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__准确握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

　 第三讲 准确把握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

　 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简要总结2010年“三农”工作，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形势

　2010年，面对一系列困难，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农业农村发展承接了前6年持续向好的强劲势头，取得了极不寻常的显著成就。

　（一）取得显著成就的表现：

　一是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七连增”，全年粮食总产达到10928亿斤；

　二是农民收入增量再创新高、实现了连续7年的较快增长，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实际增长10.9%；

　三是改善民生力度加大、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

　四是体制机制创新深入推进、农村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五是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实现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确保农民收入不徘徊、确保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的总体要求。这为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主要原因：（“六个有力有效”）

　一是中央政策支持有力有效。中央在2010年初发出1号文件、大幅增加“三农”投入的基础上，针对自然灾害发生情况和农业生产突出问题，抓住关键农时，多次出台指向明确、作用直接、见效迅速的政策措施，保障了重点地区、主要品种稳产丰产。

　二是科技装备支撑有力有效。组织大批科技人员进村入户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大规模开展粮棉油糖高产创建、集成使用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农业机械争抢农时，加强统防统治减轻病虫害损失，为抗灾夺丰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市场价格拉动有力有效。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及时启动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保持了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四是抗灾救灾应对有力有效。认真研判灾害发生趋势，防在未发之时，避在危险之前，做到了科学防灾、主动避险；充分发挥独特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救在第一时间，抗在关键时点，做到了有序抗灾、高效救灾，最大限度减轻了灾害损失。

　五是改革举措推动有力有效。积极促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向林地、草原覆盖，农户家庭经营向联合与合作迈进，资源要素配置向农村倾斜，农民就业向多渠道拓展，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六是各方工作协同有力有效。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综合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农口各部门恪尽职守、锐意进取，“三农”战线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迎难而上、负重拼搏，社会各界倾心支持，形成了共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大合力。

　2010年“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为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农业农村发展目标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同时，还应当看到，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

　（三）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将艰难曲折，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面临复杂形势，影响“三农”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不可低估。

　二是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我国自然灾害呈多发频发重发趋势，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不可低估。

　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和上行推力并存、作用因素复杂多变、起伏波动趋于频繁，农业生产面临的市场风险不可低估。

　二、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三化同步”是我们党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是对新形势下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认识。

　“三化同步”是现代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客观规律。遍览各国发展进程，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及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顺利迈进现代化国家行列；但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三化”关系，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导致现代化进程受阻。纵观新中国60多年发展史，凡是工农城乡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经济社会就能繁荣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会被迫调整，各项建设就会出现波折。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揭示，“三化同步”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

　“三化同步”是顺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发展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一些领域出现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一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农产品供求进入紧平衡阶段。随着人口总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用途拓展，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农产品总量平衡的脆弱性凸显，品种和区域结构失衡的矛盾加剧，市场变化的放大效应增强。

　二是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我国农业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农资、农机、用工、土地等费用呈上涨态势。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必然转化为农产品的高价格，必然要求农业的高补贴。

　三是农村劳动力进入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局面虽未根本改变，但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农业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问题开始显现。

　四是工农城乡关系进入互动增强阶段。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工农城乡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广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农业形势好坏、农村发展快慢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撑或制约日益突出，工业反哺、城市支持对“三农”的拉动日益明显。农业农村这些新变化新趋势，对“三化同步”既提出了要求和压力，也带来了契机和动力。

　“三化同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原则。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现阶段突出强调“三化同步”，着眼点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补齐农业这个短板，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三化同步”既是重大任务，也是重大原则，必须贯彻到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领域各环节。要加快建立健全保障“三化同步”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持久动力。

　“三化同步”是谋划“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新思路新举措的重要遵循。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将为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供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将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物质支持，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积极作为。各地区各部门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要切实体现“三化同步”的要求，真正把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优先位置。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要从战略上研究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努力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到农村，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深化城乡联动改革，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机制，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三、全面做好2011年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

　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大兴水利强基础，狠抓生产保供给，力促增收惠民生，着眼统筹添活力。

　大兴水利强基础，就是要针对水利建设滞后、设施不足的瓶颈制约，大幅度增加投入，大规模开展建设，大力度推进改革，着力夯实水利这个最重要的基础。

　狠抓生产保供给，就是要针对农产品供求总体偏紧、部分品种短缺的紧迫问题，强化扶持政策，强化领导责任，强化工作措施，有效增加农产品市场供给。

　力促增收惠民生，就是要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的严峻局面，努力开辟农民就业门路，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努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全面增进农民福祉。

