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散文桐花季节 名家李国文历史散文佳作

　　李国文那些恣肆放言、散淡自在的文字，都是他的“尽意”之作，许多的篇章，气势一直环绕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意之所到，笔力曲折”。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名家李国文历史散文佳作，供大家欣赏。

　　名家李国文历史散文佳作：诸葛亮难辞蜀亡咎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

　　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名家李国文历史散文佳作：吴大帝的晚年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洽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动乱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残酷，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方能定局。

　　“及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这个评语正是说明了孙权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明过的吴大帝，也摆脱不了自古以来的“老年领袖病”，逐渐走向他辉煌的反面。宠信非人，流放良臣，后宫纷争，嫡庶疑贰，所有他在清醒时决不干的事，现在干得比谁都厉害。用吕壹则排陷无辜，信陆逊却受谗而死，疑诸葛恪而又使其总揽一切，立后立子以致播乱宫廷，遗患不已。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政治的必然现象，在吴国都出现了。

　　孙权自公元229年即皇帝位后，迁都建业;公元230年，不听谏阻，派甲士万人渡海，求夷州、澶州不毛之岛，追求功业，公元233年与辽东公孙渊通好，企图联盟反魏，结果事与愿违。然后，又不顾国力，频繁向魏发起进攻。从这时起，都在表明他由清醒走向昏聩，由振作走向没落，由建设这个政权走向毁灭这个政权，在中国皇权政治中，除极个别的高龄皇帝外，大多数都难逃脱愈老迈愈昏庸，愈糊涂愈祸国殃民的必然规律。

　　由于魏，蜀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江东暂处局外，又加之有长江天险，和陆逊等将帅主军，孙权得以偏安一隅。于是，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矛盾虽然暴露，但不至于酿成灭国之祸，等到他死后，内乱一起，自然是国无宁日了。宗室孙峻是在孙权死前力保诸葛恪上台的干将，等到诸葛恪权重倾主，也危害到他利益的时候，他又支持孙亮把这个诸葛恪，于召见时杀掉。一番血腥味尚未消除，孙峻死后，他弟弟孙开始专权，孙亮亲政以后，受不了这个孙，要除掉这位重臣，事泄，他也被废了。随后，孙休接位，不久，这位吴主又演出杀诸葛恪那一幕戏，把孙干掉了。诸如此类的宫廷之乱，都是孙权埋下的祸根。在三国中，宫廷内部的血腥屠杀记录，吴国堪称冠军，这绝不是“碧眼儿”盛时所能逆料的。

　　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鸡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名家李国文历史散文佳作：桓大将军发脾气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

　　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操皮肉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淫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射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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