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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散文随笔推荐_李国文精美散文随笔推荐

    时间:2019-02-05 00:18:53 来源:天一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天一资源网手机站

      李国文对散文是有自觉的认识的,尤其是他的“‘散’是一种神态”的表述,令人回味不已。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李国文精美散文随笔,供大家欣赏。

    李国文精美散文随笔推荐

      李国文精美散文随笔推荐:话说曹操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而且在排行榜里,应该在前几名,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这样的评价,不算过分。如果按作品数量论,冠军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

      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下来。

      曹孟德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千古传唱,弦诵不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独将曹操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曹操,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

      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来中原,曹操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对照十年浩劫期间,珍贵书籍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曹操的举动,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红卫兵,无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一九六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我想我会投曹操一票,他是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操派手下人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汉末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或放逐,或镇压,或永不叙用,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心灵不解放,文学之鸟是飞翔不起来的。

      曹丕《与吴歌令吴质书》里,具体地描写了他们的一次出游,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尽,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这种文友间的平等来往,证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为五官将的曹丕,那时正如日中天,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这样不摆架子,与一个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时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国志》称他“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裴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看来,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也是具有浪漫潜质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回忆他和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

      这位后来在《三国演义》里被当作乔国老的老先生,能跟曹操开这样的玩笑:你要是经过我的坟墓前,不下车好好祭奠我的话,走不出三步路,我就让你肚子疼,你可别怪罪我。说明曹操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但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和威胁,也还是能够欣赏这种文人的幽默感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作为文学家,不愧为一把好手;但是,曹操作为政治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凡碰了他这根政治神经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他是一点也不客气的。

      文学的每一步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越过政治雷池,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还有一个刘桢,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改的。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第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馊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曹操,不论在文学上,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的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我想,这是对曹操最有见地的一个评价了。

      李国文精美散文随笔推荐:穿上龙袍的丑角

      在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诸侯之间,有一条禁忌,虽然谁都觊觎皇帝这个称号,可谁也不敢公然犯规,尝试一下做皇帝的滋味。只有这个袁术,染指了一下,当了几天皇帝,谁知犯下致命的错误,结果失败得最惨。这也是所有那些一叶障目,利令智昏,而且自以为是的人物,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

      误的决策,而以失败告终的不足为奇的例子。

      当时,那些军阀心里都明白,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皇帝。势力强大如曹操者,而且已经挟天子从洛阳到了许都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也不敢生这个替而代之的念头。孙权有一次上表,建议他干脆称帝算了。他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烤呢!所以他一生未曾染指帝座。直到他儿子曹丕,才把献帝废掉。

      蠢货袁术,因为得了孙坚质押的玉玺,就如俗话讲的,开始头脑膨胀,发起高烧来了,蠢人之所以蠢,就在于他不觉得自己蠢。于是,糊涂加上野心的驱使,就在淮南建立袁记小朝廷了。称帝建号,立子封妃,龙车凤辇,祀南北郊,那些拙劣的表演,令人作呕,也招天下人恨。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僭称帝号,但他一心想当皇帝,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已经失去最后一点自知之明。这也是名人很容易犯的自负悲剧,脑细胞退化,对新鲜事物失敏,可自我感觉仍然可怕地良好,加之不甘寂寞,便有种种失态的举止,发霉的语言,横生事端,倒行逆施,终于不可逆转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你当什么不好,偏要当皇帝,俗话叫“作死”或者“找死”者,即是此意了。

      如果说,一个人希望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也就是存有非分之想的话,叫做野心,那么无妨认为这种野心是人皆有之的了。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若是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只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想其他,像工蚁工蜂那样,捧着多大的碗,吃多少的饭,在这样毫无竞争,没有比赛,不求长短,无所角逐的世界里,还有什么进步可言?任何不安于分的想法、做法,在自己是追求,是理想,是奋斗目标,而在别的利害相关的人眼里,很可能被视作野心的。

