆光为代表的华侨华人,仍牢记着宗族成员之“名”,并自觉不自觉地履行应尽之“分”。

    此外,还有120位与他在新马处境相同,但捐款金额不多的华侨华人。治坡村不分金额捐赠多寡,将所有乐捐芳名镂志铜牌,悬挂于校园内永留纪念。是年,河头小学落成,新加坡、马来西亚人均捐款分别为402.9元新币、258.3元马币,见表2。制作芳名录这种激励并无强制力量,其内蕴的传统文化动因才是捐赠的持久力量。除却血缘地缘的关联,共同特质、需要、价值观等也是凝聚全村的基础。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侨捐教育使群体中每个人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情感。

    表2 1984年河头小学、治坡小学建校捐赠金额及人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7 年,全镇海外1 182 人捐赠263 万元修建各小学,受惠学子3609 名,除李城燕、冯廷其、曾昭才、梁源居①梁源居,2021 年1 月13 日在分界昭才小学原校长翁泰东家发现旧报纸复印件写为梁之居,很多资料写为梁元居,参见苏斌、卢裕浪《故乡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12。、翁逢轩捐赠逾6万,属于数额较大者之外,捐赠金额万元以上有45人,其他村小由数十、上百位的海外捐赠者群体贡献[21]191-210,见表3。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式的“襄助”,是海南侨捐教育的缩影。

    表3 1973-1997年侨捐万元以上人数统计

    龙滚文曲小学也经历多次重建。该学校曾于1982 年遭遇强台风,校董会成员马来西亚归侨冯绍坦与新加坡侨领陈传章书信联系,商量重新建校大事,后交由校长冯崇序负责②按:冯崇序父1947年与同族人前往马来亚,母亲1949年过埠,家中兄妹及族亲都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当收到来自家乡请求时,华侨华人积极响应,此次重建“比前两次提高新的规格和水平,即被普遍誉为‘小巧玲珑’的美称”。

    1992 年该校被评为海南省“校容校貌二等学校”,1993 年万宁县“文明小学”。这一成绩和荣誉完全归功于文曲村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③1993年4月8日文曲小学董事会告所有文曲籍人一封信,现收藏在冯崇序家中。。

    马来西亚、新加坡积极发起募捐的多为从家乡南下的第一代,但共同的理想同样存在于一些移民二代中间。此前冯崇豪与家乡关系并不密切,自身财力有限捐赠较少。因负责国外筹款活动表现积极,受到乡亲赞誉。冯崇豪深感愧疚:“真抱歉,弟对于家乡和学校一点贡献都没有,却沾了一分光,实在有愧于心,请原谅。……弟认为有这些热心的乡亲和在家乡的亲人同心协力,各尽所能,无私的贡献是文曲村的福气”④1992 年11 月16 日冯崇豪给族兄冯崇序的书信,现收藏在冯崇序家中。其为生长于新加坡的二代移民,在募捐中负责书信、宣传等事宜。。

    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在筹款中占据重要因素,侨捐教育重塑海外宗亲长期、稳定的情感依托。期间冯氏兄弟始终保有对宗族关系网络的群体认同,将自己视为其中一员,并热心于履行相应之“分”。学校将馈赠双方联系在一起,传达出的人情是不可让渡的。

    学校落成即为共同理想形成之时:“文曲小学有今天之骄人成绩是学校、校董、校长,所有师长和学生还有在家乡各乡亲之努力,和想办一所完善之学校的概念有关。在大家同心协力之耕耘下,才能开出美丽的花和实惠的果子。”⑤1992年11月16日冯崇豪给冯崇序的书信,现收藏在冯崇序家中。在一荣俱荣的整体格局下,在外人(村)面前,个人的捍卫也让“大我”(全村)有面子。

    万宁籍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地缘性组织是以乡、县(市)、省地缘为纽带组成的团体,很多人参加一个或几个社团,现马来西亚就有五个万宁同乡会[32]。若圈囿于龙滚地区,则局限于建立各自的村小。然而,无论横向递推还是纵向延伸,根据“一个镇只办一所初级中学”的原则,构造立体的升学网络,打造在万宁地区知名的中学又成了全体龙滚籍人士的共同理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筹办龙滚初级中学至1996 年,海外共捐款300 多万元。1962 年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侨委主任何香凝题写校名“万宁县华侨中学”。随后几次变更,1980年恢复原建制,198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为该校续题校名[20]285。这样的殊荣及后期办学成功,不仅在万宁地区,乃至海南省都是罕见的。