　着眼统筹添活力，就是要针对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依然明显的突出矛盾，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促进公共教育资源、新增医疗卫生资源、文化惠民工程等重点向农村倾斜，不断增添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一）继续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做到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保持涉农贷款增量占比不低于上年，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二）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这是2011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稳住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加快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实施进度。抓紧制定实施全国粳稻生产发展规划。主要以粮食产量、商品粮等为依据，对粮食主产区给予补偿；全面取消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继续增加中央财政对粮食、油料生产大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早稻良种补贴标准。支持优势产区发展棉花、油料、糖料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坚持“菜篮子”产品大生产大流通、继续利用好优势产区的生产能力，加大销区就地生产和就地供应力度，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抓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大中城市郊区要保有一定的蔬菜种植面积和生鲜食品供给能力。推进园艺产品、养殖产品标准化创建和规模化种养。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的奖励力度，扩大畜牧良种补贴规模。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

　（三）大力改善农产品流通和市场调控，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支持骨干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大型粮食物流节点、农产品冷链系统、生鲜农产品配送中心建设。协调解决好西棉东运、北粮南运、南菜北运问题，落实和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规范和降低集贸市场摊位费和超市进场费。继续提高小麦、稻谷等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适时采取玉 米、大豆、油菜籽等临时收储措施，搞好生猪市场调控和新疆棉花调控。

　（四）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支撑。抓紧制定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力争到2020年新建8亿亩高标准农田。扩大土壤有机质提升项目实施范围和规模。加大种业研发投入，对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实行扶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高产创建示范片和园艺作物标准园建设，选择部分有条件的地方整乡或整县（场）推进。扩大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实施规模，力争2011年完成在全国普遍建立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任务。推进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优化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品种结构，支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和区域适用性强的农业机械。深入实施林业生态重点建设工程，加快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提高气象为农服务和防灾减灾能力。

　（五）着力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抓住农产品需求旺盛、产业转移加快、外出务工形势向好的机遇，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努力确保农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加大农村饮水、公路、沼气、危房改造等建设力度，加快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加强农村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扩大建材下乡试点，努力确保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继续做好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工作，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大力加强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制定和实施未来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及相关规划，努力确保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有新的提高。

　（六）深入推进农村改革，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健全覆盖耕地、林地、草原等土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扩大征地制度改革试点，进入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流转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严格限定在已依法取得的经营性用地范围。规范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规模和范围。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进一步健全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的激励机制，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统筹研究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扶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

　四、下决心加快水利改革发展，集中力量解决关系“三农”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问题

　综合各方面情况和意见，中央决定2011年“三农”工作和政策措施，继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行部署安排，中央1号文件则聚焦水利。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要加强水利，这就要求尽快对水利建设作出部署安排。第二，水资源短缺、水利设施薄弱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着力消除水利的瓶颈制约。第三，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首先要夯实农田水利这个基础。第四，水旱灾害频繁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2010年部分地方发生的历史罕见洪涝灾害和西南地区发生的特大干旱，再次警示我们，加快水利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刻不容缓。第五，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7个中央1号文件已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三农”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今后要在不断强化和完善现有政策的同时，有必要选取水利等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和重大问题逐个加以突破。第六，水利改革发展任务极为艰巨复杂，需要全党全社会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治水兴水合力。

　做好新形势下的水利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要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兴农田水利，按规划实施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加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在水土资源条件具备的地方新建一批灌区。要围绕保障防洪安全继续加强江河治理，在继续实施大江大河治理的基础上，着力抓好中小河流治理、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蓄滞洪区建设和水土保持重点区域治理等薄弱环节。要围绕保障供水安全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采取建设水源工程、调水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和其他非工程措施，抓紧解决工程性缺水、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问题。要围绕保障水资源安全加强各项管理制度建设，关键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五、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

　要保持农村发展的良头，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一要提升“三农”工作的领导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自觉落实“重中之重”的要求，切实担负起领导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建立健全抓好“三农”工作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解决“三农”问题有使命感、做好“三农”工作有成就感。

　二要打牢坚实的组织基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扩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覆盖，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进一步找准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三要造就过硬的干部队伍。着力提高“三农”干部工作能力，着力优化“三农”干部队伍结构，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四要树立优良的工作作风。要带着“四情”做“三农”工作：服务农民要有感情，做到心里装着群众、真心帮助群众、由衷敬畏群众；开展工作要有热情，做到态度积极主动、工作认真负责、努力持之以恒；开拓创新要有激情，做到以昂扬进取的锐气、攻坚克难的胆识、百折不挠的韧性迎接各种挑战；献身事业要有痴情，做到信念在胸、执着于心，尽职尽责、忘我工作，乐于奉献、甘于清贫。五要巩固和谐的社会局面。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