      所以,野心不可怕,而是在于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不择手段,狂妄愚蠢,便只有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了。若是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如同失控的汽车,在下坡路上滑行,最后除车毁人亡一途,焉有他哉?懂得节制,掌握分寸,步步为营,进退有度,那就是谁也莫奈你何的另外一回事了。曹操未必不想当皇帝,刘备亦如此,孙策、孙权,概不例外。他们的野心比袁术更甚,只不过能够通达识时,知己知彼,不轻举妄动罢了。

      因为汉献帝是一张牌,谁抓在手里,就可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但谁要自己称帝,就等于竖一个靶子,让众人当目标瞄准射击了。所以,袁术的下场,并不比乃兄袁绍更好些,这一对四世三公的**,是《三国演义》这部书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丑角。袁术一出场,是以断孙文台的粮草开始,最后,他没想到,自己也死于断粮断水之中。

      这自然是活该的报应了。

      袁术和袁绍,可称为一对难兄难弟,而术比起绍,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这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争霸战中,不堪一击的袁术,第一,输得很快;第二,输得很惨。看起来,名门之后,只是牌子响亮,不动正格的话,端起个架子,还可以唬一唬人,真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候,就要大出洋相了。后将军南阳太守袁公路,在各路诸侯的争斗中,表现得最为草包。要是在京剧舞台上,他的鼻子大概应该抹一块白粉的。

      袁术据寿春时,户口数百万,本可以干一番事业。可他“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与其兄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僭号称帝以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罗,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陈寿:《三国志》)。

      《资治通鉴》说:“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对这两兄弟,尤其是后一位,对于百姓的摧残,是不以为然的。

      每个时代,在其风起云涌,变幻莫测之际,总有一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野心家、失意政客、无耻文人,和一些压根儿就是低能儿、白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痞子之类,因缘际会,于潮流中被推到了峰顶,居然人模狗样地也神气起来。所谓“沐猴而冠”,就指的是这些一下子站在舞台脚灯前的新贵们。

      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误会了。

      有的人连句整话也说不好,智商甚低,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有的人做一名衙役,鸣锣开道,也许称职,却位居三司,封疆一方,吆五喝六。还有的,灾荒之年,让没粮吃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的白痴,居然做了皇帝。因此,在这些昏庸之辈的统治下,可想而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好日子了。

      但是也别小看袁术之类,干正经事绝对没有能耐,搞个鬼,捣个乱,下个绊,背后捅谁一刀,却是十分在行。讨伐董卓的联军司令部组成以后,袁绍推荐他负责后勤保障,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先头部队的粮草,结果弄得孙坚大败而归,差点丢了脑袋。第二件事,华雄搦战,关羽请缨时,他听说只不过一个马弓手,马上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所谓好事不成,坏事做绝,就是这类人的基本德性。国家有这种人,那就是“庆父不死”的局面,社会有这种人,休想有安定平和的日子,一个单位,一个团体,有这种人,那必然是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但要让他真刀真枪上阵的话,那可就洋相百出了。

      就看他和吕布交手出场的样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那阵势,完全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觉得他这身打扮好笑,讽刺为“形容呆腔甚好”。刀吊在手腕上,是武器还是装饰?这不三不四的样子,当然只有挨打的份。结果,战不三合,术军大乱,中途又碰上了关羽,只好败退回淮南去了。

      自古至今,越是这种狗屁不是的家伙,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机,还越是容易得意。正因为汉末大乱,袁术所以才能够牧领一方,称王称霸。但这类货色的通病,就是缺乏自知之明,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以为手里有孙策抵押的传国玉玺,便是九五之尊了,而且三宫六院像煞有介事地立了个小朝廷,这玩笑不免开得太过分了。

      然而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了高位,最容易利令智昏,忘乎所以。除了吕布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相信袁术会成为天子,还把女儿许嫁给他的儿子,攀个儿女亲家外,无人不认为袁术称帝之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董卓权倾一朝,也只敢自封相国,曹操位极人臣,一辈子也没奢望做皇帝。袁术充其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角色,赖祖宗余荫的世家子弟罢了。曹操对他的评价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一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死尸一样的人,竟过了几天自封的皇帝瘾,可见其头脑膨胀到何等地步!

