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
时间：2020-02-25 07:52:03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
口高宣扬
内容摘要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是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不仅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转折，而且也促进社会的数码化、符号化和虚拟化，直接推动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使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人文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创造本身的内在悖论，为21世纪人类文化重建事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符号论 罗兰·巴特 文风 结构 解构 后现代
作
者 高宣扬，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上海：200240）
今年是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不但法国及国际文学界和艺术评论界，而且几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都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时出版了大量研究罗兰·巴特的著作，以纪念这位曾经为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其40年的写作生涯中，不仅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评论作品，而且还涉及了极其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多学科的学术领域，其作品所探索的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美学、符号论及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罗兰·巴特的学术生涯及其思想理论成果，一方面经历和浓缩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体现出20世纪后80年的法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个人试图超越时空界限，一再进行创新的顽强而卓越的奋斗历程。他凭借个人才华，意欲寻找突破传统文学写作方式的出路，集中探索文字写作的符号学基础，以其独创的符号论，深入作家和思想家的心灵深处，使之与其活生生的文字写作活动连结成一个生命运动，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解构其密码，试图把创作中扭结成一团的思想、情感、想象和符号运动过程，凝结成为赤裸裸的符号结构的转换游戏。
同时，罗兰·巴特又注意到作家创作生命与社会命运的紧密联系，集中向现行语言话语和传统论述体系发出挑战，把人类一切既有的语言结构、形式及制度，把文学、流行文化、艺术、广告及摄影等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各种可能的领域，在符号游戏的运作中加以连贯解码，以便显现符号运动本身的“结码”和“解码”的双向运动的悖论，揭示其中的权力运作逻辑，达到颠覆旧语言体系和创建新文化基础的目的。
符号论是近10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综合性新学科，它的产生及其高节奏的快速变革，是当代西方各国、甚至全球社会及文化整体地朝向数码化、象征化及符号化结构发展的直接结果：反过来，符号论的成长本身以及其接连不断的革新节奏，又促使全球社会和文化进一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把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命运及其前景引向符号游戏的历史格局。这种符号游戏变化越快，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与局部结构的更新就越激烈，社会风险也就越大。与此同时，符号游戏越影响到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命运，其悖论性就越清晰地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可以把文化归结为符号系统不断演变的结果的话，那么，当新世纪所出现的符号与图像、语言、思想及行动的复杂关系有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总体危机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新符号的泛滥及其新功能所引起的无数悖论呢？
在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之际，人们庆幸地发现：罗兰·巴特的符号论，首次使符号论研究走出符号的单纯系统，走出传统符号研究方法论的约束，在符号与人、思想、社会以及文化的广阔而复杂的交错网络中，在符号的上述交错网络的活生生的运动中，全面探索符号与人、社会、文化的多面向的生命运动的结构及其趋势，从而为当代符号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为当代符号、文本、图像、对象及其媒体网络的复杂关系的研究，为当代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文化的性质及其趋势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在神话中发现符号运作的奥秘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早在1940年代初就初见端睨。当时，两种思潮带给他最强烈的影响：存在主义和新尼采主义：前者以萨特为代表，后者以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索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为代表。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是以“干预”为基本口号，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实现改造社会的使命，作家必须通过其写作过程对社会进行“干预”，并使读者脱离异化的约束。而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索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则主张发挥文学家自身的创作欲望，彻底颠覆一切传统规则，特别要摆脱理性和逻辑的限制，以便使文学创作变成为作者自身进行无所顾忌的自我创造活动，以传统社会的各种规则作为主要摧毁目标，在主流文学所着力渲染的领域之外，也就是在所谓的“被诅咒的地带”，即被传统社会和统治阶级所否定和排斥的各种领域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为此，新尼采主义者首先从破坏传统语言结构及其意义参照体系出发，试图在创作中使用传统语言所不承认的“反语言”及“非语言”，把文学创作变成为破坏语言文字和破坏社会体系相结合的革命行动。
罗兰·巴特认为，恰恰在语言书写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语言规则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会受到作者所经历的教育及其生活经验的影响。为此，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面对书写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符号游戏规则的限制及其突破的问题。在这方面，罗兰·巴特超出了萨特和新尼采主义者的文学批评的框架，并把评论的注意力更具体地和更精细地转向文学形式“之外”和“之内”的符号结构中，指向文学的非表面和非固定的创作灵魂及其符号化的创作运动过程。
罗兰·巴特选择书写过程作为解剖作家创作的奥秘的唯一重点领域，还考虑到书写过程也隐含着作家发挥自身创造力的潜在基础。作家不同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地方，就是他们只能单凭“书写”过程才能实现其创作欲望，即他们主要依靠其头脑中的文字游戏及其笔下的书写技巧和风格。
罗兰，巴特的成果，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把握语言这个构成文