　胡锦涛强调，面对新形势，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巩固政治基础，坚持正确方向，推进协商谈判，扩大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胡锦涛就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出4点意见。

　第一，要继续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为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继续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巩固了这一共同政治基础，双方就可以继续营造两岸交流合作、协商谈判的必要环境，就可以携手开辟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

　第二，要继续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3年来，国共两党、两岸双方交往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建立互信，进而求同存异，展开良性互动。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上更多发出积极正面信息，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三，要继续稳步推进两岸交流合作。积极对待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各项后续商谈，及早达成并签署投资保障协议。要大力推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重视和加强两岸青少年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台湾方面提出开展两岸核电安全交流合作，我们充分理解，希望双方尽快通过商谈达成相关协议。

　第四，要继续保障台湾基层民众共享两岸交流合作成果。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设身处地考虑台湾同胞实际需求，解决好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也应该共享两岸关系发展成果。90年的光辉历程及宝贵经验

　陈坚

　9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只是一个有着五十几名党员的小党，面对的是一个陷入苦难与屈辱深渊的旧中国。9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在全国执政60多年、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的大党，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

　一、九十年的奋斗历程

　1．浴血奋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为挽救民族危亡，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出现了许多献身民族进步的人民英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出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是近代中国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可是，辛 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战乱不断的苦难深渊之中。

　事实充分证明，在强大的帝国王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这就是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无可辩驳的结论。

　正当人们处于彷徨之际，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在黑夜中看到了曙光。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鲜明地确定了奋斗目标，制定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在世界的东方谱写了辉煌壮丽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深入各大工厂、煤矿、码头，组织和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罢工斗争。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直至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军阀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联合其他社会阶层，建立所有进步力量的联合战线。经过慎重考虑，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使得国民党重新恢复生气，中国共产党也迅速取得全国性影响。在两党合作的推动下，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迅速击溃了军阀的军队，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也日益高涨，并推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等国民党内的反共首领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反动的和守旧的势力联合起来的力量大大超过革命的力量，并得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反动势力掌握着军队，占据着中心城市，对革命群众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严酷的现实表明，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须有新的思考，开辟新的道路。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八一”建军节由此而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中国革命由此进入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这一时期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找到了如何在中国社会立足和发展的答案，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胜利的。正当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同年10月，中央红军首先胜利到达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加紧向华北扩张．而国民党政府则节节退让，这使得全国的抗日形势迅速高涨。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广泛联络各种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制订“逼蒋抗日”的方针，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当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抵抗失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这样，在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敌后战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和空前残酷的“扫荡”。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通过长期的消耗战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1945年8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和觉醒，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起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詈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拒绝和平民主的要求，粗暴撕毁协定，公然发动内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解放区军民实行坚决的自卫战争。至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适时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秋季，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从当年9月至次年1月，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在长江以北。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统治宣告覆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首都北京(从这一天起，北平改称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奴役、剥削、压迫的命运，结束了100多年来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就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人们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

　2．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任。

　 新中国诞生之初，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很多困难和严峻的考验。当时，在国内，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仍在负隅顽抗，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是个烂摊子，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国际上，由于“冷战”的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广大群众，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又一重要任务。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作为中心工作，依靠产业工人，动员工商界人士，很快便使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工矿业恢复生产。新中国的国营经济，也随着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逐步建立起来。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人民政府还进行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打击非法囤积生产生活资料等投机行为。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中央人民政府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经，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1937年抗战以来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态。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人民克服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实现了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至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城乡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实现了根本好转。