      也就两年不到光景,袁术终于混不下去了,只好把玉玺和帝号送给他那位宝贝老兄袁绍。曹操哪里肯放过他,派刘备、朱灵围堵追击,最后弹尽粮绝,只剩下千把人,坐以待毙。“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余而死。”

      这些趁历史留下的短暂缝隙,突然挤出来头角峥嵘的人,以草包起,以草包终,除了为后世增添笑柄外,还能留下什么呢?

      李国文精美散文随笔推荐:谁叫你不长胡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里,宦官从来是扮演不光彩角色的。

      曹操的父亲曹嵩,曾经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还在袁绍幕下的时候,为袁起草的一篇讨伐他的檄文,就揭了他的这个老底,说他是“赘阉遗丑”。因为中常侍虽是皇帝贴身的近侍,十分宠幸,地位很高,但只要是太监,那男性生殖机能就必须阉掉,非男非女,不能人伦,为世人所不齿。所以,

      陈琳才这样羞辱曹操的。

      在宫廷里面,凡男性,上到近侍,下到烧饭挑水的工役,无一不是太监。由于他们太靠近皇帝的缘故,最起码也要争取做皇帝的耳目、心腹、鹰犬、爪牙。更有为一点的,不但能影响国策,左右大政,甚至还能挟持皇帝,为所欲为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几十个皇帝中间,英明者少,昏庸者多;才智者少,暴虐者多;正派者少,荒淫者多;有为者少,嬉乱者多。这样,太监就成为那些昏君暴君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得力帮凶。

      汉末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涓结党,把握宫闱阻塞贤路秽乱朝政的结果。《三国演义》的第二回,就有“何国舅谋诛宦竖”的情节。而这个屠夫出身的何进,也不过沾他妹妹的光,得权重任。他与十常侍的矛盾,狗咬狗,一嘴毛,都想独吞最高利益,实际还是后宫的权力之争。

      但何进掌握兵权,这些太监们很忌讳他,设了一计,把他诓进宫内。这个武夫也太自信了,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长乐宫,结果被砍成两段。何的部属袁绍、袁术在青琐门外等候,忽见何进的脑袋从宫墙里扔出来,遂引兵进入内廷,大肆屠杀。凡阉官,不论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要杀,统统地杀,要整,统统地整,非无一幸免不可,这才罢手,而且,从来不怕矫枉过正的。这种极端的结果,到了后来,便必然是冤假错案,是随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但在汉末,对不起,杀也就杀了。太监是无须,但不等于无须者都是太监,这本是正常之理,完全应区别对待。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挺爱绝对化的,既然太监无须,那么无须者则皆是太监无疑。如果有人跳出来申辩,本人并非太监,也要砍头的。哪怕明知砍错了,也不会认错的。袁氏两兄弟肯定振振有词地反问:“谁让你不长胡子呢?”

      虽然这一朝的太监被杀得干干净净,但不等于从此就断了太监的根。只要有皇帝,就必然还会有太监。只要有太监,宫廷里秽乱现象,便仍会层出不穷地发生。因为,凡割掉了“那话儿”的人,不男不女,不阴不阳,必定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由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全部地歇斯底里,就表现在对于所有正常人的仇恨上。有些嬖幸的近侍宠臣,虽然“那话儿”还在,可能由于和这班阉人接触太多的缘故,也会熏染出可怕的太监心理的。