    (二)增加捐赠者声望

    “自我实现”“获益交换”“群体归属”“信任”“真实”[33]是人类至少具有的五种交易需要。理性的制度设计一定是互惠型,赋予合作的力量。以曾昭才①按:曾昭才是1939 年前往马来亚,最初开设茶店,1950 年创办自己的咖啡厂。担任马来西亚同乡会总会副主席、柔佛州万宁同乡会主席、南马咖啡粉厂商公会总务、区中华商会名誉董事等十三个重要职位。1985年被柔佛州苏丹授予“PIS”有功勋章。为代表侨捐教育,明显倾向于“自我实现需要”,在捐赠过程将正面信息传达给社会,增加声望,以此得到满足、激励,产生承诺。

    1994 年分界小学重建,归侨曾海进给其马来西亚叔父曾昭才去信提出募捐建议,并推举其为董事长。是年11月,曾氏返乡率先捐资10.4万元,共同募集24.6811万元②1995年5月20日万宁县龙滚镇分界小学建校简报第一期,现收藏在翁泰东家中。。

    为表彰曾昭才的突出贡献,1996 年3 月,万宁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将“龙滚分界小学”校名更改为“万宁县分界昭才小学”③1996年3月21日万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龙滚镇分界小学更改校名的批复”,现收藏在翁泰东家中。,这是龙滚镇唯一一所以个人命名的学校。

    曾昭才捐赠的动机爱乡、爱教育毋庸置疑,但作为在马来西亚有多重社会地位的人来说,作为一种道德约束他必须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捐赠金额是华社中最多的。这样他才能获得所在华社的认同,巩固之前他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并在彼此共同的荣辱经验中,通过呈现自己的慷慨与实力,获得众多的追随者,方便继续拓展事业版图。

    曾昭才担任校董会董事长期间,很多文件均有其签名加以PIS后缀。可以看出曾昭才特别看中这个奖章,这是在异国他乡出人头地的体现。儒家思想中“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华人发达后必是衣锦还乡。“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原本商人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里排在最后。而在分界昭才小学落成典礼上,曾昭才的名字排在了时任县长林玉权的前面④1996年5月4日万宁县分界昭才小学落成典礼照片上名字排序,现收藏在翁泰东家中。。能得到政府的官方承认,这样高标准的回礼是地位与权利的最大体现。

    增加捐赠者声望且有主观意愿也有被动形式助推。“立德、立功、立言”,人才能“死而不朽”。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核心,也就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三不朽”就是儒家对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之一。“三不朽”的最大之“德”,不仅是个人品德修养,更是以造福生民和后代为最大德行。李城燕先后为万宁县华侨中学、龙滚中心小学、龙滚村学校以及其他公益事业捐款30 余万元[20]31。生前低调行善,身后极尽哀荣,1992 年被海南省政府表彰。1997 年2 月其妻韩春梅捐款20 万元助建万宁大会堂,其中一厅命名为“李城燕厅”[23]95。

    (三)情感寄托与孝敬补偿

    “孝敬馈赠象征着基本的人伦关系,它的实践也较为固定,互惠的或者说‘报’的因素也最少。”孝敬馈赠情义参半,多表现为情感的交流[34]。

    早期的华侨华人下南洋都是男性只身前往,无法侍奉双亲于膝前,只能通过侨批委托在乡妻小、兄弟或者乡邻照顾。待到取得一定成就,多数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在传统的中国和华人社会,一直宣扬以“孝道”治天下,这不仅仅是重要的家庭规范,也是人际交往中的参考依据。不孝之名会带来千夫所指,受到群体性的孤立。该群体在具有一定能力和相应的机会时,会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孝心,馈赠养育之恩。

    前文提及的1992年文曲小学“孝敬”筹款方式,最终陈传章以其先人名义认捐一间,冯廷其父子认捐两间,冯廷仁、冯廷伍兄弟以其母亲名义合捐一间。

    “中国人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而事实上是人与超自然存在之间的——行为的回应(喜爱与憎恨,奖赏与惩罚)应当像因果关系一样确定,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行动时他自然地预期某种回应或回报。”[35]在世时未得到孝敬的老人,在去世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情感的弥补。华侨华人认为逝去的父母能以无形的方式和他们在一起,这是有意识努力保持对父母生动记忆的结果。