　 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指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至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对于缺少耕地的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无偿得到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不仅意味着从此免于遭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同时也意味着摆脱了由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群众在获得经济和政治的解放之后，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废除旧社会各种陋习，是当时新生的人民政府推行社会革新的一大举措。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部法律的实施，为全国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此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迅速采取坚决措施，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社会痼疾。经过三年的努力，曾经在旧中国绵延不断的娼、赌、毒等社会病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基本禁绝。广大人民群众为之振奋，社会面貌、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几年的不懈努力，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中央经过近两年的酝酿，提出了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主要内容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从1953年起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上称之为“三大改造”。“三大改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合作或合营的方式，把落后、分散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组织起来，形成能够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至1 956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任务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企业的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编制和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开展大规模社会经济建设，并迅速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最终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课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比较注重学习借鉴苏联经验。中国向苏联学习虽然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但历史表明，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在苏联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于中国。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独立思考，根据本国的情况办事，不能一切照搬苏联的经验，必须努力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在这一年4月，毛泽东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新的方针，试图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与此相联系，这一时期，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7年2月，毛泽东又根据东欧发生的波匈事件的教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强调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这些重要思想和方针提出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党内和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民主气氛。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异常复杂的任务。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少走弯路。在最初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但毕竟是不成熟的。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个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一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1958年，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二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导致了频繁的政治运动，并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10年的全局性社会动乱。后来，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期出现的失误表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经历了曲折发展的20年，在有些方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历经坎坷，但仍然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科技及外交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就成的取得，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愿。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形势的发展呼唤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了出来，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系列重大决定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的标志。从此，中国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1979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整。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调整的重点是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党开始着手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全面平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全面平反和大范围地调整社会关系，使得中国人能够身心自由、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客观评价了毛泽东的一生，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初步概括。这个《决定》的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这一《决定》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乱，团结一致地承担起中国改革开放的重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取得突破的。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受灾农民吃饭成了大问题。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集体撂荒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收获归自己所有。这一措施有效地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不仅战胜了当年的旱灾，而且收获超过正常年景。受此启发，安徽和全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尝试一种新办法，即后来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1年底，全国90%的农村已普遍采用了这种办法。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从此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鼓舞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打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改变企业原先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的所有制格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以此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与改革同步，对外开放工作也正式启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半年时间的酝酿，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广东、福建两省作为对外开放的试点，允许这两个沿海省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加快经济发展。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首先建立经济特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在很短时间里就取得显著成就。深圳，这个原本与香港一河之隔的边陲小镇，经过短短几年时间，便在荒滩野岭上建立起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1984年春，进一步开放由中国北部到南部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初，决定开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随后再开放辽东和胶东半岛；1987年后，设立海南省，把海南岛建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2年，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样一来，中国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开放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陆续涌现，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步伐，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经历了自1978年底以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增量式发展。但是，直至1992年前，中国的改革究竟应当朝哪个方向走?它是以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目标，还是以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人们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中国的改革最初的指导思想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让市场发挥调节和补充作用。与此相呼应，改革先从“体制外”入手，即在非国有部门倡导建立市场导向的企业，依靠它们实现经济的增长。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体制内“计划”与体制外”市场”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这一战略有效突破了体制内改革的瓶颈。随着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合资、外资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份额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增长。改革的实践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要突破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个文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已蕴含着市场化改革的取向。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艰难的阶段。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造成了相当多的问题，“计划”与“市场”之争随之硝烟直上，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观点又重新流行起来。当中国的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解答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和困惑，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共个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改革开放已经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全面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整体推进的，尤其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目标的确立，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各个方面政策的调整的步伐也随之加快。早在1978年冬季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随后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作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也做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决策。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引人注目，但内容十分丰富，总体在稳步推进。如，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逐步实现依法治国实行基层自治与扩大基层民主、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交往活动日益活跃。1978年8月1 2日，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这些外交活动，稳定和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主要就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为此，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睦邻外交，加强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外交政策的调整，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改革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包括文化和社会领域。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率先开展对外交流。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对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推开，也逐步向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延伸。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与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科技实力和人才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文艺和体育事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优秀作品，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美德，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社会风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出版业、影视业、娱乐业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体育方面，中国在努力提高竞技体育成绩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群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用政府财政补贴和民间彩票公益金修建的运动场馆和健身设施，为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和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创造了条件。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人们的利益需求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系列变化提出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在计划经济时代，职工的医疗和福利都是由企业和事业单位负担。但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极其有限。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有步骤地在城镇建立起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渐向农村地区延伸。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也随之急剧增加。中国共产党对非政府组织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重点培育发展行业性、慈善性和服务性社团和基金会以及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福利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把一些管理和服务功能转交给非政府组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内容广泛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此也是越来越重视。

　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国家财政实力有了很大增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干百年来，过上“小康”生活是中国老百姓的理想和追求。1979年底，邓小平在会见国外客人时，用“小康”一词描绘了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此后，他又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设想。这就是从1 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用20年的时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两番，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三大又提出，21世纪头30年到50年争取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2%，为同期世界各国最快的发展速度。2000年，中国GDP总量达人民币8．94万亿元(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来算，GDP首次超过8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0年左右时间里，完成了由贫困到温饱，又由温饱到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虽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党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这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为此，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即：在本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努力，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时隔4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其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现实原因。世界不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腾飞之后，社会结构将随之变迁，这时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出现，社会稳定问题个分突出。当前，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民主法制尚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就业比较困难(每年需解决2000多万人的就业) ，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尚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教育、医疗、住房的发展难以满足人们需要，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等。要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整体设想，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共中央认为，解决当前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06年中共个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社会建设的决定，它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五大任务：(一)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二)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道德风尚。