      在中国历史上,妇人干政,弄臣作乱,阉竖擅权,指鹿为马的丑恶政治现象,从来没有绝迹,时不时地,看到这种历史沉渣的泛起。大凡只要有家长式的封建统治,和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以及对权力的无法监督与制约,这种太监或类似太监的近幸,窃得最高权力的现象,便不会绝迹。

      因此,心术不正的人,心理状态不健全的人,或压根儿就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变态症患者,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旦染指权力,便会恶性膨胀。在历史上,帝王,后妃,弄臣,太监之间的宫闱斗争,是帝国最高统治层面中,最见不得天日的藏污纳垢的所在。由于一些性苦闷和性变态的女人,和一群无性能力却有性虐待狂的奴才的深深卷入,互相争宠,彼此倾轧,煽动仇恨,疯狂报复,所达到的残忍程度,罔顾人性,恨不能食肉寝皮,生吞活剥。这种无声的罪恶,恐怕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记录了。

      《三国志》评吕布说:“有狮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从历史的角度,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罗贯中笔下的吕布,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就不仅仅是个褒贬,也不必存在褒贬的问题了。因为读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只有信与不信的两种选择。而对于文学人物,经读者的再创造,便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见解,绝非简单的褒和贬可以概括的。每个读者眼中的文学人物,都盖有读者本人的印记。

      所以,古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以后,不大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读者自己脑海里的人物形象,和银幕屏幕上的编导所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差距的缘故。

      吕布在历史中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然而在文学中,在读者头脑中,却又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人物。这也许是文学的力量吧?在所有吕布戏中,那白铠白袍的小生一出场,甚至成了后世无数观众心目中的英武潇洒的明星。所以说,吕布是这部小说起首部分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

      为什么吕布能得到读者的这份宽宥呢?

      第一,他骁勇善战,几乎无人能打败他;第二,他和貂蝉,英雄美人,而且还是一个至死不渝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第三,无论如何,是他杀掉了恶贯满盈的董卓,为民除害;第四,辕门射戟,是吕布一生中的峰巅之作,救了刘备一命。包括他不杀刘备家小,包括他怜妻惜女,都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是太坏的一面。

      加之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极易上当,陈登几句话一说,主意就变了。甚至为曹操把他视作“饥则为用,饱则荡去”的鹰犬,沾沾自喜。大概中国人害怕莫测高深,就比较喜欢这个单线条的吕布了。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记述了他辕门射戟的过程,这是正史,而非演义。由此可见他不是一个毫无心术的人,也会用计的。而此计之荒诞,很带有吕布的性格色彩,以一箭而定和战,旷古未闻,而此儿戏一般的主意,居然成功,说明吕布是有把握为刘备解除厄难的。但想不到刘备在白门楼上,“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一句话,却断送了吕布的命。

      按老百姓的看法,刘备就很不够意思的了。他临死前目视刘备曰:“是儿最无信者!”“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这番斥责在读者心里,便把两人的分量称出来了。

      其实,从去除眼前的劲敌看,借刀杀人,提醒曹操记取丁原、董卓的教训,这句话够毒的,也起到作用。但从长远的战略目标看,让曹操养虎遗患,对刘备可能更有利些。可见这一时期的刘备,还不是十分地具有雄图大略,远见卓识。给吕布留一条命,将来倒霉麻烦的,必是曹而不是刘,何必劝曹杀吕呢?太短见了。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甘心居下的心态。说明刘备固有知曹的一面,也有畏曹的一面,更有不敢与曹角力的一面。

      同样,那个陈宫也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因为捉放曹后,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说了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便对曹操恨之入骨,毫无圆通的可能。若是能够从长计议,权且劝吕布献城,难保曹操将来,不会成为董卓第二?因为对吕布来讲,背叛主子不过举手之劳,一点也不难的。如果那样,汉末的争霸局面,则未可预料了。

      所以在读者印象里,吕布对于刘备,对于陈宫,并不太欠什么的,但确实是这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因此,后世人对这位白衣白甲,手持方天画戟的将军,多一点同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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