    为父母及先人显名是孝敬的另一种体现。李崇冠父亲李会章早年在乡间生活疾苦,后漂洋过海投奔其祖父,母亲林淑英亦是本镇凤尾村人。1956年李会章以星马中医会考第一名蜚声华人圈,任新加坡同济医院首席医师,并在大、小坡泰山及天和堂药行坐诊;
    林氏则养育四子女成才。1997年4月1日李崇冠设立“李会章夫人奖学金”;
    2000 年遵其父嘱在祖籍地龙楼村捐赠13 万元,以其祖父之名建“垣城楼”作为图书馆、办公室之用[26]174;
    2001 年7 月为万宁市华侨中学捐赠16 万元兴建图书馆以其母冠名“淑英楼”[20]27-31,树立了“父(母)慈子孝”的道德风范,保持和提高了家族的声望,光宗耀祖也是人类积极向上的文化动力。同样还有1984 年河头小学重建8 间教室,其中一间“王永俊教室”就是王琨以其父亲名义捐建的[26]182。1992 年归侨卢传姬去世后,在新加坡的儿女以其名义捐款5000 元在龙生水村设教育奖学基金[26]310。

    儒家认为“孝道”是“无条件的积极义务”,这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个人的生命是其父母的延续,子女应当尽力追求成就以满足父母的期待[36]96。血脉相传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家族中积极的价值取向在一代又一代中发扬光大。

    前文提及李城燕生前多次捐学,身后才被表彰。追其捐赠行为本身深层次原因,应与受其父亲李琼辉影响有关。李琼辉青年时当船工赴新加坡谋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毅然回国,历任万宁县及龙滚镇第一届侨联副主席。1951年龙滚初级中学筹建时任筹委会成员,1952年向海外发出倡议函,李城燕等200 多人便积极响应,共计捐款2.3 万元。1956 年李琼辉出任该校筹建委员会副董事长[20]289,1981 年恢复侨中办学,李城燕随即捐款3000元人民币建教室,并出任名誉董事长[23]197-199。1998年其妻韩春梅亦被授予“爱琼赤子”的称号。中国式家庭必须讲究“报之规范”,子女回报父母应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明确的范围和客观的计算方式[36]15-16。但大孝尊亲,父(母)与子女彼此之间存在尊卑长幼差序,将家庭摆在首位,以“家传祖先”为认同兴盛家道。通过完成父(母)意愿激发子女的责任心,忠孝两全才是孝的最高境界。

    相对广东五邑地区和福建、浙江部分“中兴”的侨乡,北京、上海“新生”侨乡[37],海南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间“所呈现的社会关系日渐衰落”[38]。同时侨乡的衰落是在无偿性社会文化馈赠没落后,再次尝试在祖籍地进行盈利性跨国实践并没有如期成功所致[39]。

    学者对侨乡社会变迁,及与华侨华人之间的互动往来进行了多个方位的分析,但过往的研究,习惯于将华侨华人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了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群体构成的复杂性。在参与侨捐的过程中,其动因存在着多重构建。

    龙滚镇捐赠的动因与有别于其他侨乡,带着强烈的地域、民族和文化特征。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情感归属以及身份认同,通过制度设计与情感联结叠加互动,展现出吸引的价值。可以归结为需求上的一致,共同理想的维系、增加声望和情感补偿等方面。

    随着中国崛起,海南侨乡教育资源整合,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持续加大,侨捐教育的闭环流程从建校“需求”开始打破。海外第三代四代华人已融入所在国,形成新的社交圈子,“赠予”和“接受”的过程自然也不复存在,龙滚地区亦不例外。由于出生人口变少,加上经济改善,人们追求更好的教育质量,各村大批儿童开始转到中心小学或追随父母到城市读书,本世纪初各村小学开始大量撤并,目前仅剩下龙滚华侨学校(九年制一贯教育)和治坡小学一所村小。作为海外亲人与村民“共同理想”的侨捐教育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成为侨捐没落的一个缩影。

    当侨民个体由华侨向华人转变,评价标准由祖籍地向移居地转变,加之老一辈过世,新一代已出五服,地缘血缘共同体的想象难以为继,侨捐教育最初情感底色之“身份认同”便被打破了。海外华人与桑梓的血脉联系逐渐淡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对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构筑新的“文化认同”,重新思考受赠者与捐赠者的角色定位、互动交流的形式,培育既有民族特色又适应时代潮流的互惠原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现代海外华人与祖籍地的情感联结,需要大家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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