　 (四)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五)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全社会创造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充实了小康的愿景，展示了10年、20年之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然而，要把这一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还必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不断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3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锐意推行改革，不断求实创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实现了两个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折，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实现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转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大增强国际竞争力。

　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从1978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9万多亿元，年均实际增长约百分之十，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全国人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 71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约5153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3597万。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社会事业和民生事业得到巩固和发展。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此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事业、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等方面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它不仅使13亿中国人过上“小康”生活，也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抓住机遇、勇于变革，应对挑战、奋发有为，中国共产党将以新的光荣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二、九十年的历史启示

　90年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各种困难，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人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中华民族踏上了崎岖不平的复兴之路。

　可以说，在这9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总起来说，就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三件大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90年来中国社会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9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给予当代共产党人深刻启示：

　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个又一个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2．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比较中，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历史表明，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

　3．制定科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全部工作与中国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关平党的生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地研究、提出、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及时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人民愿望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等重大战略思想，等等。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不断实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才能找到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的法宝。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工人罢工血腥的斗争中汲取教训，提出了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主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党又适时地提出建立广泛的爱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主张，实现了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步伐。历史一再证明，团结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5．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把自身的建设确立为“三大法宝”之一，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又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把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总是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总是首先动员和组织党自身的力量，进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夺取胜利。

　9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值得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铭记。

　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中国今后的道路怎样走?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了出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孕育而生。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可以说，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随后不久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从此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198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做了初步概括。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强调实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更加全面。上述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提出，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中央先后出台几个“1号”文件予以肯定，促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营体制在中国农村遍地开花，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提出，要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多次谈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先后作出设立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港口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共中央还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果断地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经过近十年的实践和理论的探索，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三步走战略等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指明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科学轨道。

　正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科学轨道前进之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再次经受着严峻的考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正当中国的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彻底解决了“姓社”、“姓资”这个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1992年中共十四大吸收了南方谈话基本精神，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1 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正式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入党章。邓小平理论完整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又处在一个历史的重大关头。受命于这一艰难时刻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改革不动摇，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头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续前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内容。

　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这1 3年时间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深化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建立一个体制加以保障，这个体制究竟怎么搞，能不能搞成功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回答。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总体规划，提出了基本框架。

　(二)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问题。这一时期，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先后提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概念，作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把坚持按劳分配和按市场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市场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三)在发展问题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依法治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等。

　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党的建设，是摆在这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指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必须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党的建设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涣散问题，提出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从1998年11月，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使全党受到了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

　在世纪之交，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2月，他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讲话，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5月，江泽民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论述了“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高度评价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在经济腾飞之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遇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民主法制尚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就业比较困难，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尚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教育、医疗、住房的发展难以满足人们需要，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等。上述矛盾和问题，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必须有一个更为清晰更为科学的发展思路。2003年春发生在中国的非典疫情，引发了全党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反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3年4月，在广东非典疫情非常严重的艰难时刻，胡锦涛到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广东要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同年10月，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此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6年1口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这个决定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是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战略举措。它大大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2007年6月，中共十七大前夕，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将科学发展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做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篇讲话，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对将近30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新的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的宣言。此后不久，中共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是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的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围绕这一问题，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系统的回答。一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同时，还全面、系统地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二是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三是依据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发展变化，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述一系列科学论断，极大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2)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党执政后，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世纪之交，江泽民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围绕这个目标，江泽民对在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进入21世纪后，面对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围绕这个目标，党中央对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贯穿的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创新理论观点，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3)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解决好发展问题尤为紧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度关注发展问题，提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之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对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 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体系，涵盖党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各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4、你认为中国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

　?进入新世纪，中国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就要义无反顾的走向“世界性的海洋”，就要在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军事战略上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海洋发展战略方面，以开发海洋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为例，中国应尽力加大中、远海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力度，实行先近海后远海的开发战略，除了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之外，还要抓紧对诸如海洋运输、海洋渔业等方面的开发力度，只有“存住自己，分享公有”，才能逐步实现海洋经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当然，在海洋经济开发过程中还要不可避免的遇到应该如何顺利解决海洋争端的问题，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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