口高宣扬
内容摘要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是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不仅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转折，而且也促进社会的数码化、符号化和虚拟化，直接推动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使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人文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创造本身的内在悖论，为21世纪人类文化重建事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符号论 罗兰·巴特 文风 结构 解构 后现代
作
者 高宣扬，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上海：200240）
今年是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不但法国及国际文学界和艺术评论界，而且几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都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时出版了大量研究罗兰·巴特的著作，以纪念这位曾经为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其40年的写作生涯中，不仅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评论作品，而且还涉及了极其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多学科的学术领域，其作品所探索的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美学、符号论及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罗兰·巴特的学术生涯及其思想理论成果，一方面经历和浓缩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体现出20世纪后80年的法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个人试图超越时空界限，一再进行创新的顽强而卓越的奋斗历程。他凭借个人才华，意欲寻找突破传统文学写作方式的出路，集中探索文字写作的符号学基础，以其独创的符号论，深入作家和思想家的心灵深处，使之与其活生生的文字写作活动连结成一个生命运动，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解构其密码，试图把创作中扭结成一团的思想、情感、想象和符号运动过程，凝结成为赤裸裸的符号结构的转换游戏。
同时，罗兰·巴特又注意到作家创作生命与社会命运的紧密联系，集中向现行语言话语和传统论述体系发出挑战，把人类一切既有的语言结构、形式及制度，把文学、流行文化、艺术、广告及摄影等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各种可能的领域，在符号游戏的运作中加以连贯解码，以便显现符号运动本身的“结码”和“解码”的双向运动的悖论，揭示其中的权力运作逻辑，达到颠覆旧语言体系和创建新文化基础的目的。
符号论是近10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综合性新学科，它的产生及其高节奏的快速变革，是当代西方各国、甚至全球社会及文化整体地朝向数码化、象征化及符号化结构发展的直接结果：反过来，符号论的成长本身以及其接连不断的革新节奏，又促使全球社会和文化进一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把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命运及其前景引向符号游戏的历史格局。这种符号游戏变化越快，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与局部结构的更新就越激烈，社会风险也就越大。与此同时，符号游戏越影响到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命运，其悖论性就越清晰地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可以把文化归结为符号系统不断演变的结果的话，那么，当新世纪所出现的符号与图像、语言、思想及行动的复杂关系有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总体危机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新符号的泛滥及其新功能所引起的无数悖论呢？
在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之际，人们庆幸地发现：罗兰·巴特的符号论，首次使符号论研究走出符号的单纯系统，走出传统符号研究方法论的约束，在符号与人、思想、社会以及文化的广阔而复杂的交错网络中，在符号的上述交错网络的活生生的运动中，全面探索符号与人、社会、文化的多面向的生命运动的结构及其趋势，从而为当代符号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为当代符号、文本、图像、对象及其媒体网络的复杂关系的研究，为当代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文化的性质及其趋势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在神话中发现符号运作的奥秘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早在1940年代初就初见端睨。当时，两种思潮带给他最强烈的影响：存在主义和新尼采主义：前者以萨特为代表，后者以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索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为代表。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是以“干预”为基本口号，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实现改造社会的使命，作家必须通过其写作过程对社会进行“干预”，并使读者脱离异化的约束。而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索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则主张发挥文学家自身的创作欲望，彻底颠覆一切传统规则，特别要摆脱理性和逻辑的限制，以便使文学创作变成为作者自身进行无所顾忌的自我创造活动，以传统社会的各种规则作为主要摧毁目标，在主流文学所着力渲染的领域之外，也就是在所谓的“被诅咒的地带”，即被传统社会和统治阶级所否定和排斥的各种领域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为此，新尼采主义者首先从破坏传统语言结构及其意义参照体系出发，试图在创作中使用传统语言所不承认的“反语言”及“非语言”，把文学创作变成为破坏语言文字和破坏社会体系相结合的革命行动。
罗兰·巴特认为，恰恰在语言书写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语言规则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会受到作者所经历的教育及其生活经验的影响。为此，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面对书写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符号游戏规则的限制及其突破的问题。在这方面，罗兰·巴特超出了萨特和新尼采主义者的文学批评的框架，并把评论的注意力更具体地和更精细地转向文学形式“之外”和“之内”的符号结构中，指向文学的非表面和非固定的创作灵魂及其符号化的创作运动过程。
罗兰·巴特选择书写过程作为解剖作家创作的奥秘的唯一重点领域，还考虑到书写过程也隐含着作家发挥自身创造力的潜在基础。作家不同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地方，就是他们只能单凭“书写”过程才能实现其创作欲望，即他们主要依靠其头脑中的文字游戏及其笔下的书写技巧和风格。
罗兰，巴特的成果，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把握语言这个构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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