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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曲靖西门街在哪里 [义乌记忆丨西门街一些重要建筑的解读]

    时间:2018-07-19 19:28:35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天一资源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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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嘉庆《义乌县志》“县治图”中,西门街内有众多的建筑:童大宗祠、旌节牌坊、育婴堂、崇祀坊、童忠义祠(纪念抗倭名将童子明)、大夫第、迎恩门、养济院等;在西门街老人的记忆和现存的建筑中,还有会魁第、绳武堂、还金堂、六横堂、戚宅里、城隍庙等;还有近代名人故居,如辛亥革命者童必挥故居等;还有近代义乌工商业的雏形如童慎记印刷厂、义乌工商业资本龚聚源等等。这些古建古迹,涉及义乌古代的政治、科举、经济、军事、商业、民政、信仰、民俗等,可以说是义乌明清时代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社会百态的一个缩影。  

    西门街从清末开始,日渐衰落。20世纪后期开始,甚至有些衰败。但因为是民居群,一直保持着一定的人气。  

    下面我们分项对一些重要的建筑进行解读,供城市规划者参考。  

    迎恩门  

    迎恩门,是义乌古代城区西边的一道城门。  

    它为什么叫“迎恩门”?据崇祯《义乌县志》记载,“国有诏书至,则从此门入,题其外曰迎恩。”皇上的诏旨从义乌江西江桥码头登岸后,从这个城门进入义乌,所以取名为“迎恩门”,迎接皇恩浩荡之意。  

    其实,迎恩门之前,还有渌波、金华等其他的一些名字。  

    明万历《义乌县志》“城池”记载:“……自秦历经千余年,故址遗砾,漫无稽考。有城守之名,而无雉堞之迹。”“旧设四门,东曰东阳,西曰金华,南曰绣川,北曰会稽。宋大观三年,知县徐秉哲重建。开庆元年,知县赵必升重修,门各有亭。东曰迎春,北曰迎轺,西曰渌波,寻废。元至正十三年,达鲁花赤(作者注:元朝县一级最高行政长官)亦璘真创金华门楼。国朝嘉靖五年,知县林文焯重建四门。十九年,知县张拱北重修朝阳门。三十四年,知县曹司贤始用石筑为门楼,颇如城门之制,便于守望。东曰朝阳,东北更创一门,曰金麟,南曰南薰,西曰迎恩,西北曰湖清。又复设二门于东北,曰槐花。崇祯戊寅,知县熊人霖肇造七门敌楼:东曰朝阳,东北曰金麟(今改为卿云门),南曰南薰(今改为文明门),西曰迎恩,西北曰湖清。又东北二门曰槐花(今一改为拱辰门,一改为通惠门)。”  

    民国时期仅存朝阳和文明门二门,拱辰门仅存门壁。1949年后,仅存朝阳门。1988年底,朝阳门在县前街改造中被拆除。  

    这一大段文字,基本说明了县城四周城门的沿革情况!  

    有一首诗,是写迎恩门的:越东甲县枕青川,稠岭通源沃野偏。春到山城开汉诏,秋祈社鼓祝公田。即看棠墅卿才见,遥俯潜溪学士传。独愧书生承世赏,催科难答赐餐钱。意思是迎恩门的地位非常特殊,向外一眼望去,风景秀丽,一片沃野;再远处是“卿才发轫坊”、“汪大司马茇税处”、“潜溪宋学士读书处”,人文底蕴深厚;又是迎诏书、祝社稷的地方,地位非常重要。  

    戚宅里和大夫第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义乌赤岸戚氏的子孙戚继光回到了祖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一一义乌,来招收他的“戚家军”了。  

    在义乌招兵期间,戚继光碰到了刚刚从浦江迁回义乌居住的戚希谦(孟满)。戚孟满的祖先也是从义乌赤岸迁出的,到他这一代,因为他的女儿嫁回了义乌(又或者他的妻子是西门人),所以他回到了义乌居住。乔居义乌西门的时候,他碰到了戚继光。“正乔居义乌西门,与之(戚继光)相值,叨在族谊,随安眷属于其家。……千里来归,两相邂逅,备极亲挚。为尽地主之谊,设宴于庭,凉月清风,杯酒联欢,与叙族谊,始知公乔迁定远者已历十有三世矣。公临行,贻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黄金百两,并命建戚氏宗祠。翊年二月,钦敕‘文经武纬’匾额一方,族人引以为荣。”(民国重修《云溪戚氏宗谱·卷一》)  

    记载明确,戚氏宗祠是戚继光捐赠了“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黄金百两”建起来的。  

    “戚宅里”只是一个地名,不是一幢建筑的名字,在西门街77弄一带。戚氏宗祠是否造在这里,目前还没发现资料。后来,这个地方造了“大夫第”,又叫“大厅里”、“景谊堂”,但老百姓还是愿意把它叫为“戚宅里”,顺口。该房子朝南,现残存第一进,有五间房子,通面阔16.9米,深6.5米。边上有戚塘,已被填平,造了房子。传说中的“戚继光在戚塘训练水军”应该是误传。  

    大夫第前面有长方形的魁星塘。老人们回忆,以前是雕花石板护栏,非常精美。塘前面还有一座魁星阁。传说魁星神主宰文章兴衰,西门人重视文才,所以在大夫第的正门偏东,建造了魁星阁,祭拜魁星神。  

    童忠义祠  

    县志载:童忠义祠,祀童子明。旧在西门外胡公庙东。万历戊申(1608)知县朱显文(福建莆田人)建。  

    童子明原是义乌一考吏,别号南川,世居义乌城西。嘉靖四十年(1561),加入了“戚家军”。倭寇进犯台州时,他率部在白水洋、花街、东郭等地,斩敌数百,倭寇闻风而逃,军功卓著。按抚大员奏准皇上提拔为千总。第二年倭寇侵扰福建沿海,兴化等郡县都被攻陷,童子明奉命跟从主帅戚继光,由台州抵达福建,转战沿海,摧锋遏敌,歼灭贼众,捣毁巢穴,倭寇剿平。当时山贼与海寇互相勾结,仙游诸堡难以攻克,童子明奉戚继光命令,回义乌召集义勇,与戚继光的妻弟王将军一起赶去解救仙游。他领队前驱,与贼遇于仙游境内,中贼埋伏。童子明奋勇迎战,冒如雨矢石,杀不出重围,久战力竭,与王将军一起阵亡于虎啸潭。时嘉靖四十三年(1564)正月初二。  

    童子明牺牲后,当时朝廷未曾抚恤他,且尚未有儿子。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二月回师漳州时,请他的母亲立继子荫恤,又给资金殡葬。后朝廷追赠金吾大夫,荫千户,世袭百户。  

    明万历年间,朱显文到义乌任知县。他在老家时,经常遭到倭寇的骚乱,是童子明奋勇杀敌,帮他们清除了倭寇,保卫了家乡,所以他感激不尽,认为是天派他来感恩的。当他把准备立祠纪念童子明的想法提出来后,得到了乡人一致的响应。有个叫童大富的,捐出了西门外的地基,朱显文自己捐出了银子,造了厅堂三间、门阑四间,祭祀童子明。同时又改造了几间房子出租,租银作为童忠义祠的修缮、供祀费用。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地做好这件事。  

    清朝乾隆年间,童忠义祠移到“上市的中心”,与童必大合祀。  

    养济院  

    养济院,就是现代的“收容站”,是我国古代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的场所,与育婴堂、安济坊、居养院等一样,都是古代的福利慈善机构。西门街养济院在111号。  

    明朝洪武年间(1368),知县张永诚按照上级的规定,建成养济院。不久以后废弃。正统年间,县丞刘杰打报告,两年后(1440)知县刘同在原址重新造了养济院。以后,几任知县都进行了重修。当时,有正屋3间、侧屋各5间、门屋1间。万历二十三年,正屋倒塌,知县周士英命人重修。崇祯十二年,知县熊人霖自己捐出了银子,重修房屋22间。  

    清朝嘉庆年间,共收养有孤贫人员50名。每人每年供给布花柴米银6钱,口粮三两六钱。乾隆年间,最多时收养有孤贫者57人。1912年停办,无家可归的乞丐改由城隍庙旁边的栖留所收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些房子由曲艺家协会使用。  

    育婴堂  

    育婴堂在西门外童宅山边(原西门街58号,已拆)。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创建,后废弃。光绪二十二年(1896),选择在西门木牌楼造房子。9间,厨房1间,又后屋基7间。有爱心人士捐的田100余亩,收入为养育之费。  

    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而且弃婴主要是女婴。这里面说起来有个悲惨的情节。  

    嘉庆《义乌县志》里面有一篇“育婴堂记”,是雍正时知县韩慧基写的,记载了为什么要开设育婴堂:“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况人尤血气心知之最灵者,而有无不忍人之心者乎!自薄俗相沿,至亲生子女从而溺之,伤天地之和甚矣!此育婴堂所为设也。顾育之云者,有所以育之者也;无所以育之,犹虚设耳。义邑育婴堂创于康熙四十六年,邑侯孙公树建(作者注:知县孙树劝捐田而设)。时尚乏资斧,贡生黄之琦等各捐田亩,岁储所入为养育之费,历今二十余年,受惠者多,是岂矜功耀德好为名而然哉?惟仁心为质故也。诚使后之人皆有是心,则残忍之风不患不除,而所利济者溥矣!试以视夫世之奉佛斋僧求福田利益者,相去何如也?是为记。”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古代,受封建传统养老思想影响,“溺婴”现象比较严重,认为生女孩是最亏本的。所谓的“溺婴”,就是把初生的女婴淹死。“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卷第十八》)。有的亲生父母亲自动手,虽不忍心,还是“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苏东坡全集·卷三十》)有的则请人代劳。我们小时候也听说过女婴在尿桶中被淹的悲惨新闻。  

    所以,社会稍进步以后,有识之士认为这种做法实在伤天害理,你就是丢了也比溺死要强一些,于是倡导开设育婴堂。有识之士、爱心人士捐田亩、捐钱粮,支持育婴堂能一直地办下去。  光绪时知县周翔麟看到民众可怜,收养的弃婴日益增多,实在不忍心,于是把它纳入了县财政补助体系,并希望后来的官员能延续做好,并做好劝善的工作。  

    1938年旧育婴堂和贫民习艺所改组为救济院,当时是全县唯一的救济福利事业机构。1940年停办。该址后改为印刷厂。  

    会魁第  

    传说明朝有一书生,在会试中夺魁,还未被点为状元,即英年早逝,于是把他住过的宅第改为“会魁第”。  

    隋朝以后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的科举制度沿用了1300多年。义乌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考中进士的有203名。唐朝的楼颖是义乌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宋朝,是义乌科举考试高峰期,在203名进士中,宋朝有132人!占了一半还要多。赤岸姓杨的家族一门竟然有18人中了进士(外加4位特奏名进士)!华溪虞氏中进士在宋朝有5人,在明朝则达到极盛,为14人;宋朝,义乌还出了一个状元王龙泽、一个榜眼朱质、一个省元徐邦宪;明代吴百朋、清代朱之锡等都是进士出身,等等。他们是构筑义乌传统文化的骨干,是义乌人的骄傲,我们理应记住他们。  

    还金堂  

    戚宅里大夫第后面有一座明朝的建筑,叫后堂屋,后改为还金堂。为什么要改为还金堂呢?  

    嘉庆《义乌县志》“实行”条目下,记载了这么一个体现义乌人传统美德的故事。  

    明代,西门有一个人叫陈公昌,一天傍晚从外面回来,路过迎恩门的时候,看见城门左边的石凳上有一只袋子,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袋银子,约有200多两。因为天色已晚,他就把它带回家,嘱咐妻子好好保管,说是老朋友的东西。第二天一早,他拿了这袋银子,到城门口石凳边上去等失主。不久一个公差慌慌张张地跑过来,陈公昌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人说:“我是管钱粮的粮长,昨天解送夏税到金华府去。由于多喝了几杯酒,在这条石凳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公文忘在家里了。心里一着急,马上回家取公文,却不想又把一袋银子给忘在这条石凳上了。回来一看,银子没了。丢了这么多官银,我还活得下去吗?今天上午来碰碰运气,希望有好心人能够送回来。”陈公昌跟他确认了丢失银子的数目,以及袋子的颜色等等细节,确信这银子确实是他丢失的,于是就还给了他。  

    那人一看,封识未动,非常感激。于是取出自己的一些碎银,作为酬谢,陈公昌婉言谢绝。他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城内外,人们纷纷称赞他的义举。  

    陈公昌的六世孙叫陈德教,字宪成,号襟海。因为认真学习,后补为“诸生”(明代称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为诸生)。他为人和善,慷慨大方,经常做一些施舍的好事。邻里、小孩等个个都喜欢他。有一次,他在神庙中捡到了100多两银子,也马上交还给了失主。  

    学使(即学政,督学使者)苏浚表彰他的事迹,送陈家一块“还金世德”的牌匾,作为表彰。还金堂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陈公昌第七代孙子叫陈圣峻,有一次他到吴地(江苏一带)去,也在途中拾到了别人不小心丢失的银子,还给了失主。人们纷纷说,他们是继承了祖宗的优秀美德啊。  

    城隍庙  

    城隍庙,祭祀城隍的地方。起源于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他们认为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或者是管理城市的基层神)。道教把它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保国护邦之神,并管领阴间的亡魂,城隍爷还具有“久旱时降雨,逢涝时放晴”的法力。  

    每个地方都有保护神,“一城一庙一城隍”,南方地区,一般一个县只有一个城隍,义乌却有两个,一个在城区,一个在赤岸的城山。是因为唐朝的时候,赤岸曾经设过华川县,所以义乌有两个城隍庙。  

    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明朝洪武三年的时候,义乌城区的城隍庙在儒学(老义乌中学,现在的第四中学)的右侧。最早祭祀什么神,已经无法考证。唐朝的时候,李阳冰为当涂的城隍,所以推断,义乌的城隍庙是从唐朝开始有的。明朝洪武二年,敕封鉴察司民“显佑伯”为城隍。十七年开始,去封号,直接称义乌县城隍之神。  

    凡是官员初到义乌来任职,必定要先在城隍庙过一夜,祭祀过神后,保佑过风调雨顺后,才可以上任。  

    城隍虽属道教之神,但历代帝王显然看中了城隍对教人向善、打击邪恶、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屡次给以加封。明代,城隍信仰达到鼎盛时期,并令各地城隍庙不得杂祀其他之神。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土地庙里,所以他对土地庙以及土地的“上司”城隍极为崇敬。  

    传说,义乌的城隍神还曾经帮助戚继光击退过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在保卫台州的花街战役中,总领陈大成、丁邦彦率领吴惟忠、王如龙等将领,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阵地战。战后,他们说:“是役也,我乌城隍之神,恍若云端叫号,反风纵火,默成之功懋焉。”于是,事后,戚继光拨款修了城隍庙,在庙前修了钟鼓楼。  

    1949年后,城隍庙一度消失。2000年旧城改造后,人们在西门街重新修了城隍庙,祭祀“显佑伯”,护佑这一方土地和平繁荣昌盛。  

    童必挥故居  

    童必挥(1882-1942),名文奎,字子联,号必挥(庠名壁辉),稠城西门人。光复会员、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党人,曾率部参加光复杭州、南京战役,也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之一。  

    童必挥投身辛亥革命的经历,《义乌县志》、《义乌名人录》、《辛亥革命在浙江》、《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等均有记载。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童必挥逐渐脱离军政开始兴办实业,实施他的实业救国计划。他频繁回到义乌,在双桂弄童大宗祠后花园居住。  

    他曾先后在上海(纱厂)、兰溪(航运)、武义、义乌等地,与胞弟童文星等合作兴办企业,相继出任武义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义乌县电气公司董事长,义乌南华(氟石)公司董事长等。  

    曾是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据点  西门这片土地,与义乌其他地方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饱受日寇的蹂躏和摧残。  

    不少房屋被日机炸毁;高山背曾经盘踞过日军,留下碉堡和铁丝网;日军特务机关“梅机关”设在龚聚源房屋的楼上,楼下是日军特工总部义乌站;还有一所“协和通商”,专门管理掠夺义乌红糖、蜡块等物资的事宜。  

    横街口那座办过印刷厂的四方形楼房(西门街50号)(另还有一处西门街19号,也有一名慰安妇),前后各5间,左右房屋全部朝中央,全封闭,没有天井,中心顶部盖明瓦,雨水下不进。义乌沦陷期间,日军的慰安所“义乌堂”就设在这里(另一处供军官享乐的慰安所“亚细亚亭”在南门街的文昌巷),3处共有朝鲜籍“慰安妇”12人。据金华市档案馆01—2—4档案记载,他们还成立了“鸡林会”,相当于如今的“同乡会”:“本会系由居住在金华地区的半岛(朝鲜)人参加的组织”、“本会本部设在金华,支部设在各地”。西门街因而成了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

    (标题为编者所拟。摘选自作者《义乌西门街 见证岁月曾经的沧桑 细述城市老去的记忆》,原载《义乌商报》2018.7.8)

    作者丨朱庆平

    义乌记忆丨西门街一些重要建筑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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